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权力回归――来自传统文化的阻力探析

【摘 要】随着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关于学术权力的研究也经历了从以“高等学校的校长责任制”、“党政权力关系”为主体的关于行政系统管理的研究，到“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关系”为主体的研究，再到“学术权力”为主体的过程，在该过程中，大部分学者多是从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对比、博弈等角度展开以强调学术权力需要复位回归。本文在基于学术权力回归已成为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的共识下，将从文化的层面，单纯就学术权力回归过程中的传统文化阻力进行分析，进而尝试探析如何克服该阻力。

【关键词】高等教育 学术权力 和谐校园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08-0044-02

一 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呼唤学术权力的回归

自1996年高校扩招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出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但是教育质量却日趋低下，究其原因，还需要从高校目前出现的一些现象出发，对现行的管理体制进行剖析。从理论上讲，承担着为国家培养精英建设者的高校不应该是政府的行政管理部门，高校应该是独立的教育机构，高校教师也不应该成为行政系统的职员，挂上“长”的官位职称。但是目前高校中存在的现实情况是，许多人把做官作为价值取向，万事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在这样的意识支配下，不少教师不再专注于教书育人，他们或者以“学问”作为叩开仕途的敲门砖，或者干脆弄虚作假、抄袭拼凑，以取得“成果”，赚足奔仕途的本钱。学校管理人员也按照官职大小掌握不同权力，享受不同待遇。工资、奖金、住房、立功获奖以及科研经费、仪器设备等资源要么与行政级别有关系，要么根本就掌握在领导手中。当上领导后学术上就上得快，没有“长”的教师很难评上教授，校长、院长容易申请到各类基金，教授不如处长，讲师不如科长，有了官位就有了职称、课题、房子、车子及其他好处。

这样的现状让各界学者深为担忧，为了在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的情况下同时提高教育质量，纷纷开始强调呼唤学术权力回归。

二 传统思想文化阻力：“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

从前文的事例中我们较容易发现，在高校中基于官位基础上的人总是会有机会获得稀缺的资源，优厚的福利，继而利于进一步巩固官位基础。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但自小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人们也都乐于接受这样的事实，中国的官本位思想可谓根深蒂固。

官本位在古代多体现为一种价值观，是指这个国家的社会价值观是以“官”来定位的，官大的社会价值高，官小的身价自然小，与官不相干的职业则比照“官”来定位各自的价值，以“官”作为衡量所有社会角色有无价值及价值之大小的标准。只有官才是古代意义上的人，才有人的地位和尊严，做不了官的民就失去了做人的资格，而变成奴才、牛马。

各朝各代的王侯将相均推崇道德至上的德治社会，受许多朝代统治者认可的儒家思想就强调“道德兴则国家兴，道德亡则国家衰”，然而德治正是封建政治权力的集中表现，事实上德治就是人治，社会治理的根本是人，有人则兴，无人则亡，人善则政良，人恶则政邪，“为政在人”，于是应该“隆礼重法”、“德主刑辅”。封建德治与官本位有一种必然联系。儒家强调“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治之原也”，所以为政在人。封建德治的实质是官本位，官本位是封建德治论的逻辑结果。中国传统社会就是用这样一种道德的尺度，确立了官本位的合理性。

官本位的思想被合理确立后迅速盛行并发扬光大，根本原因在于“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念。封建社会里，官员所获得的权力本源是皇帝，而皇帝的权力来源于“天授”。古代中国以自给自足的农业为主，这样的耕作方式决定了人民完全依赖于天地自然，因此对天地自然抱着尊敬的态度，敬畏自然界的风雪雷电。这样就很容易滋生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即坚持万物来源于天，认为“君权天予”，神权、王权合一，天君合德，以德配天，君主的权力是由“天”命授予的，至高无上；“万物皆备于我”，“君子”能“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大人者与天地和其德”（《易经》）等都很好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人合一”是对古代民众与天地自然关系的最深刻的表达，古代中国的宇宙观、人生观、发展观以及获得这些观念的思维模式都是“天人合一”的具体体现或者衍生发展。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以“天子”自称的各朝统治者背负着沟通天地与凡人的艰巨任务，民众对天地的敬畏通过对天子的绝对服从体现出来。而天子为了更好地统治诸多民众就建立起了统治体系，即“国家”。通过层级的权力关系维系着他们对社会的统治。于是官员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天子”的代表，追溯上去也就是上天的代表，对劳苦大众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力，这就为官本位思想的盛行提供了非常良好的土壤环境。

