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域化与文学的前景问题

如果在对全球化的理解中加入地理的或地域的维度，那么我们容或能够更准确地指出，所谓“全球化”也就是“球域化”（glocalization），是“全球化”与“地域化”的双向互动，是罗伯逊所说的“普遍的特殊化”与“特殊的普遍化”，是想像的“普遍性”在现实中的“特殊化”和具体化。这就是本文的任务，从“球域化”这一特别的角度，探讨全球化时代文学（这里取广义的文学概念）的前景问题。

虽然“球域化”这一怪词并不能给“全球化”带来什么新异的内容，因为全球化原本就是球域化，但是就其对全球化运动中“全球化”与“地域化”之张力的着意彰显来看，应该说，它确是有其独特的表现力的。根据汤姆林森在其《全球化与文化》一书的介绍，学界多有人从“解域化”或“解地化”、“移地性”的角度把握全球化。无论这些措辞的侧重点有何不同，对于我们有意义的是，它们都将“全球化”与“地域化”对垒起来，突出了全球化的本质特征；更进一步，这从而也就为我们研究全球化对文化的影响提供了线索。

“文化”一词就其原始语义来说与土地有关，意指在一定的土地上耕作、培育、修造和教化，因而“文化”最先一定是“农业文化”，与此相对立，游牧没有“文化”或根本就不是“文化”。也是在这一意义上，吉登斯将“地点”以及对地点的依赖作为前现代社会即农业文明的基础之物，而现代性或现代性全球化的特点则是“脱域”，他解释，该词“指的是社会关系从相互作用的地域语境中‘抽离出来’及其跨越了无限之时空距离的重新组织”。汤姆林森盛赞，“对于理解现代性之内在的全球化本性，以及更宽泛地讲，对于把握全球化的文化经验，这都是一个重要的观点。”

同样是在这一意义上即在地域性之于文化的基础性决定上，《共产党宣言》把“片面性和局限性”等贬义词加在“民族”、“地方”及其“文学”的头上，而歌德也曾以轻蔑的口吻说：“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这种对地域文化的蔑视代有传人！在当今的文化论战中，如阿里夫・德里克所发现，“人们常常根据文化观念将地域范围的文化特征视为落后的标志，然后以此为借口来迫使他们向全球化和民族化的文明‘开放’。”德里克反对这样的观点，他坚持“文化是一种以地域为基础（而不是以地域为界限）的现象。”确乎如此，所有的文化都是地域性的，立足于某一特定的时空点，过去我们称之为“历史性”或“历史局限性”。原因很简单，文化是人的创造物，而人的创造活动都一定发生于具体的时间、地点；或者哲学地说，如果将“文化”作为一种理论的观视，那么它必须有一具体之视点。我们可以变换视点，但永远不可能不要视点。胡塞尔的“先验自我”尽管不够那么主体间性，但也只能是任其“惟我论”去了，否则就会造成对人本身的取消。

既然文化是地域性的，而“全球化”无论在其现代性或者后现代性维度上都是“解域化”的，那么“全球化”对“文化”和文学的影响就是对作为其基础的地域性的影响。

就其现代性维度言之，全球化在其早期阶段即初期的资本主义之主要目标就是解除农民与土地以及更一般的意义上人与确定地域的联系，根据工业生产的需要重组这种传统的关联及其方式。想一想英国工业革命“羊吃人”的历史，托马斯・哈下因现代生产格局之形成而致流离失所的农民，西方现代文学的“乡愁”以及“异化”等主题，海德格尔对久被遗忘了的“栖居”（Wohnen）的呼唤，那是终有一死的人在大地上的存在方式，最后再掂量一下孟子所言“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在前现代社会环境之于伦理而政治（孝悌、王道）的重要性，那么“土地”、“地点”或者“地域性”对于人类的深长意味当不难致解。许多人认识到，“地域意识是人类存在的一部分。”或者，“人性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人与地域的意义关系。”地域既有自然的基础，更兼人为的创造，例如，汉语的“家”和德语的“Haus”即双关着自然与人文的意义，具体言之，“家”乃“居处之所”，即《说文》所谓者，“家，居也”；但又是居所的延伸或提升，是“家”之所居或所出之人，因而成一社会单元；兴许在造字之初，“家”即具此双重涵义。建造一座房屋，同时就是创造一种“家”的感觉；扩大而言，人们在此“地域性”中找到安全、归属、认同以及团结的形式。前现代社会当然并不缺乏流动性，如宦游、商旅、征伐等等，但且不说其范围有限，就其目的而言，也尽是为了家园的荣光，如“光大门楣”、“光宗耀祖”之类。前现代也不缺乏城市，但那是“城堡”或扩大了的“山寨”，是流动的“终点”，而非流动的“中心”。资本主义的“异化性”改变了前现代的“流动”观，流动不是为了家园、为了人，而是为资本的扩张，这于是就产生了“世界主义”的虚假意识形态，它无视国家，无视其它文化的特殊性，将自己的价值作为普世的准则。不了解这一点，我想，就不可能读懂资本主义文化。举例说，马克思的“世界公民”之谓、“无产阶级没有祖国”之断语，无论其政治寓意如何，都可视作现代性资本主义生产的某种结果。

