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之跨学科性考辩

[摘 要]传统翻译研究囿于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总是围绕翻译四元素即作者、译者、原本、译本打转，鲜有创新性、突破性成果。解构主义的兴起使翻泽研究突破二元对立的樊篱，翻译研究步入当展阶段，走向跨学科综合发展，各派新兴理论迭出，创新性成果日益增多，丰富和完善了译学的学科体系。纵观译论发展史，可知译学研究要发展，译学学科要建立和完善，必然走向跨学科综合发展。

[关键词]翻译研究；传统译论；当代译论；跨学科性

[作者简介]刘文军，广东工业大学外语学院教师，硕士，广东广州510500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6)07―0141―03

一、引 言

由翻译研究的发展史可知，翻译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语文学研究阶段，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阶段，以及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研究阶段。在解构主义研究阶段出现前，翻译研究都囿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诸如作者与译者、原本与译者、原本与读者之对立，而忽略了翻译中的其他重要因素。这使得翻译研究的视野日趋狭窄，不利于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解构主义颠覆了作者与原本至高无上的权威，突破了二元对立思想之樊篱，为翻译研究开辟了新视角，翻译研究从此豁然开朗，各个领域的理论，如解构主义、权力话语、解释学、后殖民主义，都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翻译研究从此走向跨学科综合发展，各派新兴理论迭出，形成百家争鸣之势。本文将简要分析翻译研究发展中的几个主要阶段和其中的主要理论派别，说明翻译研究走向跨学科综合发展之必然性。

二、译论发展概述

翻译理论之发展大致可作传统与当代之分。传统译论包括上文所说的语文学阶段和结构主义语言学阶段。当代译论则为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阶段。

(一)传统译论及其局限

语文学理论主要关注待译文学文本的本质。对其进行一番考据式分析处理。文本是谁创作的，是何时创作的，为谁创作的，创作原因，创作目的等诸如此类，成了主要关注点。同时，也仔细分析文本内容的选择、组织方式和各种文体风格手法。在这种范式下，翻译的中心任务就是找出作者的意图，因为它被认为是理解原本的关键。翻译研究因此而成为对作者的研究，如作者的背景和写作风格等。语言透明得就像一面镜子，能够清楚地反映作者的思想和现实的世界。译者的任务就是对作者保持忠实，因为作者是解释原本的权威。翻译的问题就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翻译研究以作者为中心，成了作者的话语独白。读者是被动的接受者。无论“信达雅”还是“神似”，都是体现这种范式的经验概括。

结构主义语言学大开翻译研究的视野。语言学家发现，语言并不是透明的，语言的意义也不是确定的；作者书写的东西并不一定是他尽力想传达的东西。他们因而转向文本自身。这种转向肇始于俄国形式主义。他们把文本视为一个由自身结构、层次和多义性组成的自足体。读者只要对文本进行向心式细读，就能够发现它的潜在意义。受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启发，卡特福得(Cafford)提出了他的语言学翻译理论(A Lin―guistieTheory of Translation)，阐释翻译的对等问题，使他成为翻译对等派的代表之一。而纽马克(PeterNewmark)的文本分类及相应的译法研究进一步推动了语言学翻译理论的发展。这些对具体的翻译实践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它在解构作者权威、宣判作者死亡的同时，也切断了文本与作者和读者的联系。翻译只成了文本的转换，沦为文本的话语独白。

随着德国接受美学和解释学的兴起，读者成了关注的中心。一次文学活动涉及三个因素：作者、文本和读者。文本的价值只能通过读者来体现。因此读者的评价与反应至关重要。由接受美学的读者反应论，奈达推出了功能对等论。在翻译理论界引起巨大反响。在中国更是应者如云。这主要是因为其理论突破了语文学阶段那种随感顿悟式的理论模式，无论在技术操作层面，还是在理论论述层面，都具有相当说服力和重要价值。然而，奈达理论的局限也显而易见。它过于强调读者的作用，成了读者的话语独白。读者是多样化的。读者头脑不是白板一块，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先在结构”，对同一文本的理解反应也不一样。对译本的评判也不尽相同。因此以读者反应为中心论翻译既不可靠，也不现实。然而，并不能以此就否定奈达翻译理论的价值。奈达理论吸收了语言学理论、接受美学、交际理论、信息理论等学科的某些成果，体现一种跨学科的视野。正是受奈达理论的启发，译界学人才开始从多学科角度去研究翻译，促使翻译研究的跨学科综合发展。

以上译论，包括奈达翻译理论，都属于传统翻译理论范畴，都从某个方面揭示了翻译的本质。烈费维尔(Lefevere)和巴斯奈特(Bassnett)概括的三种模式可以涵盖它们：杰罗姆(Jeromc)模式，贺拉斯(Horace)模式和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模式。杰罗姆模式是忠于原本的模式。它最初用于圣经翻译。翻译圣经就是传达上帝的旨意。圣经是上帝的化身，译者必须忠于上帝，遵从上帝的旨意。忠于原本就是忠于上帝。因此杰罗姆模式是以作者中心论翻译。贺拉斯模式是译者必须忠于读者，是读者中心论。施莱尔马赫模式强调保持原本的多义性，是文本中心论。以上无论哪种理论模式，都立论于二元对立思维，不能从跨学科角度去审视翻译，致使研究范围狭小，研究成果难有实质性突破。

(二)解构主义的兴起与当代译论的跨学科发展

翻译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活动，它不仅是语言、文本的转换。除了作者、原本、译者和读者，翻译还涉及到许多其他因素。二元对立思维限制了翻译研究的发展。

解构主义的兴起，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翻译研究进入当代蓬勃发展阶段。福柯首先解构了作者和原本的权威。他指出：

