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从来就是而且只能是权利本位

摘 要：民法本位问题是民法哲学的首要问题和基础问题。概括起来，存在三种角度与模式：从民法的主体观察，主张民法的个体本位论或社会本位论；从民法的内容观察，权利义务是其矛盾的对立统一体，有民法权利本位与义务之争；从权利与权力的关系角度分析，则存在权利本位或权力本位之说。因此权利――权力关系是民法本位研究的核心。

关键词：民法本位；古代民法；义务本位；社会本位

中图分类号：D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7-0182-02

一、关于学界民法本位之界定

何谓民法本位？学界观点不一。梁慧星先生认为，民法的本位即民法的基本理念，亦即民法的基本目的、基本作用、基本任务或曰民法以何者为中心，民法基本理念之演进可分为三个时期：义务本位时期、权利本位时期、社会本位时期［1］。李锡鹤先生认为，所谓法律的本位问题，其实是指法律的直接依据即立法理由：法律根据何种理由而立？或者说，由何种观念派生［2］？李开国先生认为,权利本位抑或义务本位是在处理权利义务关系时比民法本位(即社会本位或个人本位)下一位的问题，因此他主张民法应以个人为本位而不提社会本位［4］。龙卫球先生认为，民法应当以权利为本位，并认为现代民法是以个人为本位，这是由民法的维护私人利益的目的所决定的，是民法赖以立足的基石［3］。

以上学说皆认为民法本位是民法的立足点、根本出发点、基本立场。但民法本位观说法不一，乃是由于观察角度分析模式不同。

二、权利―权力的分析模式应是民法本位研究的基本分析模式

民法作为统一法体系中相对独立的法部门，其本位是民法的指归、重心、根本立场、根本地位。丧失了本位，民法则失去了在统一法体系中存在的基础。因此，研究民法本位必然要求我们将民法置于统一法体系中考察其基本立场和定位。民法得以独立的现实生活基础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区分与对立。因此权利――权力关系是民法本位研究的核心。从法律关系的内容上分析，法律本位存在权利――义务、权利――权力、权力――权力三种分析模式。其中，权力――权力的分析模式与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相违背，不可能采用权力――权力模式分析民法本位。法权关系的基本内容表现为权利义务关系，权利义务关系问题是民法的基本问题。但是，在私法范围内，权利义务关系是而且仅仅是权利――权利关系的外化形式，故在权利义务关系中讲权利本位同讲义务本位内容完全相同，因而没有以哪一个为本位的问题。在我国法律生活和法学研究中的权利本位说，从形式上看是在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范围内针对义务本位提出来，而实质上却是在权利与权力关系的范围内针对权力本位展开的。以权利为主导的权利――义务关系模式，其现实形态是社会个体主动行使权利，国家机关被动行使对应的权力(职权)。以权力为主导的权力――义务关系模式，其现实形态是国家机关主动行使权力，社会个体被动履行义务，以履行有关义务为代价来换取与这些义务相对应的权利的实现。当前学界权利本位论者所主张的是权以利为重心处理权利――权力关系。权利本位论者所针对和否定的实际上是以权力为主导处理权利――权力关系。因此，综上所述，在学界对民法本位的种种分析模式中，权利与权力的分析模式应是民法本位研究的基本分析模式。运用权利――权力模式分析民法本位，其结果或为权利本位或为权力本位。

三、古代民法义务本位观之反思

古代民法义务本位说的经典表述见于梁慧星先生的《民法总论》，其文是；“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研究古代法，认为社会之进步，有其不移之轨迹。其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局限于家族，各成员均有其特定身份，而整个社会秩序，即以此身份关系为基础。故不论在经济政治或社会方面，均以家族为单位，个人不具有独立地位，从而亦不能有其独立意思之表达。此种以身份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的法律，称为义务本位的法律。法律的基本观念，在于使个人尽其特定身份上之义务，是谓义务本位之法律”［1］。

