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象纹装饰综述

摘 要：象纹装饰青铜器器类与时代分布上有明显的规律性。在重酒器组合的商代，尤其殷墟时期，象形尊与青铜觥、青铜铙普遍出现写实性的象形装饰。殷周之际，青铜酒器、青铜水器与青铜食器、青铜乐器，渐渐由象首装饰退守到象鼻装饰。西周早期以后黯淡到象鼻龙纹一类似是而非的境地。象纹装饰的演变，无论文化的时代选择，还是器类的表现空间，都不失为鲜明活跃的线索。

关键词：象体尊；簋；象首；象鼻

中图分类号：K2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4-0151-02

大象是最大的陆地动物，其形象在我国先民灿烂的青铜文化中曾受到热情的关注，经历了一段重要的文化历程。象纹装饰，无论在时代的文化选择，还是在器类表现空间，均是研究商周青铜器文化的重要线索。象形器、写实象纹、象首纹、象鼻装饰，从殷墟时期到西周早期，在各种青铜器类上表现得丰富而活跃。为了明晰这一过程中的具体事象，我们将讨论线索集中于象纹装饰出现的青铜器类及其造型形式上。

一、青铜酒器与水器上的象纹

青铜酒器中最具写实性象的造型莫过于象体尊，共计四件：弗利尔美术馆藏的象尊，湖南省醴陵市狮形山象尊、法国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藏象尊，稍晚的还有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象尊。前三件俱是商代晚期时的精品，属于中国青铜工艺第一次高潮的巅峰之作。从象形整体来看，躯体肥硕，四肢粗壮，象鼻周饰鳞纹，上扬中空为流，象身背上开口，周身纹饰精美，极具雄壮张扬的时代气象。每一尊都又独俱个性，弗利尔尊虽然只有17.5厘米高，但背上却有一个象型盖钮，无论造型还是气质均与象尊本身惟妙惟肖，呈现高度的艺术统一。狮形山象尊则是典型南方青铜器装饰风格，象首额顶有一组蟠旋状的沙鳅类动物，象鼻流口呈兽首形，反向有一爬行状老虎，极具狰狞气象。而吉美博物馆象尊本身以高64厘米、长96厘米的巨大身躯居目前所知商代动物形青铜器最大的一件，可谓象中之象王。可惜象鼻大部分已经残缺，否则应和前两尊的象鼻一样上扬然后鼻端前伸的栩栩如生。西周中期出现的茹家庄象尊，除象的长鼻外，滚滚丰满的腹部自微微隆起的背部线条一路平滑向下至头部，身体与头部均无象的气质，而更接近猪的造型。虽然象鼻高挑，鼻头翻卷，象口微张，圆目龇牙，圆耳耸立，显得很活跃，但通体所饰四组卷体圆涡形的垂冠凤鸟纹还是洗不掉西周时期严肃端庄的气质。

除象形尊外，象以写实纹饰出现于尊中最典型的莫过于故宫博物院所藏商代后期的友尊，腹部主纹饰为九只象纹首尾相衔。但到殷墟后期尤其西周以后尊上的全形写实象形还是象纹几乎已不复存在，只有象首或象鼻还能见到。殷墟郭家庄160号墓所出两件亚址方尊肩部的四角均饰有圆雕象首，象耳呈叶状，长鼻高伸下卷，鼻下大嘴张开，尖锐的象牙前突于扉棱之外。山东苏埠屯所出的亚方尊与河南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所出两件折肩方尊，无论象首部位还是造型与此最为接近。西周早期 古方尊的圆雕象首亦与此相近，但需要指出的是“ ”字是见于殷墟卜辞中的商地名，所以笔者觉得有理由相信，这种造型应是入西周的商遗民后代的杰作。到西周早期以后，这种象首形渐渐湮没无闻，只有某些方尊中的象鼻形还残存着些许遗风。出土于陕西县李村的西周中期的方尊堪称典型，其腹部两侧各有一象鼻向上卷曲的象鼻形。象体、象首形、象鼻形装饰之外，象纹装饰在商代晚期及其以后亦呈破碎化。商代晚期的典型代表是河南新乡出土的一件青铜方尊，折肩处中间兽首的两侧各有一立体浮雕长卷状象鼻形纹。西周最典型的莫过于泾阳高家堡圆体尊的中腹部有卷体象首纹，①象的身体沦为卷体涡纹，圆目突出，张口，象鼻向上伸展后卷，鼻端呈云纹，这种造型尚保留商代风貌。

