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商业银行授信管理流程改造探讨

摘要：本文通过对授信管理理论基础的探讨，提出了改进授信流程的建议，同时得到四个重要结论：一是最大负债能力的测算缺乏充足的理论依据，授信理论值的经济含义是模糊的，其作用是受到置疑的；二是商业银行最终确定的授信额度是一系列复杂因素作用下的“化合物”，可比性和严肃性较差，但专家决策的作用无法被完全替代；三是我国商业银行授信管理尚处于财务分析阶段，未充分考虑资产组合管理要求，盲目决策与被动应对难以避免，由于贷款二级市场不发达，无法实现存量信贷资产的结构调整，因此运用授信事先考虑资产组合问题就显得更加必要；四是深入研究客户有还款保障的真实资金需求，提供与之匹配的信贷产品，才是授信管理的重中之重。

关键词：商业银行授信；客户资金需求；资产组合理论；流程改造

文章编号：1003－4625(2009)04－0040－05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授信的定义很简单，但操作起来不容易。不考虑对专业知识和行业经验的要求，授信还因以下理论和操作问题表现得异常复杂甚至陷入研究的死角，例如，如何确定企业的最大负债能力、如何确定企业真实资金需求、授信如何用于调整商业银行的资产组合、怎样运用授信管理调节总分行的权力分配、如何处理风险管理与市场营销的矛盾、如何核定集团关联企业的授信额度、如何确定不同信贷产品的分项额度、如何确定对一个客户的同业占比等等。当然，一篇论文无论如何也无法圆满回答上面所有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授信管理理论基础的探讨，提出了改进授信流程的建议，同时得到四个重要结论：一是最大负债能力的测算缺乏充足的理论依据，授信理论值的经济含义是模糊的，其作用是受到置疑的；二是商业银行最终确定的授信额度是一系列复杂因素作用下的“化合物”，可比性和严肃性较差，但经验判断、专家决策的作用无法被完全替代；三是我国商业银行授信管理尚处于财务分析阶段，未能充分考虑资产组合管理要求，盲目决策与被动应对难以避免，由于贷款二级市场不发达，无法实现存量信贷资产的结构调整，因此运用授信事先考虑资产组合问题就显得更加必要；四是深入研究客户有还款保障的真实资金需求，提供与之匹配的信贷产品，才是授信管理的重中之重。

一、授信管理的由来及研究现状

在国际银行业，授信管理由来已久，1999年人民银行《商业银行实施统一授信制度指引(试行)》，将其引入我国商业银行日常信用风险管理中。经过近10年的实践，授信管理从防范各金融机构分头授信，不同信贷产品分散授信，不同地区分割授信人手，对有效防范总量风险、关联风险、结构风险，提高工作效率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授信已成为重要的监管要求，也是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最关键的环节之一。从这方面来看，授信管理理应引起理论工作者足够的重视，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有分量的研究成果的稀少程度，很让人感到意外。笔者用关键词“授信”从我国最大的网络期刊网CNKI上查找，其收录的1999－2008年之间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非常少，由此来看，相对于授信工作的重要性，目前的研究明显不足。总结一下，国内学者的主要观点有：商业银行对集团客户的授信本质上是一个共同问题，即多家银行集体贷款中的搭便车现象和贷款的外部效应必然导致对集团客户的过度授信，应采取措施规避共同问题的弊端(廖肇辉，2005)；试图用共生理论解决多重共线性问题并对授信额度进行解释(何自力，2007)；多头授信导致企业负债剩余，负债剩余的集中与积累导致金融危机(任再萍赵自兵，2005)；其他论文则以强调要注重贷款调查、注意关联风险及财务报表真实性等定性问题居多，观点新颖者少。国外研究中鲜有提及国际主流商业银行授信额度核定方法的文章，关注重点集中在授信的功能及企业获得授信额度的影响因素方面，主要观点有：授信额度的获得可抵御流动性风险(compell，1978)；授信与企业所处行业、历史盈利、治理结构、公司规模、财务指标之间的关系等(Hamand Melnik，1987；Berger and Udell,1995；Shockley andThakor，1997；Sumit Agarwal等，2004)，实证分析较多，结论分歧较大。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很少对授信额度核定的理论基础进行深入探讨，基本是在就授信谈授信，多数为后验性实证分析，对授信额度确定方法这个源头问题的研究较少，很少涉及授信流程改造的探讨，且很少基于资产组合管理方法讨论商业银行授信问题，也少有学者将发掘与研究企业真实需求提高到应有的重要地位，并正视专家决策的作用及市场营销需求这个客观事实。笔者结合自身工作经验，试图通过对现状的总结，尝试部分解决上面提到的问题。

