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电视法制节目普法宗旨的法理学思考

收稿日期：2013-04-11

基金项目：本文是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媒体法制传播与农民话语权保障研究”（12BXW01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王平，女，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新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电视传播与电视法治文化批评研究。

摘 要：当前我国法治建设已经进入普法与依法治理“共举”时期。我国电视法制节目的普法宗旨也应与时俱进，在加强法治普遍原则和培育公民现代法律精神的同时，还应以权利为本位，注重公民权利意识的培养和正当权益的维护，注意批判传统法制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营建现代法治文化环境，确立“普治共举”意识，加强对法治实践的舆论监督等。

关键词：电视法制节目；普法；法治；法律意识

中图分类号：G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5-0014-02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法治建设与普法教育的推动下，电视法制节目日益兴盛，其一大功能或主要职责无疑是普法，六个五年普法规划也一直重视电视等媒介的普法作用。那么，电视法制节目的普法宗旨究竟是什么呢？仅仅是普及公民法律知识或培养守法的公民等那么简单？

纵观新时期以来我国政府主导推行的六个五年普法教育活动，其对提升公民的法律素质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其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首先，在普法内容上，主要侧重于具体的法律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法律基本理念与原则精神的传播，较重视实体法律知识的宣传而忽视了程序法律知识的普及；其次，在普法思想上，强调的是重义务、轻权利的消极守法型法律知识的宣传，而不是现代法治精神所要求的权利本位主义和法律至上理念的普及。这种消极的守法型普法教育其实质就是让人们在实际生活中不违法、不犯罪，做安分守己的良民，而忽略了鼓励公民勇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及培养公民利用法律维权的行为、能力和素质等[1]。

当前我国法治建设已经进入普法与法治“共举”时期。这一时期的普法特点和要求是：普法是手段，法治或促进社会依法治理才是目的，普法应与法治实践相结合[2]。依循于此，电视等媒介普法传播的目标应在于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促进社会的依法治理。毋庸赘述，立法、执法、司法等法治实践或现实法治环境因素对公民法律意识培养更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对公民接受或遵守法律而言，司法或执行比‘普法’更为重要。因为法律能否接受，取决对法律的信任与否；对法律信任与否，又取决人们自己在心中塑造的法律形象。司法和执法是人们可以直接感知与体验法律的基本场域，是人们塑造法律形象的重要质料。如果司法或执法不公，或者腐败堕落，人们心中法律的高大形象就会轰然倒塌，因而断然与法律疏离。”[3]

当然，采取何种具体的电视“普治”措施，这将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下面，笔者对电视法制节目在贯彻普法宗旨的过程中应当在理论上注意的一些问题作进一步探析。

一、遵循法治的普遍原则，培育公民现代法律精神

普法并不仅仅意味着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哪些法律被颁布，哪些法律被修改，抑或哪些权利、义务被了解，而更意味着让老百姓认识到这些法律的颁布、修改，抑或这些权利、义务的赋予，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从电视法制节目普法宗旨的角度讲，就是应重视对公民的现代法律精神尤其是“法治”原则的宣传与普及。

1959年，“国际法学家会议”通过了一个《德里宣言》。在这份宣言中，集中了各国法学家对于“法治”的一般认识，提出了以下关于“法治”的三条原则：

（1）根据“法治”原则，立法机关的职能就在于创设和维护得以使每个人保持“人类尊严”的各种条件。（2）法治原则不仅要对制止行政权的滥用提供法律保障，而且要使政府能有效地维护法律体系，借以保证人们具有充分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条件。（3）司法独立和律师业自由是实施法治原则必不可少的条件[4]。

上述三条关于法治的普遍原则，既是现代法律精神的一种体现，也是“法治”理念的核心之所在，即“强调法律在保护人权、制衡政府权力上的职能，法律的普遍的约束力或权威性，以及法律实施的公允性”[5]。从这一意义上看，在电视媒介采制法制节目的过程中，应遵循法治的普遍原则，贯穿现代法律精神或法治原则，同时注意批判人治意识、法律工具主义或传统的“法即刑”等观念，尤其是应对转型时期非“法律的统治”现象进行批评曝光，充分发挥媒体舆论监督的作用，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公民的合法权益，营建现代法治文化环境，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培育公民的现代法律意识。

