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编辑思想浅析

鲁迅对中国社会的深切关注、深厚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仅贯穿于他的创作过程，也体现在他的编辑生涯中。在艰辛坎坷的一生中，他编辑各类白话文刊物，扶持新人新作，选编文学丛书，介绍先进外来文化，耗费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鲁迅的编辑生涯充分显示出他代表了一种编辑人类型，即那种一心为着自己的文化理想，为着个人的信念目标，为着出版物的优良品质而坚持不懈，自甘奉献，不图名利的“纯粹”的编辑出版者。学界以往对鲁迅的研究多集中于文学、思想方面，随着鲁迅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鲁迅在编辑工作方面的巨大成就及其所蕴涵的重要价值。可以说，鲁迅既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一个杰出的编辑家。他独特的编辑理念和艰苦卓绝的编辑实践向今天的编辑工作者言说着许多东西。

在鲁迅的一生中，文学创作与编辑出版工作是紧密相连的，从青年时期参与《浙江潮》《新生》的编辑，直到晚年指导黄源主编《译文》，可以说，编辑工作几乎与他的文学生涯相始终。

鲁迅曾于1918年担任《新青年》的编辑，并在其上发表为数甚多的批判中国封建残余的文章。从1918年9月《新青年》第5卷第3号开始，共发表《狂人日记》《孔乙己》等各类文学作品27篇，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鲁迅在《新青年》“四面受敌之中”所作的短评，猛烈地抨击了形形的封建复古主义者及“国粹”派，发挥了强有力的战斗作用。另外，鲁迅在《新青年》上还发表了《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佯做父亲》等批孔论文，为《新青年》增添了战斗的色彩，使其在“打倒孔家店”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鲁迅亦曾在《〈呐喊〉自序》中明确指出《新青年》对自己思想的巨大影响。可以这样说，《新青年》确定了鲁迅的革命思想，并且成为其以后编辑创作的一个主要导向。比如，在其后来所编的如《巴尔底山》等杂志中，这种战斗性和革命性也是十分明显的。从1930年起，鲁迅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组织，不顾政府的种种迫害，积极参加革命文艺运动。1936年初“左联”解散后，他又积极参加文学界和文化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种特殊的政治背景不仅决定了鲁迅思想中的革命性，也间接地反映到他的文学创作与编辑实践中。

据不完全统计，鲁迅编辑和参与编辑的各种书籍有76种，丛书11种，主持或参与编辑的各种文艺刊物有20种，别人译著的书籍作序跋的有43种，校阅并介绍出版的也有40余种。从这些统计数字来看，编辑家的称号对鲁迅而言应是当之无愧的。周作人曾在《关于鲁迅》一书中这样回忆说：“鲁迅不曾任过某一出版机关的编辑，不曾坐在编辑室里办公，施行编辑的职务。他的编辑之职，乃是自己封的。他经常坐在自己家里，吃自己的饭，在办编辑的事，著作翻译自然也占一大部分时间。他编辑自己的，更多是别人的稿件。他修改，抄写，编整，规定行款格式，找寻和描画封面图案，预备付印……鲁迅自封为编辑，同时却又委自己为录事，自动地为人家抄稿，随时加以修正，使得文字更加通顺。稿子经他整齐的一抄，便显得更是出色了。”

在漫长的编辑生涯中，鲁迅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编辑经验，形成了鲜明的编辑风格与编辑思想，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兴国利民、催促新生为导向

鲁迅认为，要使祖国文明、强大，“第一要著”是要改变人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为了提倡文艺运动，“第一步当然是办杂志”，于是就有了1907年《新生》杂志在东京的筹办。《新生》的筹办虽然不甚成功，但它的尝试却让鲁迅深刻认识到，编辑出版工作可以辅助文艺的新生，可以“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可以“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的粮食”。这种观念在他内心生根发芽，并贯穿到他一生的编辑出版活动之中。比如，他后来创办《莽原》周刊，就是因为看到“中国现今文坛……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所以“想由此引起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他所主持的《语丝》“在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他主编《文艺研究》时则一再表示，“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意在“从别国窃得火来，煮自己的肉”。从鲁迅的这些言论不难看出，他编辑各种文艺刊物的目的并不是以物质利益为标准，而是从兴国利民、催促新生的立场出发来指引其编辑工作的。而他与青年共同创办杂志、书社，或给予推荐，或出钱资助，或指导青年人的编务，或亲自编辑青年人的文稿，或积极写稿以配合青年人的组稿编辑活动，更充分显示出他的这种催促新生的编辑理念，正如他在编辑《译文》时所言，他不仅希望中国有许多好的翻译家，更希望中国有许多好的年轻编辑者。

