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7 07:15:49
一年一度的纽约亚洲周拉开了帷幕，作为主要活动的第12届纽约国际亚洲艺术博览会于3月23至28日如期举行。此次博览会共有57家来自世界各地的亚洲艺术交易商参展，再加上博览会周边大概100余家的会外展，纽约俨然成了亚洲艺术的百花园，百花争艳，热闹非凡。与往年一样，中国艺术品仍是众人瞩目的焦点。
苏富比和佳士得两大拍卖巨头亦循例在亚洲周期间举行春季中国艺术品拍卖会。纽约苏富比推出两个中国艺术品专场：3月19日至20日的“中国瓷器和工艺品”（包括纽约水牛城Albright-Knox艺术馆馆藏精品）和3月19日的“雍穆堂私人收藏中国玉器和工艺品”。两个专场获得空前成功，前者以3529.87万美元收槌，后者取得了513.716万美元的佳绩。
纽约苏富比春拍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瓷器和工艺品”专场中来自纽约水牛城（Buffalo）Albright-Knox艺术馆收藏的中国艺术精品。Albright-Knox艺术馆是全球最知名的现代及当代艺术收藏机构之一，其珍藏的绝大部分中国艺术品系美国著名化学教授兼收藏家亚瑟米高（Arthur Michael）（1853－1942年）捐赠。此次拍卖的收益也将全部用作该馆未来征集艺术品之经费。
由该馆提供的28件拍品大部分是馆藏级精品，流传有序，以青铜器、石雕和墓葬陶器为重点。成交23件，成交率82.14%，成交额1813万美元，占整个专场总成交额的51.36%。而在这28件拍品中，青铜器又是重中之重，共9件，成交8件，仅一面铜镜流拍，成交价超过10万美元的精品有5件，即商晚期青铜^纹方小⑽髦苤衅谝鬲、战国中晚期青铜错红铜方壶、商晚期青铜兽面纹小⑸掏砥谇嗤方彝，成交价最低的商晚期青铜方彝亦达14.4万美元。 如此骄人成绩再次向证明了中国青铜器无与伦比的艺术和历史价值，也是青铜器的市场价格向价值理性回归的重要一步，为投资者增加了信心。
一
下面逐一介绍本次拍卖中最重要的4件青铜器。
商晚期青铜^纹方校估价200万至300万美元，以810.4万美元成交，创全球青铜器拍卖第二高价。全器通高30.7厘米，器身长20.4厘米， 宽18.8厘米，此形长方圆体，侈口束颈鼓腹，器身下承四条三棱锥足，口沿上立两个四坡屋顶形柱，器身一侧有兽首形，器口覆以长方形盖，盖面中心饰由两个相背而立的鸟组成的鸟形纽，器身四角和三面均饰有扉棱。器身三面（除了带的一面）饰有以^的正面脸部形象为中心的^纹，间饰龙纹和蛇蚊，特别强调了^的大圆眼、有力的尖喙和宽绰的双翅，形象生动地塑造出^机警凶猛的神态，十分传神；带的一面口沿下饰相背的龙纹一组，中间饰四个横列的涡纹，下面饰兽面纹；四足均饰蕉叶形兽面纹；通体以细密的雷纹为地，器内底铸有族徽一枚。此性煨投俗大气，纹饰奇特华美，立体感强烈，体现了商代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是商代青铜礼器中出类拔萃的精品，堪称艺术瑰宝。
惺巧檀晚期流行的一种酒器，为盛酒行礼之器，或云兼可温酒。出土的青铜写蠖嗍为三足圆校方兴见甚少，极为珍贵。和其它青铜礼器一样，如尊、、鼎、爵等，方器比同类型的圆器要少得多，且大都出土于王室或高级贵族的墓葬中，因此，这件^纹方杏Φ庇邢院盏纳矸荩从精美程度来看极有可能是王室之器。与此行沃苹本相同的方写媸懒考少，笔者初步统计有6只，5只分别藏于大英博物馆、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学院和北京故宫博物院，另一只见于英国著名古玩商Eskenazi 2006年3月在纽约举行的题为“中国早期青铜器精选”的展览中。此外，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也出土过方校但形制与此不同，体形硕大且修长。
此件^纹方兄所以弥足珍贵，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奇特的纹饰。^一作枭，学名鸱鸺，俗称猫头鹰。以^纹为装饰的青铜器集中出现在商晚期，主要有尊、卣、觥、小Ⅵ5绕魑铮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为模仿^的立体形象，如^尊，著名的有妇好^尊、日本泉屋博古馆收藏的^尊、美国塞克勒艺术馆所藏^尊、美国耶鲁大学艺术馆所藏^尊等，又如^卣，多为两^相背的造型，河南博物院、日本泉屋博古馆、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等均有庋藏；另一类是此件方猩系柠^纹，即以^的正面脸部形象为中心的平面^纹，具同类装饰的器物有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所藏的^纹觯、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所藏的^纹方彝、美国塞克勒艺术馆所藏^纹卣等。以^纹为装饰的青铜器大都是极其精美的礼器，且并不多见。此次拍卖的方惺窍纸袼见的唯一一只饰有^纹的方校属孤品，珍稀程度不言而喻。
第二件珍贵青铜器是西周中期尹鬲，估价60万至90万美元，成交价102.56万美元。 此鬲通高35厘米，口径29.8厘米，平唇、短颈、鼓腹，三柱足粗矮，口沿上有两立耳，腹部饰三组兽面纹，雷纹为地。这件青铜鬲在同类器物中属较大的，加上浑圆的造型，非常少见，显得庄重沉稳，气势非凡。从其形制和纹饰看，当断为西周中期之物，但具体属于哪一个王世，学界尚存异议：唐兰先生判为恭王，马承源先生断为孝王，日本学者白川静先生定为穆王。
此器之所以珍贵，更重要的是器内壁铸有长篇铭文。在此器内壁一侧口沿下的部位铸有8行共65字铭文：“穆公作尹宗室于繇林。惟六月既生霸乙卯，休天君弗望穆公圣明弼事先王，各于尹宗室繇林，君蔑尹眩易玉五品，马四匹，拜稽首对扬天君休，用作宝R鼎。”铭文大意为：穆公为其妻尹在繇林建造了大屋，休天君没有忘记穆公弼辅先王，建立功勋，在六月既生霸乙卯这一天，她亲临尹在繇林的大屋，勉励尹并赐给她五块玉和四匹马，尹叩拜并赞扬休天君的伟大，制作了这件珍贵的宝鼎。
铭文中的尹是穆公的妻子，休天君为先王的王后。从铭文看，穆公应是位辅助先王、屡建功勋的大臣。此篇铭文之所以极其重要是由于其中提到的休天君，类似这种记述皇族遗孀活动的铭文，还见于一件日本私人收藏家收藏的青铜鬲上，弥足珍贵。
第三件重要青铜器为战国中晚期青铜错红铜方壶，估价30万至50万美元，成交价28.8万美元。此壶体形较大，通高48.2厘米，盖J顶，置四环钮，敛颈、溜肩、鼓腹，两侧有铺首衔环耳，平底，圈足。器身主体纹饰为菱形纹，每个菱形内用红铜错出钩连纹，最为奇特的是每个菱形的中心都饰有一个鎏金的半球体乳钉，菱形之间的间隙也饰有精致的钩连纹，壶身纹饰间隙中原来可能嵌有绿松石，因年久而全部脱落。这件方壶高大雄伟，装饰华丽，体现了战国时期高超的青铜错嵌技术，是难得的青铜艺术精品。此壶原为一对，另一只现藏于美国洛杉矶郡立美术博物馆，与此形制、装饰类似的方壶，中国国家博物馆、河北省博物馆等均有所藏。
第四件重要青铜器是商晚期青铜兽面纹校估价20万至30万美元，成交价27.6万美元。此型ǜ36.5厘米，侈口，束颈，深腹分段，兽首，菌状柱，三锥形足。腹部上、下段均饰兽面纹，雷纹为地。这件三足圆惺巧掏砥谇嗤械牡湫褪窖，同类品并不少，但其纹饰清晰、流畅，器体厚重，保存完好，较为难得，在目前的市场中亦不多见。
二
我们再来谈谈青铜器的投资技巧。要想在青铜器投资中获得理想的回报，最重要的是正确选择增值潜力相对较大的藏品，并合理地控制价格；再者就是对市场有深入的了解。笔者结合自己的经验简要的介绍几点青铜器投资的心得，求教于方家同道。
品相完好。青铜器投资首选品相完好的器物。所谓品相完好，主要是指保存完整，无破损、无变形、无修复，锈色美观，无恶锈和有害锈。青铜器由于在长期埋藏地下，受周围环境中各种化学成分的腐蚀，以及墓穴塌陷、地壳运动等因素的影响，极易损坏，所以有“十铜九补”的行话，完全完整无破损的青铜器非常难得。正因为数量少才珍贵，不仅给人以视觉上的愉悦，增值潜力也较大。在市场上以高价成交的艺术品，不管是瓷器、青铜器、玉器、杂件等，大都是品相完好的精美器物，可见品相对于艺术品的重要性。
工艺精良。工艺精良主要是指青铜器纹饰精美，造形独特，制作工艺繁复，能代表同时期青铜器铸造的最高水平。此类器物具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工艺价值，是市场上的抢手货。例如此次拍出的战国中晚期青铜错红铜方壶集错、嵌、鎏金工艺于一身，充分体现了战国时期青铜器制作工艺的高度成熟，是这一时期青铜器的典型代表。
