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进程中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生态足迹分析

摘要：运用生态足迹理论，采用相关经济数据，计算和分析了 1990—010年长沙市城市居民生活消费人均生态足迹的动态变化过程，测算出相关因素对人均生态足迹变动的贡献份额。计算结果表明：1990—010 年长沙市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的人均生态足迹呈持续上升趋势，人均生态足迹由1990年的0713 3 hm增至010年的1369 9 hm，不同土地类型的人均生态足迹在时间序列上的变化趋势具有不一致性。但自007年以来人均生态足迹的增速有所减缓，这与居民生态消费模式密不可分。总体而言，技术进步一直是人均生态足迹下降的因素，经济增长、工业化是促使人均生态足迹提高的因素，且工业化水平对人均生态足迹的影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为缓解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压力，促进“两型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应大力推行生态消费模式，以生态消费为动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

关键词：人均生态足迹；城市居民生活消费；长沙市；工业化

基金项目：[F]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资源环境问题的区域差异和生态文明指标体系研究”（11&ZD040）；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我国工业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11BS045）；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生态文明视角下的低碳消费模式现状评价及发展对策研究”（01M5119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开放基金）项目“我国环境问题区域差异性的经济学分析”（01001A）

作者简介：[F]倪琳，女，博士后，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经济管理学院、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4）；张欢，男，博士，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经济管理学院、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讲师

中图分类号：F1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013）03003105收稿日期：[F]013031

一、引言

生态足迹分析是由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Rees及其学生Wackernagel于1990年代初提出的一种用于衡量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程度以及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的生命支持服务功能的方法[1]（P335 -339）。近年来，随着消费对资源能源的需求和对生态环境影响的日益增大，利用生态足迹的方法开展生活消费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如Spangenberg等（P93-96）利用生态足迹方法分析了家庭乃至个人生活消费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生态足迹概念引入我国后，国内学者对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的生态足迹研究做出不少探讨与尝试[3]（P4-8）[4]（P15-131）[5]（P178-181）[6]（P100-103）[7]（P756-765）[8]（P9-3）。然而，综观已有的研究文献，运用生态足迹模型对城市居民生活消费大多是进行静态分析，动态分析的较少，也较少研究生态足迹变化的驱动因素。基于此，本文首先对1990—010 年长沙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的人均生态足迹时序进行测算，揭示其城市居民生活消费人均生态足迹的动态变化过程，然后利用因素分解模型，定量分析技术进步、工业化、经济增长对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生态足迹的贡献份额，研究结果不仅能为长沙市相关部门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也可为其他省市引导城市居民建立生态消费模式提供科学依据。

二、长沙市1990—010年城市居民[3]生活消费生态足迹计算[B]

长沙市总面积11 8195平方千米，011 年末总人口704万人。1990—010年，长沙市城市居民消费水平持续提高，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从1 008元上升到6 357元（1990 年不变价） ，涨幅超过5倍。在家庭消费支出中，食品、衣着等生存需求资料消费占全年人均消费性支出的比重由1990年的6856%降至010年的430%；与此同时，居住、通讯、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等发展和享受型的消费支出不断提高。消费结构的这种变化趋势表明，长沙市城市居民的消费已从生存型转向发展和享受型。

（一）数据来源

采用1990—010年《湖南统计年鉴》和《长沙统计年鉴》的人口、历年城市居民家庭全年人均主要食品、衣着及日用品消费数据。

（二）计算方法

人均生态足迹表示一定区域内为维持资源消费和废弃物吸收所必需的人均生物生产面积，是人类生存必需的真实生物生产面积。根据于谨凯的研究[9]（P18-134），人均生态足迹的计算公式可以表达为：

式（1）中fe为人均生态足迹，i为消费项目的类型，j为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类型，Ai为第i种消费项目折算的人均占有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rj为第j类生物生产性土地的均衡因子，Ci为i种商品的年消费量，Pi为i种消费商品的年平均土地生产力，N为总人口数。

（三）计算结果与分析

根据杨开忠[10]（P630-636），地球表面的生物生产性土地可分为六大类：化石燃料用地、耕地、林地、牧草地、建筑用地和水域。为了将其汇总为区域的生态足迹，在不同的土地面积计算结果前分别乘上一个相应的均衡因子，就能转化为可比较的生物生产性土地均衡面积（如表1所示）。

根据人均生态足迹的计算公式，对各类生物消费用地类型通过均衡因子进行平衡汇总，可得到长沙市1990—010年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的人均生态足迹（如表所示）。人均生态足迹反映特定区域内居民资源消耗的平均强度，人均生态足迹越大，资源利用强度就越大，资源消耗越多，生态环境支撑能力相对越弱。通过表 对长沙市历年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的人均生态足迹的结构组成进行分析，可以发现：

