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劳动力价值看人的发展

【摘要】无论是按劳分配还是按资分配，都有劳动力价值补偿问题。劳动力价值之所以得不到足额补偿，除了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决定外，还由于将劳动力价值的生产过程只看作经济过程。实际上，劳动力的生产及其价值形成是一个社会过程，劳动力价值水映人的发展水平，这在工资的国民差异中就可以看到。仅从劳动力价值补偿角度，就要提出收入分配要向劳动收入倾斜。

【关键词】劳动力价值；人的发展；收入分配

【中图分类号】F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3）02-0001-05

本文分析社会经济现象背后的一个本质，是要论证在经济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应当得到比财产收入更大的重视。这是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注重人的发展的必要条件。论证的角度是选择劳动力价值范畴进行科学分析。劳动力是劳动者的能力，它的生产培育本来是一个与人的发展有内在关联的过程，但长期以来，只看到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的一面，市场要素交易关系与要素成本眼界掩盖了对劳动力及其价值的正确认识，不利于劳动收入提高的论证，对此，本文企求在理论上拨乱反正。

一、问题的提起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收入分配原则是“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包括按要素分配在内的多种收入分配方式”。这里出现的是“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两个概念，实际上，真正对立的概念是“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因为“要素”包括生产中所投入的资本、劳动力、技术、管理和土地等在内，所有这些要素，归根结底都要分为物化劳动与活劳动两类，分别归结为资本、劳动力两大要素。资本包括了资本化的技术与资本化的土地，而从事技术工作与管理工作的劳动，不过就是劳动的特种类别。

这两种分配原则都有这两个前提：（1）先要对c和V进行补偿；（2）国家都以税收形式对企业占有的M参与分配，公有私有的企业都一样，因此后面的分析可以撇开国家的分配，存而不论。

这两种分配原则分别产生于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两种不同的生产关系，对商品价值的C+v+M三个组成部分的分割完全相异，从而对资本收入（即财产收入）与劳动收入的倾斜度很不一样。按劳分配实施中有关M在劳动者个人与企业之间的分配，不是两个利益对立的主体之间的问题，所以优于按资分配中M只归资本所有者，这是两类所有制在分配上的优劣问题。本文不谈所有制问题，对此存而不论。鉴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按资分配方式有存在的合法性。本文要分析的不是分配方式的价值判断，而是从人的发展角度围绕v（即劳动力价值）的概念开展分配合理性论述。

在按资分配中，在初次分配中M只分配给资本所有者，v只是一个补偿问题而不是分配问题。因此，这种分配方式决定收入分配权在资本所有者手中，劳动收入不能超出v的价值，否则就是侵犯了资本收入。而资本侵犯劳动收入仅仅只是一个“补偿不足”的问题。这个“补偿不足”在按资分配中是常态。一者，如果资本所有者经营不顺，资本再生产受阻，也会发生资本补偿不足问题，与劳动力价值补偿不足很容易混为一谈；二者，在市场竞争中，c补偿不足会妨碍企业的正常再生产，而V补偿不足只会带来降低成本的好处，资本所有者乐于这样做。

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就意味着劳动成为收入分配的主导方，理论上劳动者的分配不受v的补偿限制，M的分配可以在劳动者个人与企业之间进行分配。企业在这里是二重经济角色。一方面，是社会的一部分，而且是与劳动者关系最密切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它属于公有资本，M的分配受公有资本的管理政策调节，不受企业劳动者的意愿支配。从历史与现实看，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公有企业与私有企业同处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即使在只有公有制经济的计划经济时期，也有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国际竞争，竞争导致公有经济企业不能不增强资本积累的力量，因此实际上都要尽可能降低成本，包括对V的补偿。

政治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分配问题发生在M当中，它是生产关系的派生问题；对c的补偿是生产补偿问题，不涉及分配；C在商品价值中的份额是通过生产成本核算准确得出的；扣除c之后的新增价值分配要分成v和M两部分，这一分割的准确性、科学性实际上被现实的财会工资制度所掩盖，对v的补偿往往服从于企业降低成本的需要，而对V的客观科学的评估就推给了经济理论研究。

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历史，改革开放前实行的低物价、低工资、高积累方针，反映了收入分配服从于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制度竞争的需要。改革开放后在公有经济占压倒优势条件下，公有资本的管理政策稍一放宽，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就出现收入高增长的反弹，一度引起人们对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忧虑。不过由于外资与本土的私有经济发展、按资分配原则占上风，劳动者收入高增长不再出现，劳动收入在社会收入中的比例每况愈下。到现在，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日趋尖锐，收入分配问题成为社会经济热点问题，在这一背景下，长期被搁置的对v的客观科学评估势必要提到日程上来。