存世量稀少。存世量稀少是指同类器物现存的数量极少，这样的器物历来是藏家关注的焦点，所谓物以稀为贵，早为业界的共识。例如这次拍出的^纹方屑词蔷典例证，现存仅此一只，独一无二。越是稀有的东西价值越高，也越能激起藏家的兴趣和占有欲望，所以在投资时要尽量选取存世量少的器物。如何了解一件器物的存世量则并不容易，拍卖公司由于拥有丰富的信息资源和经验，了解拍品的存世量相对容易一些，但个人在进行投资时如何判断一件器物的存世量呢？笔者认为要多到博物馆参观，多看各种图录（包括国内外公、私博物馆图录、拍卖图录等），多观摩拍卖会，多比较，多总结。但要了解那些没有公之于众的私人珍藏，则要靠投资人自身的人脉资源去挖掘和发现，实非易事。总之，要对藏品的存世量作出准确的判断，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积累，绝不是短期可以达到的。
流传有序。流传有序是影响一件青铜器价格的重要指标。所谓流传有序指的是一件藏品的来历和每次易手都有清楚、准确的记录，详尽的反映了该藏品的流传过程。流传有序的青铜器历来都是藏家竞相追捧的热点。此次Albright-Knox艺术馆提供的青铜器都是流传有序的佳品，每件均有完整的收藏资料，基本上都可以追溯至1942年或更早的时间，其中包括一些很详尽的收购和遗赠日期，结果这些青铜器大都以高出估价的理想成绩成交。为什么流传有序的藏品如此受到藏家亲睐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流传有序的藏品历史清楚，市场认可度较高，特别是那些在流传过程中曾被著名收藏家或知名公、私收藏机构收藏并见于著录的藏品，这类藏品的真实性和价值早已被业界公认且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再加上名人效应的附加值，在眼下鱼龙混杂的文物市场中无疑给投资人增添了极大的信心；合乎法律，因为青铜器属于出土文物，国家严格监管，国家相关法规规定“只有是在1949年以前出土的，有明确著录的青铜器才能上拍”，足见流传有序的重要性，在海外市场环境相对宽松，但随着国际间打击艺术品走私和非法贩卖的合作日益密切，来源不明的艺术品的流通将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所以流传有序的艺术品将会越来越受到藏家的关注。
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青铜器的历史价值主要体现在铭文上，铭文是研究古代社会生活的珍贵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那些具有长篇铭文的重器都是国内外各大收藏机构的重点收藏对象，其经济价值亦十分可观。但并非所有的青铜器铭文都具有很高的价值，例如战国中期以后的青铜器铭文大多是“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作用，此类铭文并无多大的历史价值。在青铜器投资活动中，对于有铭文的器物要详加考证，因为铭文的历史价值是和器物的经济价值和增值潜力成正比的。哪些铭文的历史研究价值大呢？简要的说就是那些反映重大的政治事件、军事活动、王室生活、以及其它重要社会活动的铭文。此次苏富比春拍推出的西周中期的尹鬲以高价拍出，主要就是因为其铭文珍贵，此类记述皇族遗孀的活动的铭文罕见，具很高的研究价值。
合理控制成本和选取适当的投放市场的时机。合理控制成本是一切商业投资活动的重要原则，青铜器投资亦不能例外。在购买一件青铜器之前，一定要对其现时的市场行情有准确的把握，要有一个合理的成本预算，购买价格不能过多的高于当时市场上的正常流通价格，否则从投资增值这个角度来讲是不理想的，且短期不易变现，当然，这只是针对大多数藏品而言，个别特殊器物例外。选取合适的时机将自己的藏品投放市场对投资人来讲也是十分重要的，一般来说藏品再现市场的频率与其增值幅度和增值率成反比，即藏品再现市场的频率越低，其每次增值的幅度就越大；藏品再现市场越快，升值幅度越小。凡是再现市场的频率低的藏品，一般其价位也较高，如果没有特别的价位变化，很难吸引投资者将藏品变现。每个投资人应根据自己不同的藏品结构、财务状况、市场行情等因素综合考虑，选取一个最佳的时机将自己的藏品变现，获得理想的回报。
作者：
一 改铸青钱后的钱价问题
清代，人们的日常开支多使用铜钱，而大额交易及交纳赋税多使用白银，因此钱价与普通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为了国家的稳定和满清政权的长治久安，清政府很关心钱价的高低。乾隆初年，市场钱价居高不下，于是清政府加大京、省各钱局铸青钱数量，以期遏制私销，平抑钱价。
1.乾隆五年（1740）以后开炉情况
随着清统治者对矿业开发的有限度地解禁，铜、锌等铸钱原料供应日趋充足，乾隆五年后，很多省份开始鼓铸。据《清朝文献通考》：乾隆五年（1740），开福建宝福局、江苏宝苏局、浙江宝浙局，增开云南省城及临安府局炉座，合计年增青钱348 846 000文；六年（1741），开云南东川府局、湖南宝南局，合计年增青钱113 773 700文；七年（1742），宝泉宝源局每年各加二十卯，开广西宝桂局、江西宝昌局，年增青钱410 458 800文；八年（1743），开湖北宝武局，云南大理府局，年增青钱140 130 200文；九年（1744），增江西宝昌局炉座，贵州宝黔局加卯鼓铸，京局也因钱价高而加卯，年增青钱52 892 200文；十年（1745），开广东铸局、直隶保定府局，年增青钱90 044 100文；十一年（1746），增四川宝川局炉座，年多铸青钱62 200 000文；十二年（1747），湖北宝武局添炉鼓铸；十三年（1748），开山西宝晋局、陕西鼓铸局，年增青钱115 124 000文；十四年（1749），增广西宝桂局炉座，但减云南省城及临安府炉座，合计比上年减少青钱5 755 900文。②
据此，我们可以推算出乾隆五年至十四年增加铸钱的数目平均每年达10亿文。《清朝文献通考》记载是各局应铸数目，实际执行中由于种种原因有可能不能如数。按布维纳先生的研究，乾隆六至十五年，平均每年增铸4.5亿文，比乾隆一至五年平均增长约24%。数据虽然不一致，但这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乾隆五年改铸青钱后，各省先后开炉，京局、云南省局加卯鼓铸，铸钱数量增加了很多。
2.改铸青钱后的银钱比价
乾隆五年（1740）前，铜钱的价格较高，银钱比价偏离官定比例较大。按“私销说”的观点，铸青钱后钱价应该有所好转，可事实怎么样呢?
注：1.《宫中档・财政类・货币金融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2.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8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
3.王光越《乾隆初年钱价增昂问题初探》，《历史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84年第二期。
表中有些数字较大，如乾隆十年，贵州一两白银兑钱900文，这是特殊情况，由于贵州铸料丰富，铸钱较多，故钱价相对较低，云南兵饷按1∶1200发放也是这个缘故。
钱局和铸钱数目在增加；同时，铜钱的重量、含铜量没变，而铅锡的加入对成本影响不大，即铜钱的总成本几乎没有差别。然而，改铸青钱后钱价并未平减，这说明铸青钱政策没达到预期目的，因此，从这个方面来说，该政策没达到平抑钱价的目的。
二 “私销”问题
乾隆四、五年，私销是钱价高的原因几乎成为定论。改铸青钱后，因钱价不见平减，市场上流通的铜钱中黑小钱仍很多，很多人仍认为是私销造成的，如乾隆七年，江西巡抚陈宏谋分析：“是以京外各省年年鼓铸而不见其多，翻见其少。若非销毁，钱归何处？”③乾隆九年对铜铺进行严格监督管理，也是为防止私销。乾隆十七年（1752），乾隆上谕：朕思私铸固当严禁，而私销之罪浮于私铸，乃地方官惟是查获私铸以邀议叙，而拿获私销者甚属寥寥。乾隆认为私销之危害比私铸更甚，说明他对私销问题的重视。
前面已经谈到，加锡后的黄铜性能改变，不宜打制铜器。为什么他们还认为私销很严重呢？如是，说明改铸青钱政策防私销的目的也没有达到。如不是，则私销不是钱价高昂的主要原因。各种迹象表明，乾隆初年私销情况不是很严重。
大臣们认为私销存在之证据不外乎以下几个理由：一、官钱越铸越多，流通中却不见其多，若非私销，钱归何处？二、官钱太重，毁钱有利可图，利之所在，人必趋之；三、铜铺需要大量的铜制造铜器，私销钱币是其来源之一。其中前两条尤为重要。 “私销说”提出后，上述问题得到合理的解释，似乎无懈可击。事实并不是这样。
第一，年年铸钱，不见钱多，的确容易联想到钱被销毁，但是，也有可能被储藏起来了，且后者可能性更大。
