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课程研讨取向的回想与前瞻

课程标准研究的取向研究

取向是指研究者对与研究领域相关的问题、对象和方法等所持的较为稳定的信念和价值倾向。根据课程标准自身的特性以及教育研究中的主要范式和方法论，可以将课程标准研究取向分为历史取向、实证取向、质化取向、社会批判取向和技术取向。（一）历史取向历史取向的方法论基础就是教育研究中的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关心的是“过去”，并用所搜集的历史文献尽可能准确地复原历史，并进行适当的概括、推论、解释和预测。历史取向的研究关心的问题是多样化的：课程标准制订的历史背景和意义，主要探讨特定课程标准的社会背景、历史地位和意义；课程标准所持教育理念及其由来，主要分析探讨特定课程标准中所倡导的教育理念以及这些理念的渊源和相互之间的关系；课程标准制订的过程，主要是以时间为线索，研究并划分特定课程标准制订所经历的阶段以及每个阶段的标志性事件，尝试还原课程标准制订的历史过程；不同利益群体在课程标准制订中扮演的角色，主要关心课程标准的研发制订中，特定利益群体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历史研究取向关注的问题是其他研究取向和方法无法代替的，其价值无可辩驳，它可以收集到比运用其他研究方法（人种志方法和个案研究除外）更为丰富的资料，能够引导人们去关注历史，描绘较为清晰的课程标准图景。但是，历史取向研究有其局限性，例如，受制于一些客观因素不容易收集到一些重要的历史资料；对于历史资料的阅读、分析和概括容易受到研究者自身价值观和态度的影响，无法避免主观偏见；等等。此外，由于研究中不能进行严格控制，更多依靠研究者的技巧和综合能力，故历史研究被认为是“所有研究中最难做的研究”[3]。（二）实证取向实证取向不大关心课程标准本身，也不去挑战、质疑课程标准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而是将注意力转向研究课程标准在实践中的命运，关注实践中关于课程标准都发生了些什么以及课程实施者对于课程标准的认识与体验。实证取向依据的方法论主要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主张将课程研究的内容分解为一些基本的成分来进行研究，将自然科学中的精确性和数量化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研究者一般会运用问卷调查、访谈、实验等手段来收集研究资料，用数量化的方法来处理和分析数据，进而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4]实证主义的研究取向主要关注以下问题：课程标准的适应性，主要探讨课程使用者对课程标准及其衍生物的认识、理解、态度，以及课程标准是否适应具有不同特征的地区、学校和学生，是否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和生命力等；课程标准的实施过程及其课程实践中发生的改变，主要探讨课程标准在不同层次如何被转化和遵循，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是否符合课程标准的精神和要求，教师的教学是否将课程标准转化为学生的实际发展，学生的学业成绩达到课程标准的情况以及课程标准带给实践的变化情况等。（三）质化取向质化取向的研究者采用基于解释学、现象学、批判理论等质的研究方法来挖掘处于动态实践中的课程标准及其所产生的意义。与实证主义不同，质的研究往往采用人种志的方法，试图收集更为多样和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主要是文字、图片，而不是数字），从整体上描绘课程标准在实践中的图景。研究者的重心不在于能否得出普遍性的结论，而在于关注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课程实践，关注的问题主要有：围绕课程标准，学校、教师、学生或者教育行政人员都做了些什么，他们是怎么做的，产生了什么结果，他们的体验和感受是什么，他们的行为和行为的结果意味着什么，他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行为和生活的；隐藏在日常课程实践背后的清晰或者不清晰的规则是什么，这些规则对相关人员的行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四）社会批判取向社会批判取向依据的方法论主要是批判理论。批判理论的几个关键假设是：思想受到由社会和历史建构而成的权力关系的影响；事实从来不能与价值隔离开来；概念和事物之间的表示与被表示的关系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经常受到社会资本的生产与消费的影响；任何社会中都会有某个群体较别的群体而言拥有特权，让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承认特权群体地位是必然的；主流的研究活动都在复制当前社会的阶级、种族和性别方面的压迫。[5]32-33社会批判取向将课程标准的制订视为一个各方利益集团博弈的政治过程，充满了政治性，权力、社会资本、语言等都会对其进行某种程度的塑造，中间可能存在某种不公平和不民主，需要批判意识来重建。批判取向研究主要关注四方面的问题。一是介入课程标准制订的政治力量及其对制订过程的影响，主要探讨在课程标准的制订过程中，哪些政治力量对制订过程施加了影响，是如何影响的以及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这种结果是否体现了民主和公平的社会理想。二是课程标准所体现的阶层、性别，主要分析课程标准的内容体现的是哪个或者哪些阶层的思想和立场，如何看待和处理性别问题的，是否存在性别歧视等。三是课程标准的文本中用来进行文化再生产的语言及其特征，主要研究课程标准的表述中所用的语言是哪个阶层的语言，这些语言再生产的社会特征有哪些等。四是课程标准对哪个群体最有利，主要分析课程标准对哪些社会群体，诸如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和不同类型学校的学生和教师，谁将会从课程标准的实施中得到比别的群体更多的利益和好处，这些利益和好处是否有利于社会公平。批判取向的研究运用的主要方法是最近发展起来的批判的质性研究，具体的方法有批判的对话分析、批判的语言分析和批判人种志等，其中运用较多的是批判的对话分析。它是“着力于分析社会权力关系的一系列话语分析方法”，“将对话———言语和写作中所用的语言视为一种社会实践”，认为“任何语言文本、所说和所写的任何部分同时都构成了表征、关系和身份”[5]53，需要进行批判分析。批判理论及其影响下的课程标准的研究，能够引导相关人员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审视课程标准的制订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不断思考和解决课程标准制订中的民主和公平问题。但是其具体的研究方法仍然不够成熟，过度依靠研究者自身的批判意识，出现研究中主观性太强、内部效度降低等不利情况。目前，教育研究中出现了实证取向和质化取向结合的趋势，很多研究者期望能在用语言和图像深度描述课程标准实施的过程和结果的同时，运用实证的方法得出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结论。（五）技术取向与其他研究取向不同，技术取向的重心不在于课程标准制订的历史，不在于制订过程中的社会政治过程，也不在于课程标准在实践中的表现，而是关心课程标准本身的结构、内容和制订的方法技术等实质性问题。技术取向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有：课程标准的结构与内容，主要探讨课程标准的形式，即课程标准应由哪些部分组成，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如何；课程标准的表述，主要研究课程标准用什么样的语言、风格和修辞来表述，才有利于标准被接受和运用；课程标准制订的过程与方法，主要探讨制订课程标准的基本原理、步骤、策略以及相应的技术和方法。技术取向的研究中，研究者也会收集相关文献资料，主要依靠个人的直觉和形而上的思辨能力进行分析、概括和归纳，建构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或者模型。该取向的优点在于能超越课程标准的具体内容，关注课程标准的形式；其不足在于容易流于主观，导致研究的效度降低。以上课程标准的五种研究取向各有不同的理论基础，都独立成型且得到认可，各自都对应着不同的问题场域。不同研究取向之间并不是排他关系，而是一种共生共存的关系，只有五种取向相互补充和融合才有可能还原课程标准的真实面貌。

