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文化繁荣

翻译与人类文明同步萌生，是连接不同民族和国家文化的桥梁，是不同文化互相学习充实的途径。纵观中外人类翻译文化史，无处不昭示翻译和文化发展的紧密关系，文化繁荣与翻译是相辅相成的。

首先，以中国历史上的三次翻译高潮为例，翻译的重要性可窥见一斑。

发生在汉魏至唐宋元时期的佛经典籍翻译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翻译高潮。这次翻译高潮给中国文化带来重大影响，对举凡哲学、宗教、文学、音韵学、语言文体、音乐舞蹈、绘画雕刻等无不发生深远的影响。佛经佛典的翻译传播了佛教教义，促使许许多多中国人信奉佛教，中国也成为佛教在亚洲重要的传播和信奉中心之一。在文学上，佛经佛典中大量的幻想成分，通过翻译传递给中国人，给中国文人插上了幻想的翅膀，创作出一些富有幻想色彩的文学作品。《西游记》、《封神榜》就是其中的代表。中国古代文学中较少有幻想成分，以胡适话说，就是“像印度人那种上天下地毫无拘束的幻想能力。”所以胡适的结论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是印度文学影响的产儿。佛经佛典的翻译采用“不加文饰，令易晓，不失本义”的翻译语言，打破了两晋南北朝盛行的骈偶文体。骈偶文体说理不求明白，记事不求准确，写景不求清楚，只讲究对仗工整声律铿锵。至唐以后，佛经佛典的翻译语言开始开花结果，催生了白话诗白话文。佛经佛典的翻译使汉语增加了35000个词汇，导致了古代音韵学上四声的发明和诗歌韵律的变化。一些佛经佛典是长篇故事，如《佛所行赞》、《普曜经》、《佛本行经》；一些带有故事和戏曲的形式；一些是半戏剧体半小说体的作品；有些佛经佛典在一段散文记叙之后，又用韵文重说一遍，韵文部分被称为偈。这些新的文学式样催生了小说、戏曲、弹词里的说白与唱文相揉的文体。所以，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也说“我国近代之纯文学――若小说，若歌曲，皆与佛典之翻译文学有密切关系”。

佛经佛典翻译使中华文化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致使中华文化在唐朝时期在世界上占据领导地位。长安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佛经佛典的翻译是中华文化史上的盛举。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首屈一指的。

第二次翻译高潮发生在明后期至清初，大体历时两百年。16世纪后期，马丁・路德进行的新教改革席卷整个欧洲，新教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夺去了天主教在西欧、北欧的大部分地盘，并将势力发展到北美。所以天主教教会决定派遣教士到东方宣传教义，争取新教徒。先后到达中国的传教士知名的有七十多名，比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熊三拔等。天主教教士在中国为推广教义，宣传介绍翻译西方算学、天文、水利等科技知识。据统计，此期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共著译书籍约三百多种。除去宗教宣传书籍外，波及天文学、数学、物理学、机械工程学、军事技术、舆地学、生物学、医学、文学等领域。代表的有《欧几里德几何》、《几何原本》、《泰西水法》、《奇器图说》、《万国全图》等等。中国的《老子》、《易经》也在传教士的努力下有了第一批欧洲译本。传教士翻译的科学书籍，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发展了当时中国的科学领域。我们以舆地学为例，舆地学就是地图学，《万国全图》的翻译使当时的中国人具有了五大洲的概念，介绍了欧洲测绘地图的方法。康熙年间的《皇朝全览图》就是聚集传教士的努力，结合中西地图测绘法完成的。在军事技术方面，明末时期，明朝饱受倭寇的侵犯和北方满洲的进犯。徐光启深知西洋火器的厉害，于是上疏皇帝，请求“多铸西洋大炮，以资守城”。皇帝应允，专门派人到澳门招聘西人铸炮。此炮被称为红衣大炮，在与清军作战时发挥了作用。清太祖努尔哈赤就是被此炮击中而亡的。传教士翻译的西洋科学著作，不仅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促进了这些领域的发展。而且引起明朝学界风气发生改变。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明朝以八股取士，一般士子，除了永乐皇帝钦定的《性理大全》外，几乎一书不读。学界本身，本来就像贫血症的人衰弱得可怜。”“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拔、龙华民、邓玉涵、阳玛诺、罗雅各、艾儒略、唐若望等，自万历末年至天启、崇祯间，先后入中国，中国学者如徐文定（光启）、李凉庵（之藻）都和他们往来，对于各种学问有精深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后此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喜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徐、李诸人的影响不小”。可以说，这次翻译高潮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个高潮。