文本存在着历史性，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理解，原本总是在不断地改写和重建。纯粹意义上的原本并不存在，原本的地位也不应高于译本。除了文本之外，作者本身也是时代的产物，作家的作品体现的不是作家自己，而是他所处的时代，不是作者在言说文本，而是文本在言说作者，作者与原本一样同属历史，作者的存在和作用实际上并不重要。比如，读者并不了解很多古典作品的作者，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去理解和欣赏古典作品。因此不应把作者看得比译者更重要。

福柯对作者与原本权威的否定，为翻译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学者开始从更广更大的多学科语境下去研究翻译。德里达(Derrida)杜撰一个词diff6rance来指示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他认为，纯粹独立的文本是不存在的；互文性是一切文本的特征；意义存在于一文本与另一文本之间的空间共时性和时间历时性关系中，在互文关系网中无限延

伸。他把原本作者比喻为在沙漠里留下踪迹的旅行者，文本就是充满作者踪迹的“沙漠”。译者和读者只能通过找寻作者留下的踪迹来解读文本的意义。而文本互文性关系指示了同一文本具有多种意义潜势。

解构主义进一步促进了翻译研究走向跨学科综合。译界学人从各个学科领域吸收借鉴理论素材来建构翻译学。兰伯特(Lambert)利用符号学理论研究翻译，认为每一文本、每一话语都包含了翻译的成分，而翻译本身就是无限延伸的符号链中的一环。戈莉(D．L．Godee)的《符号学与翻译问题――关于C・S・皮尔斯的符号学》(Semiot―ic8 and the Problems of Translation

with SpecialReferencetotheSemioticsofCharlesS．Peirce)阐述了皮尔斯符号学理论与翻译研究的相互作用与关联。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更是给人深刻启发。他所谓的权力，并不是一种强人服从的压制力，而是一种行动方式，一种支配行动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的力量；而话语则是权力的表现形式；人处于无所不在的权力关系网中，无法摆脱，无处可逃。翻译也无不受权力话语关系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权力话语消长的一个角力场。

翻译不仅是语际转换活动，更重要的是在权力支配下的文化、意识形态的交流与对话。在福柯权力话语理论的影响下，翻译的跨学科研究向纵深发展。各种译论流派随之兴起。烈费维尔和巴斯奈特形成了操控学派，它是文化派的一个分支。在《翻译，重写和文学名声的操纵》(Translation，Re-writing，andtheManipulationOfLiteraryFame)一书的前言中，烈费维尔宣称：“翻译当然是一种对原本的重写；而一切重写，不管其目的如何，都反映某种诗学和意识形态，并以此来操纵文学，使之以特定的方式在特定的社会里发挥作用。”在此书中，烈氏详尽论述了文化如何影响对待译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如何影响诸如史料编撰、文选、文评和编辑等的文学活动。烈费维尔和巴斯奈特试图解释由经验、历史研究记录下来的各种转换。解释的方式不仅是通过诗学和诗学式样的引进，也通过关注转换所表征的形象和意识形态。在他们合编的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HistoryandCulture)中，他们建议译界学人探讨翻译的系谱，如赞助、偏移和意识形态等，由此而深入到社会权力的运作、消长之中，了解权力运作对文化生产(翻译生产是其中一部分)的影响。

在《语言代码转换还是文化迁移?德国翻译理论批评》一文中，斯奈尔・霍恩比呼吁语言学家们放弃对翻译所持的“科学”态度，从作为既定翻译单位的文本研究转向文化研究。由此开始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在(矮子还是巨人：译者作用重估(The Meek or the MiShty：Reappraising the Role of the Translator)》一文中，巴斯奈特由罗斯卡门(Roscommon)的一首诗而断言，作者与译者的关系是一种融合与共生的关系。这种融合与共生必然体现在文化间的交流与互动上。文化间的交流与互动，使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相互修正和适应，进而产生文化间的杂合，形成所谓的克里奥尔(creole)式文化。这是由“视野融合”而产生的文化融合。

随着文化研究理论的兴起，译界学人受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启发，开始从后殖民主义视角研究各种翻译现象。后殖民主义理论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揭露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文化霸权的实质，探讨后殖民时期东西方由对抗到对话的新型关系。萨义德的经典之作《东方主义》以及其后来的(文化与帝国主义》深刻揭示了西方对东方实行的文化霸权及后殖民时期帝国主义实行文化霸权的新形式。翻译是西方对东方实行文化霸权的工具，同时也是东方借以抗衡西方文化霸权、力求与西方平等对话的手段。冈波斯兄弟(HaroldoandAugustodeCampos)的食人主义翻译理论就是其中一个代表。似乎可以说，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催生了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转向。涌现出一批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学者，如冈波斯兄弟，尼南贾纳(Tejaswini Niranjana)，马拉茨(Samia Mehrez)，罗滨逊(DouglasRobinson)和西蒙(SherrySimon)等。

三、结 语

翻译从来都不单是双语转换。如巴斯奈特和烈费维尔所说，翻译如所有的书写／重写(re／writ―ings)一样，从来不是单纯封闭的，其中总有一个翻译发生的语境，总有一个文本产生、文本置换的历史。传统的翻译研究囿于二元对立思维，在翻译本体范畴内，围绕四元素及其二元对立项(作者与译者、原本与译本)打转，鲜有突出成果和进展。解构主义突破二元对立模式，促使翻译研究走向多样化、跨学科发展。学派林立，创新性成果日益增多。翻译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日益成型，其内涵日益丰富。纵观翻译研究的发展理路，可以说，如果翻译研究没有跨学科的视野和跨学科的综合发展，就不会有当今如此丰硕、富有创新的研究成果，也就不可能建立完善的、科学的翻译学。在此意义上说，跨学科性是翻译研究的必然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