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诗意”的残忍

时间:2022-08-25 08:43:01

摘 要:“儿童”概念是一个众多价值系统发生作用的场所。作为一个永远处于“正在形成”状态中的存在,“儿童”可以作为对成人世界的一种反思与再创造。本文一则具体介绍“儿童”这个概念,发现与诗意建构的历史过程;二则从具体文本《笑忘录》中儿童岛描写出发,对“儿童”诗化的质疑和消解――儿童诗性思维模式的专权恐怖,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分析,旨对“儿童”概念的丰富内涵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把握。

关键词:儿童 建构 诗意 质疑

“儿童”是一个历史建构的概念。它的意义认知经过了从“微型成人”,也就是成人与儿童混而不分的状况到儿童是成人的预备形态到完全与成人这一概念分开、从而具有自己的独立性的三个发展阶段。正如柄谷行人在《现代日本文学的源起》一书中提出的:“所谓的孩子不是实体性的存在,而是一个方法论上的概念。” [1]

正是在方法论的眼光下,孩子成为可观察和可研究的对象,进行着种种塑造和建构。

一、儿童的发现

在这种建构中,作为现实存在的经验儿童因缺乏自我表达的能力,在化为主导的社会里不具有话语制造权,成人常常成为儿童的代言者。而他们又无法摆脱自己的立场,因而在建构“儿童”这个历史概念的种种活动中,不免打上成年人自己对自身、关于历史、关于未来的种种想象。

(一)儿童只是微型的成人

阿里斯在其社会学史著作《儿童的世纪:家庭生活的社会史》中指出,在中世纪欧洲,特别是法国,人们不承认儿童具有不同于大人的独立性,儿童与成人之间没有年龄上的界限。人们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并没有什么隐私,七岁的儿童就已经完全参与了大人的社交生活。正如普拉姆说的:“那时没有分离的童年世界,儿童和成年人一样做同样的游戏,玩同样的游戏,听同样的故事。他们在一起那样的生活,从不分开。”[2]同时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也指出儿童期这一概念在中世纪并不存在。可见当时儿童只被视为微型成人,而不具有与成人相分别的独立性。

(二)儿童是成人的准备

波兹曼又从媒介的角度解释了“儿童”和“童年”概念的出现: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成人领域里对成年期的新的看法出现了。新的成年期将儿童清晰地排除在外。随着儿童从成人的领域被放逐,就需要发现儿童落脚的另一个领域,这个领域便作为儿童期为世人所知。

在印刷时代背景下,凭借印刷,作家通过写作来表达自我,读者则通过阅读进行私人化的经验交流。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个体意识开始增强,对个性的要求变得不可抗拒。“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关于人类本性的普遍哲学是建立在这样的构想上的:每个人都是离经叛道者。在很大程度上,个人的存在在于坚持个性,反对社会的限制和规范要求。”[2]正是这种强化的自我意识导致了对“儿童”认识的转化。每一个生命都是珍贵的,因而作为一个生命的儿童,他的个体价值也愈加突显。

另一方面,印刷术所塑造的知识权威论将人们推入了一个不断昂扬的知识理性氛围中,面对着日新月异的知识世界,人们尝试到了个体创造和理性张扬的,处于一种对个体理性自信的乐观状态。儿童则被视为珍贵的资源,是成人的准备,可以通过培养和教育,成长为优秀的成人个体,以继承已开掘的知识宝库,超越原有的记忆经验,去探索过去不从探索也不从考虑的世界。

(三)对“儿童”的诗化想象

当社会将“儿童”看成自己的储备资源时,希冀通过文明教育将“儿童”培养成一名理性节制的成人,以卢梭为代表的另一派则看到了当时社会所存在的文明危机,将“儿童”身上的“天性”看为人身上所具有最本质自然的东西。他们执著于一种自然的状态,相应地轻视“文明的价值”。对于卢梭来讲,儿童的知识和情感生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童年是人类最接近“自然状态”的人生阶段。

卢梭认为,科学和艺术的过度教化带来了人性的堕落。他希望以对自然的遵循来恢复自然人性的优良德性,以自然人性来对抗社会的世俗化。卢梭这种观点也可以在席勒身上找到。席勒在《美学书简》中表达了他对近代文明的反思,“我们的本性成了文化的牺牲品”,“一切民族在他们通过理性而能归复自然之前,必然毫无例外地由于理智过分敏感而脱离了自然本性”。他指出,近代西方人正“以一种人为的方式从他的成年返回他的童年时代,在人的观念中建构一种自然状态”。[3]可见对儿童的这种“儿童性”的诗化建构,也即对“童心”的崇拜是当时的一种文化氛围,而这种想象也被后世所继承与补充:当人类文明在人与自然之间划出一条条明显的界限时,“未受摧残的自然状态”的儿童在精神上满足了异化的人们返归“自然”的愿望。

