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近代西北社会变迁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封建社会开始逐步解体，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民族危机，科举制培养出来的传统封建士人，仍然固守着封建社会，不思改革。他们面临从未遇到过的社会变局，不知所措，无法担起“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使命。因此近代知识分子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他们努力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积极向西方寻求真理，进而追求中国的近代化。他们不断发展壮大，在社会的不同领域中发挥出了重大的作用，有利的促进了近代社会的发展与变迁。

甘宁青地区地处中国西北内陆，交通闭塞，地瘠民贫。无论在政治、经济上还是在文化教育方面，均远远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然而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当中，甘宁青地区也顺应时代的潮流，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实行种种改革，然而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一直发展较为缓慢，明显落后于东部的沿海各省。近代以来，伴随着教育改革，尤其是科举制的变革直至废除，以及新式学堂的建立，甘宁青地区亦出现一批知识分子，虽然这部分知识分子在数量上、规模上、先进性上，与东部沿海各省无法相比；但是他们对于甘宁青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与变迁，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清朝末年西北地区的教育改革是近代甘宁青知识分子产生的直接原因。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决定废止八股文。光绪二十八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即所谓的壬寅学制。光绪二十九年颁布实施“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在全国推行。光绪三十一年，延续了1500年的科举制被废除。同时，“清政府大力兴办新学，通令各省书院一律改为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学改为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科举制的废除对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影响是深远的。一方面，它的废除意味着读书和做官之间已没有必然的联系了。从而断绝了传统知识分子“科举人仕”的道路，促进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分化转变。另一方面，科举制废除以后，知识分子进入新式学堂研习新学，这样新式学堂教育也得以迅速发展。因此，清政府实施的教育改革措施为新式教育体制的建立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传统士人是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和科举制度的培养下形成的。在近代的社会剧变中，传统士人开始逐步分化，一部分向近代转型，成为近代知识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近代教育的多样化也造就了多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所以近代甘宁青知识分子的来源包括：接受了新式教育的传统士人、新式学堂的毕业生和留学生。

甘宁青近代知识分子产生之后，他们积极投身于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建设，并希望通过自己的实践来促进甘宁青社会的发展，改变甘宁青地区落后的社会状况。这些知识分子都有一种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和救世意识，他们不再像传统士人一样对传统经籍热衷和执着，而是有新的知识结构，新的人生理想，新的价值观念，新的行为选择，并开始了新的追求。

光绪二十一年春，正值定期选拔进士的举人会试，甘肃的举人同各省举人一样，云集北京应试。三月二十三日，清政府被迫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消息传到北京后，“举国哗然”，在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群情激愤，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了“公车上书”。“公车上书”是资产阶级维新思潮转变为维新运动的标志。甘肃举人不顾清廷“士人不得干政”的禁令，积极参加了“公车上书”活动。并且甘肃举人还单独起草了一份《甘肃举人呈请政府废除马关条约文》。他们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体现了甘肃知识分子爱国御侮的赤诚之心，成为西北维新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使得维新思想在西北地区得到传播。

1919年，北平爆发五四爱国运动，提倡的科学、自由、民主精神在思想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影响远及闭塞落后的甘宁青。爆发的当年，兰州各学校学生自主起来集会、游行，抵制日货。7月，西宁高等小学堂与青海蒙番学校的小学生上街宣传一“誓死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8月，甘肃省教育会长牛载坤等人在兰州创办正本书社，出售《新青年》等新思潮刊物。1922年4月，甘肃省立第一中学等六校（次年，华英中学加入）的学生代表在省教育会开会，成立“甘肃中学以上学生联合会”，宗旨为“研究学术，交换知识，改良社会，拥护国权”。5月7日，各校学生召开“五七”国耻纪念会，要求“收回青岛”、“废除二十一条”，号召抵制日货，洗雪国耻。在宁夏，1919年夏秋，在北平、天津读书的甘肃学生暑假返乡途径宁夏，在平罗、宁夏城、中卫、固原等地举行演讲会、报告会，介绍平、津、沪地区的情况。1923年，宁夏五中、八师两学校，先后聘请北京大学毕业生陈春刚和唐筱周任教。在这些青年进步教师的宣传和影响下，的革命意义和新思想、新文化，在宁夏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

近代甘宁青知识分子在促进甘宁青经济近代化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留学生出省以后，感受到了大城市先进的经济生活，思想也有了新的变化，感到甘宁青与其他省份的差距之大。因此他们便更加急迫地参与到甘宁青的经济建设当中去，借此施展自己的抱负。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积极关注甘宁青的经济发展，极力倡言“开发西北”。近代甘宁青知识分子大都是怀着服务和振兴家乡的目的去外地求学的，因此他们非常关注家乡的经济建设，他们中有的创办杂志，有的组织社团，有的直接投身于建设之中。20世纪20年代，在北平留学的甘肃学生因感于：…西北开发’之论调，年来高唱人云，然西北之荒芜，自若也；人民之生计，如故也；是盖因为理论之阐发者多，而作实际之研究者鲜也。甘肃占西北之一部，耕地之广，矿产之富，诚足于其他各处媲美，然以交通之梗塞，生产遂陷落后，农业则多佃户，工业则依然手工，经济生产既如此，政治文化，又何能迈然前进，以与文明各地抗？谋开发西北者，因应负相当之责任，而甘肃人之关切桑梓者，其仔肩更为重且钜。由此工、农、医三校的甘籍学生发起成立了“甘肃实业革新社”，并且发刊杂志――《实业革命》，“本实际研究之精神，为甘肃实业之详密调查与具体讨论，总期于改革方面有所擘划；建设方面，有所贡献。”

倡导新的教育理念，促进新式教育的发展。近代以来甘宁青知识分子受到新学教育的熏陶，认识到传统教育的种种弊端，致力于促进新式教育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甘宁青教育的近代化。在积极倡导新的教育理念的同时，近代甘宁青知识分子还在为甘宁青教育的发展身体力行。他们或参与领导，或进行研究，或默默耕耘在教育的第一线，为谋求甘宁青教育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比如在民国年间，在国立兰州大学前身时期曾担任过该校校长职务的甘肃留学生有施国祯、赵元贞、杨集瀛、骆力学、李世军、邓春膏、田炯锦、朱铭心、王自治、宋恪等人，他们都曾为甘肃教育的现代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19年，甘肃籍女学生邓春兰，在兰州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写信，请求北京大学“实行男女同班”，“为全国好开一先例”。这封信被北京《晨报》、上海《民国日报》等许多报刊刊登、转载，不少报纸发表评论。一时间，大学开放女禁，男女同校，教育、社会实行男女平等，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课题。1920年2月，北京大学首次招收了包括邓春兰在内的9名大学生。邓春兰的建议得到实现，她的创举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开创先河的作用。因此可以说，在甘宁青教育早期现代化启动之后，近代甘宁青知识分子就成为了推动近代甘宁青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