二、理论值核定方法比较

关于授信额度目前主要有以下几个基本概念：一是理论最高授信额度，指商业银行用公式法测算的客户授信上限，一般称这个数值为“理论值”、“模型值”或者“参考值”，本文借用“理论值”这一概念，具体含义为银行对某一客户确定的信用投放的最大加权风险值；二是实际最高授信额度，即商业银行在考虑自身放贷能力、风险偏好和客户实际需要等因素基础上，核定的最终授信额度，本文以下称“实际值”；三是承诺授信额度，指商业银行在“实际值”以内，与客户约定了提款义务的授信额度，一般会收取一定的承诺费，本文以下称“承诺值”。众所周知，授信管理最核心的问题是授信额度的确定，至于风险缓释技术的运用，极端事件的出现等仅是核定授信的调整因素，因此下面以授信额度的确定为主线探讨我国商业银行授信的逻辑与困惑。

(一)理论值的三种定义及测算方法比较

根据公开渠道获得的资料，笔者对国内三家主要银行的“理论值”测算方法进行了比较，具体如下：

A行测算公式：XX=LxTxC

其中，XX为最高授信额度(下同)，L为客户总负债合理规模，T为行业债务结构；C为考虑同业占比的风险调整系数。

B行测算公式：XX=ExV

其中，E为客户平均净资产，系数V完全由信用等级确定，如AAA级客户，该系数为2。

C行测算公式：XX=ExLxK－(De－C)

其中：E为客户上年度有效净资产总额，L为客户负债与权益最高控制比率；K为信用调节系数；De为客户报告期负债总额；C为客户报告期在本行的信用余额。

比较来看，A行重点考虑了行业平均付息负债水平，并考虑了与理论值没有本质联系的同业占比；B行的结果主要取决于信用等级，并将单一客户而非行业的负债权益比确定最终理论值；C行考虑了自身的信用余额的因素，但考虑的方式本质上也与理论值没有本质联系。由于我们很难将各行公式中的参数设置全部得到，无法用实例比较各行测算结果的差异，但通过以上简单的分析，我们容易发现各行的测算思路差异较大，测算结果的差距可想而知。

问题是，这种差异合理吗?这个数值的经济含义是什么呢?

(二)理论值缺乏理论基础

根据定义和公式我们知道，理论值实际是在寻找客户最大的负债能力，从银行角度来看，也就是客户最多能够承接多少银行贷款。但进一步考察我们发现，“最大负债能力”或者“最大银行负债能力”这两个概念听起来经济意义明确，但其实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实际运用中也存在模棱两可的问题。通常认为，最大负债能力的确定有两个理论基础，一个是MM定理及其发展，一个是财务危机预警理论，但这两个理论其实都不可能作为最高授信额度核定的依据，原因如下：

1、MM定理的局限性

MM定理及其扩展理论认为，市场无摩擦时企业价值和企业杠杆与加权资本成本无关，当存在所得税、破产成本和成本时，税收庇护作用将会随杠杆提高逐渐被抵消，因此存在最优资本结构，应该适度负债。由于该理论给出了财务杠杆与企业破产风险的关系，因此从表现看应该与授信额度的核定关联较大。但是，假设该理论的各种前提条件完全具备，其也仅仅说明了企业价值最大化与最优资本结构的关系，与企业的偿债能力关联较小，原因有三：首先，该理论中的资本结构是指企业长期资金来源的结构问题，与银行短期融资和表外业务无关，因此与企业的实际负债行为相距甚远；其次，MM理论的近期发展表明，企业的最佳资本结构是综合考虑控制权、企业价值最大化、激励机制、治理结构、信号理论等多项因素的结果，远不是仅从偿债能力为出发点考虑问题的；最后，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至今还是难以测算的。具体来说，假设负债过度导致企业价值偏离价值最大化原则，仅代表企业价值在这个时间有所下降，并不代表企业已到了无法归还银行本息的程度，更不代表企业以后不会变得更好。下图也许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该理论的局限性，目前为止的统计技术还无法确定一企业P点的资本结构q)，用其确定企业的最大银行负债能力就更加困难了。

