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历史概述

摘要：主体哲学虽然已经遭到解构，但是主体仍然是各种解构哲学所避不开的，解构哲学并不是没有主体，而实际上是构成了主体的另一种形式。本文试图通过对本体论哲学语境、认识论哲学语境、主体解构哲学语境这三个哲学语境当中的主体追本溯源，从而见出主体的历史发展变化。

关键词：借贷主体；理性主体；非理性主体；建构性主体

中图分类号：D9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4-0000-02

一般认为，主体产生于近代认识论哲学，在西方哲学的本体论阶段，主体与客体还处于混溶的状态。但是，在本体论阶段是否就找不到主体的一点儿痕迹了呢？按照金惠敏先生在《媒介的后果》中所讲，本体论阶段是存在主体的，只不过当时的主体是借贷主体，是与后来认识论阶段不同的主体形式。因此，追溯主体的历史就不能简单地从认识论阶段说起。另外，主体在遭到解构之后，主体的历史仍然在继续着，只不过是不同于前两个阶段的主体形式。所以，主体的历史是在三个不同的哲学语境中发生的：本体论哲学语境，认识论哲学语境，解构哲学语境。

在本体论哲学语境中，主体是以借贷主体的形式存在着的。所谓借贷主体，就是主体隶属于它之外的某一绝对，这一绝对在古希腊柏拉图那里是绝对理念，在中世纪奥古斯丁那里则是上帝。柏拉图认为，真正的知识或者说认识源于绝对理念，绝对理念透过主体产生知识，在他的灵感说中则体现为神灵附体，灵感与主体客体都无关，灵感是神借助人产生的，主体只是绝对理念或则神传达自己的载体，是神言说自己的凭借，主体隶属于绝对理念或神。到了中世纪，奥古斯丁把柏拉图的绝对理念置换成上帝，认为上帝才是知识真理的源泉，我之所以能够言说，能够认识，都是因为上帝的存在。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说：“我的天主，假如你不在我身，我便是虚无，绝对不存在。或者毋宁说，除了在你之内，我便不存在。”还说：“求你怜悯我，使我能够说出来。”无论是柏拉图学说中的主体还是奥古斯丁思想中的主体，他们都没有自己的意志，只有绝对理念，只有上帝对主体加以支配，它才能够产生认识的能力，这样的主体因此称作借贷主体。

近代人文主义的发展，使人摆脱了上帝的权威，让人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自我意识开始萌生，并逐渐变得强大。由此开始了一个新的主体阶段――认识论哲学语境中的现代主体阶段。现代主体与借贷主体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现代主体的自我取代了绝对理念和上帝。像康德说的那样，主体为自然立法。但是主体的觉醒，不止是理性主体的觉醒，非理性的主体也同时被意识到。所以现代主体一开始便交织着两种主体，一种是理性主体，另外一种是非理性主体。蒙田体验认识到了这两种主体。蒙田悬置上帝，直接关注自我，他发现，人不是一个整体，而是由许多片段和瞬间组成，属于一个如此多变和不确定的组织结构，蒙田感知到的我是一个变化莫测的我，他在他的著作《随笔》中着重描写了这个不断变化的非理性的我。但是蒙田还认为，尽管这个我不断变化，他的另一面还是有一个明确的整体意识的，也即是说有一个理性的确定的我在。蒙田开启了现代主体的历史，成为现代主体的开端。之后，理性的认知的主体由笛卡尔确立，并经由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加以发展。非理性的我则也一直出现在帕斯卡尔、拉罗什福科、狄德罗、卢梭等思想家的著作中。现代主体就是由这两个主体构成的。

理性主体在现代主体阶段之前是主流，是许多大哲学家思考的对象，最早确立认知主体的是笛卡尔。在蒙田那里，认知主体和非理性主体结合在一起的，主体既是不断变化的，又是统一的，是灵与肉的结合。但是蒙田未能使那个理性主体得以彰显。正如，彼德，彼尔格在《主体的退隐》中说的：“蒙田在探究我内心深处的莫测之境时，遭遇到了人类理性的极限。”笛卡尔承接蒙田的思考，把灵肉分离，明确了理性主体。但是笛卡尔在确立现性主体时并不彻底，在理性主体的外边仍留下了上帝的影子，他认为，既然我知道我自己根本不拥有某些完满，那么我就不是唯一存在的存在物了――，而是必定有更完满的事物存在，我依赖他，我从他那儿取得我所具有的一切。一方面，我能思，我有自我意识，但我又是不完满的，我依赖完满的上帝才能才能“具有一切”。笛卡尔最终未能使理性主体获得独立的力量。