天子统治下，教育的目的即为“入仕”，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历代封建王朝统治的思想和理论依据，儒家思想把“仕”作为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学而优则仕”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仕途是每个读书人的理想归宿，“十年寒窗苦，金榜题名时”成为普遍的社会意识，敬官、升官成为人们普遍的价值观。古代很多文人也会在“出仕”“入仕”之间犹豫徘徊，并因此留下了大量的图文资料，屈原、李白、杜甫等文人骚客皆因在仕途上郁郁不得志而失意。他们代表的正是古代读书人的价值取向。

同时，在这种“君权神授”思想控制之下，国民滋生的奴性心理，也是官本位盛行的重要原因。在神权的统治压抑之下，民众除了依循做官以出人头地之外找不到其他可以堂堂正正做“人”的途径，这样的循环导致了官本位在古代越兴越盛。

综上所述，“天人合一”观念下产生的官本位思想被合理确立并盛行于整个古代中国，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是巨大的思想文化阻力。

三 传统体制文化阻力：“官教合一”体制源远流长

从体制文化的角度来看，“官教合一”的传统教育体制是当代学术权力复位举步维艰的主要阻力。官员既是父母官又是教育者，因此赋予的权力天生具有一种教育者的地位。自古以来就有“以吏为师”的说法，官员既是权力的掌握者又是道德的典范，充当着教育者。

章学诚先生曾说：“观《易・大篆》之所称述，则知圣人即身示法，因事设教，而未尝于敷政出治之外，别有所谓教法也。虞廷之教，则有专官矣；司徒之敬敷，典乐之所咨命，以至学校之设，通于四代，司成师保之职，详于周官。然既列于有司，则肄业存于掌故，其所习者，修身治平之道，而所师者，守官典法之人。治教无二，官师合一，岂有空言以存其私说哉？”这是对古代教育和政治关系的高度概括，分司而事的古代教育体制并没有将政治与教育剥离开来，反而分司的体制更凸显了“官教一体”的特点。

一方面，教育本身作为上层建筑的特性决定了教育是统治者维护国家秩序的手段，他们需要通过教育对国民进行思想禁锢束缚。从“焚书坑儒”到“文字狱”再到“八股文”，这些都体现出统治者对教育的绝对控制力和引导力，必然通过“官教一体”的体制，牢牢把握着教育的方向，以官位为基础的层级权力是最好的统治方式。

另一方面，教育管理机构的依附性也是“官教合一”的重要原因。从作为政治辅助机构存在的西周“五学”到为政治服务的汉代“太学”，再到隋唐因政治需要而不断变革的“国子监”，再到完全受控于政府的清代“学部”，教育管理机构尽管一步步分化，但它们并没有从政治中脱离出来，实质上仍然受控于政治。

综上所述，正是教育本身的特点导致了“官教一体”的体制文化阻力，这一阻力自古至今一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只是形式的分化，实质上仍然是政治集团的附属物。

四 学术权力复位：大学组织文化发展的应循之路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传统文化阻力严重影响了学术权力回归的进程，意识到这些文化阻力只是学术回归过程中的一小步，采用积极主动的政策措施克服这些阻力才是根本。

首先，需要建立起新的“学术本位”价值观，取代原有的“官本位”，回归到基于学术成果的评价体系上来。这需要从教育的内容等方面扶正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使民众从学生起就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其次，在高校建立教授委员会，以保障学术权力的顺畅。

最后，大力发展经济，提高各行业福利，缩小官员与其他职业的收入差距，削弱行政体制的干涉，将教育真正从对政治的依附中剥离出来。

长远来看这些文化方面表现出来的阻力随着经济、法治、文化的发展是能够克服的，但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需要经历渐变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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