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审判流程管理中的几个问题

摘　要　审判流程管理是对案件在人民法院的流转过程各个环节进行监控的审判管理权运行模式。本文着重分析立案、分案、法官职业化在审判流程管理模式变迁中的完善，并间或探讨实质法治下受案范围的扩大和法官的作用。

关键词　审判流程管理　立案　分案　法官职业化

中图分类号：D926.2 文献标识码：A

1 审判流程管理的模式

对于审判流程管理的具体内容，学界及实务界观点不一。有学者认为，审判流程管理包括对立案、送达、排期、审判、执行、归档等环节的管理；有学者认为，除此之外还包括审前准备、开庭等事项；许多法院也曾满怀激情地试行“一步到庭”、“直接开庭”改革。①上述做法都是人民法院在实践中的积极探索或经验总结，但这种阶段划分亦不甚科学。笔者认为，审判流程管理应包括立案、分案、审前准备、开庭审理、送达、归档和监督等阶段。目前，审判流程管理视域中对案件的监督主要是审限监督，而监督不应限于审限，应实现整个诉讼过程的跟踪管理与监督。

那么，审判流程管理应由哪个部门负责呢？在推行审判流程管理改革前，我国各地法院实行由各审判业务庭自行负责案件诉讼程序管理的模式，此为传统模式。此模式下，每个审判业务庭就是一个“小法院”，都拥有自己的法官、书记员、法警和司机等“大审判”队伍。案件从立案到开庭审理，到最后的执行，基本由审判业务庭统包统揽。由于缺少对审判程序进行统一管理的部门，法官对个案的审判进程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审判管理工作事实上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状态。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及社会各种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社会各界对司法公正与效率的要求越来越高。从1996年全国法院立案工作座谈会起，立案庭除了负责统一立案外，还负责排定案件、审前准备、审限跟踪等审判管理性职能，负责对审判活动各个环节实施全方位组织、协调、监督与控制。至此，法院审判流程管理开始呈现一种全新模式—大立案模式。②

然而大立案模式中排期机械、庭审法官从审前准备完全隔离、案件重复开庭多、案件流转繁琐、工作互相扯皮等缺陷逐渐暴露。一些法院开始了对“大立案”模式的改革，即审前准备工作不由立案庭统一承担，而是纳入到相应审判业务庭，置于庭审法官的直接指挥之下。与大立案模式相比，立案庭所承担的工作职责大为缩减，称为小立案模式。

笔者赞同“小立案”的模式，由立案庭进行立案、分案，由在法官指导下的法官助理完成审前准备等辅助工作。不容忽视的一点是，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影响了人民法院的审判管理工作。以天津市为例，所有法院审理的案件统一录入计算机网络审判流程管理系统，案件处理的每一步都要录入系统，由系统自动计算审限，如果申请延迟、管辖权异议录入后审限就能中止，系统自动完成审限管理。也就意味着，现在立案庭的审限监督功能也被现代化电子系统“减负”，人民法院的审判流程管理正趋于数字化、科技化。但是数字化并不能取代审判流程管理的全部内容，它只是节省了审限管理的人力物力，是推动人民法院审判流程管理规范、效率、公开进行的有力因素之一，其他的审判流程管理工作仍需要由立案庭负责。

2 立案——兼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由立案庭负责审判流程管理意味着原本处于“弱势”地位的立案庭除了原来审查立案、接待等职责还要负责审判流程管理工作。③由此，导致了目前立案庭的“怪现象”：一是，立案庭对收入的案件按照案件性质进行分类后，对各类案件进行编号，然后随机将案件分配给法官。笔者在T市B区法院了解到，立案庭对行政案件进行编号后即进行分配，如B行初100-107号案件分给X法官；108-114号案件分给Y法官，以后的事项均由法官自己负责。此处，立案庭不分案件繁简、不论法官能力与专长，只管把收入的案件分发下去，有点像以前医院的门诊，挂号时医院还要问患者自己患了什么病。另一种现象是，由立案庭负责从立案、分案排期、庭前调解、证据交换等庭前准备活动一直到案件质量评查等，甚至还包括与审判流程管理毫不相干的车辆管理、文书校对等都要负责。什么都管的结果就是什么也管不了也管不好，目前我国审判流程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这两种现象中可见一斑。立案作为审判活动的源头，其重要性自不言待，而审判流程管理改革赋予立案庭的新“地位”正在挑战着其传统职能，“立审分离”对传统模式下的立案审查的“矫正”似乎也影响着我国审判制度的发展。

以行政诉讼为例，哪些行政活动应当由法院审查，哪些不能被审查是非常复杂的问题。虽然《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对条件作了明确规定，《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对受案范围采取列举式和概括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规定的同时，还概括地规定了“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行为也属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98条”）第一条对受案范围表述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从《行政诉讼法》的具体行政行为扩大到“98条”列举的行政行为。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理论研究的深入以及译介外国理论的成熟，一些“新类型案件”挑战着原有的立案标准。对于形式法治主义下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案件能否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法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法官是否受理一个“新类型案件”不是他们的个人信念所能完全决定，而且往往取决于特定的情势。一些“新类型案件”的主审法官的勇气、见识、知识结构促成了案件的受理。如果，立案庭只是做形式审查，每一次的立案审查都将主审法官“分离”出去，“新类型案件”这个词也会慢慢消失在公众的视线之中。当然，笔者也决不赞同法官参与所有案件的立案，那样将倒回传统模式，只是想说明在应对社会发展、面对新的利益诉求过程中，审判业务法官的作用不容忽视。此时，法官不是代表着一个个体，他们的个体行动意味着“在形式法治的冰河下，涌动着司法能动主义的暗流。”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