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张籍及其作品《节妇吟》

摘要：本文从张籍的生平及其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入手，对其作品广为传颂的作品《节妇吟》进行了剖析，且对后世关于《节妇吟》的品评做了梳理，可以看出由于时代环境的变化造成人们评价的重心的偏移，得出唐朝由于受民族大融合和实行开放政策的影响，人民的思想较为开放和自由。而明清时期，由于程朱理学的影响，人们思想极为保守，并且屈服于各种限制思想的条条框框的结论。

关键词：张籍 《节妇吟》 诗歌评价

张籍，约767年-约830年，唐朝诗人，字文昌，原籍吴郡（今江苏苏州），后迁居和州乌江（今安微和县）。长庆元年（821年），韩愈荐为国子博士，历任水部员外郎、主客郎中，终国子司业。时称“张水部”或“张司业”，有《张司业集》。张籍由工乐诗，因其出身贫寒，官职低微，能较多的接触贫苦百姓的生活，所以他的乐府诗大部分都是批判社会、同情百姓的遭遇，这点颇为白居易等人所推崇，白居易称赞为“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 1。其乐府诗与王建齐名，并称张王乐府。同时，张籍与中唐两大诗派——元白诗派、韩孟诗派的代表人物元稹、白居易、韩愈、孟郊等人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与韩愈之间以师友相称，后代甚至有人将他视为寒门大弟子；并且，他与元稹、白居易等人之间关系密切，常有诗酬赠，因此酬赠诗也占了张籍诗歌的一大部分。《节妇吟》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首酬赠诗。

《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载于《全唐诗》卷三八二，全文为：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

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

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持戟明光里。

知君用心如明月，事夫誓拟同生死。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李师道是当时藩镇之一的平卢淄青节度使，又冠以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其势炙手可热。中唐以后，藩镇割据，用各种手段，勾结、拉拢文人和中央官吏。而一些不得意的文人和官吏也往往去依附他们，韩愈曾作《送董邵南序》一文婉转地加以劝阻。李师道仰慕张籍的学识，想网罗他入幕，张籍拒绝诱惑，并写下这首《节妇吟赠东平李司空师道》来委婉并坚定的表达自己的态度。

全诗运用比兴手法，显得极其委婉，同时人物刻画细腻传神，并且本诗是一首双面诗，表面是写一位忠贞的女子为了丈夫拒绝了其他男子的心意的男女情感之作，实际上是一首表达政治立场的政治抒情诗。

开篇两句颇有指责之意，君明知我有夫君，还对我用情，并希望与我能像双明珠那样，证明此君也非知礼守礼之人，道出李师道的司马昭之心。其后，写道我被君的情意所感动，将明珠系在红罗襦上，但细想则不然，李师道知道我是为皇权办事的人，还拉拢我，置礼法于不顾，对我是何居心，带有讽刺意味。随即话锋一转，点出我家的富贵气象，并说出我的良人是明光殿里执戟的卫士，为皇权而工作，暗指自己是唐朝的士大夫，为皇上工作，虽然感激你不顾自己的地位和权势来拉拢我，但我的立场是不会变的。下一句则回归两人感情上，一句之内承转启合，前半句表达对你对我感情的感激，安慰对方，后半句则强烈的拒绝，表达了自己对丈夫忠贞不渝的决心，与丈夫同生共死。最后，还君明珠，坚定地婉拒对方感情。全诗情感激烈，跌宕起伏，同时，人物描写细腻，感情刻画突出，心理活动的描写真实，入情入理，于短小篇幅中完整展开情感变化。王安石曾称赞张籍的诗为“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2

后世同样有对《节妇吟》及其背景的研究，开始流传之时，历代文人墨客为诗中所表现出来的婉拒和坚定而喝彩，如明代钟惺评《节妇吟》云：“节义肝肠，以情款语出之。妙！妙！”但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的异变，文士们对《节妇吟》的研究不仅限于其诗中所赋予的政治含义，而更多地关注于诗歌所成背景及除了政治意义外，诗歌本身所具有的意义，纯粹将此诗当做节妇诗来看，评价此诗也是紧扣“节妇”二字来评价，如明代唐汝询就批此诗为“系珠于襦，心许之矣，以良人贵显而不可，皆是以却之。然还珠之际涕泣流连，悔恨无极，彼妇之节不几岌岌乎？”3 将珠系于罗襦之上，从另一方面讲，已经将心许之，只是碍于良人的身份地位而拒绝。自此，文人们对《节妇吟》的评价大体分为两派，一方认为该女子面对诱惑坚定不动摇，虽然有他人来寻她，但是女子坚守与丈夫的情谊，是以“节妇”这一称呼名副其实。而另一方则认为，该女子虽然没有打破与丈夫的情谊，但是面对外来诱惑时，已经动心了，并将明珠系在罗襦上，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女子已经动摇了，并可视为对丈夫的不忠。

文人墨客对本诗文本意义上的研究，则可看出诗歌的发展，读者们已经不满足于研究作者所提供的诗的意义，而是试图去发现并赋予一首诗新的意义，在诗中注入新的生命和活力。对诗歌而言，唯有不断获得新生，才能不断流传后世并且为大众所关注。

从流传意义来说，对《节妇吟》研究意义侧重点的变化，反映了大众对张籍诗歌的普遍接受。同时，因为文士们对张籍诗歌的另一种研究而丰富了诗歌的意义，并且，通过不同朝代的墨客对同一诗歌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不同朝代的背景及评判标准。譬如说，唐朝的大部分诗人对本诗的评价都是女子对坚贞不屈，担当得起节妇这个称呼。而明清的大部分诗人则是对本诗持否定态度，认为该女子对他人动摇即是对丈夫的不忠，不忠的女子不应该称之为节妇。由此可看出，唐朝由于受民族大融合和实行开放政策的影响，人民的思想较为开放和自由。而明清时期，由于程朱理学的影响，人们思想极为保守，并且屈服于各种限制思想的条条框框。极大的差异就体现在了诗歌评价上。

参考书目：

1 读张籍古乐府——《白居易诗全集》卷424-2

2 王安石 《题张司业诗》

3 唐汝询 《唐诗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