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蔬菜卖难问题的成因剖析和破解思考

笔者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从事蔬菜生产、经营及研究工作至今。以往，每到农家开春为种地打谱儿的时候，常有搞专业蔬菜种植和想在自己的承包地里安插点蔬菜换钱的朋友找来打探：今年种什么蔬菜能保险些？他们担心的就是地里长出的蔬菜到收获时价低赔本，或没人要砸在地里。那时，凭着自己手里掌握的出口订单和内销合同，加上自己平时注意了解一些市场信息，也喜欢从中揣度点规律，还能给大家说对个十之八九。这是因为当时的蔬菜种植规模普遍不大，那些乌七八糟的有毒有害农药也没有如今这么泛滥，人们吃着相对放心，菜农种多少也基本上能卖多少。可最近四五年，自己再没敢给兄弟们出过主意。说起来，这其中原因很多。但仔细琢磨，不外乎两点：一是现在蔬菜种植规模越来越大，怕自己搜集、分析得出的信息不准，误导了人家。二是时下人们在蔬菜种植时施肥用药都没有定数，万一让人家种了，有人使用了禁用农药或不能做到按标准用药，出产的蔬菜加工出口不能用，国内销售，那叫“骨肉相残”。思来想去，干脆，还是免开咱这“尊口”吧！

可最近几年，蔬菜卖难问题几乎年年都有发生，而且一旦发生，损失相当惊人，每每都无不令人感到痛心疾首。作为一名蔬菜生产、经营专业工作者，觉得有义务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说出来，即便其中有用的东西不多，至少也算是自己对自己负责吧。

应该说，上世纪最后十年，各级政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引导、推进农业产业结构和种植结构调整，可谓“十年磨一剑”。相当一部分农民由种粮转为种菜，也的的确确尝到了甜头，得了实惠。眼下，产菜大省、暖棚大县、“大蒜镇”、“生姜乡”、“辣椒村”即闻即现。可惜的是，自本世纪开始，尤其是最近几年，媒体上几乎每年都不乏这样的报道：某地芹菜丰收，因没人收购，菜农不得不将上千亩芹菜自毁大田；某地大白菜收购价格5分钱一斤，菜农排长队售菜等待不及，怒将白菜整车倒进路边水沟；某地大量窖藏土豆储藏期限已过，求各地前来采购“爱心土豆”；某地冷库储存的洋葱滞销，正在零价清仓，血本无归……还有，城里儿子不敢吃老爹从老家带来的蔬菜；某地生姜不用农药的供出口或自家食用，使用农药的供菜贩子流向农贸市场……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去年还“蒜你狠”、“姜你军”，今年突然又“蒜你贱”、“被姜军”，乍听是几句调侃，实际上折射着人们对“菜贱伤农、菜贵伤民”的无奈。

再看我们的蔬菜加工出口企业，按照国家质检总局的要求和国外采购商的要望，企业所使用的蔬菜原料，应该只限于来自自主管理的种植基地。首先，选择基地，对土壤、灌浇水源、周边环境有规定的标准要求。其次，在种植管理上，从选种育苗、浇水施肥、农药喷洒到品质鉴定、农残检测都有一套规范的操作规程。再次，收获、运输、储存、加工、出口要有一套严格、紧密、封闭、能跟踪、可追溯的管理模式。据笔者所知，即使在目前，仍有很多企业还没有能力完全满足这一要求。打个比方，一个年加工出口蔬菜制品能力5000吨的企业，其所消耗蔬菜原料的数量至少要在1.1万吨上下，按平均亩产蔬菜1.5吨、每年收获一茬半倒着推算，其自主管理的基地面积至少应该达到4800-5000亩。试想，要经营好偌大规模的一个农场，企业要付出包括土地租金在内的人、财、物力是何等之巨。如能风调雨顺、出口订单稳定，也许可以顺利运营。如遇天灾或国际市场波动导致出口受阻，其风险之大绝非企业自身所能抗拒。“一亩园，十亩田”，种菜而非种粮。事实上，要经营好一个5000亩的种菜农场要远比经营一个蔬菜制品产能10000吨的工厂难许多。所以，真实的情况是：这些企业迫于行业要求和客户要望，不得不少承租一些土地挂上自己公司基地的招牌，高薪招聘有种植技术和经验的人员来管理、操种，至多也只能算是一个示范园区。其产出的蔬菜原料数量与公司需要消化的数量比较，可谓杯水车薪。好在这些基地对与公司有合同关系的种植专业户起到了一定示范作用。但必须承认，公司所用的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原料仍然来自于后者，即所谓的“合同基地”。由于管理上的松散加上后者要考虑成本，即或多或少要受到利益驱动，产出的蔬菜原料在品质和安全性上与来自公司自主管理基地的原料比较肯定是要打折扣的。于是乎，经常有如下情况出现：某公司因出口的蔬菜产品农残超标被对方口岸退货或销毁。某企业出口蔬菜弄虚作假、逃避检验被检验检疫部门列入黑名单或吊销出口业照等等。正因为此，我国蔬菜出口曾一度品种受限，数量减少。

