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企业治理比较

委托理论（principle-agent theory)为如何提高人的信任度从而实现费用最小化， 提供了一个较为合理的解决方案。然而，如果我们想把委托理论应用于董事会的管理，实现股东对董事会充分信赖和费用最小化，还有一系列的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如何将委托理论扩展到董事会的管理中，是企业治理理论所研究的核心问题。这里比较中英两国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异同：所有制结构，董事会的组成和责任制，董事会监督，资本市场对董事会的控制功能。

实现公司及其所有者的利益最大化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就是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法律从根本上定义了公司内各部分的责任并保障这些责任的执行。好的法律才能保障高效的公司治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个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法律体系相对健全。在西方国家里，公司治理的实施建立在一套相对完善的法律系统之上。那么，西方企业治理的实践是否对法律体系不那么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同样起作用？一些学者曾提出，西方基于法律的企业治理机制可能无法帮助尚处在转型期中的发展中国家；而基于行政管理的企业治理结合一定程度的政府介入可以保障发展中国家企业治理的效率。例如中国和俄罗斯的股票交易市场正是采用类似的方法进行管理的。

所有制结构的区别

在英国公司董事会里，非执行董事的比例稳步上升，从1991年的34％上升到2001年的49％。另外，大部分英国公司被金融机构投资者所拥有，他们大概占平均股份的15％，同时政府拥有最少的股份，大概占1％。其次，60％以上的英国公司不是被一个单一的大股东（占20％以上的股东）所有。相反，公司趋向于将所有权赋予更多股东。公司治理的控制权分散在众多股东情况下，单一大股东无法以其自身的力量对公司运营施加决定性的影响。这样的企业更容易被理性的“管理”所控制。英国企业的所有制结构显示：当法律体系相对完善的时候，“管理占统治地位”的企业治理类型是可行的，也是普遍的。

与英国企业相比，中国企业的所有制类型就大不一样。因为中国的经济处于转型期，同时中国的法律体系相对并不完善。研究表明，在所有中国挂牌上市的公司中，81％的企业实质是国家所有，国家平均持有这些企业48％的股份。这种集中所有制结构同样表现在上市的中国私营企业中，大股东平均持有它们36％的股份。同时，一个国家所有制管理结构（国家管制金字塔）被广泛应用在挂牌公司中：国家雇用一个中间的企业机构作为它的委托来管理下游公司。这就造成了资金流向与企业控制权的分离现象。英国企业和中国企业的对比引发了一个问题：一个完善的法律系统是否影响所有制和企业治理的安排？可否认为股东占统治地位的公司治理制度对于法律制度不完善的经济体制更加适用？

企业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以及“国家管制金字塔”在中国的引入是为了服务于国家管理大企业的利益。这将不可避免的发展成资金流向与控制权的冲突。一些学者研究了来自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韩国、台湾和泰国的1400家企业以研究企业运营与企业所有制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资金流向与控制权分离得越远，公司就倾向于举债运营。这是因为有控制权的股东不愿通过发行新股来集资，以免失去他们的控制权。进而，这种冒险趋向降低了一个企业的价值。资金流向与控制权的冲突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样在英国企业中体现出来。这就显示出，无论一国的法制是否健全，资金流向与控制权分离的冲突都会弱化企业治理能力，这种弱化不仅体现在企业的风险管理上，还体现在对小股东群体的保护上。

文化差异

“唯亲”的资本运营方式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都很常见。在这样一个文化传统的作用下，两个问题值得思考：1.中国在长期进行的国企私有化进程的同时，能否避免资金流向与控制权冲突的负面影响？2.中国将如何帮助它的私营企业发展一个更加多样化和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关于城乡企业如何私有化成为一个新的所有体制，研究表明，私有化的过程并不依赖于市场机制，它是被城乡管理干部和企业管理者所操纵的游戏，同时整个过程是不透明的。一个不透明的私有化过程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个不透明的企业治理结构，它被一个家族或者被村镇中的精英人物所拥有。与村镇企业私有化相比，香港中国银行的私有化是通过开放市场环境进行的，它表明一个国际化上市可以提供一个有效的机制来阻止自由主义和机会主义方式，它同时使得私有化以后的企业治理更加透明与独立。国际化的上市过程可以帮助法制不健全国家提高企业治理的权限，从而降低人为因素的影响。

审计系统

对于处在不同法制建设时期的国家来说，其审计系统在不同阶段也有着不同的表现。英国拥有相对健全的法律体系，市场在提高企业治理中起主导作用。相比之下，中国法律体系的建立尚处于初期阶段，政府在企业治理中所起作用至关重要。例如，审计委员会与英国上市公司的依存关系是一种市场自发行为；但在中国，上市公司的审计委员会的管制性身份是被政府部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CSRC) 和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SETC)――设计和强化的 。

总体来说，关于中国企业治理的研究表明，中国企业治理之所以不同于英国，其本质原因在于两国处于经济和法律体系发展的不同阶段。在英国，大部分企业拥有一个高度分散的企业所有制结构，这种体制结构使得理性管理能够在企业治理中起到主导作用。这种分散的企业所有制结构允许市场，而不是少数大股东，成为影响英国企业治理的主要力量。在这种市场决定体制的系统中，它需要进一步的改革来改变企业的主要服务对象，从仅仅为股东利益服务的企业转变到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服务的企业（即从股东中心理论转变成唯利益相关者理论）。

对于中国来说，法律体系还没有完善，这可以从相当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中国企业拥有一个高度集中的所有制结构。在中国，不是市场，而是国家，作为企业的主要股东和规章制定者，来主要影响企业的治理。这样，英国企业与中国企业的不同表明，中国企业的治理实践不能简单地抄袭西方企业的体制，只有对西方企业的经验进行改造才能适应中国本地的商业和政治环境。而中国企业治理的发展之路必须符合法律体系和所有制的发展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