虽然政府实行了严密的文化钳制，当时的文化圈内还存在各种不同派别的相互斗争，而且“投机的风气使出版界消失了有几分真为文艺尽力的人，即使偶然有，不久也就变相，或者失败了”，但这些政治上的威胁和商业上的投机现实，不但没有使鲁迅屈服，反而使其发出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他自费印书，资助青年开办书店，对当时恶劣的出版环境进行了坚决反击。他不因政治风险大，私商不敢出就停止自费出版《毁灭》《铁流》等苏俄小说，因为在他看来，“还是战斗的作品更为紧要”；尽管美术画册成本高，销路差，容易赔本，私商不愿出，但他还是出钱印制《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死魂灵百图》《木刻纪程》《十竹斋笺谱》等木刻版画，因为在他看来，“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他自掏腰包编印瞿秋白的遗文，是因为同志间珍贵的革命友谊，更因为要高擎“爱的丰碑与憎的大纛”。鲁迅曾明确地说：“凡是为中国大众工作的，倘我力所及，我总希望(并非为了个人)能够略有帮助，这是我常常自己印书的原因。”又说：“倘我存在一日，终当为文艺尽力。”在此，文艺写作和编辑出版，从历史使命的维度，在鲁迅身上合二为一了。

在鲁迅的年代，办刊、办报、编书，往往是表达思想、宣扬学说的直接途径，同时代许多著名文化人士如胡适、陈独秀、吴宓、茅盾等，都同时担当编辑工作。与他们相比，鲁迅注重编辑的专业化这一编辑思想是在其编辑实践中得以体现出来的。

鲁迅所注重的专业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对细节的重视、对读者的关心、对作者的关心。凡鲁迅参与和支持的刊物，他都主动提供自己的稿件；每当书刊要印行，鲁迅都会从装帧、版式、插图到印刷等技术环节提供智慧甚至亲自动手设计；只要有可能，鲁迅都会对自己的文章认真校对，甚至不止一遍。对“圈，点，虚线，括弧的下半”出现在“书的每行的头上”这样的“很不好看”的小细节，他都向友人提出解决办法并被“出版界普遍实行”，足见鲁迅作为编辑者的认真和专业。鲁迅十分重视编校质量，凡经他编印的书刊，都要通过“前言”、“后记”、“例言”、“小引”、“谨启”、“附白”、“按语”、“小信”等辅的文字，把有关书刊的作者、背景材料、编辑出版情况，以及编者的想法等等明确告诉读者，使读者对书刊有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从而得到更大的帮助，获得更多的益处。凡他编辑的书刊，一定亲自校对、批版式、找插图，请人画封面，亲自写广告，跑印刷厂，跑制版所，连字体的规定，也一定亲自标明，决不含糊。这样的认真劲儿，使鲁迅成为一个精通出版流程的真正的编校老手。其高超的编校水平，连赵家璧这样的职业编辑都不由得生出佩服之心。而他对书籍装帧的考究及表现出来的美学品位，更是很多职业出版人所望尘莫及的。如编辑《奔流》时，封面及刊名就由鲁迅亲自设计并书写，其印刷与纸张也均较一般刊物更加优良。凡经鲁迅编辑的刊物，每期有精美的插图，翻译作品多有相关论述，正文前后多半有译名的详细说明。除少数几期外，其它均有鲁迅的编校后记。即便卸任《译文》编辑，《译文》杂志创刊号的“前言”、终刊号的“前记”、复刊号的“复刊辞”，也都由鲁迅亲自执笔完成。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鲁迅是以其编辑工作之认真与严谨来践行他注重编辑的专业化这一编辑思想的。