以上赘述这么多，是想说明我国蔬菜卖难的现状，进而从中分析出蔬菜频现卖难问题的几大原因。

一、信息不通、不准。谁来建立包括蔬菜在内的农产品信息服务体系、搭建信息服务平台，这个责任和担当在我国是不明确的。由于缺少这种服务，不能将蔬菜种植面积、收获预期、供需动态（包括国外）、市场预测等综合信息经过广泛采集、精确分析、高端论证后及时进行权威（行业信息往往仅局限于产后的供求数量和价格行情）。在蔬菜种植前，菜农很难找到较为准确并能预警种植风险的信息渠道和来源。即使有一些负责“三农”工作的部门，偶尔发一些有关蔬菜产业的支离破碎的短讯，也没有高端性和权威性，更不能实现自上而下、自东向西、自南向北、自春到秋的区域覆盖和季节覆盖。特别是，种植前沿存在大面积信息盲区。有相当一部分菜农依然年复一年地在菜地“押宝”，种瓜种枣、种多种少、收入多少一概听天由命，要知道，在城乡居民收入尚难能缩小的今天，农民兄弟是最经不起折腾的。所谓“一年菜难卖，得举三年债”，一语道破了他们对“卖难”的恐惧。

二、品种老化、品质低下。和粮食、水果一样，新开发培育、引进的蔬菜品种在营养、口味、色泽、产量和抗病虫害能力上有很大优化。在美国、以色列、日本等农业技术发达国家，新蔬菜品种的繁育、推广、普及可谓日新月异。这当然取决于他们政府的政策引导，而更重要的，还是蔬菜种植业者的积极接纳和消费者的广泛认知。就拿转基因农产品来讲，笔者才疏，虽不敢完全苟同可以全部“放心食用”的观点，但有几种已经被外国人试食多年且毫无有害显现的品种，在国内还让我们的专家、学者、甚至社会名人争得面红耳赤。这不禁让人感觉有多此一举、故意炒作之嫌。不仅引起了人们对转基因产品的认识混乱和恐慌，而且阻碍了其在我国开发试验和推广的步伐。

笔者曾参加过数次国内蔬菜博览会，就规模和盛况来说，感觉一次比一次空前，展出的展品极具观赏性和艺术性，可谓美轮美奂、美不胜收，令人叹为观止。可走出展厅却不免感到有种失落，难道来参加展会就为了欣赏那些专家高超的园艺展示吗？那些花团锦簇、个大无比、造型奇特的花菜、果菜、根菜，广大菜农们能栽会种吗？即使花钱费力种出来，又销往何处、赠与何人呢？那么多菜农远道而来花几十元买一张门票就是为了滑溜一下眼球吗？这样的展会对蔬菜种植业的科普又有多大作用呢？如果相反，他们能从展会上拿到真正能使自己的收入大幅增加的优良品种，能学到栽培这些新品种的技术，那展会对社会、对城乡居民、对菜农的贡献会少于展会门票的收入吗？从这个意义上讲，笔者更加感觉到我们党正在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何等及时，意义是何等重大、深远。