康德通过把上帝改造为自在之物，而使主体完全成为了一个理性的自由的主体。康德把客体世界分为现象与自在之物两部分，现象是可以认识的，而自在之物是不能够认识的，只有通过信仰去接近它。知识源于主体对现象的认识，主体凭借他先天具备的某些形式和形式化的能力去结构现象从而创造出知识，主体成为自然的立法者。但是人又有七情六欲，往往不由自主，这又威胁到了理性主体的确定性。不过康德认为，我心中有一种“绝对命令”，它是我心中的道德律，我先天地具备它，我听从它的召唤，也即是在行使着我的自由。康德在认识论转向中终于确定了主体的权威。

费希特把康德的主体与自在之物合而为一，称为绝对自我。绝对自我是费希特把主体本体化的结果，绝对自我不仅是知识的来源，而且是世界的创造者。在康德那里，主体是认识、实践、判断三种理性在同一位置上的协调一致，而费希特则为这三种能力找到了一个统一点――绝对自我。在康德那里主客是分裂的，而费希特则把客体看做主体的派生，把主体本体化，构成了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

但是，谢林认为，费希特的从主体出发是不可能达到主客的统一的，只要主体能够对客体加以认识，主体与客体就必然是存在差异的，主体与客体就仍处于分裂当中。谢林与费希特相反，他从客体出发，以自然、绝对同一取代费希特的绝对自我，自然与绝对同一既包含主体又包含客体，表面上好像主体又受制于自然和绝对同一了，但是自然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换句话说，主体就是自然就是绝对同一，谢林的主体性反而是大大加强了，使主体拥有了整个宇宙的力量。

谢林想借助绝对同一避免主客体的差异与分裂，但他的绝对同一的基础却是分裂的、差异的主客体。黑格尔则以另外一种方式把差异纳入同一中去，即“同一是差异运动的过程和结果。使同一成为一种主体性”。这种绝对同一在黑格尔哲学里称作绝对精神。黑格尔认为，只有自我意识才能把握到自我及其与整个自然的统一，自我意识是绝对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所以黑格尔的这种绝对精神就是人的主体性。黑格尔巧妙地把差异化人到了同一中去。从而彻底地完成了笛卡尔、康德、费希特、谢林所努力建构的认知主体，世人具有了一个灌注着宇宙精神、富有生气的主体。

后来，胡塞尔又借用意向性重谈主体，但在认知主体上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从笛卡尔到黑格尔、胡塞尔，建构了一个理性的、自由的、强大的主体，但是，另外一种主体――非理性主体始终存在着。前面我们说到笛卡尔把蒙田思想中微现的理性主体加以确立，而那个不断变化着的主体并没有停止探讨，而是在强大认知主体发展的背后暗暗流动。

如果说，以笛卡尔为首的一批哲学家以思辨的方式确立了具有反思性的理性主体，那么以帕斯卡尔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则以体验的方式感知到另一个我的存在，这就是非理性主体的存在。蒙田的主体中的那个肉体的部分是不断变化的，而卡斯帕尔的我是空虚的。帕斯卡尔认为，既然主体的那个肉体的我是不断变化的，那么它必然就是难以认知的，由此可推出，那个理性的主体是不确定的，蒙田朦胧隐约感知到的那个统一的我是不存在的。所以帕斯卡尔认为，探究个体肉身和精神特性的载体必会导致空虚。帕斯卡尔承接蒙田的思考，推出了相反的结论，从而在蒙田和笛卡尔自信的我、确定的我之外又为另一种主体的存在提供了可能。

拉罗什福科同样对理性提出了质疑，他发现理性主体缘于人的自尊，“我之所以一直以理性主体自居，一直以为这个理性主体可以代替上帝创造世界，是因为自尊。我的理性主体只是出于我的狂妄自大与自私动机。”拉罗什福科从心理的角度揭示了人强调理性主体的原因。拉罗什福科指出，这种自尊，这中内在的驱动力，是一种自我欺骗，所以它永远连自已也看不到。在理性主体的背后，拉罗什福科又发现了这样的无意识的、非理性的主体，原来理性主体出于一种自我伦理，出于一种自我情感。

狄德罗继承了卡斯帕尔的思想，认为情感对我们心灵的影响要超过理性，情感对我们的心灵影响更加深刻，他认为，在我们的灵魂中，情感上的真理比经由严格证明的真理更加不可动摇。因此狄德罗不在像笛卡尔、康德等从理性界定主体，而是从肉体上定义自己。从肉体上定义自己并不等于无视理性，而是把自己看做灵与肉的统一，从灵与肉共同决定主体的行为方面去理解主体的，所以狄德罗的主体“不是意图、计划，也不是回忆，而是它当下的行动，这种活动又缘于与他人的联系当中。狄德罗与此前的主体论者不同的是，他不依赖思辨，不依赖经验，而是从主体当下发出的实实在在的行动去界定主体的，是一个当下的我，所谓，我写下的思想就是我。