乾隆初年，市面上行使的铜钱种类很多：黄钱、顺治康熙时之青钱、④各类私小钱等。顺治康熙之青钱与黄钱同价。私钱又分为两种：私人铸钱和钱局私铸小钱。本来私钱是清政府禁止行使的，但雍正至乾隆初期，钱价日渐昂贵，乾隆元年后，清政府放松了对私钱的管理，如，两广总督鄂弥达等因广东官铸制钱较少，使用小钱相沿已久，恐禁之于民不利，且交易不便，奏请免禁小钱，乾隆也支持这种做法。⑤因此，私、小钱得以合法地使用，而且其价几乎与大钱相仿。如乾隆三年（1738），广东地区银钱比价：大官钱为1∶800，黑小钱近1∶1000；⑥四年（1739），两广民间所用多为黑小钱，其价也颇不贱，闽浙等省使用的铜钱，“计算银一两止兑七百一十余文，较之康熙年间大为悬殊，且系不堪杂钱，内字样模糊、薄小、穿破类如鹅眼者甚多”。⑦这种情况到乾隆五年改铸青钱后并没有改观。乾隆五年（1740），湖南巡抚张渠奏：“臣查湖北各处日用钱文，贯陌之中大半皆低薄轻小，绝少青黄大钱，由来已久，莫可究诘。向来钱价每钱一千仅值银一两及一两零几分，迩来竟值银一两二三钱不等。”⑧可见，大半是黑小钱的铜钱，比价也在1∶800左右。乾隆六年（1741），江西的小钱“向卖（白银）五六钱一千者，今则每千需银一两二钱以外，而且半系砂铅、漏风（破烂不堪之小钱）、鹅眼、剪边、锤扁以及无字铜片等项，每百长不及三寸，每千重不过三斤（每千文钱的标准重量为七斤八两），低薄丑恶，莫可言状。”⑨乾隆十四年（1749），湖北“彼此交易多用钱文，乃制钱之外复有剪边、v孔、砂壳、鹅眼、锤扁、京墩（康熙小制钱）、铅铁等项概行使用，竟与制钱无异。……但京墩与八分重之钱，从前行使与大制钱毫无分别……”。⑩这里清楚地指出当时地私小钱在使用时与大钱无异。发展到后来，人们不仅使用黑小钱，即使有大钱也要将其剪边后才行使。由此可知，乾隆初，青、黄大制钱及各种私小钱同时流通，混杂使用，而且价格都很高。为了获得更大利益，人们在交易时尽可能夹杂黑小钱，那些较大的官钱就会被持有者储藏起来或剪边后使用。如，乾隆三年，湖广镇m镇总兵谭行义注意到，当时小钱多的原因是“因官钱价贵，所用尽属小钱”，“民间亦因黑钱价贱，多用黑钱，少用官钱。”(11)因此，黑小钱越来越多，而大官钱越来越少，这主要是格雷欣法则即“劣币驱逐良币”作用的结果。之所以大钱中青钱多于黄钱，也是因为人们更喜欢黄钱，将之视为“良币”储藏起来，从而多被“劣币”驱逐出市面流通了。
由于钱价很高，对私小钱的管理比较松，促使了私钱的大量生产，这也是黑小钱多的原因之一。
第二，销毁铜钱铸造铜器利润未必很大。
按张若震的说法：(12)较大的铜器论斤出售，利润较小，而小铜器仅能打制，但论件出售，利润很高，因此，私销者私销铜钱多打制小铜器。但毁钱铸造大铜器利小，说明毁钱为铜本身并不能带来利润，否则，铸大器也应该利大。为何打制小铜器就利大了呢？
我们以乾隆十年（1745）安徽按察使都隆额所奏数据为例：“今即以每钱一文重一钱二分计算，每钱一千重七斤八两（七斤半，一斤为十六两），各省时价大概值银一两三钱有零，计每斤值银一钱七分三四厘。若一经销毁，铸造粗重器皿即每斤可值银二钱四分，每钱一千可值银一两八钱；若打造细巧器皿，每斤可值银三钱一二分，每钱一千可值银二两三四钱……。”(13)大钱一千值银一两三钱余，而销毁大钱一千可制造粗重铜器（即张若震说的论斤出售的大铜器）能卖到白银一两八钱，看起来利润还有五钱，实际上也不是这样。都隆额完全是理论上的计算，而忽视了几个问题：第一，毁钱、铸造和打磨均有铜料的折耗。按《钦定工部则例正续编》：(14)熔化“黄铜每斤折耗九钱”，铸造生铜大器皿“每正铜一百斤加耗铜十斤”，“v磨大物件每斤折耗四钱”。据此计算，毁钱一千铸成大器后只有约6.27斤，值银一两五钱余。第二，制造铜器用工问题。据《钦定工部则例正续编》：熔化红黄铜每“化铜二十斤用化铜工一工”，“铸造大式器物重二三斤以外者，每正耗铜一百斤用：铸铜匠六工、拉运夫三名；每正铜一百斤用：v铜匠六工、铮磨匠五工、碹匠三工、嵌补匠一工六分；做子儿番砂托模，每正铜一百斤用：子儿匠二工、番砂匠四工八分、捉麻匠二分。”经折算，毁钱一千铸大器用工约2.2个。康熙九年，河工的工食费用是每天折给银四至六分，乾隆十五年永定河工每天给铜钱十五文，(15)按市价折银近二分。而乾隆初一碗面的价格是十六文（合银二分），因此，作为技术工的铜匠每天的工钱应在二分以上，按每天二十个铜钱计，2.2个工需工价50文，折银六分多。第三，熔化铜钱需要木炭、煤等燃料、化铜砂罐及制模材料等。通过以上计算，销毁一千文钱铸大器，除去折耗和工钱后还有一钱三分多的盈余，再除去材料费，剩下的利润已远低于五钱。实际上，当时流通的铜钱中有很多私小钱，即使是官铸的大钱很多也是不足重的，一千文钱的重量少于七斤半；同时，雍正五年后铸钱合金比例为“铜铅各半”，黄铜器的合金中铜的比例多为60％，铸器时还要加入红铜，更增加费用。因此，最后的利润恐怕不及一钱，利润确实不多，这也正好印证了张若震的观点。
再看打制小器问题。用铜量相同的情况下，打制细小铜器的确比铸大器贵多了，按都隆额理论上的计算，毁钱一千有约一两白银的利润。据《钦定工部则例正续编》：打制精小铜器折耗：熔化“黄铜每斤折耗九钱”，打造“每铜一斤折耗九钱”，“v磨小物件每斤折耗八钱”。我们看到，除去折耗后，销钱一千仅剩铜6.35斤，值银二两三分余，表面上赚银七钱三分余。再《钦定工部则例正续编》打制小铜器用工：“化铜二十斤用化铜工一工”，打造“各项零星小什件，……，每铜一斤用打铜匠一工八分”，“凡成造门神、门对、帘子、雨搭上一切什件，并碎小素活、零星物件，v刮出细，内务府、制造库俱无定例，今拟每v刮一斤用铜匠二工。” 这里仅将熔化、打制、锉刮三个程序的所需工时列出来。通过计算，私销铜钱一千打制小铜器需工约26.5个，工钱估计不少于铜钱530文，合白银六钱六分。如果再除去燃料、器具等费用，其最后利润还不足一钱。由此看来，毁钱打造小铜器利润比铸大器还小。
从上面计算过程可以看到，打制的小铜器之所以卖价相对高于铸造的大铜器，主要是所需的工时更多、技术更高。张若震所谓的毁钱打造小铜器利大，这里的“利”应是需要更多技术、工时的结果，与铜料本身没什么关系，即使购买铜、锌，打制小器一样“利大”。乾隆十年，户部尚书海望的看法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认为，打制小器虽然需铜不多，售价较高，但主要是打造工价倍于铜价，(16)而不是利润高。
实际上，直接购买原料较毁钱更有利。乾隆五、六年，钱价很高，我们按一两白银兑钱800文计（都按大钱计，事实上并非如此），1000文钱重七斤半，值银一两二钱五分。乾隆五年（1740），铜质最好的洋铜市价每百斤值银二十两，(17)每斤合银二钱；六年（1741），湖广的锌（当时各省鼓铸用铅、锌多至此以市价购买）运到江西后每百斤值银四两七八钱，(18)每斤合银四分七八厘。我们按铜钱的比例铜、锌各半计，直接购买铜、锌配制七斤半黄铜（铸造、打制黄铜器不加锡，这里只按铜锌两种金属算）仅需白银九钱三分，较私销铜钱节省银三钱二分。乾隆十年，广东巡抚策楞等奏称，广东省铜匠的铜料“皆系商人从云南、广西等省采买，运至佛山镇投行发卖。上等黄铜一百斤时价一十五两，中等黄铜一百斤时价一十四两，各铺户按价收买F造器皿已有利息，若大制钱不可多得，而各项小钱又质轻价重，得不偿失。是以现在并无销毁钱文情弊。”(19)我们按上等黄铜计，购买七斤半（1000文大钱的重量）黄铜需银1.125两，而1000文钱时价是1.2两。因此，铜匠们销毁铜钱不如直接购买黄铜，何况毁钱所得的铜不是上等铜。再如，乾隆十一年（1746），湖广红铜市价每百斤值银二十两六钱八分，每斤二钱六厘八毫；锌市价每百斤值银五两六钱，每斤五分六厘。(20)配制七斤半黄铜合金（铜锌各半）需白银九钱八分五厘五毫，而1000文钱当地市价约值银一两三钱，可见，直接购买铜锌较销毁铜钱仍节省银三钱有余。
我们比较铜钱的名义价值与本身材料的价值也能得到上面的结论。乾隆初，各省陆续申请开铸，留下很多铸钱成本的资料。如，乾隆三年六月（1738），四川巡抚硕色奏称：“……每年铸出之钱，按季搭支官兵养廉月饷，每银一两给钱一千，是又有益于官兵。再现今开炉八座，其买运铜铅等费共需库项工本银二万六千八百余两，铸钱三万六千一百余串，除将搭支官兵养廉月饷，易出之银归还原项及支放内员役工费外，尚盈余钱三千三百余串。此鼓铸有便兵民，而无亏国帑也。”(21)我们看到，铜钱的搭放按官定比例（1∶1000，实际上当时铜钱1000文兑换一两二三钱白银），剩下的铜钱仍按1∶1000进行计算，铸钱利润达到12.3%，铸钱工料花费在15%以上，因此，铜钱中所含铜锌的价值至多是名义价值的73.7%。乾隆十三年（1748），浙江：“滇铜配铸，每钱一千文计工本银一两三分三厘有零；洋铜配铸，每钱一千文计工本银一两一钱八厘有零。今搭放兵饷，以千钱作银一两，原于成本不敷。至现今市价每钱千文兑银一两三钱零，若照官价采买商铜，每百斤价止十七两五钱，以之铸钱出兑，则赢余尽多。若照市价采买商铜，如每百斤价在二十两及二十一两以内，以之铸钱出兑，约计赢余，可较市卖钱文稍增，以资平减；如商铜市价至二十二两以外，则鼓铸工本与民间钱价相 ！(22)我们看到，滇铜价格低，铸钱利润较大。即使是按市价购买铜（其它原料多是以市价到汉口采买），铸钱后按市价兑换也不亏本，何况这里面也包含了约15%的工料费用，铜钱中含有的铜铅等金属的价值仍低于其名义价值。其它省份情况也大致如此。由此可知，铜钱的名义价值较本身的材料价值高，从经济利益来说，铜匠们没必要私销钱币。