笔者的意思是，传统的优良蔬菜品种要保留，要不断注入科技含量求得更新，在提高其风味、品质上做文章。另外，我们在蔬菜品种的引进、培育上还属短板，特别是相关部门在力推规模扩大和品种改良上的力度失衡，存有与国际市场接轨慢、产品不能及时融入国外消费群体和不能迎合国内民众不断提高的品位的问题。当然，如果引导、扩大消费不利，其结果同样是产出来，卖不掉。

三、蔬菜安全，堪称大忧。信息不通不准，导致蔬菜盲目过剩种植；品种老化，导致蔬菜出口占总产的比例得不到提高。这固然是造成我国蔬菜频现卖难问题的两大瓶颈，但还有一个极具要害性的关键因素更值得我们下大气力破解，这就是蔬菜的安全问题。

占人类食物摄入总量30%以上的蔬菜，任何人种、族群都不可或缺。它与人类的健康乃至生命关系重大。在温饱已经不再称其为问题的今天，人们为了健康而选择食用它的同时，对那些损害健康的蔬菜表现得咬牙切齿，可谓深恶痛绝。而极少数蔬菜生产、经营者以及管理者们却木然不觉，前年如此，去年如此，今年依然如故。出口国外，人家一检再检，消费者买得还是战战兢兢。国内销售，主妇们盘问再三，买回家盐浸水泡。如此景象，蔬菜不出现卖难问题才非正常。

以上盘点了蔬菜卖难问题的几个原因及其给蔬菜产业带来的损害，以下，笔者想试着道几点对破解这一难题的思考，谨望与业者和关心该题目的同仁共同商榷。

第一，严格法律、明确责任，迅速攻克蔬菜安全难关。

我国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颁布多年，蔬菜的质量安全完全适应该法的范畴。此法的宣传普及和严格执行，无疑是解决蔬菜安全问题的宝剑。这项工作若有成效，既可以督促蔬菜种植业户自觉规范种植管理行为，让营销者自觉强化监督约束责任，又能让消费者明确自己的合法权益并加以保护，对危害安全的违法者敢较真儿、零容忍，以倒逼蔬菜生产、流通步入“安全轨道”。

现在，一提到食品安全，人们头脑里首先显现的就是“三聚氰胺”、“瘦肉精”、“苏丹红”、“塑化剂”。殊不知，含有有毒农药和超标农残的蔬菜对人们健康危害的广度和深度比其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我们在蔬菜种植、加工、销售安全方面所付出的督导、管理成本却远小于其他。对危害生成前后的执法力度也远不如其他。全社会重视蔬菜安全的广泛效应相对匮乏。所谓的“无公蔬菜”可以自己命名，“绿色蔬菜”可以轻易认证，“有机蔬菜”证书花钱即可买得。此等路人皆知的现象存在，谁还去热衷于那些所谓质量安全的高档蔬菜呢？

执法严格，首先要解决谁来执法、怎样执法的问题。《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明确规定：如果消费者食用了问题农产品而受到损害，生产商和销售商都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消费者若是在农产品批发市场买到问题产品，可以向农产品批发市场要求赔偿，同样也可以直接向生产者、销售者要求赔偿。此外，对含有国家禁止使用的农药和其他化学物质和含有农药残留等化学物质、重金属等有害物质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当然包括蔬菜），《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是明确祭出“封杀令”的。如此威严的尚方宝剑为什么就没有人执掌或掌而无力呢？

蔬菜安全是食品安全的重要内容之一，从大的意义上讲，它直接关系到广大城乡居民的身体健康，从本文的角度讲，就是关系到蔬菜卖难问题。

笔者认为，解决蔬菜安全问题，应着重在以下两个方面下工夫。

1.改革蔬菜生产、流通体制，造就可管、可控的规模化、集约化模式。

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建立从生产加工到流通消费全程监管机制，社会共治制度和可追溯体系。这综合提出了解决蔬菜安全问题的目标和根本方法。

国外“食品可追溯制度”的建立始于2000年的欧盟，美国、澳大利亚、韩国、日本等国家紧跟其后，相继建立了从牲畜开始进而扩展到全部食品（包括蔬菜）的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其中韩国政府于2005年在农产品控制法令中引入了全方位的农产品追溯程序，2006年开始在全国执行。这就是说，在法规建立上，我们又在不知不觉中比他们落后了十年。