一般来讲，企业只有在负债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财务危机，因此很多学者将其用于授信管理的研究。对于该理论，国内外的研究可谓著作颇丰。早在1932年，Fitzpatrick通过一个19家公司样本，发现(净利润/股东权益)和(股东权益/负债)能够预测企业破产；1966年，Beaver沿着该思路提出用单变量判别预测企业财务危机模型；1968年Mtman首次用多元判别分析预测了企业破产，建立了著名的Z－Score模型；1998年中国证监会颁布《关于上市公司状况异常期间的股票特别处理方式的通知》，国内开始出现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财务危机预警研究。总体来看，财务危机预警实证研究的基本方法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寻找一组失败和非失败的企业样本，以在失败和非失败企业之间具有明显差异的财务比率为预测变量，选取建模方法，建立判别或预测模型，保证模型对样本一定的判别/预测精度，然后检验样本外数据。但是，这些研究成果仅仅告诉我们一个企业是否面临破产，或者至多对其财务表现作个相对评价(如健康、亚健康、危机)，没有告诉我们该企业承贷能力如何。比如，如果企业处于健康状况，再增加多少负债适度?如果企业已陷入财务危机，银行应该考虑坚决退出还是增加一笔借款帮助它摆脱危机?当然，该理论更加不可能告诉我们一个总体风险较大的企业是否存在风险较低的业务机会。

由以上的分析可见，从逻辑的角度，如果一个企业存在最大负债能力，那么这个值应该是唯一的，与各行的风险管理水平无关；但由于目前最大负债能力的测算缺乏充足的理论依据，所以授信理论值的经济含义是模糊的，其作用是受到置疑的。那么，我们应该遵循怎么样的授信思路呢?

三、实际值核定流程考察

(一)目前授信核定的基本流程

人民银行1999年《商业银行实施统一授信制度指引(试行)》指出，最高综合授信额度是指商业银行在对单一法人客户的风险和财务状况进行综合评估的基础上，确定的能够和愿意承担的风险总量，银行对该客户提供的各种信用余额之和不得超过该客户的最高综合授信额度。根据笔者对目前主要商业银行授信管理工作的考察，各行定义与上述定义大同小异，授信管理工作一般流程见下图。

该图的含义是，一般商业银行会通过经验先行判断企业融资的适度程度，在企业生产经营规模相对稳定的时期，如果认为企业尚有明显的融资空间，银行会通过计算授信理论值确定企业最大负债能力，并通过应收应付数据、周转率指标、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粗略估算客户的资金缺口，然后在经验地考虑同业占比因素后，确定自己愿意承担的最高授信额度；如果银行认为企业融资已相对饱和，常常会直接使用目前的银行债务总量而忽略理论值的存在，并不再考察企业的实际融资需求，直接经验地确定同业占比从而确定授信实际值。有时，银行可能根据市场营销需要再调增一块额度(也许是一块虚拟额度)。另外，如果企业进行新的项目投资，即生产经营规模将发生和已发生重大变化时，银行会在评估企业的出资能力和项目综合效益的基础上，以专项授信形式对授信额度进行调整。

(二)目前的授信流程存在的主要问题

除以上论证过的最大负债能力并不科学的问题外，目前的授信流程尚存在另外两个问题：

一是没有体现“能力”与“意愿”的理论本质。根据监管机关的定义，授信额度是一家商业银行愿意并且能够承担的最高风险量，这其中“愿意”是指偏好(风险偏好)，“能够”是指能力(可支配资金规模)。假设各银行的授信理论值应该是一样的，实际值本质上应因此有所不同甚至存在较大差异。笔者认为，如果利用科学严谨的方法测度“愿意”和“能够”，就是对资产组合管理思想最集中的体现；如果单纯依靠经验决策甚至随意决策，“愿意”和“能够”就会为施展权力提供借口。由于目前各商业银行的授信管理办法中根本没有体现偏好与能力的指标，因此显然没有进行主动的资产组合管理，这会造成两个缺陷：一是授信的盲目性。当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遇到贷款投向如何把握的时候，如果仅仅通过财务分析和主观决策的方法对某个客户个体进行决策，就会失去全局的概念，也会为盲目决策带来机会。对任何一个大中型银行来说，没有全局上对资产组合的考虑显然是无法最大可能规避风险的。二是组合调整的被动性。众所周知，商业银行出于防范风险、提高流动性和盈利水平的考虑，常常有调整资产组合的需要，由于目前我国尚不存在便利的贷款交易市场，“发放一持有”是主要经营模式，无法实现存量信贷资产的结构调整，因此，运用授信对资产组合进行贷前控制就显得尤其重要。

