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关系视域下的环境伦理考察

摘要：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以天人关系为基础的人生问题，具体说是在“天人合一”立场上人的价值选择问题。以“法天象地”为自我安放起点，先民找到了“天人相通”的可能性路径，这就是“天道”的“生生之德”及以此为基础人的道德价值取向。“天人合一”因此获得了仁爱道德的伦理意义。这种“天人合一”的哲学特质及其蕴含的“主客统一”的思维方式，使人与自然在文化源头上获得了内在的和谐关系。这种智慧虽产生于农业文明，却能为现代社会的环境伦理提供合理视域。

关键词：天人关系；天人合一；环境伦理；主客统一

中图分类号：B82—0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165（2012）03002305

无论在《尼各马可伦理学》，还是在《论语》、《中庸》中，“伦理”或相当于“伦理”含义的词，都是指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关系原则。进一步说，它是探讨个体如何正确处理与群体中其他个体的关系，以便获得自身的幸福和群体的和谐。到了二十世纪，伴随现代工业发展而带来的诸多环境问题，使人们意识到要获得幸福或者合理性的生活，不仅要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更要处理好人和环境的关系。于是“伦理”一词扩大了其使用范围，在“人与人的关系原则”这一传统意义基础上，增添了探讨“人与自然关系原则”的内容，这就是环境伦理。虽然“环境伦理”概念发源于西方文化、产生于现代社会，但它对我们而言却不是全新领域。人与自然的关系原则，根本上是以人与人的关系原则为基础，以人在宇宙中的自我定位为依托。中国传统哲学处理“天人关系”的独特视角，能够为我们考察现代社会环境伦理问题提供合理视域。

与西方哲学寻求万物本源的本体论发端不同，中国哲学肇始于对人生问题的探讨。人生问题一直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而且对于人生问题的考察，始终伴随着人们对宇宙万物的理解。对此，张岱年先生这样总结：（中国哲学的）“人生论之开端问题，是天人关系的问题。天人关系论之开端的问题，是人在宇宙间之位置的问题。人在宇宙中之位置的问题，也可以说便是人生之意义的问题。”[1]也即是说，“天人关系”构成了中国哲学的基本立足点，并直接指向人的价值取向这一重大问题。怎样安放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如何进行人生意义的选择？对此，包括儒家、道家在内的中国传统哲学主流得出了一致性的结论，那就是“天人合一”的哲学立场。这样的立场选择既是传统文化人伦关系的前提，也反映了传统文化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路径。而且，这一哲学前提蕴含着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全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主客统一。主客统一的思路将构成解决现代社会环境伦理问题的合理思路。“天人合一”究竟有哪些内涵？这个理念如何能够解决当代环境伦理问题？我们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法天象地”的自我安放起点

中国传统哲学所诞生的土壤是农业文明，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是天时、地利和人为。其中，人为的因素需要依赖天时与地利等外部环境因素而展开。人为结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天地四时的运行状态。因此，学习、掌握自然运行规律，并顺应此规律安排人的生产活动方式，进而安排人的社会活动法则，构成先民生存活动的主要内容。因此，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先民是以敬畏、感恩的心态向自然学习。八卦的产生就是这种心态的结果：“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传·系辞》）伏羲治理天下的时候，上观天文、下察地理，向自然万物效仿学习，根据人自身和事物的规律，创作了八卦。意在通晓宇宙的大道，推知万物的本质规律。上述这段文字至少表达了三重含义：第一、先民把自身安放在一个包括了天地万物在内的统一整体之中，人作为这个整体的一个环节，并非与此整体相互对待；第二、这一统一体内部的万事万物虽各有其情、各具其类，但都是“道”的表现；第三、如何把握“天道”？这需要观察、学习，在法天象地的基础上把握宇宙之理，寻找万物运动变化的基本规律。正因其尝试寻找、预测事物变化的规律和趋势，《易经》才被看作是卜筮之书。

如果深入分析还会发现，上述的“天”、“地”并不仅仅是自然现象。传统哲学中的“天”，既有自然意，又超越了自然意。《老子》有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在此，人与地、天层层递进，都以道为法则，而道的法则是自然。此处的自然，“不是一个实体词，而是一个状词，意即自然而然，自然如此，不加外力的干预”[2]72。此处的“效法”，也并非不同物质在形态上的趋同，人之所以能够“法天象地”，是由于在天、地、人那里，都存在规律性的东西作为它们统一的基础。对于先民而言，“他们不是把自然直观成一些事物的简单集合，不是把自然的秩序直观成一些单纯以自然物为最后据点的规律，而是更进一步意识到了，自然是万事万物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本身有一个统一的东西在主宰它而为它的统一基础”[3]68。这一具有主宰功能的统一体就是“天道”，它“不是一个单纯自然的概念……而是一个超越自然又能主宰自然、超越物又能归于物的最高统一性的概念……”[3]68。由是观之，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并非两个完全不同事物的生硬组合。将人纳入自然的一个环节，并将自然和人共同安放在“天道”的统摄之下，使人与自然具备了性质上的相通性，这才能使效法成为可能。

与我国农业文明不同，海洋文明基础上产生的西方文化则形成了不同的对待自然的态度。以航海捕鱼、手工制作、海上贸易为主的生活方式，要求古希腊人在生产要素中更多强调“人力”的作用，强调人力对外部世界的掌控能力。这意味着在人与自然之间，更加具有主动性地位的是人而非自然。另外，与生产方式紧密相关的是人的社会组织形式。我国传统社会的以宗族血亲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不可能产生土地私有制。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共同体，其内部自然会形成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而且个体利益将会成为集体利益的附庸，从而使个人力量无法彰显，人的主体精神得不到发展。[4]这就造成了作为整体的人在面对自然时，不可能取得主动性地位。相反，在古希腊的生产方式下，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能够很早地产生和确立。[3]48—49私有财产的确立，不仅使雅典城邦的直接民主制成为可能，也从源头上影响了西方文化人对待他人、外物和自然的态度。这具体表现为：从个人与群体的关系而言，每个个体都具有自身的独立意识，包括个人的权力意识和责任意识；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人处于主体性地位，对外物和自然进行对象化、客体化的研究。这样，人与自然就是两种相互对待、互相不同的异质事物之间的关系。总体来看，西方文化中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安放，为日后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埋下了伏笔。当作为主体的人具备了足够强大的力量时，这种紧张关系终于由可能性发展成为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