语文:人话·人性·人文

荷兰童话《小约翰》里，小约翰听到两种菌类在争论，他从旁说了一句：“你们俩都是有毒的。”菌们便惊喊道：“你是人吗？这是人话啊！”鲁迅先生评论说：“从菌类的立场看起来，的确应该惊喊的。人类因为要吃它们，才首先注意于有毒或无毒，但在菌们自己，这却完全没有关系，完全不成问题。”

语文，无论口头之语，还是书面之文，都是人之所言，说的是人话，讲给人听，或给人看。语文，首先要有人的立场。语文教学是教师与学生的对话，是人与人情感的交流、思想的切磋。这种对话、交流与切磋须凭借语言，语言越准确生动，越能吸引人、打动人，越能起到交流、切磋的效果。语文无疑是人的工具，服务于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日常生活和工作的需要，也为生命成长的精神需要，必须培养学生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这是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语言是人类的文化创造，语文学科是使人格完善、人性美好的人文学科。人类的话语区别于菌类的话语，全在人性之有无，而非语言运用水平之高下。语文教学必须聚焦于人。

语文教学如果偏执于工具性，形式化地聚焦于“语用”，就可能南辕北撤、适得其反。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抽掉思想性，便无所谓语言；抽掉人性，语言便不复有任何价值。语言运用的水平，紧紧地关联着人的思想水平与情感的丰富性。语文教学不能导向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文字游戏。语文并非纯粹的交际工具，它有美育的使命，有着更新人们感性经验和情感世界的意义。

博尔赫斯的小说文本晦涩难解，但他文学批评的文字平易从容，表述精准、简约，显示出如秋夜星空般的清朗宁静和深邃、冬日暖阳般的温情和宽容气度。他评价罗曼・罗兰：“他的优点，道义上的多于文学上的，用他爱听的几个词汇之一来说，就是‘泛人道主义’的多于句法上的。”对罗兰的艺术成就不无微词，却又委婉表达了对作品人道精神的称赞。这是语言的艺术，取决于他艺术的眼光和思想的高度。

语言是人情、人性的自然流露。儿童的语言习得和语文学习，要从说真话开始。语文教学大可不必处处标榜伟大和高贵，事事扯上服务与奉献，刻意地挂上各种招牌，如鲁迅先生所讽刺的，吃西瓜也念念不忘国家领土被分割。海德格尔说：“词语破碎之处无物存在。”语文教学要扣住语言，要突出对语言的品味，加强语言的训练，着眼对特定语境中词汇、句式的理解。非如此不能读懂文本，非如此不能掌握语言，非如此不能达到心灵的沟通――作者包含其间的言外之意与题外之旨。

1978年3月，杨绛饱含心血的译作、72万字的《堂吉诃德》出版，这是直接从西班牙文译为中文的第一个版本，人们排着长队，将首印的10万册抢购一空。《堂吉诃德》为杨绛带来了极高的社会声誉。西班牙授予她“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国内学界对她更是好评如潮。然而，却有一位年轻的翻译工作者，对照着词典说杨绛的翻译多有不当之处，自称能比杨绛译得准确。

语言不仅有规范性的工具之“用”，更有独创性的人文之“思”。翻译并非不同语言之间的简单转换，更不是词典条文的忠实诠释，而是以诗意的形式建立一个人性的世界。高明的文学翻译是使死亡的语言复活，使凝固的概念燃烧，从而以独特的心智去寻觅存在的意义，并将沉沦的人性唤醒。海德格尔认为，语言必须超越一切规范，才能回归“思”的本质。这是语言魅力之所在，当然也是语文教学价值之所在。

借名人以炒作，激起了人们共同的愤怒。而杨绛只是云淡风轻地说：“他译得比我好。我老了，不能拜他为师了。”这种淡泊、泰然、优雅的语言，显然是精神的境界而非仅是说话的艺术了。可见，对一种语言的把握，须先有人文的情怀，才能有“语用”的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