我国目前蔬菜生产供应的现状是：乡村居民靠“自留园”自供自给，剩余到城区摆摊出售（也确有城郊部分靠种菜挣得收入的菜农在种植管理上使用双重标准）。城镇居民的“菜篮子”靠超市、农贸市场、流动菜摊填充。有个数字虽不准确但可以断定是保守的：我国城镇居民由超市购买蔬菜的数量远不及消费量的30%。而就“全程监管和可追溯”而言，来自超市30%的部分，溯源体系已基本形成而且正在逐步完善，真正难管的恰恰是超市供应以外的70%及以上。这部分蔬菜，从产地辗转到市民菜篮子里都要几经其手，因流通体制、管理方式方法落后，市民明知其来路不明，又不得不购买。由此来看，我们要实现《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工作目标，一是先提高蔬菜生产源头的集约化程度，加大对影响蔬菜安全的大环境治理。二是对蔬菜产、供、销体制进行一次大的改革，建立广泛的产、供、销结合的新式蔬菜流通渠道。三是加快蔬菜安全社会共治制度的建立，实现蔬菜从田间到餐桌可追溯并真正可操作的目标。

蔬菜从生产加工到流通消费的全程监管，政府自然要担当。过去，出现“蔬菜卖难问题”，有的地方习惯用一句“找县长不如找市场”来应付，但出现蔬菜安全问题，政府无论如何是推不掉的。据笔者所知，各地政府都设有“农业发展办公室”，财贸部门设有“蔬菜办公室”或“菜篮子工程办公室”和“市场管理中心”，农业部门设有“蔬菜技术指导服务站”和“植保站”，如果能整合这些部门和单位的职能、职责，真正做到齐抓共管，解决蔬菜全程监管问题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难。农民自给自足供应的部分要靠积极宣传、加强指导、晓以利害、扩大影响，靠农民自清自律、自我约束对自身的安全进行自我保障。城镇老百姓餐桌上的蔬菜，如能解决了谁来种、谁来送、谁来卖、谁管控的问题，“蔬菜安全可追溯制度”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笔者在考虑：如果把蔬菜种植、储存、运输、销售让一个大的、集团化、集约化的责任主体来承担，同时强化这个主体的蔬菜安全自我管控机制，再辅之政府职能部门的监控外力，“全程监管”是不是更容易操作一些呢？至少，政府监管部门可以不用再受“漫坡里逮蚂蚱”，累得半死却总也逮不完之苦。到访过日本农业界的同仁都知道，在日本有一个名为“农业协同组合”的组织（简称“农协”），这个组织具有企业和群团双重性质，其以为农服务为宗旨的若干职能中，指导农民生产经营和农产品销售是两项重要内容。全日本80%以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运输、销售都是由农协组织完成的。蔬菜种植的信息提供、技术指导、农资供应等产前、产中、产后服务都由蔬菜专业农协承担，农民通过加入专业农协，服从农协的一系列管理规范，依赖农协的信誉和品牌优势，解决了小生产面对大市场的问题。由于体系完整、机制运行合理、实力强大、管控严密，蔬菜从种植到餐桌的追溯制度在农协体系内部很容易就能得到落实。农协的协同和互助功能为菜农解除了“蔬菜卖难”的后顾之忧，所以菜农也踊跃加入。由于此，日本的蔬菜产业得以利好、良性循环发展。

笔者注意到，近几年，我国的蔬菜专业合作社如雨后春笋，遍地萌生，这无疑为我国蔬菜生产走上安全、稳定轨道打下了良好基础。但令人担心的是，如果不能从食品（蔬菜）安全的角度尽快改变这些专业合作社的基础管理模式，不改变合作社群龙无首、各自为政的现状，实现“全程监管”目标，彻底走出“蔬菜卖难”怪圈仍将是空谈。因此，笔者建议，将我国传统上与日本的农协有相似功能的供销合作社迅速进行全新的体制、机制改革，使其宗旨重新回归到为农服务上来，特别是注重县、乡两级供销合作社的重组、重建，赋予其托管包括蔬菜专业合作社在内的各类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和城乡集配中心的职能，日本农协的成功经验足可以为我们借鉴。

