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魏晋南北朝服饰风格的形成

摘 要：试图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染织纹样的分析,来说明这一时期各民族之间的广泛融合、中外文化的交流以及佛教的传入与盛行,是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服饰超然脱俗、兼收的时代风貌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服饰风格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4-0142-01

秦、汉帝国曾经以政治上强大的向心力使服饰文化在传承商、周服制的基础上，吸收融合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服饰的所长，至东汉明帝厘定了适应封建服饰制度，对后世封建服饰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公元4世纪至6世纪，中国处于混乱的南北朝时期，战争和民族大迁徙促使胡、汉杂居，南北交流，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和西域国家的异质文化与汉族文化的相互融合与相互影响。南北朝时期随着胡服盛行，服饰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空前的变化。

魏晋南北在政治方面固然充满了分裂与动乱，在学术思想上是一个融合、创新的时代，它打破了两汉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数百年的统治意识，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一次小规模的“文艺复兴”。这个时期的思想家们在某种意义上“复兴”了先秦各家学术，提出新的哲学命题，加之外来的佛教和民间流行的道教的影响，整个社会文化表现出一种个性觉醒的状态。个性思想被以各种各样的文化形式表达出来，服饰文化也不例外。这个时期的人们“在艺术中，着重表现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人格”。当时的人在儒家传统思想数百年的压抑后，又开始重新寻找自我的存在，去探索灵魂的归宿。服饰在这个时期基本上成为抒发个人情感的一种手段了。

这一时期老庄、佛道思想成为时尚，“魏晋风度”也表现在当时的服饰文化中。 宽衣博带成为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的流行服饰。男子穿衣袒胸露臂，力求轻松、自然、随意的感觉；女子服饰则长裙曳地，大袖翩翩，饰带层层叠叠，表现出优雅和飘逸的风格。同时，民族间战乱频仍，却也给了各民族在服饰上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机会，各民族服饰相互融合。和唐代的健康丰满、雍容大度、绚烂华丽的佛教造像相比,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造像的瘦削超脱,潇洒俊逸、秀骨清像和它对人世现实的轻视和淡漠,以及洞察一切的睿智的微笑等特征,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强烈动荡及玄学对人们思想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是政治和经济动荡的时期，士大夫阶层形成了消极的社会风气，追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享乐主义，沉沦与颓废的生活方式，以老庄、佛道思想为时尚，这种风气也直接反映在人们的衣冠服饰上。由于老庄学、佛学在魏晋贵族、士大夫中的影响，谈玄之风盛行，又由于他们为求养生，服食“五石散”引起负作用，所以，这时的衣服大都是宽衣博带，袒胸露腹的，大冠高底鞋，用香料熏衣，男子剃胡须后搽粉涂胭脂，照铜镜，皇帝也多抹脂粉。魏晋南北朝服饰中的冠帽很有特色，汉代的巾帻依然流行，但与汉代略有不同的是帻后加高，体积逐渐缩小至顶，时称“平上帻”或叫“小冠”。小冠上下兼用，南北通行。如在这种冠帻上加以笼巾，即成“笼冠”。笼冠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冠饰，男女皆用。葛洪在《抱朴子・讥惑篇》中记载，当时的服饰变化节奏特快，没有固定的款式，“乍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忽低，或粗或细”，这种服饰的变化无常，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人心浮动，不追求永恒的东西。照王羲之的观点，就是“适我无非新”，意思是说，只要适合自己的审美要求，就是新的。所以，大家追求“以异为快”的服饰理念，这种个性的张扬，个性、气质、爱好与服饰的和谐统一，是时代的进步，这是对儒学礼教中礼仪服饰的一种颠覆。南北朝时期的胡、汉服饰文化，是按两种不同的性质和方向互相转移的。其一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封建服饰文化，魏晋时基本遵循秦、汉旧制；南北朝，一些少数民族首领初建政权之后，鉴于他们的本族习俗穿着不足以炫耀其身份地位的显贵，便改穿汉族统治者所制定的华贵的服装。其二是在实用功能方面比汉族统治者所穿的宽松肥大的服装优越的胡服，向汉族劳动者阶层传移，魏孝文帝曾命令全国人民都穿汉服，但鲜卑族的劳动百姓不习惯于汉族的衣着，有许多人都不遵诏令，依旧穿着他们的传统民族服装。官员们“帽上着笼冠，裤上着朱衣”，连魏文帝的太子也私着胡服，从洛阳逃回平城，后被废为庶人。这是由于服装是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有民族的习惯性，他们原来的服装样式比汉族服装紧身短小，且下身穿连裆裤，便于劳动，这种服装是鲜卑族人民在长期劳动中形成的，魏孝文帝在推行汉化中未能使鲜卑人断其流行，反而在汉族劳动人民中间得到推广，最后连汉族上层人士也穿起了鲜卑装。其根本原因，就是北方胡族服装便于生活活动，有较好的劳动实用功能，因而对汉族民间传统服装产生了自然传移的作用。在同一时期，西域各国商民来到中国经商，在中国归附定居的也不少。南北朝时期这种胡汉杂居，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和西域的异质服饰文化与汉族传统服饰文化并存和互相影响的情形，构成了中国南北朝时期服饰文化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魏晋南北朝佛教-方立天文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