撇开意识形态批判的视角而进入其后现代性之维，可以说，全球化之“解域化”创造了一种新的方位感，如吉登斯所描述，“地点变得日益地影影绰绰（phantasmagoric）：也就是说，场所完全被与它们相距遥远的社会影响所穿透，并依此而被建造。结构场所的不单是在场出现的东西；场所的‘可见形式’掩藏着那些决定其本性的远距关系。”由于全球通信技术，保罗・维瑞利奥甚至声称，“我们正在观看的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地理的终结’”， 所谓“此地不再存在；一切都成了现时”。于“此时此地”，应该指出，维瑞利奥忽略了，“现时”（now）并非“历史”，从历史的链条（过去-现时-未来）中所截取的任何一段都将无复为“历史”，按照我们的理解，信息传递的即时性不仅终结了“地理”，亦同时终止了“历史”。不过尽管如此，维瑞利奥仍以其偏执一端而提醒了我们“地理”与“历史”即空间与时间之间的一在俱在、一损俱损的相互依存关系。因而我们也可以从一个方面说，全球通信即对时间的取消就是对空间、对地域感的取消，当然反之亦然。其实时间并没有被彻底取消，维瑞利奥只是谨慎地说“准即时的”，就如我们说“趋零距离”一样，因而其“地理的终结”及其所必然包含的“历史的终止”只是提示地域之间更加密切的连接和相互作用，即吉登斯较为平和的观点：此地的感觉为彼地所塑造，在场的为不在场的所决定。

这是一种新的“方位”感：一种此地与彼地的混合感，一种全球与地方的混合感，或者简言之，一种“球域”感。经验证实，当今即使不亲身周游世界，在本地你就可以产生一种“球域”感：你在家里看电视，一方面是外部世界的涌入，另一方面是你内部世界的飘出；你在麦当劳用餐，这是一个具体的地方，可它是连锁店，也存在于其它的城市、乡野；你在打电话，在网上聊天，在发电子邮件，……等等，你在此地的感觉已经被远距化也就是说被解域化了，由此你就有一种“球域”互动而“球域”浑然的感觉。

既然我们的感觉是漂无定所、似“此”而非，或者换一说法，那么它就是一种无中心的感觉。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用“帝国”而不是“帝国主义”描述“全球化”的新状态 。按照他们的图绘，从前的“帝国主义”就是从自我出发或以自我为中心的向外扩张。一边是“宗主”国，一边是“殖民”地，而无论哪方都不缺少中心感：前者是“南面”的积极的中心感，后者是“贡献”或抗“贡”的消极的中心感，被剥夺了中心的中心感。与此不同，如今的“帝国不建立领土的权力中心，不依赖固定的疆界或界线。它是一个去中心的和解域化的统治机器”。“帝国”就像德里达的“结构”，它没有中心，如果说它有中心的话，那么这中心一定在结构之外。“中心”永远被推延。

现在，再深入一层说，即使我们最日常的生活体验似乎都在潜移默化地经受着“帝国”的牵引和重塑：“在中心与边缘或者与其消失之间”，阿莱斯・埃尔雅维茨发现了“一种被改变了的关系。在一浅显的层面上，这改变被反映在一个相当普遍的感觉之中，即每个人都在边缘。生活在赫尔辛基或斯德哥尔摩的人们常常觉得‘事情’真实地发生在他处：例如说，在巴黎、纽约、布达佩斯、圣保罗、东京、旧金山、伯克利，或者在北京；而生活在那些城市的人们同样有此感觉：对他们也一样，即是说，那想像的中心、其‘欲望’的对象不在他们所在的地方。惟一的解决办法是全然抛开中心观念，使我们自己习惯于这一事实：不再有单一的中心，也不再有或许不久前一直如此的仅仅的两三个中心。”

进一步，埃尔雅维茨看到由此经验而致的文化境况：“知识世界和全球文化被不可逆地去中心化了，被肢解、被播撒了。”对于以美学为业的他，其紧要之处在于，“就如同在帝国中的情况一样，今日美学也没有中心，或者更准确地说，具有各自不同的中心”。当然这种无中心感决不意味着美学就失掉了自己的言说立场，而是说其立场如果是立场性的即地域性的，那么它就需要以某种方式与全球性相交接、相协商：一方面是“美学的地方化和区域化”，另一方面则是“这样地方的区域的（和民族的）传统的普遍化，这种普遍化将它们带入国际的（全球的）框架或参照域”。一个“球域”的美学正在浮出历史的地表，并将注定成为未来的美学光辉。

“球域化”是我们对美学的结论，也当然是对文化的结论。其实在我们所限定的“全球化”的哲学语境中，说“全球文化”或者“球域文化”都是一回事情。最后我们想强调，“全球化”将宣布“民族文学”的终结和“一个世界文学”的终结。我们由此将进入一个不确定的文化空间，但它又确实有待我们去确定，站在自己的脚下，以自己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