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娱乐的“异化”表征

摘要：这是个“物化”和“异化”的世界，媒介娱乐通过“仿真环境”成为一种新的“异化”力量。本文通过对电视娱乐呈现出的各种“异化”征候进行详尽阐述，勾勒出一幅电视娱乐文化的“异化”地图，力图为我国电视娱乐节目提供一定的警醒和思考。

关键词：娱乐 异化 麻醉剂 幻觉剂 弱智化 去深度化 审丑

当今社会，大众媒介营造的“仿真环境”成为一种实质意义上的新的异化力量，当“媒介真实”代替了“社会真实”，生存在媒介语境中的当代人远离“真实”生活，失去了批判精神与超越维度。大众媒介泯灭了人的多样性和思想的丰富性，用“单向度”的言语不断压抑着人的主体性及自然性，让人们习惯于轻松的“表层娱乐”，而放弃了理性思考和对深度模式的追问。大众媒介正是这种“对于异化毫无自觉意识的所谓个性的实现”，其间，媒介一方面“异化”着他者，一方面也在不知不觉中经历着“自我异化”。如电视娱乐的异化造成了电视对一大批边缘群体的价值和存在的忽视。甚至我们的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也被“异化”了。物与物的交往取代了人与人的交往。“人在私生活中是一个现实的人，但是却偏偏没有现实性。在公共生活中，人具有普遍性和真实性，但是却失去了现实性”。[1]就像电视喜剧和无厘头电影，常常喜欢故意拉开平常与非常、怒与笑、悲与欢等寻常感受的距离，在这种陌生而怪诞的情境中绽放观众的笑容，它们致使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开始发生异化，我们所熟悉和感到亲切的东西突然变得陌生和疏远。

一、娱乐“麻醉剂”与“幻觉剂”

我们被卷进了一个由娱乐、信息和消费组成的符号世界里。盖・德堡认为：“当真实世界化为简单视像时，后者就成为一种真实的存在，其催眠和作用十分有效。奇观成为一种趋势，使人们通过各种特定的中介物认识世界。”[2]对于娱乐奇观具有的麻痹功效，贝尔纳・瓦耶纳深表忧虑：“麻醉剂适量可以起好的作用，用量不当成了可怕的东西。新闻的作用――几乎大家一致公认――不是引人避世，而是让人觉醒。现在恰恰是本末倒置，这不能不让人担忧。”[3]大众媒介通过提供给受众栩栩如生的幻想、刺激性的暴力、耸人听闻的欲望等，表达一种所谓的价值观，尤其是媒介能够对那些具有叛逆性，所谓的“”的人产生不一般的麻醉效果。

大众媒介被不少学者认为是一种典型的“社会麻醉品”。追溯其缘由，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从媒介作为麻醉剂的原因入手进行分析，巨量的传播往往使人陷入“麻醉”而非“活跃”的状态。这是因为，首先，媒介占去了人们大量本该用于“社会行动”的时间，人们阅听的时间越多，接触媒介的时间越长，其投身实际的时间就相应地越少。其次，媒介极为有效地使人沉醉在虚幻的满足之中，误将“了解某事”当做“从事某事”，使人以为知道什么便等于参与什么。麦克卢汉认为：“无论什么时候发生的延伸，中枢神经系统似乎都要在受影响的区域实行自我保护的麻痹机制，把它隔离起来，使它麻醉，使它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东西。”[4]他把这种独特的自我催眠形式叫做“自恋式麻木”。德国戏剧理论家布莱希特则更进一步，认为艺术经验或审美经验同样具有欺骗性和麻痹性，移情共鸣式的娱乐效果本身就遮蔽了观众对所表现事物的独立判断和批判性。就像在叙事剧中运用的“陌生化效果”或“间离效果”，不但是对日常经验的反叛，同时也是对艺术中欺骗人、操纵人的种种把戏的颠覆。

