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深化改革中重建和解精神的思考

伴随我国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快速转型，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凸显，重建和解精神成为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要求必须生成与之相适应并促进其健康运行的精神结构。而这一过程，只能是承认现实前提的重建，只能是前瞻人类精神的走向与归宿的理性分析上的重建，只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合理适应性的资源创造性转换中的重建。这一切入点，就是使“和”的思想和底蕴在现代社会的土壤中运用、发挥、创新，即重建和解精神。

一

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我国经济转型过程，意味着我国社会多元化进程的逐步推进，表现在与混合所有制结构形成的相对应――多元化经济利益主体的出现，即国家和民间社会的矛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以及劳资之间等多元化矛盾的凸现等。这样，在如何化解社会各方面利益矛盾与冲突过程中，我们的立足点就不仅仅是现实层面上的经济手段本身，则更应探寻其具有中国特色的深层经济文化因素，特别是要注重以重建和解作为进一步推进市场经济改革的精神支撑。

考察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在带来现代物质文明日新月异、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人的物化和异化。在物质利益的驱动下，高度紧张化和竞争化，把人割裂成孤零零的片断，使个人变得孤独、空虚、疲劳。这样，市场竞争在促使人们走向物质富裕的道路上，无法解决人们的另一种贫困――精神的贫困。特别严峻的现实是经济发展的代价越来越大，环境污染日甚，对自然的无情斥夺，破坏了生态平衡，人为地将自然中比例恰当、相互作用以致和谐的诸种因素分离出来，不仅从生态的意义上而且也从生存的意义上缩小了人的生活世界，掠夺了人自身。这些问题已引起全世界的普遍关注。罗马俱乐部的创建人贝恰博士呼吁：“只要人不能成功地同自然重新和解，恢复与自然的协调，那么就不可能妥善地解决其他任何问题，不仅不可能解决，任何经济的和社会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同自然的和解及协调人的开发，是现代社会基本的、必要的事项。这样，在全世界要解决的共同问题上，不少学者主张学习中国的传统精神。加拿大哲学家金・法罗称：“如今应该重新重视东方统一与和谐的智慧”。国际现象学会会长、女哲学家田缅聂卡在第十七届哲学大会上说：“西方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受惠于东方而不自觉，像莱布尼兹之重视普遍和谐观念就是一例”。所以，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必须重视社会道德精神结构的构建，特别是应当弘扬自己民族具有合理内核的、普遍适用的传统精神，如“和”的精神等。

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一定要建立在自己民族文化的土壤上，培养自己的人文精神。人们往往以为市场经济必然要具有商品意识、市场意识。其实，商品意识、市场意识反映的还只是人类较低层次，即主要是物质利益的需求。人不能没有物质利益，但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的社会性，还有其人生的意义、价值和目的。所以，商品意识、市场意识与人类精神的归宿“和谐”等是不同层次的，如果没有超越竞争的较高层次的精神目标，就很难有人类竞争的理想和未来。在竞争的目标层次上，除了物质利益满足各主体的需要外，至少还有一个和解的目标，还有一个道德理想，即市场竞争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必须被控制在恰当的范围内。从这个意义上，市场竞争的有效发挥，需通过制定一系列规则来规范约束外，有赖于理性精神的支撑，彼此交互作用，才能生成一个健全的市场主体和市场经济社会，我们尤其应当重建和解精神，因为和解既是对我国传统文化合理精神“和”的继承发挥，也是对市场竞争关系的一种诠释、认同、互补与超越，它体现了时展的主题，也是人类长远追求的目标。

二

“和”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包含着丰富的内容，蕴含着采刻的哲理。“和”主要指“和谐”及“多样统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而不流”、“和必中节”（适度为和）、“仇必和而解”的思想滋润和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取向。“和”是承认差别、承认斗争的和，“和”蕴含有度的意思，“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即为人处事要适度，追求事物的均衡状态，反对失度、失衡，“和而不流”，则强调和的原则性。在“和”的思想中也并非无争，争也并非无知。对于解决矛盾、冲突、对立、争执，宋代大儒张载提出了“仇必和而解”的观点，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对立双方构成的，对立双方必然通过和解而达到新的统一。从方法论上考察这里的“和解”包含两层意义：其一，矛盾对立的双方，必然会通过和解达到新的统一，是不会永久对立下去的。其二，在处理矛盾冲突对立关系时，应该运用“和”这种方法达到解决矛盾冲突。对此，在儒家思想中把“致中和”视为解决矛盾的最高境界，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气生财”、“不战而胜”、“近者悦，远者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买卖不成仁义在”等人们日常的处事之道正是和解精神的运用。