倪琳，等：工业化进程中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生态足迹分析——以长沙市为例

1长沙市在1990—010年1 年间，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的人均生态足迹呈现持续上升趋势，由1990 年的0713 3 hm/人增至 010年的1369 9 hm/人，增长905%，表明长沙市城市居民生活消费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日益增大。进一步研究发现：长沙007—010 年间的人均生态足迹仍呈增加之势，但年均增速为80%，比000—006年的年均增速336%有所下降，这说明从007年1月长株潭城市群被获批为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长沙市致力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城市居民的生活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发生改变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不同土地类型的人均生态足迹在时间序列上的变化趋势具有不一致性。化石燃料用地增加最多，由1990年的010 8 hm/人增至010年的0430 9 hm/人，增加0310 1 hm/人，其次是牧草地，再次是建筑用地，分别增加0158 0 hm/人和0101 6 hm/人；而耕地的生态足迹则由1990年的085 1 hm/人下降到010年的044 6 hm/人。具体分析如下：

（1）化石燃料用地生态足迹反映了城市居民对液化石油气、煤炭、家庭用品的固化用能、管道煤气（天然气）的能源消费状况。其一，家庭用品固化用能的人均生态足迹增长显著。例如，长沙每百户家庭拥有的家用汽车数量由 1990年的0 辆增至010 年的36 辆，家用汽车的大幅增长方便了城市居民的出行，但不可再生能源消费的迅速增长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其二，管道煤气（天然气）的生态足迹呈逐年上升趋势。天然气的广泛利用有利于改善环境和人民生活，经济效益、生态效益显著。其三，煤炭的人均生态足迹总体下降，这有助于改善长沙市城市居民的能源消费结构，有助于净化空气和保护环境。其四，液化石油气的人均生态足迹呈波浪式下降。总体看来，长沙城市居民对能源的需求仍在不断增长，从而使化石燃料用地成为影响其人均生态足迹总值的首要因素。因此，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加强节能降耗，提倡消费可再生的新能源以及加强节能宣传是减少城市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生态足迹的有效途径。

（2）虽然耕地人均生态足迹在整个生态足迹中仍占有主导地位，但从007年起，牧草地人均生态足迹占人均总生态足迹的百分比超过了耕地人均生态足迹，这反映出生态系统食物链能量转化的规律：随着消费水平日益提高，城市居民对普通粮食的需求放缓，但对禽、肉、蛋、奶类产品等的消费需求上升，突出表现为猪肉消费的人均生态足迹最大，而粮食消费呈现双降态势，即食品在居民日常消费中的比例在下降，粮食在整个食品消费中所占的比例也在下降。城市居民食品消费行为的改变使牧草地人均生态足迹成为影响生态足迹变化的重要因素。

（3）城市居民对建筑用地的消费包括住宅、商业、交通及其他基础服务设施用地，本文采用建成区面积来替代城市居民生活对建筑用地的生态占用。社会财富的日渐积累使得长沙市城市居民在居住方面的消费支出不断提高。建筑用地的人均生态足迹的组成部分还包括电力，电力作为二次能源，大部分由煤炭转化，对于用户是清洁的，但对整个环境的危害仍然存在。

三、驱动因素对长沙市城市居民[3]生活消费人均生态足迹变动的[3]贡献分析[B]

（一）因素分解模型

以fe表示长沙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的人均生态足迹，A为人均DP，为了消除物价的影响，统一以1990年不变价格进行折算，表示万元DP生态足迹，t、0分别表示报告期和基期，则

（二）

由于人均生态足迹变动不仅受此两个因素的影响，还受工业化水平、市场化、产业组织结构等多方面的影响，本研究主要考察工业化对居民生活消费人均生态足迹的影响，故将工业化水平引入式（），则上述模型变为

I为工业化水平，对工业化水平的衡量，目前存在很大分歧。本研究认为，用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来衡量长沙市的工业化水平，既可反映工业化的进程，又可反映人口结构变化，也利于进行国际比较。数据来源于历年《长沙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第n-1期为基期，可以计算当年人均生态足迹中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工业化水平的贡献份额。若计算结果为正值，表明该因素的影响方向与人均生态足迹同向变化；若计算结果为负值，表示其影响方向与人均生态足迹反向变化。

（二）各驱动因素对长沙市城市居民生活消费人均生态足迹变动的贡献份额

根据上述因素分解模型对居民生活消费人均生态足迹进行分解，并计算WA、W、WI各自的贡献份额，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

表3全面反映了1990—010年间经济增长、工业化水平、技术进步对长沙市人均生态足迹的贡献作用。从分解结果可知，各驱动因素对人均生态足迹变动所起作用明显不同，技术进步一直是人均生态足迹下降的因素，样本期内平均为-339，而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水平则是导致人均生态足迹增加的因素，样本期内平均为375和064。相比而言，经济增长是导致人均生态足迹增长的首要因素，除去少数年份外，经济增长对人均生态足迹的拉动作用呈逐年上升趋势。工业化水平对人均生态足迹的影响作用比较小，且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

经济增长导致城市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消费对生态足迹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居民生活消费对资源能源的直接消耗及其产生的环境影响，二是支撑居民消费需求的整个国民经济产业的发展及其对资源能源的消耗与对环境影响。1990—010年，长沙市城市居民消费水平持续提高，消费结构已从生存型消费转向发展和享受型消费。所以，经济增长带动的消费增长无疑给有限的资源和环境施加了较大的压力，从而最终导致人均生态足迹的扩大。

