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论文

中图分类号：F81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102(2007)01-0063-07

一、引言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对于中国农村的生产投资、农民生活水平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但对此我国的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都未给予相应的重视。在某些地区，长期以来农村基层政府对于公共产品的供给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农民急需且涉及到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着严重的投资不足（张静潇，2004）。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是限制农民增收的根本原因（王国华、，2003）。农村公共产品的政府供给不足是否与地方政府或者农村基层政府的行为有关呢？这一问题引起了我们对转型国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强烈关注。张鸣(2003)和我们的一些小样本调查实证研究都发现了居民的自发组织提供模式能持续而有效地改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仅在我们的案例中，居民自组织供给公共产品的范围就很广泛，包括道路、水利设施、祠堂、社会保障等。由此，一个相当自然的问题就是，我们必须思考在转型中国的农村基层，是否还可能存在公共产品供给的替代性组织？如果存在，那么这些替代性组织之间的边界又在哪里呢？

本文试图运用交易成本政治学的分析框架，为政府有目标性的退出和自发组织的进入提供一种可能性的逻辑和现实解释。我们认为，交易成本政治学的分析框架将为科学地界定公共与私人部门在公共品领域的职责范围提供一种很好的研究思路。

二、政府的失灵：一个多任务的委托模型

关于当前中国地方政府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经验事实(stylizedfacts)：一方面，改革以来的经济增长与地方政府的作用是分不开的，政府通过环境建设、招商引资等诸多努力推动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在一些市场失灵、本当由政府出现的领域，诸如教育、文化、卫生等涉及社会整体发展的方面，某些地方政府则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严重的“缺席”。2003年，全中国范围内爆发了非典危机，这一公共卫生危机彻底地暴露了我国基层卫生防疫建设的薄弱以及农村卫生素质教育的长期滞后等问题。也就是说，在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两类公共产品的供给之间，地方政府官员普遍把注意力更多地投向了前者。我们构建的这一多任务委托模型恰恰证明了基层政府官员在某些公共产品的供给上会出现努力不足的行为动机。

蒂布特模型(TieboutModel)是探析公共产品地方政府竞争供给最为经典的一个经济学模型，该模型主要解决利用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机制来实现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问题。Tiebout(1956)认为，居民向地方政府缴纳税款，从而享用地方政府由此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与此同时，居民的迁徙也是自由的，无需多大代价的，与购买商品类似，居民也可以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来选择所“购买(Buy)”的公共产品。这样，他们就可以根据各地方政府供给的公共产品来自由选择居住地，地方政府之间将为争夺居民而展开竞争，地方政府竞争的最好方式就是供给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由此下去，地方政府竞争的结果则必然会使社会资源的配置最终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姑且不论这个模型在西方学术界所受到的众多非议，我们认为，至少还存在以下两个原因也使蒂布特模型不太适用于中国的应用研究：第一，户籍制度的限制和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阻碍了地区之间人口的自由流动。居民不太可能为了追求更好的公共产品而迁居异地，乡土情结已经在中国人的性格中根植得很深。第二，地方政府官员行为的主要激励来自于上级政府而非居民的“选票”。基于上述理由，蒂布特模型并不太适合于分析中国地方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为此，我们专门构建了一个简便的多任务模型来分析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在公共产品提供中可能存在的机会主义倾向和政府失灵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