1840年鸦片战争后至民国是中国第三次翻译高潮，这次高潮影响最广，意义深远。第三次翻译高潮经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翻译“造船舶、造枪炮”等技术著作为主。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第二阶段为翻译西方哲学人文著作为主，因为仅仅“师夷长技”不能达到“制夷”的目的，不能摆脱被外国列强欺辱瓜分土地财富的命运，所以文人士大夫有识之士等认识到只靠翻译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是不行的，必须翻译学习西方的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著作，以达到革新国人思想，建立新体制，富国强兵的目的。著名的翻译家严复翻译的《原富》、《天演论》等都是那时的代表。在翻译哲学人文著作的同时，文学作品的翻译也进入高潮。这次翻译高潮影响波及政治、思想、科技、经济、法学、文学等几乎所有方面。政治上，封建政体解体，进入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科学技术方面，“科学”被引入中国文化，追求崇尚发展科学成为共识；思想文化领域，人们追求民主自由，反对封建专制；在文学方面，以文言文为主体的创作语言让位于白话文，文学的体系从原来诗体文学为中心地位转化为小说为中心地位。中国文学融入到欧洲文学，世界文学之中，进入近代化、现代化历程。这次翻译高潮影响深远，意义重大。钱存训在《近代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中说：“自19世纪中叶以来，翻译一事成为中国政府走向现代化的一种特殊措施。”

对于翻译对于中国文化的巨大作用，著名学者季羡林有这样的论述。他说文化（文明）的发展可以分为5个阶段：诞生、成长、繁荣、衰竭、消逝。这是一个普遍规律，任何文化都有消亡的时候。然而，中华文化似乎是个例外。五千年来，虽然经历了不少波折，走过了不少坎坷的道路，但是中华文化至今没有消逝。原因就是，翻译给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他说：“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这是翻译促进文化繁荣在中国的表现，在世界其他地区翻译同样发挥着神奇的作用。翻译给固有的文化带来新的营养，注入新的活力，使之发生变异，促成繁荣。

古代日本地域狭小，经济文化落后，没有固有的文字和文学样式。但是日本不遗余力地学习别国的先进文化，学习的主要手段之一是翻译。明治维新之前主要学习翻译中国文化。通过翻译借鉴中国文字和文学体裁，日本在公元9世纪左右创立自己的文字，而且也大约在这个时候，在模仿中国文学的基础上出现了日语表现形式――和歌和物语文学。日本江户时代（1600―1867）是日本翻译中国书籍的鼎盛时期之一，《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肉蒲团》、《金瓶梅》、《三言二拍》、《游仙窟》等作品都在这一时期一译再译。其中《水浒》译本达11种之多，并产生了大批诸如《日本水浒传》、《女水浒传》、《俳谐水浒传》、《忠臣水浒传》等等的模仿作品。明代瞿佑的《剪灯新话》传入日本后，被浅井了意翻译改编，并据此创作出了《御伽婢子》、《狗张子》等，可以说对中国俗语文学的翻译促进了江户时代庶民文化与文学的繁荣。明朝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在日本于1637-1714年间曾翻刻了8次，仍不能满足广大日本医药学界的阅读需求，日本人便不断地以“和谈”、“和名”、“倭名”等注释加翻译的方式出版了一批诸如《图画国语本草纲目》、《广益本草大全》、《本草和名》、《本草纲目启蒙》等“本草系列”。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掀起了日本学习西方文化的高潮。明治初期是日本全面移植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时期，英美书籍的翻译介绍盛行。到了明治中后期翻译高潮一直未有间断，所译的书籍内容无所不包，难以数计。日本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后，逐渐开始独创的科学研究，在大气运动以及台风理论、破伤风血清的发现等等领域取得了为世界所瞩目的成就。明治后期日本工业发达，国力膨胀，科技方面日本也追赶上了世界的先进水平，1906年，明治初年成立的学士会院加入了万国学士院联盟。译书是日本加速实现现代化的特殊手段，对日本社会各个方面和日本现代化进程发生了深远影响。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世界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浩如烟海、繁若星斗的学术文化作品，独创性的理论体系，盖世不朽的思想家、艺术家，对欧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要的作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如此灿烂，正是它博采众长，广泛吸收学习东西方文化的结果。