第三，铜铺铜料的来源问题。按当时的说法，铜匠们需要大量的铜制造铜器，却并不购买铜斤，而是依靠毁钱为铜。如，乾隆五年那苏图奏请铸青钱时说：“至今行用黄铜钱文易于销毁，民间需用甚广，即如烟袋、钮扣、铜丝等项，为物虽微而货卖者遍于街市。若辈并不购买铜斤，悉皆毁钱为用。”(23)这种说法纯属于臆测，几乎没有实据。果真如此，全国大小铜铺都在收买铜钱，然后销毁为铜，他们保密措施再好，不可能没人知道，也不可能一次次躲过政府的稽查，何况他们是稽查的重点对象。乾隆九年对铜铺进行严格的控制也没发现私销，而且市场上钱价、铜价、铜器价格均无变化，这些说明铜铺的铜料有其它来源。事实上，乾隆时期全国的铜、锌供应比较充足，鼓铸之外有剩余，并作为商铜出售。如，云南就有10%的铜允许矿民自卖，据《皇朝政典类纂》：“（乾隆五十九年）滇省办铜各厂，除抽课交官外，向有一成、二成准令通商之例。”(24)洋铜一半官买，一半市场上出售；还有各地偷采的铜等。这些都是铜铺的铜料来源。广东省就从云南、广西购进黄铜；云南、贵州本省有铜铅产出，市场供应也较充足。
第四，当时官吏也不是全都支持“私销说”。
乾隆六年（1741），广东粮驿道按察使签事朱叔权奏称：“夫钱之贵由于钱文之少，而钱文之少，议者谓由于奸民之销毁与富民之埋藏。但臣阅历所至，其私销制钱耳虽闻有其语，目实未见其人，即地方官之拿获私销者亦甚寥寥。至于藏钱不若藏银，富户之智岂不及此。”(25)乾隆十年（1745），大学士讷亲奏：“臣等查上年京师钱文昂贵，恐有不肖奸民将钱文私行销毁，制造器皿。业经酌议设立官房，令打造铜器铺户在官局F铜制造，并严查出入铜斤以及制器铜数。行之数月，详加确访，钱文未见私销，铜价亦不昂贵，是民间原有铜斤可用，未必销毁制钱。且臣等议覆浙江布政使张若震奏请改铸青钱案内，将所铸青钱试行F化，较原本亏折甚多，毁钱并无利息……。”(26)同年， 大学士张廷玉也认为，各铜铺搬入官房以来，钱价未平，细察情形似无私销之弊。(27)同时，各省也派员对铜铺进行监督，也未发现有私销现象。如，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省奏称无私销现象；川陕总督奏该省无大铜铺，即使小铜铺也少，铜器来自于外省。我们知道，对“地方官之拿获私销者亦甚寥寥”一事，当时有似乎合理的解释。但乾隆九年（1744）加强了对铜铺的管理。其做法为：进入铜铺的铜料经过称重，出铜铺的铜器也称重，如果重量相符，说明没有私销，如果生产的铜器重量大于铜料的重量，则认为存在私销钱币，就要治罪。如此严格的监督管理，私销的确不易，何况一旦被查获，就要治罪，利润不大的情况下，铜匠们也没必要冒这个险。因此，更进一步说明铜铺私销的可能性不大。
通过以上分析知道，销毁铜钱制造铜器，无利可图，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私销说。改铸青钱后，私销青钱得到的铜不适于打制小器。可见，当时本来就没有多少人毁钱打制或铸造铜器，不是因为青钱的缘故，而是毁钱不如买铜。因此，铸青钱防私销的意义不大。
三 结论
乾隆初年，鉴于“钱价之贵在于钱少，钱少之故实由私销，欲清其弊，当先绝其源”的认识，提出铸青钱以杜私销的办法。然而，由于乾隆朝矿业政策的变化，铜、铅、锌、锡等原料供应比较充分，其价格也不是很高（相对于销毁钱币来说），销钱为器无利可图。虽不能说乾隆五年改铸青钱前后绝对没有私销，但可以说即使有私销，也不是普遍现象，对钱价的影响不是很大。所以说，私销不是引起钱价高的主要原因。因此，铸青钱政策防私销的意义不大，同时，钱价也不能得以平减。从这个意义上说，乾隆五年改铸青钱的政策基本上没达到目的。
铸青钱政策本身也存在不足。私销铜钱不外乎有以下几个用途：制造铜器，其中又分为打造铜器和铸造铜器；改铸劣小钱；铜价很高时，卖铜获利。乾隆五年改铸青钱的确能够防止私销打制小铜器，但是，在技术上看，铸青钱不能防止铸造铜器。同时，乾隆朝私铸铜钱的现象非常严重，各地流通的铜钱中大量私钱足以证明。铸青钱也不能防止私铸劣小钱，私铸者在铜料价高或急缺时有可能私销铜钱。如，清人乔光烈在“禁私销议”提到：“又定例：鼓铸钱文铜铅各半，每铜铅百斤加入点铜（锡）三斤。其质柔脆，不能打造响器，立法已属周详。但不能为打铜尚可为铸铜，如铜镜、乐器、以及箱柜事件等碎小器皿均可私销改造，而碎小器皿加以手工，往往不计分两取值，每易子倍于母。是以铜少之区，虽钱质甚轻，而不免有私销之弊。”(28)当然，这里不是说乾隆朝的私铸和铸造大铜器者一定会私销铜钱，但从铸青钱政策本身来说，它是很不完善的。
但是，从技术角度来说，青钱的成功试铸是对黄铜合金性能认识的一个进步。乾隆五年部定铜钱的合金比例就是其集中体现：首先，工匠们开始有意识用四元合金铸钱；其次，合金中各种金属含量的控制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铜、锡尽量减少以减少铸造成本，而锌、铅含量尽可能大却又不致引起钱币质量下降。再次，青钱的铸造的确可以防止私销打制铜器，只是当时私销不是很多。
注释：
① “青钱”即乾隆五年开始铸造的铜、锌、铅、锡四元合金钱。此前清政府铸造的是铜锌二元黄铜钱，钱法至此进行了一次大变革。
②(17)《清朝文献通考》钱币，第4996-5008页，浙江古籍出版社。
③《宫中档・财政类・货币金融项奏折》（胶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七年二月二十一日，江西巡抚陈宏谋奏。
④ 这里的青钱指清初铸出的铜钱，由于铸钱时铜料来源较杂，带入一部分铅锡，从而使钱呈青色。
⑤同③乾隆元年三月二十八日，两广总督鄂弥达、广东巡抚杨永斌奏。
⑥(11)同③乾隆三年十月十八日，湖广镇m镇总兵谭行义奏。
⑦同③乾隆四年三月十八日，闽浙总督郝玉麟，浙江总督卢焯奏。
⑧同③乾隆五年十一月初八日，湖南巡抚张渠奏。
⑨同③乾隆六年九月十二日，江西巡抚包括奏。
⑩同③乾隆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唐绥祖奏。
(12)同③乾隆四年九月二十二日，浙江布政使张若震。
(13)同③乾隆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安徽按察使都隆额奏。
(14)《钦定工部则例正续编》－中国古代匠作资料业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15)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82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
(16)同③乾隆十年四月初四日，海望奏。
(18)同③乾隆六年九月初二日，江西布政使陈宏谋。
(19)同③乾隆十年四月二十日，两广总督那苏图，广东巡抚策楞奏。
(20)同③乾隆十一年六月初三日，湖北巡抚开泰奏。
(21)同③乾隆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四川巡抚硕色奏。
(22)同③乾隆十三年十月十七日，浙江巡抚方观承。
(23)同③乾隆三年七月初六日，两江总督那苏图。
(24)席裕福等《皇朝政典类纂》第八十八辑卷六十六，钱币九，台北文海出版社。
(25)同③乾隆六年二月十五日，广东粮驿道按察使签事朱叔权奏。
(26)同③乾隆十年八月初四日，大学士果毅公讷亲奏。
(27)同③乾隆十年五月初七日，大学士张廷玉奏。
青铜器与铭文的辨伪，是青铜器与铭文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众所周知，所谓青铜器鉴定，包含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从广义讲，包括青铜器与铭文的各个方面，如：造型、装饰、铭文、定名、铸造、真伪、时代、价值（主要是历史、艺术、科学和收藏等价值）、级别等，内容十分丰富广泛。如果从狭义看，青铜器与铭文鉴定，主要是时代与真伪鉴定。因而青铜器鉴定本身包含着本学科的许多基础知识，可谓是这一领域中的一项综合的层次较高的内容。青铜器与铭文的真伪鉴定，在实践工作中，亦是有许多方面知识相互联系、相互融合的，如缺少本学科的某一项基础知识，都有可能在实际工作中造成失误，甚至闹出笑话，得出错误结论。