从“儿童”概念的发现,到对其的想象性建构,伴随着的是人对自我主体性的发现与洞觉。“儿童”概念的衍生背后,似乎预示着一个以主体性和个性的突现为表征的思想现代性的到来,也许正像蒙特梭利说的:“儿童曾是连续性和希望的无可争议的象征,是将其他的一切价值集于一身的某种价值。”[4]

二、对“儿童”概念的解构――孩子的恐怖

“儿童”概念的建构自此围绕着对其纯真童心的诗化想象中――“儿童”被视为是天使,希冀以他天使的纯真来救赎世俗社会中堕落的成人。但随着人们对“儿童”心理认知的推进,对儿童“童心”建构也受到了一定的质疑与颠覆。昆德拉在《笑忘录》中就表达出了这种观点,他从孩子的天真里看到了令人震惊的恐怖:孩子单纯要求世界都服从于他,对外在于他的东西拒不接受。

在《笑忘录》中,塔米娜来到了儿童岛,这里的孩子善良、天真。他们邀请塔米娜一起玩跳格子游戏,当塔米娜没有遵从他们的游戏规则时,他们就对她施以暴力,对存于他们世界之外的成人塔米娜拒不接受,甚至遗忘了塔米娜的存在,而正是这种漠视与遗忘,迫使塔米娜“跳格子,单脚跳,然后另外一只脚跳,然后双脚跳,她还要把是否踩线看得很重要。她要日复一日地跳下去”。[5]

在这里,儿童身上诗意和纯真消失殆尽,衍化成了一种强迫专断的残忍,他拒不接受塔米娜的思维方式,拒不接受外在于他价值判断体系之外的事物。

昆德拉对儿童思维的这种认知与现代儿童心理学研究有不谋而合之处。自弗洛伊德指出“本我”在儿童精神人格的发展中的支配状态以来,很多心理学家越来越把研究眼光集中在不染世事的儿童身上,企图通过此更深入地挖掘个体的源初本性。从荣格、阿德诺到弗洛姆,再到埃里克森,他们虽然认为弗洛伊德这种关于儿童本性的看法过于偏激,认为儿童精神的发展是生物性和社会性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他们也都承认在儿童身上来自于生物性的、本能性的力量占了很大的优势。正是这种先天性的生命原动力,孕育出“儿童自我中心化”的心理思维方式。

儿童的自我中心化最先是在皮亚杰的著作《儿童的语言和思维》中出现的,指的是儿童一种心理精神状态:“儿童以他自己的感知和动作,乃至情感和想象、观念,从自己的视角或立场来看待和理解周围世界中的一切。”[6]正是这种“自我中心化”的心理精神状态使得儿童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和判断往往从自我出发。因此儿童的思维方式呈现出一种充盈着鲜明强烈的感性色彩和审美意蕴的诗性逻辑,他以己度物,“在无知中就把自己当做权衡世间的一切标准”,在他的主观判断下,由此纷繁复杂的万物由此获得了统一。他会认为一切事物之间必定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一切万物的生发必然有原因和目的,而这种联系的目的和原因又指向了他自身。因此,在儿童的思维里充满了简单的因果联系和必然判断。对偶然性的回避,对必然性、因果性的强调,使得他对万物的价值判断偏向两极,认为事物之间只有善恶之分,不会存在灰色不明状态。阿德诺这样描述过:“孩子看问题和成人不同,他们容易倾向于把世界划分为对立的两个部分――上或下、全好或者全坏、聪明或者愚笨、全有或者全无。”他还指出,成人也有这样的认知方式,“那些习惯把世界分为尖锐对立的两部分的成人,仍然保留着儿童的思想的对立的认知方式”。[7]

在某个历史阶段,成人社会运行也会出现儿童岛上的孩子的心理机制:面对现实中人的伦理属性的复杂情况,成人无意识中仍然渴望世界变得“单纯”些,能善恶分明,有一套稳定正确的价值评判体系,以减轻价值判断上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与所有人都糅和到唯一的,同一的物质里”。可是“在那里,每一个人都是巴赫壮丽的赋格曲中的一个音符,凡不愿做其中的一个音符的人则成为一个无用的,无意义的黑点,只需抓在手里并用指甲碾死,就像碾死一只跳蚤一样”。[5]昆德拉对“儿童”单纯的质疑正是源自对这种看似美好的独一专制价值体系的仇恨。在面对着“价值废黜”的现代社会,人们企图在对“儿童”的诗意建构中寻找失落的伊甸园,来安放自己的破碎灵魂,昆德拉则认为这“乐园”是虚伪的,它天真美好里暗藏着专制的恐怖。

参考文献

[1] 徐兰君,安德鲁.儿童的发现――现代中国文学及文化中的儿童问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

[2] 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M].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79.

[3] 席勒.美学书简[M].许恒醇,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4:49.

[4] (意大利)蒙特梭利.吸收性心性[M].王坚红,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4:127.

[5] (法)昆德拉.笑忘录[M].王东亮,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292.

[6] 丁海东.儿童的精神:一种人文的表达[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67.

[7] (奥地利)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儿童的人格教育[M].彭正梅,彭莉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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