二是授信管理偏离了正确的方向，没有将对企业资金需求的研究放到最突出的位置。由于我们以前过分关注对最大负债能力的研究，导致授信工作效率较低、效果不好。例如，对于一家效益较好，负债率很低，贷款需求量不大的企业，核定最大负债能力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有意义，那也只能是各银行营销

这个企业的工具，会导致授信失去严肃性。对于这类企业，如果一定要核定最大负债水平，那就是企业对银行存贷款利息差额的承担能力(给企业发放一笔贷款，企业将其存入银行不用)，这显然与金融企业配置资源的根本功能相违背，是没有意义的。因此，下工夫研究企业的真实资金需求，并提供匹配的信贷产品才是商业银行授信工作的重中之重。只有透彻地了解了企业的资金缺口，才能不被企业虚假的申请蒙蔽；只有深入研究有偿还能力的需求，才能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并在具体生产环节和经营链条中寻找业务机会。但这里有个问题需要引起注意，那就是从逻辑角度讲，一定时点某一客户的需求应该是一定的(从实践来看，大多数情况下贷款申请是企业提出的，其提供给各银行的资金需求也是相似的)，区别在于各银行信贷管理人员对于业务机会的把握、风险大小的判断及信贷产品的选择，这也是各行风险管理水平差异的终端体现。因此，以人为本，培养信贷管理人员的业务水平是做好授信并实现差异化竞争的基础条件。

总体来看，假设不考虑道德风险，目前的授信实际值常常是“客户有效资金需求+不同层次审查审批人的经验判断(常常带有色彩)+模糊的同业占比+市场营销结果+市场营销手段”多个因素混合的结果，这其中经验判断是主要决定因素。而且，有时其中一个或几个因素会成为决策的主导因素，最终导致同类型客户间的授信额度可比性差，也使得授信工作的严肃性受到银行其他相关部门及分支机构的质疑。

四、授信流程改造的设想

考虑监管者的初衷及目前授信流程的缺陷与困惑，笔者认为，在目前的理论研究成果和数据积累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遵从以下思路来确定更加科学合理的授信额度：

以上授信流程的含义是，首先应该用开工条件、最大产能或业务量，以及各项财务指标判断客户实际需求，并挖掘有还款来源与偿债能力的生产和流通环节，由此确定授信理论值；然后运用资产组合思想，通过限额管理、压力测试等方法量化信贷资产在不同地区、行业、产品之间的分配，再考虑同业占比确定各企业的授信实际值；对于企业新建项目或者出售项目等情况，则用专项融资授信的方式进行管理；对于临时性特殊情况的发生，则纳入日常管理的范畴。这个流程体现了两项改进：一是将客户的需求而不是最大负债能力放到了突出位置，并强化了这种观念，避免授信过程中多种理念无秩序地混合决策现象；二是将资产组合管理方法加人流程，并作为重要环节。只有如此，商业银行才能将有限的金融资源分配到收益风险比相对较高的地区、行业、客户和产品中去，才能尽可能减少决策过程中人为操纵的因素。对于资产组合管理的可行性问题，很多学者认为目前的数据积累还不能满足模型的需要，其实这个问题是相对的。首先，虽然商业银行自身的数据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国内外宏观经济数据、地区数据、行业数据、上市公司数据已构成足够庞大的分析样本，对于国别、地区、行业和上市公司的资金分配问题已可以进行较深入的研究。其次，商业银行经过20多年的改革，以及近些年数据库的建设，也已积累了相当多的有价值的数据，对于初步资产组合管理已足够，资产组合管理也是个循序渐进、积累经验的过程。另外，为尊重客观事实，该流程将市场营销对授信的影响用虚线作了标志。

五、小结

由于多数银行没有清楚认识客户最大负债能力、最高授信额度与客户有效资金需求之间的关系，从而影响了授信管理的效率与效果。本文从理论角度说明了最大负债能力假说的缺陷，着重指出了企业有效资金需求与资产组合管理思想的重要性，对授信管理流程的改造进行了一些探讨，希望对同仁有所裨益。当然，无论流程和模型如何完美，授信管理难免社会科学固有的特征，主观判断的任意性和区间可以限制，但无法做到完全精确，也无法脱离专家判断的作用。新流程中企业资金需求的研究、资产组合理论的具体运用，同业占比的科学核定等都是有待逐一认真研究的课题，本文仅是作者工作和学习中的一些体会，有待解决的问题和不足之处颇多，请大家多多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