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传播语境中的少数民族乡村文化建构

一、电视在场：乡村文化生活的日常性

对于广大农村牧区而言，电视以其传播特性和传播优势，成为了迄今为止农村牧区信息传播最重要的大众传播形态。“电视独大”在农村牧区地区已经成为当地农牧民媒介接触和使用的形象性说法。

近十多年来，笔者一直关注云南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媒体使用和发展状况，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大众媒介与乡村社会的互动研究。早在1999年，笔者参与的“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1课题组就对遍布云南省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近50个村寨进行过全面调查，发现电视媒体在农村的信息传播格局中已经占据压倒性地位。之后，笔者对农村牧区信息传播状况保持了持续的关注，2010年至今，笔者对云南省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具有代表性的4个少数民族村寨进行了持续性深入调查。时至今日，虽然有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不断加入，但是电视媒体作为农村社会的“第一媒体”和“垄断性媒体”的传播格局依然是云南省绝大部分农村地区信息传播的基本特点。

“电视独大”格局的形成和延续，首先是农村牧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农牧民家庭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有能力购买电视机，使电视机从家庭中“殷实富有的象征”转变成为普通的“家具”。更为重要的推动力量则是，国家于1998年开始实施的“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以及相关倾斜性政策的推动，极大地加速了“电视下乡”的广度与深度。此外，电视传播中的低门槛、生动性、家庭性等特征，也使得电视具有了温暖的“家庭成员”感。这种温暖而贴近的亲近感，使得电视“融入了日常生活的经纬和体验，发挥着一种温和的效力，其构成方式复杂之至，以至于抵制和颠覆都难之又难。”2

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笔者认为，在今天的乡村日常生活实践中，电视首先是成了“连接世界的窗口”，村民透过这小小的荧屏，可以放眼大千世界。农村牧区电视“村村通”工程的实施和推进，从最早的“大锅盖”，到今天的“小天锅”，农牧民电视接触与使用的状况与城市居民的落差正不断缩小。以德宏州瑞丽市大等喊傣族村为例，该村共238户人家，拥有电视机的户数是235家，而且不少家庭中的电视机可能有2、3台，一般情况下可以收到50多个台的节目。丰富多彩的电视节目，正成为村民与世界同步并“对话”的重要方式。其次，看电视成为农村牧区日常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和方式。我们在怒江州兰坪县的一个普米族村寨调查时，恰逢乡文化站的电影流动放映车到村里放电影，结果来看电影的村民仅30余人，很多村民认为，电视内容更丰富、更精彩，在家里看电视也更舒服，而且好多次来村里放的电影，在电视上早就看过了。显然，在村民的日常文化生活中，看电视日渐成为最重要的方式和内容。第三是电视成为生活方式的建构者。正如有学者分析到的那样：现代传媒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心理形式、社会形式和文化形式；同时，它也是一种经济形式和政治形式。我们不要只把媒介理解为影响之源，它既不是简单的有益，也不只是有害。”3确实，电视的普及，改变的不仅仅是村民获得、接收信息的方式，也在潜移默化地重塑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方式。比如，很多农村牧区青年热衷于外出务工与电视的影响存在直接的相关性。此外，村里的经济活动、劳动方式、交往方式乃至社会文化结构发生的种种变化，都与电视传播有着较高的关联度。

在媒介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广大农村牧区也必然步入“媒介化”的浪潮之中，经济较为发达的一些农村牧区，与城市社区存在的“信息沟”正逐渐被抹平。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对于广大西部农村牧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而言，电视的日常性、家庭性所体现出的巨大优势，依然会使得电视在农村牧区信息传播格局中扮演主角。也就是说，在电视与农村牧区日常生活的关联中，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在场”，可以看作是电视对于农村牧区日常生活的介入的直接表现。