二、劳动力价值得不到足够补偿是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

对于西方经济学以“劳动”作为生产要素、选用“劳动价值”来解说社会收入分配来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劳动力价值这个范畴，是经济学研究一个重要的拨乱反正。正是这个范畴，对发现剩余价值起到关键的作用。然而，人们认为该概念在阐述剩余价值与资本主义工资问题后，似乎完成它的使命了，其实，劳动力价值概念的理论意义远远不止这个。

（一）劳动力价值概念的应用场合超越劳动力商品交易

价值是财富的社会尺度，劳动力是人力财富，当然有其价值。

有人可能会认为，劳动力价值只与劳动力商品相联系，只有劳动力作为商品放在市场上出售，才有劳动力价值的发生。这一认识，还会进一步将劳动力商品与雇佣劳动制度作为互为关联的社会现象，由此得出劳动力价值发生的前提是劳动力商品买卖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

这是片面的认识。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只有在它处于独立小生产的场合，才不用进行价值评估。只要劳动力被社会化地使用，不管是否有劳动力市场，都会有价值评估的需要。劳动力价值概念产生的社会前提是劳动力被社会化地使用。

不错，劳动力商品化是劳动力价值概念产生的最初的社会条件，并且由劳动力价值直接引出剩余价值概念。但是，这个社会条件即使消失，就算进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社会不存在雇佣劳动及其与之相联系的劳动力商品市场，劳动力价值也不退出历史舞台。原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1）即使在计划经济，劳动者是通过录用制或推荐制的方式就业，而不是在劳动力市场上出售劳动力，也有评估劳动力价值的需要。在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中，对“劳”的计算本身就有三种形式：劳动的凝结形式（或物化形式，以计件工资为例）、劳动的流动形式（以计时工资为例）、劳动的潜在形式（以岗位责任工资为例）。其中，按劳动的潜在形式进行分配，就与劳动力价值直接相关。劳动力使用价值的社会分配体现为劳动力与岗位责任的合理配置，其经济杠杆就是确定不同岗位的工资数额，就是劳动力价值的应用场合。（2）社会主义经济中剩余价值范畴仍然存在，它跟资本范畴一样具有一般性与特殊性这双重性质。一般性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仍然具有对资本增值的性质，特殊性在于改变了它的归属，剩余价值由私人资本所有者分配转为社会分配。按劳分配可以发生在V+M领域，但在收入分配之前，社会主义的生产需要经济核算，劳动力价值就是经济核算的一个成本变量。在考虑价值的分配与财力的积累中，不能撇开成本。

当劳动力一方面作为生产要素被社会化使用、一方而劳动力的使用与劳动者个人利益挂钩的时候，劳动力价值产生的社会前提就具备了。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中实现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结合，都要通过劳动者跟公有企业进行从业工作——劳动报酬这样的经济交换形式，从而体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同时存在。而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就是劳动力价值实际产生的直接原因。在劳动者跟公有企业进行经济交换的场合，劳动力价值以劳动力价格（广义）的形式体现。总之，劳动力价值是与个人所有的劳动力的社会化使用相联系的概念，而不仅是与劳动力商品化相联系的概念。对劳动力价值的研究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研究的重要课题。

社会要对社会化使用、个人所有的劳动力这个财富予以评估，劳动力价值就是劳动力财富评价的社会尺度，是劳动力的所有者——劳动者个人获得社会回报的重要依据。

（二）劳动力交易不可能像商品买卖那样等价交换，双方一开始就不平等

马克思在论证剩余价值产生的源泉时，假定劳动力交易市场供求一致，双方买卖遵循等价交换原则，也就是劳动力的价格与价值一致。这个假定符合人们对一般商品市场的认识，使马克思对剩余价值来源的揭示无懈可击。