纹饰富丽的盛酒器中除青铜尊外，觥、方彝、卣、、壶也有象形装饰，与尊形制相近的饮酒器觯也有类似装饰。殷墟时期青铜觥上有多例写实性象纹。日本泉屋博古馆藏的青铜觥口沿下有一立体写实象纹，其中象鼻向上长伸而向前卷，长度非常夸张。弗利尔美术馆所藏的青铜觥上的立体写实象纹与此相近，而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的青铜觥上的象纹则稍与两者相异，象体为雷纹所覆盖，线条简省，象鼻斜向前伸而鼻端内卷幅度较大，但三象鼻均为垂鳞纹所装饰。日本白鹤美术馆藏一件象首形盖的青铜觥，象首微张口，象齿前伸，象鼻呈向上内卷状。以上青铜觥俱属于殷墟时期精美作品。方彝中最早出现象首形装饰的是在殷墟前期妇好墓出土的偶方彝上，在偶方彝两端各有一象首，两象牙突出，象鼻成钩状，圆眼，圆耳云状。象形更多见于西周以后，如西周恭王时的师遽方彝与西周中期的方彝。青铜卣中象纹装饰仅见两例，均为西周早期。西周昭王时期的臣辰卣的盖顶和腹部均饰有两两相对的立体象纹象鼻下垂而内卷，躯体线条简单。另外，保利博物馆藏的神面卣的担当两端各有一象首装饰，长鼻上卷倾斜程度大。青铜仅有喀左北洞出土的西周早期的上腹部饰有变形象纹，实际是象首纹。象首张口，圆目突出，象鼻上卷，以大的涡纹来表示象的身w。青铜壶上的象纹装饰一般以象首衔环的铺首为主，见于西周中期的晋侯壶和西周晚期的有梁其壶、陈侯壶、芮太子伯壶，象鼻均作上扬状的龙形。西周穆王时期的两件名为饮壶的青铜觯均为象鼻形。

商周青铜水器中的象形装饰，只见于西周以后的两件青铜盂。一件为西周恭王时的永盂，前后腹部有长鼻上卷的象首，与附耳同高。一件出土于陕西长安县新旺村的西周中期盂，颈及圈足饰有平置式象首龙纹。

二、青铜食器上的象纹

象体或象形装饰在青铜食器中表现反而不如青铜酒器活跃，而且分布器类也极不平衡，其中重器青铜鼎反而远远不如盛食器青铜簋的表现空间那么大。作为最重要的青铜礼器，鼎最富于表现的部位即口沿下部和腹部，象纹主要出现于这样重要的部位。前者的典型代表即是上海博物馆一件商代晚期饕餮纹柱足鼎，在其腹部以上口沿以下的条带状区间内分布着一圈立体象纹，呈左右两组对称，每组两头象首尾相衔排列。周围以紧密的雷纹作底纹，整体作平雕处理。圆目突出，长鼻下垂后上卷，腹部与耳部均作几何状的云纹装饰，而尾部长而上卷的造型却近于西周主流龙纹的尾部。有学者谓之“象鼻龙纹”，实际象与龙只在伯仲之间罢了。可以说，象的写实性造型既受到腹部饕餮主纹的冲击，更在内涵上受到几何化云纹的覆盖，处于陪衬的地位。另一例上海博物馆西周早期的柱足方鼎的上腹部，两个背对象鼻龙纹眼睛突出，突出的象鼻迂回下垂而内卷，线条虽然优美流畅，但整体造型距离写实更远之又远了。到西周早期，真正写实性造型最强烈的莫过于富有地方特色的象鼻形方鼎。四条象鼻形足承接腹部扉棱，竖目、阔嘴、大耳并带有象牙的写实侧面两两相汇于象鼻，立体感冲面而来。结合口沿下的长尾鸟纹，不难让人想起东夷地区“鸟田象耕”的传说。