二、电视传播：乡村文化形态的参与者

一般来说，乡村苏木或村组作为农村地区的基本社会单位，无论在其社会发展进程方面，还是当地具有的文化形态和独特的文化传承机制等方面，都形成了别具特色和价值的系统。而这种乡村苏木“熟人社会”的基本状态和“土生土长”的文化形态、传承机制，对于乡村苏木社会而言，是社会维系和发展的重要枢纽，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整合功能。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到来，现代性的介入和社会结构关系的复杂变动，不断冲击和打破着乡村苏木社会固有的存在价值体系，传统农村牧区日趋向“液态化的现代性”转变。“农牧民的生存已经不再是一个封闭系统内的生活，并且还‘失去了从容不迫的氛围’，那么想要从乡土文化中再次发掘出一种安身立命的资源便是极为困难的”4。在此背景下，农村牧区文化形态的自主性建构和价值走向就成为农村牧区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对于这一核心命题的审视和实践，一般而言，大致是从三条路径来展开的：一是通过文化“项目”的方式，以机构、学者和文化持有者的共同参与为主导，展开的对农村牧区传统文化和独特传承机制自我养护性发展的探索；5二是站在国家层面以“政策”为指向，从而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播与建设；三是以各类“文化精英”、学者为核心展开的，对处于文化多元共生共存的背景下文化变迁、文化整合等问题进行的学理探讨和分析。显然，上述三条路径的选择和实践也并非是排他和固守自己领地的，更多时候呈现出交织与并行的发展态势。而当我们转换一下视角，在媒介化的进程中来考量三条互有关联又有明确区分的文化变革路径时，就会发现农牧民社会生活所依赖的重要文化基础和价值体系的衰落不仅来自于社会整体结构的变化，同时和那些充斥在电视媒体上的物质享乐和感官刺激的信息不无关联。可以说，电视媒介在对农牧民价值观念和文化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不能被轻易忽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三农、三牧问题’并不仅仅是来自今日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变化，它也同样是来自最近20年的文化变化。这些变化互相激励，紧紧地缠绕成一团，共同加剧了农村牧区、农牧业和农牧民的艰难”。6事实上，电视本身不仅是社会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也是社会文化建构的题中之意。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的介入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行为和文化结果。

在长期的田野观察中，我们获得大量的电视参与文化形态建构的“故事”。比如，在大理石龙白族村，村委会就曾通过“村村通”工程搭建的有线电视网，创造性地建立了“乡村广播电视台”，播放村民喜闻乐见的当地歌手表演的“白族调”和村民自演的“白族大本曲”，很受村民喜爱。又如，在德宏大等喊傣族村，妇女们特别喜欢看时下热播的各种类型的电视剧，谈剧情已经成为妇女们茶余饭后的重要话题。透过这些 “故事”可以看到，电视在农村牧区文化形态建构中体现出明显的实际效用和影响力，电视确确实实地介入到农村牧区文化形态变迁过程中。

在农村牧区文化形态的展现与变迁中，电视扮演了重要的参与者甚至是建构者角色。电视一方面是多元、立体文化信息的输入管道，让农村牧区与“外面世界”的对话变得直接、生动和便利。正是通过电视的“搭桥”，“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族内”与“族外”、国家与世界的对话变成农村牧区生活的日常化行为，不同观念和行为的碰撞与交融也成为农牧民个体的日常体验。另一方面，电视对乡村牧区社会空间的介入和影响，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形态和文化行为。作为典型的媒介文化形态，电视文化通过对乡村牧区社会空间的介入、影响、改变和重组，使得乡村牧区文化形态不断地发生着“电视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其实就是“电视化”的文化形态借助电视传播而实现的文化进入和重组。

三、电视媒介：乡村牧区文化形态的重塑力

电视的日常性与参与性，展现了电视媒介在乡村牧区文化形态变化中的力量与作用方式。那么，在推进乡村牧区文化自身发展和建设的进程中，如何看待与把握电视媒介在其中的功用呢？诚如很多电视文化研究者所描述的那样，电视既在“拉近”又在“离间”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电视既可以成为文化建设的重要推进力量，也可能成为文化发展中重要的消解和阻滞力量。