在青铜器和铭文中，尤其在传世品中，或出土的个别铜器，对伪作的识别是极具意义的，因而在这些器物中，尤其是前者，有些是赝品。或个别部分是伪作的，有的伪作表面看去很逼真，但真正内行里手就可以发现某点、某几点破绽。对这些历史上或今天所作的伪器、伪铭，鉴定中一定要与真品严格分开，另作研究和他用。不能让其与真器鱼目混珠，把假铜器与伪铭作为真器真铭不遗余力地去研究考证，这是白费力而徒劳无功的，而且贻害后人，在历史都是有教训的。在全国文物鉴定时，我们也发现某省博物馆藏有较长篇铭文的传世铜器，器上铭文过去也曾有人进行研究考证。经鉴定，器物本身为真器，而铭文则是后代伪作的，因此对铭文研究考证就是毫无意义的。我们认为，在对铜器和铭文进行论证之前，尤其是传世铜器和铭文，一定要确切知道其真伪再下笔，否则一切都失去意义。
这里再强调一下，对青铜器与铭文进行真伪鉴别，其真正目的是明确的，正如已故郭沫若先生所讲过的，如果没有把器物时代弄清楚，“无益于历史科学的研讨”。我们对青铜器与铭文辨别真伪的目的，就是要用那些真实的、有价值的资料，用这一历史载体，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发展观，为研究古代历史、艺术、文字、科学等多方面内容服务。而伪器、伪铭，那就是另外方面的价值和意义了。青铜器与铭文的辨伪研究和结论，对进一步保护、宣传和研究这些实物资料，有着深远的意义。
二 论伪作与仿制之区别
中国古代青铜器与铭文，主要盛行在商周时代，通过近年考古发现和研究，又表明了秦汉时代仍存余韵，并有发展创新，与商周铜器与铭文形成了下延链接。从礼乐制度、制作技术、历史价值、经济价值等多方面看，这一传统文化，历朝历代都可谓受到重视，例如：宋代吕大临在《考古图》一书中云：“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矣。”反映了对夏商周三代礼乐之崇拜。两宋时代，青铜器与铭文不断被发现，受到了统治阶级和封建士大夫的重视。叶梦得在《石林避暑录话》中说到当时的情况：“宣和间内府尚古器……而好事者复年寻求，不计重贾，一器有值千缗者。”因古铜器经济价值高，一些不法之徒，为牟取经济利益，伪作、仿作古青铜器与铭文油然而起。从流传下来的实物资料和文献看，较多的伪作和仿作是从宋代开始的。今人常常在实际工作中对青铜器与铭文的伪作和仿制混为一谈，不明内里，有时虽在理论上弄明白了二者之区别，但遇到实物时又模糊了。
青铜器的仿制与伪作的主要区别是，两者虽都对先秦两汉青铜器与铭文的造型、花纹、文字等方面进行模仿，但仿制是因某些需要，如：宗庙祭祀、制礼作乐、日常生活品的需要，模仿古制而制作的，即是为实用目的而作。所模仿的青铜器物或文字等方面，不必完全与被模仿的物象一致，而是大体相似即可。有些仿制品无论是在器形上，还是纹饰、文字等方面有时还有一定的创新，常常反映了作仿制器物的时代风格特点。从文献记载来看，古铜器之仿造可能要上至唐朝，但从实物资料考察一般要到宋朝，而以北宋“宣和”时期最著，这与徽宗嗜古、好古密切相关。最负盛名的仿古铜制品，莫过于大晟编钟和宣和三年尊，前者为徽宗时铸，其造型是以当时发现的春秋时代的宋公成钟为模式，制作名为“大晟”的一套编钟。大晟钟对了解宋代乐制，了解仿古青铜乐钟和铸造技术都有着重要价值。宣和三年尊是徽宗宣和三年制作，铭文26字，其中有“宣和三年……皇帝考古作山尊，于方泽”句，可知该尊是置放在方泽祭祀神祗用的。由此可见仿制品只是模仿或借鉴某种古器的基本特点，并标出新器名、制作的时间，等等。客观反映了为实用而作器，本身无一丝作伪之嫌，为世所允许。宋代以后有的铜制品本身虽为铜质，但从器形、装饰、铭文等分析，其主体完全是制作时代自己的风格特点。在全国铜器与铭文鉴定中，江西萍乡市博物馆收藏一件铜，外底铭文有“至正甲申岁，傅氏梅隐置山谷书院用”等字，至正是元惠宗年号，甲申岁为公元1344年。该明确标明是元代至正时所铸，因而应为仿制品。所见这种情况亦很多。
伪作器则不同，它不是真正好古博雅，而是作假古董，欺骗世人，破坏古代传统文化，其目的是获取厚利，这是在任何时代都不应允许的。因为要造假铜器和铭文，制作者在其本身水平的基础上，心怀叵测地下功夫，以掩饰伪作不被识破。希望所作伪品伪铭与某种先秦两汉的真器真铭完全一致，以达到以假乱真、鱼目混珠的程度。伪作实物告诉我们，再好的伪造“高手”。伪作的铜器与铭文，在铸造、造型、装饰、铭文、锈蚀等方面，总会露出破绽，正如古人云，伪作“气质自恶”。铜制品和铭文的赝品之作，文献记载已很早，《韩非子・说林》：“齐伐鲁，索缠鼎，鲁以其赝往。”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以后的一些文献，也有一些零散记载。前已论及较多的青铜器与铭文的伪作，是从两宋开始的。主要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提倡理学，以巩固封建统治，用金石文物来粉饰太平，这无疑使古铜器与铭文在经济价值上也会越来越高，在利益趋动下，不法古董商人开始大量作伪，充斥市场，欺骗世人。明清以至民国，伪作铜器和铭文连绵不绝，式皆法古，使真伪铜器与铭文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混乱。铜器与铭文的造伪，一直影响到近现代。
历史遗留下来的伪作青铜器与铭文较多，从对全国青铜器与铭文鉴定看，在一些博物馆和文物机构一般都有保存。从一定角度看，这是一笔很重要的文化财富，应很好保存研究。但从伪品制作性质、目的看，又玷污了传统文化的圣洁，这是应该予以认识的。笔者曾在一次有关文化艺术品市场的学术研讨会上谈到：“目前在文化艺术品市场上，伪造、伪作的古代艺术品较多，如果是成批生产的，这些产品在生产和进入市场之前，一定请厂家在物品上标出有关新生产的等字样，以免被商贩用来坑害顾客。”今天我们在国家文物政策的指导下，应努力净化文化艺术品市场，对那些伪劣产品加以限制。
三 青铜器与铭文伪作溯源和历代伪作主要特点
前已言之，从文献上考察伪作青铜器上可上推到东周时代。那么，从目前所见最早的伪作铜制品实物看，伪作的起始时间怎样呢？传统说法一般都是从宋代开始，如果有人提出将伪作时间上推到宋代以前，常会受到世人之指责。在还没有足够的实物资料作为依据前，只能最早提到“宋仿”（以往伪与仿常常不分）。如果有人提到“唐仿”，那么一定会让人觉得是个笑话，更不用说时代最早的伪制说法了。历史的局限性是无处不在的，以往主要是由于私人收藏古文物，许多资料多秘不示人，给人们开扩视野，开拓思路以一定的限制。今天青铜器与文字考古不断取得成果，尤其是历代标准器的确认和分期断代体系的建议，辨别确认铜器的伪作和伪造奠定了基础。20世纪90年代由国家统一组织的对青铜器与金文的鉴定工作，对发现藏品中的伪作情况也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提供了大量的资料，这无疑会有助于对伪器与伪铭的深入研究探索。
从目前伪作铜镜实物资料所知，前所举六朝时代已有伪作的汉镜出现，如刍鸡纹铜镜，隋唐时代对汉镜的伪作似有所增强，如兽纹镜、规矩纹镜等。这应与这时铜镜的发展繁荣有一定关系。因隋镜特征明显，又有优美的韵语，到五代时还在仿作隋镜。宋朝以后铜镜伪品渐增多，如：仿战国至汉代的连弧纹镜、变形兽面纹镜、鸟兽规矩纹镜等。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伪作铜镜常常能将几个不同时代的铜镜风格特点融合在一面铜镜上，反映出了一些新的特点，当然这也属伪作范畴。宋代伪作隋镜也较多。少数民族建立的与宋代同时的辽、金王朝，铜镜铸造业也很发达。金代也喜爱伪作汉唐铜镜，如：汉代内向连弧纹镜，唐代海兽葡萄纹镜等。
1. 创设生活化的情景，揭示艺术作品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在青铜器一课的学习中，要使学生赏识古代青铜器，了解青铜器和现代生活的关系，就要拉近古代青铜器与现代学生生活的距离感，创设生活化的场景。教师以问题情境为引入的起点，激发学生对青铜器的兴趣。我利用广州特有的俗语提问：“过年时大家有没有吃‘九大簋’啊？广州人通常说请你吃‘九大簋’，那是什么意思呢？”学生七嘴八舌的议论起来：“九大簋是什么？是鸡鸭鱼肉？是不是火锅？满汉全席？”我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簋”字，注解拼音“guǐ”。有学生注意到，这个簋字的下端是“皿”字。学生提出，簋应该是一种器皿。我顺势引入了青铜器的鉴赏学习，使学生从生活的情境自然地进入本课学习。
2. 组织多元的学习方式，发现艺术品独特的美感价值