青铜器食器中象纹较活跃的还有西周时期的青铜簋。象纹在西周青铜簋上主要是象首与象鼻纹，主要有三种形式，一种是半环耳呈象首而耳下之珥作象鼻，另一种形式是半环耳下的珥部下伸成落地成象鼻足，最后一种形式是卷体象首纹。第一种形式多为双半环耳作象首而珥作象鼻，生簋、孟簋、晋侯簋、许季姜簋、仲父簋、师 簋，还有琉璃河出土的攸簋与陕西省长安县马王村窖藏的四件卫簋的半环耳及珥均作这样象首象鼻装饰。周厉王时的 簋应该这种形式的特例，其两半环耳及珥部均作象首形。第二形式又分为四半环耳珥部垂地作足与三半环耳珥部垂地作足两种类型。前者以班簋、乙公簋和曲沃出土的伯簋为典型代表，四半环耳作象首形而珥部作象鼻垂地成足的造型。后者以颂簋、博物院藏史颂簋、4件元年师 簋和3件五年师 簋为典型代表，三半环耳作象首而珥部作象鼻垂地为足的造型。第三种形式是卷体象首纹，以天亡簋和邢侯簋为代表，前者腹部与方座主纹饰为卷体象首纹，后者腹饰饰卷体象首纹。

其他青铜食器中的象纹出现时段均较晚。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春秋墓出土两件象首纹鬲，扉棱相当于跃出于平面象鼻的立体延伸部分，但主体纹饰中的象纹徒具形式，只是充当了饕餮纹的两个左右对称的单元而已。至于山东滕县春秋墓出土的一个媵器鲁伯愈父鬲腹部两两相对的象鼻纹不仅线条，连眼睛都不复立体雕出，更无过去的神韵了。春秋时期青铜上无论甑部还是鬲部也偶有简化象首龙纹出现。

三、青铜乐器上象纹

青铜乐器上写实性的立体象纹最早见于两件商代晚期青铜铙的鼓部，但出乎意料的是它们都出土于并不产铜的湖南宁乡地区。月牙山铺所出青铜铙为迄今最大青铜乐器，高达103.5厘米，鼓上正中两个立体象纹对立，长鼻相对，张口，腿细长，周身布满云纹。老粮仓铜铙鼓上两侧边缘各有一立体象，低头，长鼻上卷，口张开，腹部肥硕，腿粗壮尾与背部相连，短尾下垂，躯体装饰云纹。

青铜钟尤其青铜甬钟上的象纹形式以象首体的造型为主，一般都是在西周甬钟的鼓部两个象纹背对，象鼻向上卷起，象鼻往往有花冠状装饰。典型的有虢叔旅钟、梁其钟和春秋早期的秦公钟。但同样出自西周晚期的日本泉屋博古馆珍藏的楚公钟右鼓处却有一立体象纹作为其基音点标志。

形体巨大的乐器上也有象鼻纹分布。西周晚期的克周身四道扉棱均由象鼻上扬的勾连龙纹组成，钲两侧龙首依然有象鼻上扬。陕西省宝鸡太公庙出土春秋早期的秦公钲两侧以及甬两侧有若干象鼻上扬勾连龙纹。

综合青铜器器类与时代分布，可以看出象纹装饰有明显的演化规律。在重酒器组合的商代，尤其是青铜器工艺第一次高潮的殷墟时期象纹异常活跃。无论是盛酒器象形尊与青铜觥，还是乐器青铜铙上，都普遍出现整体的写实性的象形装饰。在这一张扬层次稍稍收敛后，盛酒器方尊、方彝、卣等出现象首装饰。其后青铜酒器、青铜水器，还是青铜簋，渐渐由象首装饰退守到象鼻装饰。最后在青铜鼎与青铜钟、青铜中由象首龙纹黯淡到象鼻龙纹的似是而非的痕迹。一方面，这应该不脱离由重酒器向重食器转变的殷周文化脉络，商实动物纹自然也包括象纹受到肃穆端庄的几何化纹饰大浪淘沙般地清洗。另一方面，某些器类，无论商代的象体尊、青铜觥，还是西周的盛食器青铜簋，相对具有合适的表现空间，而大者如青铜鼎，小者如青铜甬钟，对此却无能为力。所以，笔者认为，象纹装饰既体现时代适用性，又体现器类适用性，它不失为考察商周文化发展的一个鲜明活跃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