课程标准研究取向展望

十年来，国家课程标准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从研究取向的角度来审视，就会发现繁荣背后仍然存在一些隐忧和不足，这与研究者的意识程度以及课程改革所处的阶段有很大关系。当研究者对研究取向的意识水平逐渐提升，能够合课程标准研究取向的回顾与前瞻理选择和综合运用研究取向的时候，课程标准研究取向的发展必然会出现新的趋势。（一）学术共同体协同理解建构研究取向此次课程标准的修订过程中，每个修订组都由学科领域的专家和学者、部分院士、原课程标准组的部分人员、一线教研人员和教师组成，这些来自不同学科背景和不同研究取向的成员组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他们在对话交流中不断理解和建构课程标准研究的取向。研究取向的成熟需要学术共同体成员的不断协同创新，并建构课程研究取向。总体来看，目前课程标准研究取向的理论体系仍然比较零散和抽象，这对研究效度的提升不能提供实质性帮助。不同的研究者可根据自身的研究经验，站在不同的价值立场和方法论范畴来不断展开协商和对话，从而共同建构出新的或者更加完整的课程标准研究取向。（二）研究取向走向系统化课程标准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一种倾向或者价值选择，而且是一种由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和步骤构成的行动体系。研究取向发展成熟的基本标志就是有系统的理念和操作程序，缺乏操作系统的研究取向无法保证研究的信度与效度，更无法推进相关领域的研究。未来的课程标准研究取向将会在现有理论架构的基础上，由研究者共同体用自己的创新意识和经验来丰富每一种研究取向，并使其走向精致化，更具操作性和可行性。（三）研究取向与课程实践紧密关联研究领域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本领域内研究主题和方法的多样化，而且只有多样化的研究才能让研究领域保持创新和活力。当研究者对研究取向的意识程度逐渐提高，他们会更加关注课程标准的实践过程，并借助研究取向审视当前课程标准的研究进展，发现其中还需要进一步澄清和拓宽的领域，理解课程标准的制订与实施的复杂性。此次课程标准的修订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教育行政部门和研究者运用实证取向下的调查方法充分了解全国各地使用各科课程标准的情况，并将调查的结果作为课程标准修订的基础。“理论可以提供一个框架，研究者以此为起点来追寻研究的问题……理论还能较好地鉴别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空白点、弱点和不一致点。”[6]借助这些课程标准的研究取向，研究者就可以有意识地检视和明晰自己的研究取向、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让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之间保持协调一致，推动课程标准研究走向繁荣和深化。

作者：苏贵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