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情结与社会责任

本期谈话嘉宾：黄一鸣?王文澜?李英杰?方学辉?代国夫?石宝琇?王 征

刘世昭?火?炎?秦军校?孙振军?杨威胜?胡武功?蔡焕松

蔡焕松：近20年来你出版了10本摄影专著，除了《汶川大地震摄影纪实》，其他9部作品都是拍摄海南本土的，你是有意识地坚持拍摄、编辑这套记录海南变迁的丛书，还是在边拍边编的过程中逐步完善拍摄思路的？

黄一鸣：1981年我开始摄影创作，至今已有31年，这31年里我用镜头记录了生我养我的海南土地，我的摄影和岛上的百姓生活紧密相连。出版这套系列丛书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想法，而是在一个个专题的拍摄、编辑过程中形成的。

1981～1985年，我还处于沙龙摄影阶段，以打“龙”为荣。后来受到国内较前卫、做得较好的摄影家的影响，比如四月影会那帮人，也陆续接触到一些国外摄影家的作品，包括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尤金·史密斯、罗伯特·卡帕这些大师的作品，才对摄影有新的领悟。这个时候记录海南变迁的理念还很模糊，只是认为用相机能够进行摄影创作。1988年海南建省，我被调到中国日报社做新闻记者。当时中国日报社有一面旗帜，就是王文澜，他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他的摄影跟别人不一样。这之后，我围绕海南先住民、闯海人、弱势群体、白领等拍了一些专题，这个创作理念才逐渐完善、成熟。

蔡焕松：从一鸣的言谈中可见你（王文澜）对他的影响，你做为一个摄影同行又是他的领导，如何评价一鸣？

王文澜：我与一鸣之间可以说是神交，相互的眼神交流远胜过语言，因为他在我面前几乎不怎么讲话。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海南人，把锲而不舍的夙愿都倾注在他的故乡。他的足迹遍布海内外，把所有能量都储存起来，再回到海南的历史变量中一点一滴地均匀释放。海南的天气热，加上“下海”热、投资热、旅游热、沙龙热，简直火得不得了。一鸣冷眼向洋看海南，既熬过了沸点，又经住了温凉。一颗平常心，使他从时代的潮流中跳出来，成为一个恒温的旁观者。清心既能寡欲，也能清目。于是，我们感受到一鸣持之以恒、不动声色的海南视界，以及其中无处不在的呼吸与心跳。我一直认为，一鸣把重要的话都留在他的照片里，只有在那里，他像变了一个人，有说不完的智言慧语；也只有在那里，我才能真正读懂他。

一鸣用照相机与海南进行了30年的对话，他的近十部关于海南的摄影专著朴实无华，没有大话、空话、假话、套话。他从民间平凡的家事悟出改革开放的国事，以小见大地真实记录了故乡百姓的生存命运，脚踏实地地讲述着他的海南故事。他已经讲了半辈子，我想，他会一辈子讲下去。一鸣常给我们带来意外之喜，总能让我们重温那句成语：一鸣惊人！

蔡焕松：正如文澜所说，一个摄影家对一个地域进行深入的影像记录，单靠影像语言的改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他对这个地域的情感投入和对这一地域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深入观察和了解，一鸣在这方面应该有特别的优势。

黄一鸣：我父母出生在印度尼西亚，我的大部分亲戚都是从印尼回来的。我是印尼侨眷，出生在三亚，出生以后就到了陵水县。8岁时我到黎村苗寨里生活。15岁到另一个黎村插队当农民，一直到18岁，后来才到海口读书。这些经历对我的触动是很大的。作为一个摄影人，我应该用影像记录我生活的地区，通过摄影诠释我对这个地区的理解和认识。后来我进了中国日报社，我印象非常深，王文澜跟我说过一句话：你要用一个外星人的眼光，来看待你生活的这片土地，这样你会有很多更深刻的认识。我后来就是以外星人的眼光来看待海南的。

蔡焕松：你爱这块生你养你的土地，这是一种乡土情结；同时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你担负着社会责任。在你的本土影像系列里，乡土情结和社会责任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两者如何统一？

黄一鸣：因为从事摄影，后来又进入新闻界，我对这块土地的情感是非常深刻的。改革开放之后，海南发生着很大的变化，我应该尽我所能记录下这种变化。基于这种认识，我每时每刻都在记录身边的生活和我们的生存环境。这两者是统一的。

蔡焕松：你和同时代的摄影人一样，是从打“龙”开始的，刚才谈到你后来受四月影会影响对摄影有所顿悟。我想请李英杰谈谈，你作为北京四月影会的创始人之一，对此有怎样的评价？

李英杰：我认识黄一鸣，是从认识他的作品开始。我看他的东西比较多，尤其是反映早期海南人普通生活的片子，看了之后很震惊。因为我对广东（1988年以前海南隶属于广东）摄影界的整体印象是他们以唯美摄影、沙龙摄影为主，而黄一鸣的作品、风格、专题等等都出乎我的想象。

摄影从国外传入中国，最早在广东、澳门一带传播。从国外传入中国的摄影必然和中国本土审美理念发生碰撞，与中国唯美理论融合，所以我对以前广东摄影的印象就是沙龙摄影。而且我跑了很多地方，包括港澳、新加坡、菲律宾、泰国等地，跟这些地区的摄影家交流，看他们的作品，给我的感觉就是凡是以华人聚居为主的地方，基本上也是以沙龙摄影为主。但是，黄一鸣的作品完全以另一种面貌出现。他用非常贴近生活，贴近海南本土的纪实视觉表现海南百姓的生活状态。我很震惊于他对传统的大胆革新，或者说是革命。

当然黄一鸣说了，改革开放以后他受国内时代变革的影响，但我想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层原因。我跟一鸣聊天的时候，我说你的口音特别像翁乃强，后来他告诉我他父亲和翁乃强、方学辉关系特别好，在印尼是同学，方学辉、翁乃强还是他的摄影老师。我听后恍然大悟，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位老先生在纪实摄影方面都做出过很大的贡献。翁乃强和在座的刘世昭都是《人民中国》的记者，是一直活跃在摄影方面的大家。方学辉是华侨摄影学会的顾问，一直致力于我们和东南亚华侨的摄影交流活动。他也一直在走非常平实的纪实摄影路子。

所以一鸣受这些名师的影响，找到了一条非常切合自己的道路。他立足海南，关心海南，尤其关心海南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这种对海南的热爱促使他做这些专题，坚持拍摄记录。我觉得这是特别可嘉的。

方学辉：作为曾经的海外游子，看到同样是曾经的海外游子的后代—黄一鸣在摄影领域取得如此突出的成就，我感到特别高兴，有一种亲人般的欣慰。通过近30年与黄一鸣的“亲密接触”，反复解读他的多部作品集，我认为黄一鸣成功的诀窍有三：勤奋、思考、勇气。因此，我完全赞同著名旅美摄影评论家王瑞对黄一鸣的评价：“黄一鸣不仅是个勤奋型的摄影师，重要的是他更是一个思考型的摄影人。”在这里，我还想补充一句，黄一鸣也是一位“不畏艰难险阻的摄影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