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视域下的公民道德建设探微

摘 要：哲学视域下的公民道德建设研究蕴含着4层哲学维度。即在历史唯物论层面上，历史与现实是公民道德建设的时代维度；在建构论层面上，本我、自我、他我形象是公民道德建设的三重意蕴；在认识论层面，客体能动性是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维度；在实践论层面，互动实践是公民道德建设的基础维度。在此基础上，从道德规范标准的重构、道德评价量化体系的重塑和道德治理的创新上为当前公民道德建设提出了建议与对策。

关键词：哲学；视域；公民道德

中图分类号：D6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14-0077-02

公民作为国家的主体，其道德修养的好坏、操守的高低，能折射出社会风尚的好坏，关乎百姓的福祉、社会的公平正义、国家社稷的存亡。近年来，我国社会出现的一系列道德事件，勾勒出“感动与疼痛并存、谴责与反思交织、忧虑与希望同在”的图景。可见，社会道德滑坡大多是从公民道德品行出问题开始的。在社会转型阶段，要求最大限度地平稳过渡，既需要从哲学层面上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科学的方法论指导，也需要从实践操作层面上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一些借鉴、启迪和警示。

一、公民道德建设的哲学维度

（一）历史与现实：公民道德建设的时代维度

道德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回顾人类道德的历史发展过程，必须回归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历史观上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①“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结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②所以，不同的社会形态就有不同的道德观。纵观世界历史，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变革，无一例外都是思想领域的痉挛和阵痛之后的观念抉择为先导的，而这种决策的沉重使命又总是以“道德”为根基。由此可以看出，历史对道德触动是敏感的。所以，当前公民道德建设状况及其现代性问题既要立足于世界历史的大语境，使道德的发展态势符合世界和时代的潮流，又要具有中国特色，批判和继承本民族传统道德，塑造好公民道德形象。公民道德建设只有在世界历史进程中，道德才能得到不断的完善和优化，从而实现“负向认同”向“零向认同”再到“正向认同”的转变。

（二）自我、本我、他我：公民道德建设的三重意蕴

道德是人类不断趋于自觉的过程，“是人类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是人类完善发展自身的活动”，③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自我身心的交往，体现了“知物之明，知人之明，自知之明”④的道德自觉性。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理论观点，道德主体在交往互动中不同时间、不同空间和不同人间的“三间”联系中，明白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通过明白发展规律而获得自觉，从而对道德的“本我形象”、“自我形象”和“他我形象”进行重新组织、重新构造，这是道德认识过程中主体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突出表现。然而，由于历史、文化、价值观等差异，形成道德主体不同的形象认知，从而使道德具有了“道”的普遍义与“德”的主体义。即道德需要每一个体内在本性的自我觉醒，通过每一特殊的个体而通达整体的普遍。道德主体只有在认识道德的“本我形象”基础上，并由此完成“自我形象”向“他我形象”的道德认知转化。

（三）客体能动性：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维度

公民道德建设属于一种哲学认识论范畴。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来看，公民道德建设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是认识主体（公民）与认识客体（道德）相互作用的过程。“如要想引起认识主体所认识，首先要努力引起认识主体的注意”，⑤适应道德认识主体是具有人格化特征的道德认识客体能动性的表现，要求道德认识客体创造道德认识主体认识所需要的条件。当“道德目标”与“道德形象”有差别时，如同矛盾一般，不但要认清道德客观实在这个认识客体，而且需要认清道德认识主体，及时纠正不正确的看法，而且根据道德主体需要自动进行实际的改造和改变道德认识客体本身。

（四）互动实践：公民道德建设的基础维度

实践作为一种对象化活动，本质上就是一个客体主体化和主体客体化有机统一过程。按照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观点来看，道德活动的体是人，是人的“实践精神”。所以，公民道德建设就是以实践精神活动为基础，经过道德实践主体头脑的加工、改造、制作而形成的。公民道德建设“如同人一样需要同外界进行广泛的社会交往和相互作用，以期望能在这种互动实践中满足自身的各种需求”。①道德建设如果没有这种互动实践，道德客体则“无法进入主体的视野并通过主体的认识评价”。②所以，只有良性的互动实践，道德实践主体才能对道德客体形象进行感知，并通过道德实践主客体互动实践的频度、广度和深度，才能更加接近道德的客观实在，从而进一步影响公民道德建设进程。