教师引导的小组讨论形式。我把学生分成小组，并给每组一张印有各种不同的青铜器图片。学生观察图片，并辨认图片中的青铜器哪些是用来装食物的，哪些是用来盛酒的。然后我引导学生赏析古代青铜器的造型特点，感知青铜器的外形之美，在小组讨论中说说自己对青铜器的认识。教师通过自己的介入、讲解和姿态，传达给学生“一种意识，一种在艺术作品中寻找真正潜在价值的意识，一种寻找有意义的艺术形式的意识和培养一种真实品位的意识”。而学生通过自主探究、合作交流的方式进行独立思考，展开想象，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学生主导的表演形式。两位学生以说唱的形式表演了《我们眼中的青铜器》，向全班同学展示两件古代的青铜器。学生在乐曲声中播放课件，展示不同时期的青铜器。流行音乐、熟悉的伙伴、模仿电视人物的表演，引起了其他学生听觉和视觉上的共鸣。通过主持人与听众的互动提问，全班不知不觉的进入青铜器美感价值的课堂辩论状态中。学生在自由的欣赏和聆听过程中，感受到青铜器的另一层社会、文化的含义：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不但有精湛的工艺、精美的花纹和形状，更是根据当时社会的贵族阶层审美观念而铸造的，它体现了特定的精神目的和神权思想。
在活动中，我也不时引导学生加深对青铜器美感的认识。我问：“铜何尊是周朝时期的青铜器，你们认为它与商朝时期的尊有什么不同呢？”学生们利用之前小组讨论和表演中获得的知识，七嘴八舌的讨论起来了：“周朝的尊是圆的，造型独特，看上去美观又别致。商朝的青铜器造型凝重、朴实，庄重典雅，而四羊方尊是宁静中突出威严的感觉。”“不同点是四羊方尊的羊脚部分像龙的形状的就是兽面纹，还有细雷纹，而且是遍布整个尊的。”“这不是羊的外形吗？”“四羊方尊的外形顾名思义是由四只卷角的羊头组成，并用手指轻触幻灯片中的羊头，它让我想起藏羚羊。尊腹即为羊的前胸，羊腿则附于高图足上。羊的前胸及颈背部饰鳞纹，两侧饰有美丽的长冠凤纹。其实，我想这件四羊方尊是因为制作者看到了四只羊十分兴奋活跃，才制作出这么生动的形象，把四只羊合在一起。”在这样的活动中，学生不但理解了古代青铜器的独特美感价值，还逐步融入了自己的看法和感情。
3. 通过评述和模仿撰写评论，提高对艺术作品欣赏的层次
初步学会欣赏评价。教师在指导学生写欣赏评论的初期，可以先教学生欣赏借鉴别人的评论。教师摘抄一些不同的艺术评论，让学生分组讨论学习。比如，为什么要写评论？他们觉得哪个评论比较好？为什么那个评论写得好？写得好的评论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那些不好的评论有什么不好，哪里可以改进等等。或者教师可以对同一个艺术作品列出几种不同解释，让学生分辨其中的优劣。这些活动可以让学生在观赏艺术作品时更加接近作品的特殊本质，学会明白清楚地表达自己对作品的感受及其审美价值。
模仿、借鉴、评论技巧。在认识到评论的基本写法后，教师就要开始指导学生通过模仿专家的评论学习写艺术欣赏评论。我先摘选一段有关专家对青铜纹饰描述：“商代的青铜器，主要是作为祭祀用的，器皿上的装饰就与祭祀有关。这样看来，被称作饕餮的兽面纹，应是祭祀的牛羊猪等作为祭祀牺牲的形象表现，但这种表现，往往并不是采用完全的写实手法，而是加以象征化、抽象化，或予以综合处理。”我安排学生续写这段评论，并联系生活实际向学生提出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你见过有古代青铜器纹理的器具吗？那些器具是什么？有什么功能？在学习了青铜器一课后，你对这些器具有什么新的看法？”学生对商周时期的纹饰特色是这样进行点评的：“青铜器的纹饰丰富多彩，并能很好地组织在统一变化中，如对称、均衡、集中、放射等各种美的形式，这件凤纹尊就是利用对称的纹饰，通过凤鸟回顾的动态，巧妙地与尊的口部造型完美的组合在一起。”通过模仿、借鉴、续写及评论进行循序渐进的评述训练，既降低了学生写作评论的难度，不断提升其写作评论的才能，也激发了学生撰写美术评论的积极性。
4. 发挥想象，鼓励创新，通过评选奖励方式激发鉴赏评论热情
[关键词]青铜材料；四羊青铜方尊；散氏盘；铭文
古往今来，青铜器一直被誉为人类文明的助推器。中国古代青铜器源远流长，绚丽璀灿，有着永恒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青铜艺术作为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一个主要部分，其发展历史对于推进我们文明历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含锡量约占5%～10%。这种合金有很好的铸造性，以及很高的耐腐蚀性。在海水、稀硫酸、氢氧化钠溶液，很稀的碳酸钠溶液中化学稳定性很强。因此青铜的发展在我国古代材料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
青铜器的发展主要分为育成期、鼎盛期、转变期、更新器和衰退期。育成期为商代盘庚迁殷以前；鼎盛期是从殷墟期到西周昭王，这时候达到了青铜艺术的第一个高峰；从西周中期以后到春秋早期，这是青铜艺术的转变抽象时期；更新时期是春秋中期到战国，这是青铜器发展的又一个高峰；青铜器在两汉之后衰退。
殷商的青铜器特征，形体庞大、器壁厚实、体量厚重、雕琢繁复，器物方整、静穆、无动势，气象威严。西周中期开始的礼化时期，青铜器的设计风格有了显著的变化，强调条理化、秩序化、系列化，以适应青铜器功能礼制化的需要。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主要特点是：①列国器物大量出现。西周的有铭青铜器属周王室和王臣制作的占大多数，诸侯国的为数甚少。②地域风格的形成。大体上呈现以三晋为中心的中原、以秦国为中心的西方和以楚国为中心的南方三足鼎立的格局③各地区之间逐渐交流。④铸造技术的长足进步。器物制作方面主要体现在合范法铸造的高度发达、失蜡法的应用、模印法制范、镶嵌工艺的普遍流行，以及兵器的表面处理技术等。
我们对于青铜器最初的认识可能都是从历史课本中了解到的四羊方尊开始的。四羊青铜方尊，是现存体型最大的商代青铜方尊。造型雄奇，肩、腹部与足部作为一体被巧妙地设计成四只卷角羊，各据一隅，在庄静中突出动感，匠心独运。整器花纹精丽，线条光洁刚劲。通体以细密云雷纹为地，颈部饰由夔龙纹组成的蕉叶纹与带状饕餮纹，肩上饰四条高浮雕式盘龙，羊前身饰长冠鸟纹，圈足饰夔龙纹。方尊边角及各面中心线，均置耸起的扉棱，既用以掩盖合范痕迹，又可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增强了造型气势，浑然一体。
羊成为青铜重器着力表现的对象，有其独特的象征意义。首先，羊在祭祀礼仪中的地位仅次于牛。羊的个性也使之成为人们喜爱的对象。羊最通俗或民间化的象征意义便是“吉祥”，至少从汉代开始，羊就与吉祥联系在一起，汉代瓦当、铜镜等铭刻中多见“宜侯王大吉羊（祥）”，吉祥有时直接写成“吉羊”，在这里，羊与祥不仅仅是字的通假，而是羊身上被赋予的上述种种秉性使然。羊是带角的动物。角是许多民族尤其是原始民族崇拜之物，人类创造的神里许多带角，如中国古代战神蚩尤就是著名的带角的神与祖先。四羊方尊一方面保留了原始的图腾崇拜，又有替代羊作为牺牲献祭给神明的意思，同时还包含了对羊等家畜养殖兴旺的期盼，也可能萌芽了后世关于羊的种种观念。
另一个较有代表性的青铜器非散氏盘莫属，它因铭文中有“散氏”字样而得名。清乾隆初年于中国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出土。高20.6厘米，口径54.6厘米。圆形，浅腹，双附耳，高圈足。腹饰夔纹，圈足饰兽面纹。内底铸有铭文19行、357字。
散氏盘的特色之处在于其上的铭文。散氏盘的铭文共三百五十七字，全篇记载西周时，散、矢两国土地纠纷的事。青铜盘原为盛水的器皿，但散氏盘在镌铸契约长铭后，已然成为家国宗邦的重器。从书法方面来看，《散氏盘铭文》作为西周时期粗犷遒劲的金文书法，是学篆的极好范本，与《毛公鼎》、《大盂鼎》并称为金文瑰宝。《散氏盘铭文》的最大审美特征在于一个“拙”字，拙朴、拙实、拙厚、拙劲，线条的厚实与短锋形态，表现出一种斑驳陆离、浑然天成的美。《散氏盘铭文》的字形构架并非是固定不变、呆板生硬的。它的活气跃然纸上，但却自然浑成。特别是在经过铸冶、捶拓之后，许多长短线条之间，不再呈现对称、均匀、排比的规则，却展现出种种不规则的趣味来。圆笔钝笔交叉使用，但圆而不弱，钝而不滞，是《散氏盘铭文》在技巧上的着重点。在体势上，字型结构避让有趣而不失于轻佻，多变但又不忸怩造作，珠玑罗列，锦绣横陈，在极粗质中见出极精到，这是《散氏盘铭文》的魅力所在。
青铜器铭文，特别是篇幅较长的铭文，是当时人们现实生活的反映，没有经过后世的修改，保留了当时的真实的面貌，可以对重大历史事件进行印证，因而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青铜器的历史价值主要由铭文（也叫金文或钟鼎文）来体现。我们知道，商周时代距今已很遥远，由于历史的变迁，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文献极少，只有《尚书》、《诗经》和《春秋》三传等书。就是这仅有的一些书籍，经过历代传抄，已不是原来的面貌，因此要想根据这些资料对上古历史有比较真切的认识是很困难的。