二、以权利为本位，注重公民权利意识的培养和正当权益的维护

有学者认为，要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人治传统的大国里实行法治，需要进行一次观念的革命。其中之一，就是否定中国传统社会形成和建构的义务本位的价值模式，而彻底肯定权利精神[6]。另有学者明确地把权利本位观念当做现代法律的基本观念，而与之对应的，则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义务本位、权力本位观念。以义务或权力为本位的传统法律文化使中国公民大多敬畏法律，远离法律，往往把法律看做是惩戒手段或政府管理老百姓的工具，而与法律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甚或漠视法律的存在，不到万不得已不去触碰法律。

所以，电视媒介在法制报道或节目制作中，对受众进行法律法规条文的普及固然重要，使人们了解自己的义务也是必不可少，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抑或更为重要的是增强中国民众的权利意识及精神。

这是因为，其一，在中国民众的法律意识中，权利意识被普遍公认是一个薄弱的环节，我们以往的普法宣传教育对此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其二，权利意识与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是密切相关的，权利意识的增强必然会导致民众更多地亲近法律，运用法律，增强对法律的信心，并能对法律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推动我国社会的法治化发展。其三，权利与义务是不可分割的，但从源泉、时序和目的来看，权利是主要方面，现代法律应以权利为本位。从这一意义上看，立法的宗旨是“确认权利”，执法的目的是“保护权利”，守法的实质是“尊重权利”，违法的危害性是“侵犯权利”[7]，而普法的宗旨则更应是对权利意识的普及。进而言之，电视法制节目也要注重加强对公民权利意识的培养和正当利益的维护，将反映、维护广大受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作为电视法制节目制作的根本出发点。

三、注意批判传统法制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营建现代法治文化环境

电视法制节目作为一种现代法制文化传播，应注意批判或摒弃传统法制文化中的法律工具主义、重刑轻民、义务本位、权尊于法、礼重于法、崇尚“无讼”以及宗法人伦观念等消极因素。当前某些电视媒介在法制节目或报道中，不同程度地受上述思想观念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选题偏窄，所选案例多为刑事案件，内容涉及抢劫、、盗窃、诈骗、杀人等；相比之下，与民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民法、民事案件，或涉及公民授权性法律规范的报道不足；另外在报道的过程中往往只强调法律的镇压或惩罚功能，而对法律的权益维护等功能体现或宣传不足。尽管这样的法制节目或报道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教育观众、震慑犯罪分子的作用，但仅止于此也会产生不良效应，如只能营建传统法制文化氛围而不能营建现代法治文化环境，或只会强化受众的传统法制观，而不能培养受众的现代法治观，尤其是刑事案件报道太多、太细，还会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

四、确立“普治共举”意识，加强对法治实践的舆论监督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司法和行政执法活动与他们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人们更容易通过对司法和行政执法活动的公正性获得对法律公正性的感知和体验。而这种感知和体验决定着民众对法律的信任感，以及对法律的接受与遵守等行为。因此，监督法律实施，推进司法和行政执法等法治实践的完善，促进社会依法治理，对公民法律意识培养至关重要。否则，即便电视媒介在法制节目中不断普及法律知识，或者不断宣传法律的至上权威等，然而当公众在日常生活中所感知的法律形象，却是与法制节目中的法律形象面目全非、甚或相互背离时，法律及涉法信息传播是不可能真正被接受或认可的。

“依据现代法治的内涵要求，执掌国家公权力的各级执法者、司法者应是普法对象的重中之重。这是因为，如果他们不知法、不懂法、不守法，对社会秩序造成的危害远甚于普通民众不知法、不守法所带来的后果”[8]。多年来在谈及普法教育的时候，往往一些政法工作人员总是高高在上，似乎普法教育的对象只是普通民众。然而，从当前尚不健全的行政执法和司法等法治实践来看，加强对执掌国家公权力的各级执法者、司法者法律意识及精神的培养相当重要。如从征地拆迁、干部、基层政府“与民争利”[9]等引发的来看，不少政府官员就缺乏意识和法律意识，在发生之初，就武断或直接地将有关事件定性为反政府性质或违法行为，孰不知“集会、游行、示威”以及“批评、建议、申诉、控告”等是公民的权利；在对的具体处理方面，部分官员不是努力着手化解矛盾、依法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而往往是、采取武装镇压的手法，常常致使愈演愈烈和干群关系的愈发对立。可见，电视法制节目在践行普法宗旨的过程中，应加强对各级执法者、司法者职权行为的舆论监督，以促进法治实践的完善。

参考文献：

1 苗连营.公民法律素质研究[M].河南：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

2 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六个五年规划（2011-2015年）[EB/OL]..

9 人民时评.多发原因是政府与民争利[EB/OL].人民网，2009-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