具体而言，当人们过度沉溺于电视娱乐狂欢时，就不知不觉地丧失了社会行动的能力，只是满足于被动的参与，这种表面性参与常常掩盖了观众的冷漠和麻木状态。

电视已成为许多人不可或缺的“欢乐伴侣”，它太容易为人填补空虚，制造快乐，用美丽的幻想来掩盖冷酷的现实，使大众对其产生强烈的依赖性。与此同时，电视偷走了人们的精神、能量和意志，使人变得萎靡不振。就如同酒精、能通过麻醉让人暂时忘掉痛苦，无法面对真实人生，并很容易让人上瘾。电视和酒精、药物的相似之处还在于，瘾君子一旦离开它们，则会出现“戒瘾综合征”。根据统计，“在美国有大约2%～12%的人认为自己已经染上了电视瘾，却无法自拔。看电视的时候他们觉得很轻松，看过之后往往会觉得更空虚、更沮丧、更不快乐，但过后他们又无法控制住不再去打开电视机”，[5]这亦即麦氏的“媒介即按摩”的本质，享受媒介就如同享受按摩。这种“按摩”既不能增强体质也不能祛除人的疾病，且要命的是，“它以富有欺骗性的轻松愉快来阻止人们增强体质和祛除疾病的意向和行为。在持续的轻松愉快中，它逐渐培养出对于轻松愉快的持续的欲望，即一种对于轻松愉快的‘瘾’和‘癖’”。[6]

二、娱乐的“弱智化”

纵观当下电视娱乐节目内容，“弱智”“反智”“浅薄”“愚昧”等彰显殆尽。“娱乐”成为“愚乐”，“益智”变成“损智”。从传播者角度看，反智性、弱智化是新闻界的一个结构性的长期现象，它促使记者经常提出知识分子的谬误问题或是挑起争论，能发动的自然只是那些知识分子记者，其存在的唯一理由是这些所谓的争论可以给那些电视知识分子提供机会。在电视上“挖一段时间”，得以靠媒介生存。在我国，市场化带来的当今知识精英结构内部的转化：传统的人文知识分子走入边缘，而新的技术型知识分子成为主导，它意味着文化资本及权力的再分配。在这些所谓的精英分子眼里，大众是头脑简单的、非理性的“乌合之众”，只需要迎合他们简单的、低层次的趣味就可以了。于是，观众在电视节目长期的“简单化”“儿童化”娱乐节目的熏陶之下，智商不但没有得到提高，反而降低了。

“弱智”的娱乐传播培养起来的是人们“弱智”的判断能力和鉴赏能力，而这正是媒介传播者所希望看到的。掩藏在电视新闻节目后面的是“反交流”理论，即让人们抛弃逻辑、理性和秩序，追求感觉和无序的快乐。就像美国一度盛行的肥皂剧，用一些琐碎的、不真实的快乐收买了家庭主妇，通过“提供肤浅的、替代性的情感经历和虚假社区生活的愉悦”，把观众当“傻子”对待。再如，“罐头笑声”原本是情景喜剧的一个标志性要素，它对于烘托情节气氛、表现人物性格、突出场景生趣都具有特殊意义，但同时它也造就了电视观众的被动和被愚弄感，尤其是那些低劣剧作，给人以虚假、矫情和放大其不合时宜的感觉。

三、文化的“去深度化”

尽管当今的大众媒介已经发生了诸种嬗变，但“它奴役和愚化人性的趋势却变得更加厉害了。早期阶段的大众媒介还提供了一种逃避日常生活压迫的可能性，还为创造力和想象预留了一些自由游戏的空间，而现在的大众媒介已完全让想象失去了自由”。[7]

我们处在被后现代文化包围的语境中，一切都走向表面化，各种符号中介把现实和形象完全隔离，现实被抽空，只剩下一堆形象和文本。此时，能指彻底地摆脱了所指的规约而变得轻松自由，在文本形式中，所指拒绝出场或无限延期，这也即是“意义的消解”。它们所提供的承诺仅仅是娱乐、轻松、荒诞等能指的无尽运作和狂欢，它永远处于“精神的零度”。一个失去了所指的能指于是转化成一个形象，将传统深度结构夷平为深度缺失的平面结构。就像肥皂剧没完没了地演绎着浅薄的感情纠葛和无聊的琐碎事端，用层出不穷的能指符号编织色彩斑斓的画面和离奇的故事，其内容却空洞无力。音乐电视也成为官能欲望的盛宴，以惊人的魅惑画面遮蔽了音乐本身，用强烈的煽情性和刺激性诱发大众的消费冲动，供大众消遣和享乐。这一切都成为丢弃所指的能指，摒除了意义的符号，不再赋予历史感和现实感的深厚意蕴。

