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涂尔干和韦伯宗教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的运用

起源于欧洲的宗教社会学本就是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为基础来对作为社会现象的宗教展开经验研究的，卡尔・马克思、埃米尔・涂尔干和马克思・韦伯并称为宗教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在中国仅仅以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指导中国的宗教社会学无法涵盖过去与当下中国社会中宗教的发展变化，而埃米尔・涂尔干和马克思・韦伯基于实证主义基础上的宗教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和方法借鉴。本文中笔者就埃米尔・涂尔干和马克思・韦伯的理论研究方法在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中的运用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涂尔干和韦伯

作为公认的宗教社会学之父，涂尔干（1858～1917）和韦伯（1864～1922）各自对宗教社会学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涂尔干首先提出了宗教社会学这一概念，主要从宗教的起源和本质，判断宗教现象的标准，宗教的社会功能者三方面着手研究。涂尔干认为信仰和意识是宗教最近本的构成因素，而的本质特点就是把人类所能想到的食物――不管是真实的还是理想的，都划分成两个对立的领域，这就是神圣的与凡俗的领域。而对于宗教的起源和本质，涂尔干认为宗教崇拜的实际上就是社会本身，神性观念或宗教的那种力的观念的实在基础就是社会，这点和马克思对宗教就人类基于现实基础上而来的幻想有很大的类似性。因此，涂尔干对宗教的社会性分析认为：社会生活是宗教观念的终极源头，而对象的实在基础就是社会本身。最重要的是，涂尔干试图在宗教中寻求社会整合或社会统一性的精神资源，对宗教的功能性研究开启了宗教社会学中的功能论研究。如上所述，涂尔干的理论很方法在现在学着看来是一种相对静止的、简单的社会中的宗教本质和功能，被称为社会静力学，在现代的多远化宗教社会学研究中并无法完全切合。

而另一位宗教社会学之父马克思・韦伯着重关注有所造成的观念上的变化时如何引起社会行为（尤其是经济形态）的变化、并导致近代政治经济组织的变化，具体而言，他关注的是宗教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从韦伯的成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可以看出，他在关注宗教与社会秩序关系之上，更关注宗教如何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意义。在这里，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一致性的论述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经济因素决定生活秩序和制度的否定。此外，韦伯相继发表的《儒教与道教》、《印度教育佛教》、《古代犹太教》三部著作就着重谈到东西方宗教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韦伯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对当代宗教社会学学着的研究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二、功能论和冲突论

宗教社会学中的功能论乃是一种极其注重宗教的社会功能的理论方式和研究方法，也是迄今为止宗教社会学中最有影响和持续时间最长的一种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其代表人物会是帕森斯和莫顿，在20世纪后半夜发展成结构一功能论。其基本预设是：社会是由各种社会组织机构及其制度组成的动态平衡系统，在这样的一个综合体中，其每一个组成部分或构成要素之间都不可避免地保持着一种互相依赖的关系；而每一部分的变化都会影响其他部分以及系统整体的存在状态，也就是说，各种建制作为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都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在功能论看来，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建制或制度，或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社会行为，也对社会履行着一些非常重要的功能。其中莫顿又发展出显和隐形功能，以及正功能和反功能的理论。后期，学者们对功能的发展把变迁、冲突也纳入宗教功能的分析中来。

冲突论是对社会进行结构分析、也就是反叛对社会进行单纯的功能分析的理论结果。具体而言，冲突论认为矛盾、冲突和变迁内在与任何社会结构，在宗教社会学中制度化的宗教被视为一种具有自身的既得利益与利益述求的社会结构，认为宗教在社会冲突和变迁中扮演者非常重要的角色。冲突论发现，差异和冲突在宗教组织或共同体中时无所不在的普遍因素，既存在于不同的宗教共同体之间，也存在于同一共同体的内部。冲突论既看到这种冲突会引起分裂、阻碍改革与进步的一面，也看到冲突会引起积极的社会变迁，更发现不同的共同体之间的冲有时会增进某一宗教共同体内部的凝聚和整合。这种对由差异和冲突所引起的社会变迁高度重视，客服了早期功能论只注意社会之统一、秩序的静态的研究模式和方法造成的弊端。

三、中国宗教社会学的研究

自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开始接触、交流和碰撞之后，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评价就几乎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无神论的民族，受到西方思想尤其是理性主义影响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也否定中国人或中国文化中的宗教性，否定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中国普通百姓生活中存在的大量缺乏伦理意义的巫术信仰和事件，这种现现象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氛围中而受到打压排斥。然而随着中国学者在改革开放后对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教的研究发现，古代中国的宗教并非像西方基督教那样明显的在社会作为主流独立存在发展，甚至促进了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萌芽，而是以一种高度社会化的方式方式把信仰和礼仪作为有组织的社会范式的一个有机部分予以发展，西方的宗教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或儒教这样存在的宗教形势，也可以说西方的宗教模式仅仅是西方的，中国的宗教模式是儒教这种独特的形势存在。以旅居海外的华人学者杨庆在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成果《Religion inChinese Society》（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最为突出，杨庆垄把宗教划分为制度型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和分散型宗教（diffused religion），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儒教即是分散型宗教，在维系宗法性社会结构及其秩序方面、文化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积极功能。但是这种划分也不免落入把西方基督教奉为宗教的经典案例的嫌疑，套用西方宗教社会学的理论在中国传统宗教之中。

现代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奉行“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爱国，但是在改革开放后宗教的发展去除政治压制后极具膨胀式发展，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统一过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现代化、全球化趋势本是以世俗化为基础的，但是宗教团体和人员在中国的迅速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宗教的强大生命力和复杂性。尤其近十几年来，“”、国学复兴、“3.14”事件都有着各式各样宗教的身影，以及宗教“红、黑、灰”三色市场的存在，对于这种社会现象，目前政府和学者都无法做出比较合理的分析，只能对宗教问题采取着掩饰、压制的态度。

四、结论：建议

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国家从上到下都在经历着一种社会道德的传统秩序方面的结构和重构，宗教的复兴正是对社会缺失和需求的一种反应，要正确认识宗教的发展，加强国家对宗教的控制需要学者在马克思唯物主义基础上，正确看待宗教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存在和作用，认识宗教的长久性和持续性，吸收西方功能论和冲突论的理论方法，而非照搬，切实的基于中国社会中的宗教现在做到实证主义去想的研究，切合中国的传统现实背景，正视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功能发挥和变迁，把功能论和冲突论结合起来，既要看到宗教的功能于社会的融合，也要看到宗教的冲突性与社会之间的相斥性，这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