2.严密控制影响蔬菜安全要素，严格执行蔬菜安全标准。

蔬菜安全的关键控制点有四：一是种子，种子的安全是蔬菜安全之本，必须绝对保证。二是土壤和灌溉水源是否受到污染。三是化肥、农药的使用。四是运输、储存过程中是否受到污染和腐烂变质。其中发生问题最多、控制难度最大的是第三点中有毒农药和农药残留的控制。那么，我们就重点谈谈蔬菜用药的管控问题。

无论何种农药，对人体健康都是有害的。我们国家对蔬菜、水果、中药材、黄烟的用药范围有着明确规定。但为什么市场销售的蔬菜中依然经常出现农药残留超标，而且还时常发现在蔬菜中有禁用农药甚至国家明令禁止生产、经营、使用的高毒农药成分呢？很显然，蔬菜中可用农药残留超标，首先是对菜农农药使用的科普知识推广不到位，其次是供给菜农的农药成分本身有问题即农药制假、售假问题。但如果在蔬菜中发现有禁用或国家早已下了“封杀令”的有毒农药成分，那无疑就是执法不严和管控不利的问题了。我国的《农药管理条例》对农药的标准、生产、经营、管理、处罚规定的可谓既严又细，但到头来问题还是屡屡发生，这就不得不让我们考虑执法监管和流通体制上是否存在问题。

剧毒、高毒农药对人的杀伤力丝毫不亚于爆炸物品、有毒化学危险品，有地方政府已经把经营、使用国家禁用的剧毒、高毒农药视为“公共投毒罪”论处。为了防止这类农药作为农业投入品混入食用农产品生产环节，必须将其列入与“有毒危险品”和“爆炸危险品”同等严格的管控范畴。在制定法规和执法时，应加大违法分子犯罪成本，全社会形成合力，严厉打击，使违法分子放弃侥幸，彻底绝望。

所谓高效低毒农药，如果不能有效控制好用药浓度和频度，特别是不同农药对不同蔬菜有不同的安全间隔期，如果蔬菜在农药安全隔离期之内被收获、食用，照样会对人体造成危害。倘若长期食用，其危害程度比偶尔误食有毒蔬菜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对此类农药的生产、流通、使用，同样不可掉以轻心。有不少菜农反映，现在同一种成分的农药品牌繁多，同一品牌相同成分的农药却冠以多个名称，而且不断推陈出新，让人应接不暇。更有甚者，有个别不法工厂，违法恶意竞争，肆意改变生产标准，制造假药。有的对有效成分，高含量、低标注，使安全间隔期失去意义。有的低含量、高标注，让菜农白花钱，不见效。这简直和拿人的生命和健康当儿戏的制售假药坑害百姓的不法分子没有什么两样。这些乱象不解决，我们的百姓对来自农贸市场的蔬菜敢放心吃、放心咽吗？

因此，本着对老百姓健康负责的态度，我们对这类农药的销售，渠道宜窄不宜宽，宜短不宜长，不能过分讲求经营效益。说白了，就是要采取谁使用、谁购买、谁分发、谁指导监督使用、谁把蔬菜安全的责任负责到底的措施。如果能实现蔬菜生产、经营集约化，就完全可以将农药、化肥的采购、销售纳入蔬菜生产的链条，恢复“垄断专营”，以达到简捷、透明、严格、可追溯的监管效果。