这样一来，和解的意义至少包含以下几层：其一，和解是人们解决相互矛盾冲突的一种办法，因而也是人们的一种行为方式。经济学中把市场主体的行为称为理或效用最大化行为，然而人们选择何种行为取决于行为的具体目标，取决于他对成本收益的比较权衡，取决于特定的环境和条件。其二，和解也表现为一种行为结果，矛盾冲突双方握手言和，也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均衡状态。其三，和解也表现为一种文明、精神追求或道德标准。包含和谐、协调、宽容、和平、豁达等，我国传统文化中“和”的思想就具有这一意义。它有助于把人从自我中解脱出来，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和理想目标。其四，市场经济制度也是一种和解的制度。人们往往把市场经济看成竞争经济、损益经济。其实，市场制度本身的形成与完善，都是一种和解的体现。商品价值的实现、市场各主体交易的完成、市场规则制度的确立都可理解为利益互相冲突着的人及其组织之间妥协与和解的产物。所以，和解精神有着丰富的内涵，应当包括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解与和谐，包括民族的和解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和解，包括人自身精神生态的和解。只有从比较完整的意义上理解和解精神，才有助于我们分析重建这一精神对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意义。

三

从我国传统文化“合”的思想中我们获得了在现代社会重建和解精神的资料和灵感。同时，我们应了解文化传统与社会体制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文化传统影响社会体制的形成与变化，而社会体制的变革也会引起文化精神的变化，同样的文化背景下，同一个国家，制度、体制的改革是最重要的变量。不实行和建立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体制，如市场经济制度，再优秀的民族文化，也不能对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起根本性的推动作用。倘若日本没有市场竞争制度的建立，在传统封建的社会制度下不可能有和的精神对经济发展的成功作用。因此，任何文化精神都产生于特定的经济环境里，都需要在承认现实前提下进行整合、创新。具体地讲，及时贴近社会改革，调整好市场竞争中的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便是我们呼唤重建和解精神的时代动因与历史契机。

重建和解精神，对于化解市场经济下多元化利益冲突和规范市场秩序也具有重要作用。因为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包含丰富的内容，它是由市场主体、市场主体之间在再生产过程中的经济关系、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条件等要素构成的完整的统一体。就市场主体而言，包含共同体内部的和解，也包含各市场主体利益的协调与兼容。特别是利益共同体内部的和解，有助于团结、凝聚共同体内各个成员，从而增进共同利益，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就不同市场主体而言，进入市场竞争也意味着要发展伙伴关系，交易的过程既是竞争的过程也是合作达成和解的过程。同样，市场秩序的建立既意味着市场主体间的冲突和依存关系在秩序的约束下达到某种和解与均衡，又表明市场主体间利益冲突的调整，博弈的结果就是市场规则、秩序的确立。可见，市场竞争依然需要外联内和，和解可使竞争之云悠悠万里。

目前，我们正处于多元化社会利益的转型期，社会的更多方面表现为无序、不规范、混沌、浮躁与失落，但转型期却使个人自主意识、怀疑意识、批判精神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市场竞争意识的增强使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诸方面面临冲击和震荡，而且昭示着从无序走向有序的希望之光。这一时期我们更要理性，更需要关注社会转轨时的心理健康与精神优化，更需要把个体为本位的主体意识升华为人类本性的主体意识，即塑造人与人的本质统一，人与自然的本质统一，人与自身的本质统一，从而超越对狭隘个人利益的过于偏执，把个人本位的价值取向上升为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当然，这一理性和解之路，需经一系列并不轻松的转化和变形。所以，重建和解精神，对于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对于完善人的精神世界、减少社会转型期的社会成本代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一定意义。

总之，重建和解是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的精神支撑，它必须以传统为基础，而传统又必须以现代化为目标。即我们今天提倡的和解必须是在承认规范市场竞争现实条件下的和解，必须是在传统与现代磨合上的和解。重建和解精神需要开放的环境，封闭不能带来现代意识，唯有与其他民族相比较，才能取长补短，吸收利用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激发竞争意识，创造高品质的现代民族精神。竞争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市场经济的生命力，我们需要竞争，特别是公平、有效、合理的竞争。但我们更希望看到效率、进步与和解、幸福两种局面在世界同时出现。因为人类的发展只能走向天人合一，只能最终选择和解，构建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