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思想的内涵

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实践的约束下，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政治的观点，没有对生态政治学的直接论述，甚至不可能就生态问题进行专门的系统研究。然而，在他们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理论阐述中，已经内在地蕴含了生态政治的观念，出现了生态政治思想的萌芽。这些思想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前瞻性，超越了时代的局限，而且对于当代人类解决生态危机以及我国的生态政治建设均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从马克思、恩格斯对人与自然关系、人的异化和生态危机根源等问题的理论阐述中，我们可以追寻到一些生态政治学的思想渊源。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政治的思想概括为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制约论、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论、生态危机的全球扩展论、统治和支配自然的人类责任论、生态问题社会化解决的方法论、人与自然和谐的发展前景论。这些理论分别阐述了与生态政治的认知前提、立论基础、实践背景、责任主体、建设路径、未来前景等相关内容，为科学理解与理性实践生态政治提供了认识基础和思想前提。

一、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制约论

马克思、恩格斯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维度揭示了人类与自然的有机统一，进而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也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它是受一定社会形态制约的，从社会体制方面来考察人与自然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关系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条件，其状态直接影响并多方面规定着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关系的对抗或和谐，必然引起人与自然关系的对抗或和谐。因此，要立足于社会关系去认识和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要立足于社会进步去实现自然生态的良性发展。

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强调的人自身是统治人的异己力量，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创建，关键的因素是人的力量。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必须成为生态政治发展的基本价值，人类应当有意识和能力预见自身行为的长远的自然影响和社会影响，并根据这种预见去支配和调节人类的行为。

二、生态危机的社会制度根源论

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了资本主义对资源、生态及人类本性的破坏作用，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根源并加以批判。马克思指出：“自然力作为劳动过程的因素，只有借助机器才能占有，并且只有机器的主人才能占有。”又指出，只有占有资本――尤其是机器体系上的资本――资本家才能攫取未开发的自然资源和自然力这些“无偿的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和自然的关系在实质内容上表现为资本对于自然的占有关系。所以，生态危机的内在本质是资本同自然关系的恶化，是资本家疯狂掠夺和占用自然所引起的恶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生产目的，造成了社会生产过程和自然演变过程相对立的生产模式，同时也导致了科技发展模式与自然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把“技术的资本主义的应用”和“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视为环境污染的社会根源之一，并认为，只有防止“技术的资本主义的应用”和消灭“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消灭资本主义工厂与城市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马克思主义对于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批判，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线索。在此基础上，詹姆斯・奥康纳侧重于生态政治学的视角，揭示了资本主义双重矛盾同生态危机的关系，批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构想。

中国建立起了日益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具备了规避生态危机的基本制度前提。但是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环境管理、生态建设的制度还不健全、不完善，成为生态问题的重要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态危机的社会制度根源理论启示我们，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把制度的变革完善作为解决生态问题、建设生态文明的根本切人点。

三、生态危机的全球扩展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全球化和与之相伴的生态危机全球化趋势并不明显。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思想，在揭示出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势的同时，实际上也揭示了生态问题全球化的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敏锐地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同时，生态危机全球化的趋势也有所显露，恩格斯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工业化对森林资源掠夺导致欧洲、美国出现“无林化”趋势，并且“西班牙的种植场主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使沃土变得荒芜。换句话说，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资本的全球化以及商品的全球化趋势将是不可避免的。同时，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同时，环境问题以及生态政治全球化也是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思想，是我们认识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树立全球治理生态问题观念的理论指导，也为研究生态政治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的人看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乎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只有自然主义能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生态政治发展的全球化特质，要求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发展水平的所有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都要形成对自然生态环境价值的共同责任。

四、“统治”和“支配” 自然的人类责任论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实践及其生产劳动，既是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纽带，又受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自然规律的制约。他们通过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等各地的居民以及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和在欧洲传播栽种马铃薯的人的具体事例，科学地论证了不懂得尊重自然规律及其法则的下场，预见到了生态危机的出现以及破坏自然生态最后等于破坏人类自身。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对“统治”和“支配” 自然的问题提出了最深刻的见解。在马克思看来，“统治” 自然的任务应当是“控制”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防止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人类本身。同样，恩格斯也对“支配” 自然作出全面解释。他说：“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也就是说，人对自然的“支配”只是意味着人类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有意识的控制，是以对自然的尊重、爱护为前提的利用，而且人对自然的改变应该控制在长期良性效应的范畴内。正如韩立新所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对自然的支配”绝不是类似于主奴关系那样的“绝对的支配”，而是一种有责任的支配。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有责任地“统治”和“支配” 自然的理论，明确了人类自身是生态环境的主体责任人，改善生态环境必须从人类自己的认识、调整和转变做起。担负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责任的“人类”，从担负责任的主次顺序来看，具体到一个国家，首先表现为国家和政府，其次是各种社会组织，然后是全体社会公民。而从全球化视野来看，“生态危机不是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哪一个阶级或哪一部分人的危机，而是人类所面临的共同危机，从根本上消除危机需要人类的共同努力”。

五、生态问题社会化解决的方法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这些东西扰乱了他所假定的感性世界的一切部分的和谐，特别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这体现了生态政治的理念。在他们看来，生态危机不仅是一种自然现象，更是一种社会现实，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在自然界的贻害和写照。关于泰晤士河的污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这样说的：“在利用这种排泄物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浪费很大，例如，在伦敦，450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钱用来污染泰晤士河。”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自然生态问题的社会化解决思路，即只有变革社会制度，实现共产主义，才能从根本上铲除人与自然对抗的社会弊端。当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要求我们必须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作为改革和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切实采取有效措施来应对现实的生态困境。

六、人与自然和谐的发展前景论

马克思、恩格斯从世界历史的视野揭示了生态政治的发展前景。共产主义的实质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存在与本质、对象化与自我确证、自由与必然、个体与类之间矛盾的解决。在他们的视野中，共产主义社会摆脱了不合理制度及其利益关系造成的异化状态，人们不仅会合理地调节人际关系，而且会合理地调节人和自然的关系，使社会发展同自然生态系统高度协调起来。政治权力及其载体（国家和阶级等）将自行消亡，人类社会的政治关系亦不复存在。这是政治发展一般逻辑的必然，也是政治的终极使命，生态政治亦不例外。总之，依据马克思经典作家的观点，生态政治应该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价值导向，走自然主义一人道主义一共产主义三位一体的道路，才能走向美好的未来。

正如库珀指出的那样，“相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中仍有许多对于生态社会主义来说十分重要的东西，不应该完全地拒绝。这种方案本身没有构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但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绿色难题至少可以持续地为可能侵入主流和无政府主义绿色话语的模糊性、不连贯性、头脑糊涂和偶尔的枯燥提供一个矫正的方法”。在全球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的今天，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思想对于解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提供了根本方法论，也为我们树立科学发展观、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行动指南，更是当代中国构建生态政治理论和进行生态政治实践的理论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