关键词 青铜贮贝器 数字化 传承与保护
中图分类号：J524 文献标识码：A
古滇国在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曾被记载。古滇国存在于公元前 5世纪中叶至公元 1 世纪初，历经约 500 年，大致从战国初期到西汉末东汉初，战国至西汉初为盛期。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云南滇池区域发现了大量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滇文化墓葬群。出土的古滇国贮贝器造型繁多，器物上多用立体圆雕和浮雕的形式雕铸上人物和动物的形象、真实而生动地展现了古滇国的社会活动、生产、战争、祭祀的场面，具有浓厚的地域民族特色。
贮贝器是古滇贵族用来贮放货币海贝壳的青铜器物。其工艺制做及艺术性具有代表性。其大致可分为五种类型，而以人物造型为主的贮贝器为“铜鼓形贮贝器”，及部分“束腰筒状贮贝器”。
铜鼓形贮贝器：是铜鼓崇拜演变、延续过程中出现的实用器物，在它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之上，又具有了叙事、记念、彰显、陈列的功能。如“杀人祭柱贮贝器”、“杀人祭鼓贮贝器”、“战争贮贝器”、“纺织贮贝器”（石寨山）、“纳贡贮贝器”、“狩猎贮贝器”、“战争贮贝器盖”、“祭祀贮贝器”等。表现了远古青铜时代“原始的全民性的巫术礼仪变为部分统治者所垄断的社会统治的等级法规”的社会状况。
束腰筒状贮贝器：筒状贮贝器完全是作为贮存贝币而产生的器物，其造型装饰性强，是财富的象征。如“纺织贮贝器”（李家山）、“诅盟贮贝器”、“鎏金骑士贮贝器”、“驯马贮贝器”等。从祭祀、诅盟、纺织场面的贮贝器上的主祭人多为女性的图像，说明当时滇国社会还保留着母系社会的结构特征。
古滇国青铜贮贝器是云南古代历史的缩影，古滇文化的载体，更是“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认识和改造自然，创造物质文明的经验总结和手段。在时代变迁中，两千多年前的青铜器时代跨越至今，已经成为了弥足珍贵的物质和文化财富。数字化的保护方式是保护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全新的思路，它不像传统的文化遗产那样呈现多种多样的心态，它是利用数字信息来进行数据保存，大大减少了保存的复杂性。随着技术的更新，现代数据的储存不仅安全、高效、可靠，而且粗存寿命更长，只要在一定的时间对其进行复制，就可以得到一模一样的数字文件或物品。而且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和技术基础，这对古滇青铜贮贝器的保护和传承起到卓有成效的推动作用。
与数字化相联系的的文化遗产概念有两个：“数字遗产”和“数字化的文化遗产”，期中“数字遗产”是指那些利用计算机技术为后代保留有持久价值的资源。“数字化文化遗产”是指将已为物质文化遗产或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转换后的数字内容。这两个概念既有共同点又有各自的专属范围。
对于我所研究的课题“古滇国青铜贮贝器造型艺术数字化研究”属于两者的共同点。
首先它是对青铜器这种世界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其次它是数字化内容所必须具有的“持久价值”，这种价值与博物馆不谋而合，具有收藏、保管、科学研究、展示、观众参观和教育宣传等属性。而传统的古滇青铜贮贝器的修复和复原是由经验丰富的专家直接在艺术品上进行操作的，其操作是不可还原和重复的，具有较高的风险性。
其次，”数字化文化遗产的保护“更容易获得，因为它们依赖的数字媒体格式可以免费地作系统兼容。
再次，“数字化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巨大的共享优势，这是建立在出版行业、物流运输业的繁荣和越来越多的网络共享服务之上的。
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是将原来呈静态的实物文化遗产信息，或是呈动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以及与这些文化遗产相关的文物、文献等资料，通过仪器设备及软件处理等技术手段，转变成为数字格式存放的数字资源的过程。以下是对古滇青铜贮贝器造型艺术数字化保护的方法。
（1）一定商业的介入。现在信息化和数字化是对古滇青铜贮贝器一次传播和发展的契机，对其纹样与贮贝器器物造型的再利用，让其与家具、装饰、时装相结合也许能间接引起人们的注意力，而这些方面都离不开数字化。
（2）从保护的角度，想要古滇青铜贮贝器能进行永久的保存，数字化技术更是责无旁贷的。利用数字化技术强大的数字复原与拷贝技术，可以把各种形态的文化遗产转换为数字格式，从而得到更多的优势。
上海博物馆新馆的整幢建筑是上圆下方的造型，寓意中国的传统说法："天圆地方"。从远处眺望，圆形屋顶加拱门的上部弧线，整座建筑宛如一尊中国古代的青铜器。建筑面积共4万平方米，地下一层半，地面四层半，建筑总高度为29.5米。
我和表哥迫不及待地走了进去。哇！博物馆里面的人真多呀，有来自五湖四海的外国朋友，也有许多是中国各地来的参观者。
看了简介，我知道了上海博物馆陈列面积共计12000平方米，一楼为中国古代青铜馆、中国古代雕塑馆和展览大厅；二楼为中国古陶瓷馆、暂得楼陶瓷馆和展览厅；三楼为中国历代书法馆、中国历代绘画馆、中国历代玺印馆；四楼为中国古代玉器馆、中国历代钱币馆、中国明清家具馆、中国少数民族工艺馆和展览厅。但是，还有些是没有开放的，所以我们没有全部都参观过。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楼的古代青铜馆，因为我和表哥都算是这一个馆参观得最仔细了，也是唯一把全部都参观过的一个。在那里面，我知道了青铜器是所有文物中比较重要的一类，而在中国这一点尤其突出。青铜器以其量大、精品多、艺术与科学价值高而饮誉海内外，因此青铜器的鉴定也成为文物鉴定中最重要的一门学问。
听说我们中国的青铜器数量繁多，其原因也在于它的数量太大，到处都有，难以确知。
青铜器不但数量多，而且造型丰富，品种繁多。有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兵器、农具与工具、车马器、生活用具、货币、玺印，等等。单在酒器类中又有爵。角、觯、?小⒆稹⒑?⒇铡⒎揭汀Ⅵ ⒗?、?、勺、禁等二十多个器种，而每一器种在每个时代都呈现不同的风采，同一时代的同一器种的式样也多姿多彩，而不同地区的青铜器也有所差异，犹如百花齐放，五彩缤纷，因而使青铜器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青铜器有不同凡响的吸引力。
参观着，我发现这些青铜器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在青铜器上铸刻文字，而这些文字正是金文。
在中国工业博物馆（一期）铸造馆的一角，有三个展台，展示的是该馆的“镇馆之宝”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有殷商时期的铜镜、西周时期的“大彭丘”龙纹曲刃矛式青短剑和春秋战国时期的盔甲甲片。这几件“镇馆之宝”被中国工业博物馆筹建人员精心保护着、隆重介绍着，在他们看来，“有了这些数千年前的文物，填补了古代铸造展品的空白，也一下子把馆内展品的历史拉长了”。怎么挖到这些“宝贝”的？用中国工业博物馆筹建处副主任侯占山的话说，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原来，这“镇馆之宝”竟都出自沈阳著名画家、收藏家韩之武之手。走进韩之武位于皇姑区珠江桥附近的家里，有点像逛小型古玩市场，客厅、餐厅、两间卧室，甚至阳台，除了简单的家具，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收藏品。这还只是表面看到的，如果再细看，大柜子和小抽屉里也都是藏品。
凭老报纸找到韩之武
搞了20多年收藏的韩之武基本没卖过手里的藏品，青铜器更是“有进无出”。
中国工业博物馆按筹建处工作人员最开始的设想，铸造馆里能展出上世纪50年代前后的一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工业器械就很不容易了。古代铸造的布展大概只在筹建处工作人员的脑海中过了一下而已，因为真要收集到古代铸造出来的东西，难度太大了。