总之，道德是人类文明从自发走向自觉的历史，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有机统一。它反映着公民对真、善、美良知本性的弘扬，强调“联系”反对“隔断”，关注“变化”反对“僵化”，主张“整体”、“和谐”，并把哲学概念外化为“交往”“互动”，从而形成了道德建设的历史哲学观念。

二、把握当前公民道德建设的重点问题

道德“是人性的内在构成部分，它显示出人类生活的主体性精神结构和无限向上的价值取向，是人类道德或个人美德的理想所在”。③说到底，中国公民道德建设是整个民族生存方式的转变问题。我们之所以不断地回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一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公民道德建设是扶正祛邪、惩恶扬善，是一项为天地立心的非常艰巨的任务。完成这项任务，一是要“破”，解构当代社会道德现象，对任何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当下中国道德问题的“终极性”价值目标、理念、制度、理论模型和发展方向保持反思与批判精神；二是要“立”，实事求是地对当下中国社会现实所进行考察、探究及分析，重建道德秩序，形成公民道德的“中国论述”；三是要“行”，强调知行合一，重在实践，最大限度地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培养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一）重构公民道德规范标准，解决“家在哪里”的问题

道德的功能就是在不完美的现实世界上建设一个完美的道德理想世界，而公民道德规范是维系道德精神家园安全的基本价值尺度。所以，重构公民道德规范要明确，既要符合人类社会的共同约定，又要有民族的精神气质，既要与公民的精神世界相吻合，又要与公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使其具有最广泛的适用性。通常，它包括四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基本道德规范，即《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所概括的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团结友爱、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二是社会公德规范；三是职业道德规范；四是家庭美德规范。并在此基础上，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主题，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引领公民道德建设，使公民道德规范具有广泛认同、普遍实践的内在特性，决定公民道德规范逐步成为社会成员的共识。

（二）重塑公民道德量化评价体系，解决“路在哪里”的问题

公民道德建设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在于能否构建出科学合理的量化评价体系。一是根据公民道德评价模式，首先确定评价体系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适度量化评价；二是根据公民道德规范标准，科学设置评价指标，尽可能简洁、明了、量化、分类；三是根据操作简便原理，合理界定评估主体，尽可能赋予相应的权重，便于等级确定；四是根据逐级考评原则，合理设置评价程序，尽可能具体、客观、公正；五是根据量化考核结果，突出结果有用性，尽可能与“评优推先”相结合、与改进工作相结合、与绩效分配相结合、与干部选拔和管理相结合，重激励、重发展、重影响。此外，公民道德量化评价还应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实行“人性化”的量化评价。评价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提高每个公民道德素质，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的一种手段。

（三）道德治理手段多管齐下，重在解决“怎么走”的问题

公民道德建设过程就是教育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循知、利、制的顺序而推进，通过自律和他律两个方面实现。一是“知”，属于自律范畴，是公民道德治理的先决条件。“环境和教育是促人向善或向恶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条件。”④即通过道德教育，使公民个体在内心形成一个道德主体。当道德主体有了强烈的道德修养愿望和自我修养能力时，才能在思想上进一步觉醒，并广泛地认可公民道德体系，在相当的程度上将这种道德转化为精神的自觉和行为的自律，使道德治理具有可能性。二是“利”，是公民道德治理的必要条件。要正确理解个人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只有公民道德利益的权利和义务统一时，具有相应水平道德观念的社会成员才能够自觉地在社会生活当中实现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的协调分配，实现公众利益最大化，激发道德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三是“制”，属于他律范畴，是道德治理的充要条件。道德的底线在法律，借鉴发达国家公民道德行为入法的经验，通过刚性的法律、制度对公民道德规范的言行进行强制性的“奖励”和“惩罚”，扶正祛邪，惩恶扬善，把道德规范内化为人们的自觉行为，使其不敢违、不能违、不愿违、不想违，做良善道德环境的维护者、躬身行德的实践者，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达到规范社会秩序、规范道德行为、构建道德家园的目的。

总之，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基础性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依托，以社会公民为主体，以量化考核为基点，以德治与法治并重，创新思路、创新内容、创新形式，结合时代特征，结合社会现实，整合传统丰富的德育资源，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公民道德建设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