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产品内分工背景下贸易利益研究的演进及启示

【前言】全球产品内分工背景下贸易利益研究的演进及启示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二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贸易利益分配中处于不对等地位。上世纪50－60年代，巴格瓦蒂、鲍尔德温和哈伯勒等（1958）提出了“贫困化增长”概念，指出发展中国家可能由于贸易条件恶化而获取不到贸易利益。上世纪80 年代前后，以斯蒂格利、克鲁格曼、格罗斯曼以及赫尔...

贸易利益（Gains of Trade）是国际贸易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从亚当·斯密时代开始，人们对贸易产生原因的理论分析，就不可避免地涉及“贸易利益”问题。二战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国际贸易增长速度和产业分工深化程度快速扩张，国际贸易规模和形态出现一系列新变化，一定程度上颠覆了贸易利益研究的基本框架，关于贸易利益的内涵和评估标准也在不断演进之中。

一、早期至二战后关于贸易利益研究的简要回顾

对贸易利益问题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5-18世纪的欧洲。以托马斯·孟等重商主义者为代表，其主要观点是贸易为了获得金银，一国应尽量只出口不进口，以现代博弈论理论则强调国际贸易是一种“零和博弈”。在此理论指导下，贸易盈余是贸易利益的唯一衡量标准。作为资产阶级最初的经济和贸易学说，重商主义产生和发展于欧洲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反映了这个时期商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马格努松，2001，P36）。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抨击了重商主义，提倡自由贸易和开明的经济政策。在亚当·斯密及其后继代表如李嘉图等人建立的理论框架下，贸易利益主要产生于交易利益和分工利益，大致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多样化产品给消费者带来的利益，二是专业化生产导致的技术进步，三是资源配置优化和要素报酬提高”（代中强，梁俊伟，2007）。在此理论体系下，贸易利益的内涵从单纯局限于顺差扩展到更加广泛的意义，国际贸易本身也从“零和博弈”转变为一种共赢模式，促进了自由贸易思想在各国政策中的长期支配地位。

二战后，随着产业分工的深化，学术界对国际贸易及其利益问题的研究维度进一步拓展。特别是对“里昂惕夫之谜”的解释，学术界普遍认为战后建立在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化基础上的产业内贸易占据了主导地位，由此对贸易利益是否存在、产生机理及其分配机制等研究出现新发展。

一是贸易静态利益是否存在有争议。张银银（2010）对这一时期的研究进行了综述，指出有的学者认为产业内贸易带来的静态利益(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福利或剩余)不存在，且总体贸易利益小于产业间贸易；但另一些学者却认为产业内贸易不仅会带来产业间贸易的动态利益(如技术革新、要素配置等)，而且可以带来市场扩张效应等。

二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贸易利益分配中处于不对等地位。上世纪50－60年代，巴格瓦蒂、鲍尔德温和哈伯勒等（1958）提出了“贫困化增长”概念，指出发展中国家可能由于贸易条件恶化而获取不到贸易利益。上世纪80 年代前后，以斯蒂格利、克鲁格曼、格罗斯曼以及赫尔普曼等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则尝试在国际贸易中引入了不完全竞争、规模报酬递增和相异产品等概念，在这些分析框架下贸易利益变得更加不确定。例如那些具有规模经济和垄断优势的国家将获得超额垄断利润，实现贸易利益（克鲁格曼，1979）。这些理论为政府在对外贸易政策中采取保护主义提供了支撑。

三是获取动态贸易利益日益受到发展中国家关注。战后发展经济学及新增长贸易理论，均强调一国通过参与国际贸易，可以在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等方面获取正面效应（刘易斯，1983；罗默，1986）。这在实践中也成为许多后起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的理论基础。

四是贸易条件指标被学界广泛引入到贸易利益的评估框架中。上世纪50年代，阿根廷学者普雷维什（1950）与德国学者辛格（1950）将价格因素引入贸易利益分析，提出了贸易条件指标。之后，学者们相继提出了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等多个指标。

二、全球产品内分工发展对贸易利益研究带来的新挑战

二战后特别是近几十年来，交通运输和信息通讯技术快速发展，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一些发展中国家依托劳动力成本等优势积极参与全球化，这些技术、制度和人口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催生了国际贸易模式的创新或显著变化，集中体现在产品内分工（也有学者将其称之为垂直型产业内分工）逐步取代产业内分工（一些学者将其称为水平型产业内分工）成为主要的国际分工模式。上述实践变化，给贸易利益及其相关问题研究提出了许多新挑战。

（一） 跨国公司成为国际贸易的主导力量，使得国际贸易利益研究的宏观范畴和微观范畴界限模糊。

二战前及战后一个时期内的国际贸易，主要体现为国家之间的最终产品交换，产生最终产品的价值链也大都位于一国内部。因此，研究贸易利益通常着眼于一国福利的增加或减少，更多体现为国与国之间的宏观比较。但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特别是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日益上升，约占全球GDP的10%以上和世界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联合国贸发会议，2011），国际贸易突出呈现为向以跨国公司母公司为节点、以其遍布全球的分公司为网络的复杂网状结构。据OECD统计，2009年美国货物贸易中公司内部贸易所占的比重，进口贸易达到48.3％,出口贸易也达到29.6％（王新奎，2011）。跨国公司全球化的经营网络在拉近各国距离的同时，也使得利益主体更加多元化，东道国利益与母国利益、出口国利益和进口国利益、产业链条上下游利益交织在一起，使得贸易利益研究的内容更趋复杂，呈现出口国利益、跨国公司利益与进口国利益等宏微观元素相互交织的局面。

（二） 全球贸易流向与价值流向分离，导致一国国际贸易额的数值大小与获得的福利大小越来越背离。

二战前以及战后一段时间，全球贸易流向主要体现为一个线性过程，贸易顺差往往直接体现为一国福利提升。以日美贸易为例，日本战后向美国出口的汽车和电子产品基本为“日本制造”，其收益也大部分为日本所拥有。但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以来全球产品内分工的大发展，加上现有以原产地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统计体系，导致一国贸易额的大小越来越无法反映一国真实的获益情况，贸易利益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最终产品的进口国和出口国。近年来许多国际机构开展了相关研究，例如亚洲开发银行（2010）开展了中美IPHONE手机的价值链分析，指出按照目前的国际贸易统计制度，2009年中美IPHONE手机贸易额20亿美元，中方顺差19亿美元；但按照产品价值链统计，2009年中美IPHONE手机贸易额0.73亿美元，中方逆差0.48亿美元。这些新的变化和特点，使得国际贸易利益研究需提出新的评价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