在文化消费中，最严重的问题在于精神性的“文化危害”，又称为“智力危害”。过剩的娱乐消费是对历史文化的平面化，在此过程中，一切严肃的事情都被游戏化和去深度化。电视媒介就在浑然不觉中摒弃了真相、摈弃了智慧，让欲望自我指涉，让需求符号化。所有的深度意义都消失了：没有微言大义，没有三思而后行。有的只是脱口而出，有的是搞笑煽情。我们从过去“为什么写作”“为什么拍电视”的自我质询走向不断地写、不断地拍的流水生产线。于是，娱乐成了最好的开胃品，搞笑成了影视创作的首要法则，全民沉浸在“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当中。

由于电视中时间的连续性、空间的整体性都被淡化，由此剩下的只是一个个孤立的事件，观众无须多费脑力和感受沉重。娱乐文化让大众来不及细细品味，只是追求“我来了，我看到了”的效果，也无法启迪更高层次的思想和思维，传统优良文化的传承正在日渐式微。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快乐无知的人们完全没有时间和耐性去聆听来自心灵的声音，更多人的心灵变成了荒漠与虚无。于是，在传统美学趣味和深度意味消失后，“表征紊乱”成为时代异化的症结，本能欲望的无休止满足和对“物”的占有欲成为“物化”时代的焦虑。

四、“审丑”不疲劳

在这个浮躁、审丑当道的时代，大众常常分不清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对“审丑”的追逐胜过了对“审美愉悦”的追求。那么为何大众容易“审美疲劳”，而不容易“审丑疲劳”？原因之一是，“审美”获得的是愉悦，“审丑”更容易获得的是。在审丑狂欢中，或是压抑宣泄，或是情感释放，以由此获得某种。从这个角度看，“审丑不疲劳”是比较符合常规的。然而，从“审丑不疲劳”到“造丑不疲劳”，是一道人心扭曲、道德沦丧的可怕轨迹。一个时代如果不再把真、善、美作为追寻目标，而把假、恶、丑的东西当做追逐对象，那注定是个失去了美的“韵味”的可怕时代。

审丑现象是娱乐异化的典型症候之一。原本，正是因为现实生活是平凡甚至丑陋的，只有通过审美，通过有品质的娱乐文化才能为人们提供“圆满的生活”，使丑之地变成美之邦，而现实却相反。

在娱乐化生存中，有一种情感叫同喜同悲的共鸣式的体验性情感认同。娱乐不完全是让人发笑，也有让人流泪的，而关键就是创造出这样一种在娱乐氛围下的情感体验满足。然而，一些娱乐节目常常刻意制造笑料，或让主持人与嘉宾之间互开玩笑，相互贬损；或故意设置一些游戏环节，让嘉宾搔首弄姿、洋相百出，以博取观众一笑。2005年的《超级女声》实际上制造了受众审丑和审美两种情感体验和需求。在海选阶段，观众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草根民众的“出丑”表现，如唱歌跑调、舞姿拙劣等。在PK阶段，观众焦点则主要汇聚在人气偶像身上。一定程度上，前者满足了受众的审丑心理，后者满足了审美心理。在审丑和审美的交织中，让观众对这场选秀盛宴产生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再如，近来由于国内某些选秀活动中不断出现的所谓“伪娘”现象，即男扮女装，让“伪娘”成为媒体上频频出现的时髦词汇。据了解，“伪娘”一词来源于ACG（指动画、漫画、游戏等）界，有人认为，正是独生子女政策使得中国的年轻人变得娇生惯养，缺乏独立能力，性格日益偏向女性化，促成了“伪娘”的盛行；也有人指责“伪娘风潮”是受到了日本动漫、动画的坏影响。显然“伪娘”的流行，满足了一部分观众的猎奇、偷窥和“审丑”心理，并且由于媒体的滥用成为一种亚文化被年轻人群起而效仿之。

可以说，在当今这些异化的娱乐节目中，人为导演和角色扮演的痕迹十分明显。在虚假的情感价值掩饰下，就像一场电视游戏和阴谋，一切几乎都是事先策划和主观预设的。这类娱乐节目，作为电视文化中的冰山一角，其不真诚和不诚信，无非是这个道德缺失、价值扭曲的年代的投影罢了。当一切都是虚假，当喧哗终归于宁静，我们的娱乐节目，究竟还剩下什么呢？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28-430.

[2]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M].史安斌，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3] 吴飞.传媒批判力[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81，110.

[4]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5] 丁国旗.对电视文化的批判性思考[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4）.

[6] 吴伯凡.孤独的狂欢：数字时代的交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7] Martin Jay， （ ed. ），An Unmastered Past：The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of Leo Lowenthal，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239.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全球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