在少数民族村落的田野调查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电视在场”与“电视传播”对于乡村社会的巨大影响，即便在遥远的山寨，没有电视等传媒和传播活动介入的社会生活已然无法想象。然而，随着现代媒介影响的深入，我们也发现其中不可忽视的诸多问题，用一些村民的话说，主要就是三大问题：其一是“看不到接地气的节目”。云南的很多少数民族村寨，尤其是地处山区和半山区的村寨，村民家里在安装了“小天锅”之后，可以收看到四五十套卫星电视节目，但却无法收看到当地电视台的节目。比如，在云南兰坪县大羊普米族村，大部分村民都表示希望看到怒江州电视台和兰坪县电视台的节目，尤其是地方性的新闻节目、文艺节目和农业科普节目，但他们只能看到中央电视台和各省卫视频道的节目。村民笑言，我们都知道“国家大事”，但就是不知道“身边小事”。其二是“看到太多相似的节目”。相比“大锅盖”时代的几个频道而言，现在的频道和节目资源是相当丰富的。但很多村民也坦言，现在电视频道虽然很多了，各类节目也令人眼花缭乱，但很多时候却找不到真正想看的内容，特别是反映农村牧区生活的节目太少太少。大羊普米族村的一个老大娘说，空闲下来看电视，看的最多的就是谈情说爱的、打打杀杀的、出入“高级”场所的，都是讲城市的事情，和自己的生活太远了，频道换来换去的，也觉得没什么太大的差别，不好看。其三是“电视不完全是个好东西”。电视在农村日常文化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明显地影响和改变着村民的闲暇生活和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很多年纪较长的村民都开始表现出了担心甚至忧虑：以前大家晚上都喜欢串门子，现在不好去了，人家都要关起们来看电视；年轻人不务正业，整天看那些污七八糟的电视剧，不干活，生懒病，不学好，变得游手好闲……

上述的种种“情形”，呈现出电视传播方式和其承载的信息常常使得村民陷于被动的“观看”和“参与”中，村民们守着几十个内容各异的电视频道时，看到的大多都是远离自己的生活和观念的内容，甚至有的时候电视承载的信息和观念与其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文化之间还会存在着矛盾、冲突。由此，我们不得不深思：“缺少群众参与性的文化组织及其相应的动员机制，无疑是目前农村牧区文化建设的内在缺陷。”7当然，对于如何实现电视媒介与乡村牧区社会文化“对话”与“对接”的问题，有学者在研究中国传媒的现状时指出：“大众传媒与中国工农牧主体性之间的关系是暧昧的，也是消极的，甚至是否定的……‘村村通’工程对乡村牧区的投入是很大的，可是当农牧民们能够看到电视的时候，他们得到的却是城市中心主义和消费主义对他们的改造。”8显然，对于这一宏大命题的讨论，是需要进行系统性和多维度地考量的。这里，我们仅仅从田野观察的角度，从电视与农村文化之间的关联进行总体上的初步讨论。在我们看来，作为最强势的传播媒介，电视以及电视文化与农村牧区生活的文化“对话”也体现出日常性的特征。文化“对话”的展开，其核心目的当是实现两者间有效的对接或对位。

首先，作为文化的传播介质和一种文化形态，电视应成为乡村牧区文化建构与塑造的“引导性力量”。从国家的层面和角度来看，如何去维持或激活农村牧区所具有的活力，保持农村牧区应有的文化生机和动力，就不仅仅是丰富乡村牧区文化生活的简单问题，更是关涉到农村牧区和农牧民生存根基与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宏大命题。也就是说，在实现国家主导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进程中，特别是在少数民族村寨文化转型的过程中，电视应当成为传播先进文化和彰显主导性力量的主要通道。无论是新闻报道、专题节目，还是娱乐、综艺节目，都可以视为电视文化传播的具体形态和方式，都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针，以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旨归。这就要求各级电视台在频道定位、节目内容构成和节目形式等诸方面，要始终把先进性、时代性、主流性作为文化传播的具体目标；在业务工作中强化“三个贴近”的民本意识，避免脱离实际的浮躁观念；强化传播中的公益诉求，避免简单化的功利诉求；强化节目精品化，避免节目低俗化。让“电视下乡”成为“先进文化下乡”，通过电视与乡村牧区文化生活的关联，让富有时代精神的主流文化切入、融合到农村牧区文化建构的体系之中，以此推动和促进乡村牧区文化大发展。