第二，搭建信息服务平台，加强信息指导，减少资源浪费。

信息服务至关重要。 前面讲过，蔬菜在安全上若没有保证，出口，被外国人拒之门外；内销，国人不敢多买、多存。这是蔬菜的“相对过剩”。还有“绝对过剩”，那就是国际、国内市场同时饱和。比方，某个品种的蔬菜，连消费、出口带加工、备储一个季节生产1000万吨就足够了，而我们偏偏出产了1200万吨。因为蔬菜的“鲜”、“活”特点，市场似乎对其更加苛刻。从宏观上讲，即便你有再强的营销能力和措施，剩余的200万吨还是不得不让其回归黑土。看起来，这是菜农盲目种植的结果，原因是我们为农服务部门的信息服务、指导不到位，而根子却在于我们整体的蔬菜产、销模式存在弊端。那些陈旧架构下的思维和操作模式，阻碍了信息服务的发展，进而削弱了其对蔬菜产业的良性效应。应该承认，一家一户的土地经营方式实行了这么多年，农民各操一亩三分地，我们要尊重他们的种植习惯和自愿，又要引导他们学会适应市场。张家萝卜李家葱，赵家白菜王家蒜。这种小生产面对大市场的纠结也着实难为了我们基层的“三农”工作者若干年。再说，信息本来就是一项系统工程。之前，我国农村网络普及不够，要搜集准确的蔬菜种植、收获信息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综合东西南北中的信息，再经过分析、加工后反馈给农民更是难上加难。但是，即便如此，我们做好信息服务这件事的责任依然义不容辞，而且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改革。当然，改革是个大课题。笔者当然也是“干什么，说什么。”这里只讲对蔬菜发展有益的“改革”建议。

一是要加快农村土地经营模式的改革创新。在土壤条件、种植传统等方面具有发展蔬菜产业优势的地区，通过土地流转、土地托管等方式以“农业发展公司”和以供销合作社为主体的“农村合作经济体”为依托，建立大规模、集约化的蔬菜产业园区。二是在土地零散、不能成方连片但具有蔬菜种植条件的地区设立由县级供销合作社托管，以县级供销合作社“农产品供销公司”为销售龙头的“蔬菜专业合作社”。三是以出口加工企业为依托，建立大型“出口蔬菜生产基地”（出口企业也可以和“农业发展公司”、“蔬菜专业合作社”以合同方式联合建立“出口蔬菜备案基地”）。

二是搭建县、市、省、国家四级网络信息服务平台。县级信息服务平台要与本区域内与蔬菜有关的“农业发展公司”、“农村合作经济体”、“蔬菜专业合作社”实现联网。基层“蔬菜专业合作社”要与分散的社内蔬菜种植户联网。因为我国蔬菜出口占蔬菜产量的份额较大，市、省级以上平台还应实现与当地海关的联网。国家级平台，应协调建立、健全各级服务平台的信息采集、汇总上传、分析论证、适时反馈和建议性指导机制。各级也应根据国家级平台反馈的共享信息，经过分析判断，得出本地安排蔬菜种植品种、数量的可行性论证结论。信息内容应该包括：各地的蔬菜播种品种、面积、播种时间、预计收获时间、产量估算（必要时应上传当地的受灾害情况）、计划内销数量、计划出口数量以及同样内容的上一年度的相关资料和蔬菜收购、销售价格及流向等信息。县级平台还应及时对区域内所种植蔬菜的种子、用肥、用药技术指导信息，并整理、备案各种植实体上传的种子、农药、化肥实际使用情况等信息，用以监管和以备在蔬菜销售时实施溯源跟踪。

笔者以为，这四级网络服务平台可以由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和正在改革中的各级供销合作社来担当。因为供销合作社具备天然的为农服务本能。改革要使供销合作社重新融入到为“三农”服务之中，通过合作使其重新与农民结成真正的“鱼水”关系。在我国农村面临的新形势下，供销合作社已经不应该仅仅是连接城乡服务的桥梁和纽带，还要改革成连接政府和“三农”的桥梁和纽带。要担负起政府对农民服务的传递职能，并在服务中不断发展壮大自己，以更好地为“三农”服务。

笔者想象，如果这四级信息服务平台搭建起来，并辅之以切实有效的运行机制，能否让我国蔬菜产业的浪费减少一点点呢？哪怕是50%甚至更少。因为在目前条件下，搭建这些平台并不太难！

第三，改良品种、提升蔬菜品质。

走进发达国家的蔬菜零售市场，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形，同一蔬菜品种，由我国进口的蔬菜价格总要比当地出产的价格低很大一截，尽管从卖相看我们的产品要优于他们许多。再者，货架上由我国进口的蔬菜，多是一些极其传统的品种。种植技术含量高、富含营养、风味好、价值高又非常受顾客青睐的蔬菜品种却看不到我国产品的踪影。这其中除了一些国家的消费者存有歧视意识和我国蔬菜出口业界存在无序竞争导致我国的蔬菜价格低廉的因素外，还凸显着我国蔬菜品质不高，缺乏市场竞争力和蔬菜品种改良步子落后、品种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的存在，不仅制约着我国蔬菜出口事业的发展，也同样影响着国内蔬菜消费市场的开拓。解决好这两个问题也是从根本上解决蔬菜卖难问题的出路之一。

