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法律攻克垃圾短信的生存堡垒

今年的央视3・15晚会，垃圾短信再次成为主角之一，继续撩拨着用户那脆弱的神经。

相信很多人对2009年央视3・15晚会上的一幕仍记忆犹新：垃圾短信第一次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被提了出来，当时的“麻烦制造者”是中国移动，今年的造恶者变成了中国电信。

毫不讳言，用户对垃圾短信已是不堪其扰，对其早已“恨之入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在每年的两会上均为此“拍案而起”，监管部门也一直对其严打，但效果却不甚明显，垃圾短信大有越打击越猖狂的趋势。

一组数据可以体现出它的野蛮生长态势。去年春节期间，360手机卫士为7000万用户拦截的垃圾短信超过1.4亿条，其中北京、上海、广州三地是垃圾短信重灾区。

垃圾短信出现在手机中的频率有多高？据中国互联网反垃圾邮件协会的《2011年中国反垃圾邮件调查报告》显示，这些垃圾短信主要分为三大类，分别是“中奖诈骗类短信”、“冒充银行扣款类短信”和“违法出售票据短信”。我国手机用户平均每周收到的垃圾短信从2010上半年的每周12条，上升到现在的13条多。

面对毫无缓解的“灾情”，人们不禁要问：难道，垃圾短信就没有一个可根治的方法？

事实是，对于垃圾短信的处置，主管部门之一工业和信息化部（以下简称为工信部）并未放松对它的管理，甚至专门设立了一个垃圾短信举报平台――用户在收到垃圾短信后，可直接转到12321进行举报。据悉，2011年工信部处理短信群发端口5195个、号码2120万个。

按照常理，垃圾短信应该在主管部门的打击下销声匿迹，但现状却让人深感蹊跷。那么，治理垃圾短信的困境究竟是什么？

经过央视的多次曝光，社会已经看清了一切，关键的一项原因就在于网络运营商的不作为，甚至是姑息养奸。因为，运营商完全可以通过现有技术手段在源头进行阻截。

据《人民日报》去年10月的一则报道，广东一用户因不堪短信电话骚扰和个人信息泄露，将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公司（广东电信）告上法庭。被告接到法院的传票后，马上将原告列入一份“红名单”内，通知全体商不得再向这名用户进行电话推销、发送广告短信。

事已至此，我们终于明白：原来，只要上了运营商手中的那份“红名单”，就可以摆脱垃圾短信和骚扰电话！这一案例充分说明了运营商平时挂在嘴边的说辞――“不是不想管，而是管不了！”只是一个用以愚民的借口。

更可怕的是，电信运营商本身就是垃圾短信发放源头和最大获利者，因此，指望运营商认真查处垃圾短信，颇有些与虎谋皮的味道。此次央视3・15晚会上揭露的垃圾短信问题，背后就隐藏着中国电信睁只眼闭只眼的暧昧。

其次是工商行政部门对见利忘义的短信运营公司监管的缺失。

据报道，地下群发公司每条短信只收取3分钱就能盈利。1条短信赚1分钱，10万条短信就是1000元，而用群发器发送10万条短信，只需几台机器，几个小时就能搞定。而目前整个短信收入的市场规模在200多亿元，这从侧面解释了垃圾短信屡禁不绝的原因。

难道，就没有一个办法来遏制垃圾短信？事实上，国外有很好的例子可供借鉴。

德国在2003年通过的“联邦反垃圾邮件法案”中规定，向用户推销商品和服务的手机短信均要征得用户的书面同意，从21时至次日8时发送的广告需要再次征得用户同意。而美国规定，向手机用户消息必须得到用户明确的许可，违反者将会受到处罚，可处最高600万美元的罚款和1年的监禁。

反观我国，虽然各界呼吁不断，却至今没有一部针对垃圾短信的法律法规。更让人不满的是，一部酝酿了6年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至今杳无音讯。

国外的成功经验表明，遏制短信骚扰，解决的根本办法是加快立法，并在法律上从三个方面对垃圾短信进行惩处：一是对短信群发中造成个人信息被泄露和侵犯作出惩罚性规定；二是明确“滋扰标准”，对给手机用户合法权益造成侵害的，依法追究发送者的责任，同时规定运营商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三是针对目前运营商对发送商的审核流于形式的问题，对运营商的审批权进行限定和细化。

其次，治理垃圾短信除了依靠运营商自律，还需要法律和政府部门的介入。在对待垃圾短信的问题上，政府相关部门应建立具有权威和公信力的手机信息管理机构，加强运营规范管理。同时，还要加大行业监管力度，建立健全垃圾短信投诉管理、惩处机制，对不作为或乱作为的行政管理机构及工作人员，实行严格的“问责制”。

与此同时，用户也要行动起来，积极向运营商或是主管部门汇报垃圾短信。目前，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以及主管部门工信部均开通了针对垃圾短信的举报平台，用户收到垃圾短信后可以拨打客服电话或发短信举报。而一旦举报事实被认定，运营商会进行删除、屏蔽等处理。

我们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将垃圾短信的生存空间压缩到最小，还手机用户一个没有骚扰的洁净空间。

“遏制短信骚扰，解决的根本办法是加快立法，在法律上对垃圾短信进行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