自1990年代以来，长沙市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工业化关系到区域的生态环境、人文环境和经济环境的同步发展，这是因为工业化会带来人口的集聚、产业的调整、城市的外延、资源的组合、化石类能源的消耗等一系列变化，工业化也会产生消费扩张效应：随着非农产业就业人口的不断增长，将促进消费总量的提高，把潜在的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同时工业化过程又是集资金、技术、知识、信息于一体的新型工业化过程，有利于能源消费的集约使用和节能技术的推广，使得能源技术进步效率和经济效率不断提高[11]（P77-8）。与现阶段经济增长对人均生态足迹的贡献份额相比，长沙市工业化水平对人均生态足迹的贡献份额偏小且总体有所下降，表明资源能源消费对工业化的制约作用正在减少，工业化水平推进对资源能源消费的依赖程度正在降低。

[B1]四、结论与建议

为阐述居民生活消费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本研究运用生态足迹模型，对长沙市1990—010年工业化进程中的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的人均生态足迹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长沙市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的生态足迹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对长沙市的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严峻挑战。但自007年以来，其人均生态足迹增速有所减缓，这与近年长沙市构建“两型社会”，培养居民生态消费模式密不可分。从人均生态足迹结构组成分析，不同土地类型的人均生态足迹在时间序列上的变化趋势具有不一致性：化石燃料用地的人均生态足迹增加最多，其次是草地的，再次是建筑用地的。人均生态足迹因素分解模型的计算结果表明：技术进步一直是人均生态足迹下降的因素，经济增长是促使人均生态足迹提高的因素，工业化水平对人均生态足迹的影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

未来 0～30 年，随着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全面协调发展，必然继续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并给生态环境带来压力[1]。为了缓解城市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升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压力，推动“两型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长沙市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推行生态消费模式为契机，注重运用相应的调控政策，全面协调城市经济、社会、生态各子系统的发展。

大力推行生态消费模式

1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绿色消费意识和适度消费意识，发挥生态道德的调节作用，促进发展、消费、科技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努力营造有利于生态消费的社会氛围，比如组织开展“地球一小时低碳生活周”、节约宣传周、能源紧缺体验、低碳知识竞赛等全民活动，推动开展绿色社区、绿色机关、绿色学校等创建活动，以活动大力推行生态消费模式。

积极制定与生态消费相关的法律法规，促进生态消费模式的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的建立。运用财政、信贷、价格等经济手段，进一步完善消费税制度，将大量消耗资源、严重污染环境的商品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引导人们正确处理生产与消费、积累与消费、分配与消费、现在消费与未来消费的关系[13]（P14-144）。

（二）以生态消费为动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JP]消费对于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消费给生态环境带来直接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规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动力。长沙应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大力推进产业结构由工业文明的黑色产业结构向生态文明的绿色产业结构的根本转变，加快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商贸业、旅游业、金融业、现代物流业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全力构建绿色产业链。以启动低碳经济示范城市建设为契机，推进能源生产与消费生态化，加大对节能低碳产业的扶持力度，将财政专项资金向新材料、清洁能源、节能环保、低碳技术研发倾斜。

（三）努力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

应努力探索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长沙“一园三基地”（岳麓山大学科技园、高科技农业基地、软件基地、新材料基地）建设。同时在工业化进程中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严格土地用途管制。加大城市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实施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建设工程，提高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实现城市生活空间宜居适度。

参考文献：

[1] 曹新向，梁留科，丁胜彦可持续发展定量评价的生态足迹分析方法[J]自然杂志，003，（6）

Spangenberg，J，SLorek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household consumption：From aggregate environmental pressures to priority fields of action[J]Ecological Economics，00，（8）

[3] 苏筠，成升魁，谢高地大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的生态占用初探——对北京、上海的案例研究[J]资源科学，001，（6）

[4] 闵庆文，余卫东，成升魁商丘市居民生活消费生态足迹的时间序列分析[J]资源科学，004，（5）

[5] 赵慧霞，姜鲁光济南市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的生态足迹[J]生态学杂志，004，（6）

[6] 张泽洪，朱飞燕成都市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的生态足迹分析[J]国土资源科技管理，006，（）

[7] 杨莉，刘宁，戴明忠，等哈尔滨市城乡居民生活消费的环境压力分析[J]自然资源学报，007，（9）

[8] 张根明，向晓骥湖南省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的生态足迹分析[J]消费经济，006，（3）

[9] 于谨凯，李蒙基于IPA模型的生态足迹测算及压力机制分析：以山东省为例[J]山东经济，011，（3）

[10]杨开忠，杨咏，陈洁生态足迹分析理论与方法[J]地球科学进展，000，（6）

[11]袁晓玲，雷厉，杨万平陕西省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能源消费变动[J]统计与信息论坛，010，（8）

[1]成金华科学构建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N]光明日报，013006（11）

[13]倪琳论“两型社会”建设视阈下的生态消费模式的构建[J]理论月刊，013，（3）[Z）][BF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