其次，立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让电视成为传播区域文化的载体和推手。一般而言，区域文化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建构作用，也是区域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精神基础。换言之，区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关涉区域整体变迁的核心力量。对于数量庞大的地方电视台而言，就需要在传播理念与内容架构中体现出鲜明的地方性，以本地方的区域文化为母体和基础，在电视节目中实现与区域文化的有效结合以及对区域文化资源的整合运用，以此推动区域、文化和媒介的良性互动。而对于广大农村牧区的电视观众而言，能看到喜闻乐见的“接地气”的电视节目，也是满足观众收视需要、实现地方文化认同的重要方面。因此，地方电视台要以凸显地方性为指向，以区域文化为依托，强化区域文化的内部和外部传播，充分实现区域文化传播对于地方农村牧区文化建设的参与和再造。

最后，在媒介化的背景下，少数民族村寨文化传承与传播要实现对“电视的借用”。以云南为例，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有着丰富鲜活的民族文化资源，保留着较为完整的民族文化形态，其同样发挥着社区建构和人际维系的文化功能，并在少数民族村落发展和转型中发挥着重要的文化内驱作用。在现代性日益渗透的今天，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既要面对“现代性”的入侵，也要实现对“现代性”的积极回应。在这一过程中，电视传播就有可能成为实现二者对接的最有效渠道和方式。也就是说，电视传播中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关注与呈现，既是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建设的一种手段，又可以成为少数民族村寨文化对外展示和传播的舞台。通过借助电视传播的优势，少数民族村落文化建设可以拓展出更大的空间。因此，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电视理应成为村寨文化建设与传播的重要手段，理应成为展示村寨文化魅力的重要窗口。

作为最为切近社区日常生活的媒介，电视对于社区与个人的效用，显然是与报纸、手机等其他传播媒介有着不同的功能发挥和实现方式。在当下的语境中，尤其是在少数民族村落文化的承传与变迁过程中，电视尤应担当农村牧区文化建设的参与者与重塑者角色。

四、结 语

当我们着力将眼光聚焦于新媒体时代的时候，电视时代并未快速消逝。恰恰相反，首先作为一种技术存在的电视，也正汇入到技术革命的洪流中，并不断开启新的电视时代。当技术的障碍变成了众多奇幻的选择性之后，电视就将更自由地与文化并肩前行。

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构成，乡村牧区文化建设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化话语的形成与变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对于新的电视时代的回应和对位，正应该成为农村牧区文化建设的一种文化选择；而对于乡村文化建设的关注与表达，却是广大电视工作者义不容辞的文化责任。

参考文献：

1参见张宇丹编《传播与民族发展：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2（美）劳拉？斯？蒙福德著，林鹤译《午后的爱情与意识形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3（英）罗杰？西尔弗斯通著，陶庆梅译《电视与日常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4转引自谭同学《村庄秩序、文化重建与现代化类型》，载《东岳论丛》2006年3月第2期，第64页。

5近年来云南省以文化传承为核心的“土风计划”就是典型代表。该项目计划在“十二五”期间，云南省将分批在全省范围建成50个各具特色的“土风计划”文化传承示范村。文化传承示范村的申报审批，重点围绕音乐、舞蹈、绘画、曲艺、文学、竞技、民俗、节庆、工艺、建筑等文化领域展开。

6王晓明《L县见闻：‘三农’问题上的文化诱因》，载《天涯》，2004年第6期。

7谭同学《村庄秩序、文化重建与现代化类型》，载《东岳论丛》2006年3月第2期，第65页。

8吕新雨、赵月枝《中国的现代性、大众传媒与公共性的重构》，香港《传播与社会学刊》，（总）第12 期（2010）。

作者简介：杨星星，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新闻系副教授；孙信茹，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新闻系副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