3.注重译介国外的先进文学，讲求文学期刊及其作品的创新性和批判性

当时在国内引进国外文章的杂志刊物并不多见，为了扩展国人眼界，鲁迅参与编辑了一批杂志刊物，着重翻译和介绍外国的先进文学。比如《译文》月刊，就是由鲁迅倡导和筹划于1924年9月在上海创刊的中国历史上严肃认真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的著名杂志。《奔流》月刊、《朝花》周刊、《未名》等杂志也主要以介绍欧洲和俄国的艺术作品为主。其中，《奔流》月刊第一卷以刊登翻译为主，主要介绍欧美及日本的较为优良的具有进步倾向的作家及作品；《朝花》周刊则大量译介了外国文艺作品，尤其是北欧、东欧的文学和版画，对推动中国新兴木刻艺术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曾提到《朝花》的目的，是“在绍介东欧和北欧的文字，输入外国的版画，因为我们都以为应当来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接着就印《朝花旬刊》，……都在循着这条线……”对于《未名》杂志在译介国外先进文学与文化方面的贡献，鲁迅在《忆韦素园君》一文中曾这样说道：“…事实不为轻薄的阴险小儿留情，曾几何时，他们就都已烟消火灭，然而未名社的译作，在文苑中却至今没有枯死的。”

讲求文学期刊及其作品的创新性和批判性也是鲁迅编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仅以《语丝》为例。在对《语丝》周刊的特点进行评论时，鲁迅曾指出，《语丝》在不经意间显示出一种特色，即“任意而论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斥”。由此可见，鲁迅非常强调文学创作要以立新破旧为主。该刊不仅选录了鲁迅本人的诸多文章，同时也选录了其他许多作家所作的具有新意的文章。比如，鲁迅于1925年和1926年与章士钊、陈西滢、杨荫榆等所谓的正人君子论战，以及与反动北洋军阀斗争的许多著名文章，多半发表在《语丝》上，如《碰壁之余》《并非闲话（三）》《纪念刘和珍君》《无花的蔷薇之二》等。1928年间批判革命文学论中唯心主义思想的一些重要文章，如《“醉眼中的朦胧》《文艺与革命》《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也都是在《语丝》上刊载的。其他作家如虚生的《进化呢？还是退化呢？》、穆木天的《诗两首》、幽石《幼小者的死》等具有批判性、创新性的文学作品亦在选录之列。

鲁迅自掏腰包为《语丝》杂志付印刷费，将自己的稿酬送给青年作者葛琴补救生活，借钱为亡友瞿秋白出版著作，为自己扶持的刊物写文章、译小说，凡此种种热情，都已不是一个“编辑者”可以涵盖之。对于如何做一个好编辑，鲁迅的见解值得今天的编辑者们借鉴和学习。据唐先生在《“编辑”二三事》里回忆，鲁迅先生要求“编辑应当有清醒的头脑”，“他比作家知道更多的东西，掌握更全面的情形，也许不及作家想得深。编辑不能随心所欲地吹捧一个作家，就像他无权利用地位压制一个作家一样，这是个起码的条件”。“宁可折本关门，决不偷工减料”，这是鲁迅在《三闲书屋校印书籍》中说的话。个中意味，直到今天，仍值得编辑从业人士揣摩和体味。

参考文献：

[1]《巴尔底山》是参加当时“阶级的社会战”的文化领域内的袭击队。所以是小型的，综合的，战斗的刊物。从征稿启事中可以看出它的内容：关于国际及国内时事的论文；社会各方面的解剖和批判。国内各种文化现象及思想流派底解剖和批判；文艺现象批判；社会的讽刺诗和讽刺画及各地通信。

[2]为将这些数字具体化，略举几例以做说明：《莽原》周刊。鲁迅于1925年4月在北京创办，1927年12月停刊；《奔流》月刊。1928年6月创办于上海，1929年12月停刊；《朝花》周刊。1928年12月创办于上海，后改为《朝花》旬刊，主要发表翻译作品，共出了12期；《萌芽》月刊。1930年1月创办于上海，从第3期起，变为左联机关刊物。第5期出版后遭当局查禁，故第6期改为《新地》月刊发行，但仅出了1期就停刊；《文艺研究》季刊。1930年5月创刊于上海，出版1期后停刊；《前哨》月刊。左联机关刊物，1931年4月创刊于上海，第2期更名为《文学导报》，共出8期，1931年11月停刊；《十字街头》旬刊。左联机关刊物，1931年12月创刊于上海，共出3期，后被当局查禁。

[3]周作人：《关于鲁迅》，止庵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5页。

[4]《鲁迅主编或参与指导编辑的杂志》，山东师范中文系文学教研组编，1976年版，第85页。

石在中，编辑，现居湖北武汉。责任编校：剑 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