中国铸造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张立波却为这事上了心。去年底，他跟中国工业博物馆筹建处副主任侯占山念叨“我记得你们沈阳一个收藏家有青铜器藏品，很多年前的报纸报道过他。 ”侯占山心里合计着“能有这种好事？ ”张立波说，他得翻翻自己留存的剪报。翻到后半夜终于让他找到了那个报样，2004年10月22日，一张报纸收藏版报道的“韩之武的青铜世界”。张立波马上打电话给侯占山，嘱咐他赶紧找到韩之武。
说来也巧，等侯占山从网上看到张立波传过来的报样后，一拍大腿“这韩之武，我20多年前就认识了！ ”侯占山的爱人原来和韩之武是老邻居。侯占山说，认识韩之武的时候并不知道他还收藏青铜器，只知道画画挺有名的。韩之武虽然在8年前搬了家，但他弟弟还在老房子里住。就这么辗转又联系到了韩之武。
让侯占山和张立波激动的是，搞了20多年收藏的韩之武基本没卖过手里的藏品，青铜器更是“有进无出”。除了是心爱之物舍不得卖掉，还因为青铜器是文物，按规定是不允许被买卖的。
中国工业博物馆筹建处副主任侯占山特意带着北京铸造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张立波到韩之武家参观，想要瞧瞧韩之武收藏的青铜器，只见韩之武一趟又一趟地从卧室里搬出20余个大小不一的盒子，每打开一个，都能让在场人惊呆，如果把一些小件的青铜器摆在茶几上，摆满根本不费事。在韩之武专业般的介绍讲解下才知道，原来这些青铜器从殷商时期到清代的都有，随便拎出一个，都是博物馆里珍藏品级别的，不由感叹“原来中国工业博物馆里展出的才是九牛一毛啊！ ”
韩之武先是拿出了一个小盒子，里面是用塑料包装袋装的小件甲片，大概有10袋左右。“那个时候，铜是非常难炼的，即使是非常小件的甲片，也需要很高的铸造工艺，而且还是稍微有点地位的人才有资格用。 ”韩之武一边小心翼翼地从包装袋里拿出甲片给张立波和侯占山看，一边讲解。随后又“献宝”一样的拿出一个大盒子，里面全是青铜冷兵器，因为年代实在太久远了，加上保存方式也比较简易，有些剑和戈上面已经风化了。“看看这个流星锤，辽代的，是不是很小很精致？你拎拎，可一点都不轻！ ”还真是挺有分量的。如果不是韩之武特意介绍一番，根本想不到还没有一个拳头大的锤子竟是战场上用的兵器。
谜一样的铭文“大彭丘”
“我当时是用30多件瓷器收藏品，里面还包括4件官窑换来了两把青铜剑和一些盔甲甲片”。
在冷兵器藏品中，韩之武个人最喜欢的是一把西周晚期的青铜剑，叫西周“大彭丘”龙纹曲刃矛式短剑，这柄剑目前正在中国工业博物馆铸造馆中展出。韩之武说，这把青铜剑是国内目前已发现的曲刃剑中唯一带有铭文的，也是年代最早的青铜剑，一般发现的青铜剑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另外剑上还有龙纹。这些特征使得这把剑格外珍贵。所以，当侯占山找到他，提出希望能拿他收藏的青铜器展览时，韩之武最先想到这把青铜剑。
这把剑现在是中国工业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么说其实一点也不夸张。有“青铜器鉴定第一人”之称的北京故宫博物院著名专家杜松曾特意来到韩之武家，只为目睹一下这把剑。侯占山说，杜松拿到剑之后一遍遍地从各个角度看，直呼“是国宝”，“还真没有见过”。本计划拜访半个小时就离开的杜松在韩之武家呆了3个多小时。杜松还给韩之武解了一个惑。韩之武入手这把剑20多年了，查了很多资料，都没研究出来上面的铭文是什么字，杜松端详辨认了半天后告诉他，剑上写的是“大彭丘”三个字。不过，这“大彭丘”究竟是人名还是地名，目前还是个谜，杜松带着这个谜团回到北京继续深入研究去了。
说起这把剑是怎么入手的，韩之武一副“肉疼”的表情。 20多年前，韩之武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把剑，很想弄到手，“我当时是用30多件瓷器收藏品，里面还包括4件官窑换来了两把青铜剑和一些盔甲甲片”。从文物价值看，这样的以物易物或许是值得的，但在当时，30多件瓷器收藏品能卖到不少钱，放现在估算也能卖到近200万元，而青铜器入手便没法再出手了。从经济价值来说，韩之武算“赔大了”。
一幅画换来殷商青铜镜
铜镜被鉴定为是在辽宁少数民族地区铸造的，也是当时东北地区首次发现殷商时期青铜镜。
韩之武的很多收藏品是从古玩市场淘到的。正在中国工业博物馆展出的殷商时期的铜镜就是逛出来的“宝贝”。
上世纪90年代初，韩之武是当时的南湖古玩市场里的常客。有一天，他又来转悠了，便和这面殷商青铜镜“相遇”了。奈何青铜镜持有人态度非常坚决地说“此镜不卖”，有钱难买心头好，这可急坏了韩之武。有意思的是，青铜镜持有人放话，要得到这“非卖品”铜镜，也不是没有办法，只能拿画来换。韩之武一听，“妥了”，要别的可能还不一定有，要画小菜一碟。随后他便拿出他和现在中国画坛最具影响力的国画大师宋雨桂合作的一幅花鸟画，最终换得了这面青铜镜。“当时那幅画并不多值钱，要是搁现在，少说也能卖到30多万元。 ”韩之武觉得，如果现在有那样的机会，他还真得合计合计。
记者此前在中国工业博物馆内见到过被放置在玻璃罩内的青铜镜。细看之下发现，铜镜的边缘一侧已经有些变形，不过韩之武说，经过鉴别发现此铜镜无论大小、厚度、外缘还是纹饰等方面都和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内的铜镜相似，说明此铜镜距今已有3000年的历史。据资料显示，已发现的殷商时期的青铜镜数目并不多，是不可多得的收藏品。而韩之武手中的这面铜镜被鉴定为是在辽宁少数民族地区铸造的，更显珍贵，也是当时东北地区首次发现殷商时期青铜镜。
从临摹糖纸到收藏青铜器
搬家时，他没敢用搬家公司帮忙，就自己一趟趟用自行车驮到新房的。
搞这么多青铜器藏品为了什么呢？本以为作为收藏家的韩之武会有一番高调言论，岂料他却笑着说，当初捣鼓这些不过是为了画画。
韩之武7岁的时候就迷上了临摹连环画，“就是那种巴掌大的小人书”，一本本看得很入迷，看完就找纸临摹，小人书里的人物都非常小，韩之武是按同比例去临摹，一段时间下来，眼睛累坏了。等后来他才知道，原来画连环画的都是先往大了画，再缩成小版的。临摹不过瘾，韩之武便开始到处找画样，最开始是从各种糖纸上找灵感，后来就以收藏品上的图案为画样。 1974年，韩之武自己创作的连环画正式出版了，并且越画越出名。“有时画连环画需要画兵器，心里就琢磨，古代的兵器都什么样呢？ ”就这样，青铜兵器很自然的成为韩之武的画样之一。画的多了，收藏的东西就随之丰富了起来。
韩之武渐渐爱上了收藏，即使到现在，也仍然保持着每周都去沈阳鲁园古玩市场的习惯。“你不让他去，他真吃不下饭！”韩之武的妻子无奈地说。有一次，韩之武又张罗买一件价值不菲的收藏品，跟妻子说完之后，妻子不乐意了，“总捣鼓个什么劲儿，别买了”，这一句话说完，韩之武的晚饭就怎么也吃不下去了，后来狠狠心还是买了回来。
这些藏品都是韩之武的心爱之物，宝贝得紧。8年前，他从铁西搬到了皇姑，新房在7楼，没有电梯，为了不让珍贵的藏品碰损或摔坏，他没敢用搬家公司帮忙，就自己一趟趟用自行车驮到新房的。
1600件青铜藏品都将展出
十多年前，韩之武是打算把这些青铜器全部捐献给中国冶金博物馆的，没想到这个博物馆最终没能建成。
不过近十年，韩之武慢慢从收藏青铜器转向研究、收藏民俗。因为他知道，现在市场上流传着的青铜器，基本不是真品了，再想去逛个古玩市场就淘到“宝贝”的可能性越来越低。
迷上民俗收藏，韩之武说，是受到了当代著名油画家、美术教育家靳之林的“点拨”。很多年前，韩之武去新疆参加一个关于抢救中国民俗文化的研讨会，碰巧和靳之林教授住在一个房间，“当时挺激动，和靳老从美术就聊到了民俗，聊到半夜3点”，那次的经历让韩之武非常难忘，他始终记得靳之林告诉他的“不管画画还是收藏一定要多吸收民间文化的养分”。这句话让韩之武觉得“一下子就开窍”了，找到了方向。“其实比起离我们太远的青铜器，老百姓可能更喜欢看民俗藏品，贴近生活。 ”韩之武说。
韩之武手里的藏品数量多达1万余件，青铜器大概有1600多件。这些藏品像他的孩子一样，他太熟悉了，每天就跟它们打交道。他曾有过一个惊人的想法：不是把这些“宝贝”捏在手里不放，而是有机会展示给更多人欣赏。可以说，捐献给博物馆，是韩之武很早前的心愿。中国工业博物馆给了他实现愿望的机会。
说起来也真是缘分，本来十多年前，韩之武是打算把这些青铜器全部捐献给中国冶金博物馆的，没想到这个博物馆最终没能建成。前前后后收藏这些青铜器也二十多年了，花了韩之武不少钱，具体多少，他没法算，也算不清。如果全部捐献，会不会觉得自己亏了？韩之武觉得，他没想过太多，能给这些“宝贝”找到一个好的归宿比什么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