一些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的蔬菜品种，政府部门有责任从关心人民群众健康和广大菜农利益出发，组织进行公益性广告宣传。一些大的蔬菜生产经营集团也应该积极开展各种商业广告宣传，以起到引导消费和引领菜农进行品种结构调整的作用。为优良品种蔬菜的引进、开发、生产和销售铺平道路。同时，建议政府对具有“名、优、特、新”四个特点的蔬菜种植给予倾斜性资金和政策扶持。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信息分析预测，将富余的种植传统蔬菜的土地进行合理地结构性调整，既丰富市场，又增加种植收入。

提升蔬菜品质，是今后我国蔬菜产业的主攻方向，从战略意义讲，也是蔬菜产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发达国家，无论大小市场经营的蔬菜，包装上均标注有产地、认证号码，有的甚至载有种植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这意味着，他们的生产者不仅宣示完全对自己的产品品质负责，而且说明他们有极强的质量竞争意识，在争相用自己高质量的产品打造品牌，占领市场。所以，也难怪他们的产品价格成倍高于我们的产品，除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价格差异以外，他们的产品品质确实高出我们许多，价格高出的部分就是技术、管理和高回报的价值体现。市场最直接的告白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回来看看我们自己，一不小心，经常是搭上土地和汗水，收获的却是些连本钱都换不回来的“萝卜、白菜”。笔者常常感叹：什么时候，“白菜价”这个词能用来比喻“三星”和“苹果”手机的价格该多好啊！

提升蔬菜品质，不仅要大力发展“名、优、特、新”蔬菜种植，更重要的是要在整个产业中进行一次品质提升的“革命”。最低要求是彻底铲除有毒有害蔬菜，逐步废除“放心菜”、“无公害蔬菜”冠名和标准，用三到六年的时间用法律法规统一标准，实现流向百姓餐桌的只能是“绿色蔬菜”和“有机蔬菜”的目标。生命和健康的代价已经让老百姓有了“宁吃鲜桃一个，不吃烂杏一筐”的觉醒，人们对蔬菜安全的呐喊和呼声不绝于耳，如果我们再不作为，政府的形象必会因此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

当然，有人会担心，“绿色蔬菜”、“有机蔬菜”种植，投入大、成本高，会加重消费者的负担。在此，笔者想说明四点：一是本文的意图是提倡通过蔬菜产业整体模式的改革，克服蔬菜卖难问题，减少资源浪费，将那些巨大的毫无投入意义的成本转移到优质蔬菜种植上来。二是通过提出创新改革蔬菜流通体制，废除蔬菜流通中的“五级”（甚至六级、七级）中间环节，坚定实施蔬菜流通的“农超对接”和“产地直销店铺”模式，防止多层加价、多环节纳税，让种植者和消费者得实惠。三是倡议广大消费者应改变以前蔬菜买回家吃一半扔一半的不良习惯，新鲜蔬菜要冷藏保存，杜绝铺张浪费，共创节约型社会。四是广大消费者应逐步转变消费观念，享用大自然恩惠我们的健康蔬菜，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推动这种文明，利当代，惠子孙。随着人们饮食结构的改变和蔬菜品质“有机化”，“白菜卖出猪肉价”的情况也许会即将出现，但这是市场的选择定位，因为许多发达国家都经历过这样的变迁。大家知道吗？在西方国家的餐馆，蔬菜可是照人头按克、按片、按块、按条来卖的。他们的思维是：金钱是你自己的，但资源是全社会的，任何人都没有浪费的权利！假如我们把被浪费掉的资源转换成价值投入到改善我们生活质量的蔬菜种植业的投资中去，我们还会担心我们的承受能力不够吗？蔬菜卖难问题会不会因此而得到很大化解呢？所以，我们可以担心，但必须选择。因为人类文明的进步都是通过一次次的变革而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