这种非理性的主体，经由存在主义的一批思想家还有弗洛伊德最终确立了下来。

无论是认知主体（理性主体）还是经验主体（非理性主体），它们都是通过内省的方式达成的，这是形而上哲学制约下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所决定的。随着语言哲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话语理论等思想理论的产生，思想家们对主体又有了另一种思考，这种思考导致的结果虽然是对主体的解构，但这是对前一阶段主体的解构，对主体的解构实际上是为主体提出或发现了主体的另一种存在方式。

由此，我们进入第三个阶段，解构哲学语境中的主体阶段。在认识论哲学语境当中，主体是具有同一性和确定性的，这是由苏格拉底、柏拉图开创的形而上学决定的，形而上学认为，凡事物都有一个本质的存在。而在这一阶段，主体的同一性和确定性都遭到了消解，不再有一个本质的我在了，主体变得不确定了，由笛卡尔康德预设的那个先验的我是压根就不存在的，主体是在结构、系统、符号当中被塑造出来的。这个阶段放弃了以内省的方式探讨主体，也不是在主体之外设置一个绝对，他们于主体之外从现实的层面去看主体是怎样构成的，而不是寻找一个本质的不变的主体。如果说，前两阶段的主体是静止的、永恒的、无限的，那么该阶段的主体则是变化的、短暂的、有限的。前两个阶段的主体是确定的、鲜明的，该阶段的主体则是不确定的、扑朔迷离的。

哲学的语言学向之后，思想家们开始从语言探讨人的存在。二十世纪语言学的发展，尤其是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出现，直接启发了一些理论的提出，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就是语言学的影响下产生的。

结构主义认为，事物的本质并不在事物之内，而是在事物所处的结构当中。这种思想体现在对主体的认识上，也就是人的本质并不在灵魂，也不在肉体，也不是二者的统一，而是在人与他者的关系当中。虽然结构主义仍然属于本质主义，但是它在本质的观点上与形而上的本质观是截然不同的，它隐含了对本质主义的消解，所以，像福柯、德里达等都由结构主义走向解构主义也就势所必然了。福柯以话语理论去颠覆形而上学，他认为，理性的背后是权力是话语的运作，主体是不确定的，主体存在于具体的话语系统当中，话语操纵着主体，话语是主体得以可能的前提，主体是由它在话语中的位置决定的，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说：“主体的位置也同样是由它相对于对象的各种不同的范围或群体有可能占据的处境所确定；从某种明显或不明显的提问界限来看，它是提问的主体；从某种信息的程序来看，它是听的主体；而从典型特征的一览表来看，它则是看的主体；从描述典型看，它是记录的主体。”又说道：“当主体使用某一话语时，这些各不相同的形态则归结为不同的身份、位置，主体能占据或接受的立场，归结为主体言及领域的不连续性。”尤其是在现代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社会，学科分化很细的时代，话语也就呈现出丰富的形态，人很容易从一个话语系统进入另一个话语系统中去，主体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位置也就发生了变化，这个位置的变化也就决定了主体的变化。

但是，福柯并没有完全放弃反思方式的主体，福柯的主体并不完全是话语权力实践的结果，主体还和自我关系有关。在《性经验史》中《的运用》的第三部分的《自我道德与实践》中，涉及道德主体时说，一切道德活动的确是与身处其中的现实有关，与它依据的规范有关。但是，它还包含一种自我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仅是“对自我的意识”，而是把自我塑造成“道德主体”，也就是说，在道德话语中可以产生主体，通过反思自我，认识考察分析自我，也可以把自我变成道德主体的，在《自由和自我关怀》中也谈到了通过自我关系塑造主体，认为，人们与自己的关系是不同的，如果他建构的是一个政治性的主体，那他去参加选举或在会上发言，就如同试图通过性关系来满足他的欲望那样。当然主体的这些形式之间存在着关联和干扰，但人们面对的不是同一个类型的主体，人们参与到这些情形中，确立起不同的对待自己的关系形式。福柯虽然仍然在自我关系中探讨主体，但是他从话语方面探讨主体也是不争的事实。

福柯以话语理论去解构上一阶段的主体，而以卡希尔为代表的符号学则从另一个角度去解构理性主体。正如卡希尔在《符号形式的哲学》中说的：“如果有什么关于人的本性或本质的定义的话，那么这种定性只能被理解为功能性的定义，而不能是一种实体性的定义”。又在《人论》中更明确地说：“我们不能以任何构成人的形而上学本质的内在原则来给人下定义”。卡希尔于心理学的内省、生物学的观察和实验、历史的研究之外找到了另一条界定主体的途径，这就是符号学。卡希尔认为，人与其它动物最本质的区别，不是形而上学的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他认为，正是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而在卡希尔的符号哲学中，不仅语言是一种符号，艺术、历史、科学也是符号，是拟符号。所以卡希尔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这种定义隐含了，人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