古代民法的存在是讨论古代民法义务本位的前提。从上述论述中，我们看到：梁先生分析的对象是古代法律而非古代民法。何谓古代民法？民法分为形式民法和实质民法，古代社会没有形式民法，但存在实质民法。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此标准对古代民法亦然。如不按此标准则将导致民法概念及体系上的混乱。古代社会等级森严，但是法律主体之间也存在平等的交易关系（只是法律上的主体单位是家族而不是个人）。古代民法的调整范围与近代民法相比较，古代民法的调整范围小很多。其原因是在古代等级社会中平等主体之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很少。梅因在考察了古代法后，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即判断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高低，只要观察民法刑法在该国法律中的比例和地位。梅因在《古代法》中认为民法的调整范围存在由小到大的历史进程。不难看出，梅因先生也是认可并坚持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标准。本文认为，既然古代民法与近代民法的性质相同，近代民法权利本位已被公认，为何古代民法是截然相对的义务本位（权力本位）？其实，古代民法与近代民法一样皆为权利本位，只是在统一法体系中两者的调整范围和地位有天壤之别。近代民法在近代法律体系中不仅成为独立的法部门而且取得了基础性地位，古代民法则夹杂于刑法、行政法的洪流中。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古代民法义务本位观混淆了古代法律与古代民法，其观点不成立。根据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标准，古代民法是权利本位。

四、现代民法社会本位观之评析

19世纪中期以后，现代社会出现了各种社会问题。经济方面出现了垄断，出现劳资对立、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对立。社会方面，贫富分化严重，自然环境恶化，人与自然间的矛盾加剧。解决这些问题，要求国家加强对经济的干预。法律制度特别是民法制度也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从注重民法制度的安定性向注重民法制度的妥当性转化。它表现为由极端尊重个人自由变为重视社会公共福利。法律加强了对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民法也更多地体现为对社会利益的平衡。梁慧星先生认为：“为使社会共同生活之增进，法律即强使负担特定之义务，限制或剥夺其权利，是谓之社会本位之法制”［1］。由此可见，民法的社会本位观，指的是民事立法中为了满足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突出对社会利益的考虑,对个人权利进行限制，更多地体现社会利益平衡的民法本位观。

我们认为，现代民法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下对如何行使权利实现权利作了一定程度的调整。这种变化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将这些变化在理论上归结为民法由权利本位转为社会本位论是缺乏理论依据的，于我国社会实践也是不利的。

民法社会本位缺乏逻辑支点。在权利――权力的分析模式中，民法本位或为权利本位或为权力本位。由权利体现的个体利益是同由权力体现的公共利益(其法律表现是国家利益)相对称、相对立的。从主体上看，与权利本位和权力本位相对应的个人本位和国家本位。而社会本身并非一个独立的人格，无从享受利益。 因此，社会本位论在逻辑上是没有根基的。对个人权利进行限制、更多地体现社会利益的民法社会本位的实质就是强调国家权力对民事法律关系的干预。无须遮掩，社会本位实质就是权力本位。可见，社会本位的提法模糊了其实质，也缺乏逻辑。最为重要的是，社会本位（实质为权力本位）与民法的根本性质相违背。将法律划分为公法和私法，是近代的事，发生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分离后。法律划分为公法和私法具有重大意义：在私法领域提倡私法自治，非有正当理由和正当程序国家权力原则上不直接干预；在法治国家，公法之设，目的在于保护私权。因此，法学家基尔克说过，公法和私法的区别是今日整个法秩序的基础［1］。民法是私法。它以调整私人利益为第一要义，这必然要求其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即以个人利益为行为依据。其根本目的在于促进人的自由和私权的发展。它既要求公权力的消积保护，但对于权力始终怀抱着高度的警惕，以保护市民利益不受国家的过度干预。将民法定为社会本位（实质为权力本位）势必导致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萎缩与丧失，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难以实现，民法也将扭曲甚至蜕变。中国有长达数千年的权力本位传统，个人观念、权利观念、自由观念本十分淡薄。加之在建国后民主法制建设走过一段弯路，片面强调国家、社会利益，社会尚公法而轻私法。有学者指出，民法的社会本位观（实质为权力本位），不利于国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不符合我国的国情［4］。从历史上看，《魏玛宪法》所规定的所有权负担义务，恰为后来的纳粹政权上台后肆意剥夺私人财产，提供了宪法依据，此教训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参考文献：

［1］梁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30-46.

［2］李锡鹤.民法哲学论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75-78.

［3］龙卫球,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54.

［4］彭熙海.民法的社会本位观［J］.求索,2004,(8):5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