公元750-1258年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鼎盛期，此时是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统治时代。阿拉伯帝国的疆域地跨欧、亚、非三大洲。拜占庭、波斯、印度西北部、两河流域、叙利亚、埃及、马格里布、西班牙、中亚等地都在阿拉伯帝国的统治范畴之内，当时的帝国首都巴格达既是一座繁荣的国际城市，更是一处世界文化交融的学术中心，波斯、印度、希腊、罗马、犹太教、基督教、摩尼教、瑞罗亚斯德教、萨比教等众多文化模式和宗教思想在这里汇合。阿拉伯帝国的哈里发为适应帝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发展的需要，实行宽松的政治文化政策，倡导、鼓励学术活动，大力提倡翻译事业。从公元830-930年的百年时间，在政府的鼎立支持下，帝国学者把来自不同地区的文化学术成果用希腊语、波斯语、古叙利亚语、梵语、希伯来语、奈伯特语等，译介成阿拉伯语，这次规模宏大、译著丰富的活动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百年翻译活动”。旷日持久的百年翻译活动激发了阿拉伯人的智慧，哺育了博大精深的阿拉伯文化。在公元12世纪即欧洲中世纪后期，阿拉伯文化通过西班牙和西西里岛等地借助翻译影响到欧洲大陆，对欧洲文艺复兴和欧洲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条件，奠定了基础。阿拉伯文明在世界文明发展中的贡献被形容为“保存了人类文明精华的火种，并成为文艺复兴的灯塔”。勒本在所著《阿拉伯文化》一书中写道：“直到15 世纪，欧洲学者没有一个不受阿拉伯学术影响的。”“他们或师承阿拉伯人，或翻译阿拉伯文典籍。阿拉伯人的著作，特别是科学著作，被欧洲各大学广泛采用，达500年之久。”

翻译不仅对东方文化繁荣产生了重要作用，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化繁荣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化的繁荣与复兴，与翻译有不解之缘。西方文化史上的几次大的文化复兴运动，都与翻译――文化传输有关。

14-16世纪在意大利掀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始于翻译大量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古典著作：布鲁尼、波吉奥等对古典文化典籍的搜求与翻译，为文艺复兴提供了思想资源；瓦拉对《圣经・新约全书》的考订、辨误、翻译和注释，不仅直接否定了罗马教会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的权威地位，而且还形成了一整套怀疑主义和批判主义的学术精神与方法，传到北方后推动了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运动的爆发，被史家认为在此改革中“扮演了特洛伊木马的角色”。文艺复兴运动后来波及到欧洲各国，翻译也起了巨大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波澜壮阔的文艺复兴运动本身就包含并有赖于规模空前的翻译活动”

16世纪之前，德语“只配用来与马讲话”（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语）。但是马丁・路德翻译了《圣经》后，这个局面彻底改观。因为通过翻译《圣经》，德语得到改良，出现了新词，文学语言形式初步形成。有人说“自那以后，作为一个文化单元的德意志才算上了路。”德国文化的起点始于翻译，所以德国至今仍保留着这个由马丁・路德为德意志确立的优良传统。有统计资料显示，作为被翻译的文字，德语仅次于英文和法文，位居世界第三；而在把其他文字译成德语方面，德语则在世界上占居首位。

俄国彼得大帝时期为实行开放，发展同西欧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彼得大帝大力鼓励翻译介绍西欧著作。导致俄国18世纪翻译作品的显著增加。在俄国文学创作上促成了俄国的古典主义流派。

综上所述，我们说，翻译是文化繁荣的手段和要素。表面上看，它是两种符号之间的转换，从更深意义上说，它传承着人类的文明，哺育着新的文化生命，绘制着奇特辉煌的文化景观。只有与外来文化碰撞和交流，本土文化才能丰富和发展；只有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养料，才有摹仿和创造；只有将翻译进行到底，人类文明成果才能互通有无，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