实际上，这个假定不是现实，劳动力交易与商品交易完全不是一回事，双方一进入交易市场，直观感觉就是不平等的。不管市场是否供求一致，劳动力的价格与价值都不会一致，劳动力价格从来低于其劳动力价值，劳动力价值总是被市场低估，原因有三。一是劳动力交易主体双方地位滞后于劳动力的供求关系。从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来看，当劳动力供小于求的时候，劳动力需求方不是依靠市场，而是依靠暴力来强制推行雇佣劳动；当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时候，劳动力市场就依靠市场经济本身力量来压低劳动力交易价格。劳动力市场上长期出现供大于求的格局，使得劳动力价格被压力成了社会习惯，即使在局部领域或有的时候劳动力供小于求，劳动力供给方也难以乘机提高自己的交易价格。二是劳动力交易双方一开始进入市场就出现强势弱势的差距，劳动力只是被资本雇佣的生产要素。客观的交易格局，就是一个资本所有者面对多个分散的劳动力所有者，资本是一个统一的交易主体，劳动力则分属各个不同的交易主体，除非有像工会这样的外部因素，否则劳动力交易双方完全是强弱不对等的主体。三是现实交易中，劳动力不是被卖出去的，而是被租出去的。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买卖是交易对象所有权的转让，租赁则是交易对象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前提下，有代价转让使用权的行为。雇佣劳动制度将劳动力作为资本雇佣的生产要素，这种交易不是根据市场等价交换原则来进行，而是根据“资产折旧”原则。劳动力的租用者付给劳动力所有者的，只是根据劳动力简单再生产必须支出的“折旧费”。这样的论断，对于资本主义剥削的揭示，比劳动力的买卖说更能展示“补偿不足”的可能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现了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分离的经济成分，也出现了劳动者的劳动力被租用的交易，这实际上很难等价交换，按照劳动力价值来支付租金，往往是满足“折旧”了事。

（三）将社会系统的产物放在经济系统中处理，必然补偿不足

劳动力价值是与商品价值相并列的另类价值，劳动力的“生产”与“消费”都是社会过程的运动。但是，社会历史的阶段性，存在着将劳动力的“生产”、“消费”与劳动力价值都置于经济系统的客观条件。不仅日常生活未能揭示这一点，理论界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将劳动力再生产限于经济系统，对劳动力再生产的代价就只会看作是一种活体力的再生产，而不是人这一社会主体所具有的体力与智力的综合能力再生产。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劳动者的能力再生产如同用在生产中的牛马的畜力再生产一样。假定牛马的畜力能够被其主人当成商品出售，就可以用经济学的术语说，牛马的“劳动力”价值取决于生产与再生产它的生活资料价值，包括饲料费、棚舍费、小牛小马饲养费、兽医支出以及调教费等。按照牛马的“劳动力”价值来类比，不可能足额补偿劳动者真正的劳动力价值，只能补偿被误解的劳动力价值。

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人们仍然不习惯扭转劳动力再生产限于经济系统的传统思维，仍然满足于将工资与劳动者吃饱穿暖的需要等同起来，

为了打破这个误区，我们首先要认识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性：

三、劳动力价值体现着劳动者“人的再生产”代价

（一）劳动力价值的社会性

劳动力的价值决定不能取决下生产与再生产它的生活资料价值。因为劳动力“商品”的生产与再生产不仅是经济系统的过程，更是社会系统的过程。因此，劳动力价值是基于社会系统的分析、而不是经济系统分析的价值慨念。劳动力所有制具有很强的社会系统意义。这里，经济学界必须树立三个新认识。

其一，劳动力作为劳动者的能力，不是南经济生活中的“生活资料价值”或者说“人体再生产”所决定的，而是由社会生活、“社会人”的再生产所决定的。人的劳动力的生产与冉生产，除了包括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消费之外，还包括文化生活、交际、教育的费用支出，还包括劳动者本人在学习中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再加上劳动者的社会保障费用。概括地说，是由人在其全部社会生活中与物质能力、精神能力有关的耗费所决定。

其二，劳动力再生产需要哪些费用和数量界限如何，无法只从经济过程的分析得出。正如马克思说的：“和其他商品不同，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例如，一个国家的劳动者，需要多少人际交往的代价，包括节庆聚会的活动代价，显然与该国历史传统、风俗习惯有关。再如劳动者作为社会成员，是否参加宗教活动、参加多少，决定着其脱离生产而耗费生活资料的支出，这些都是不可忽略的生活付出，完全由社会环境决定。

其三，劳动力价值不是像一般商品那样是被动决定的。一般商品价值决定于生产该商品的劳动耗费，劳动力价值的决定也是这样，这一点跟商品价值决定相同。但是，生产某一商品的劳动耗费完全是生产者进行的经济技术过程，商品自身没有生命、没有意识，不会对它生产出来的耗费有任何影响。而生产劳动力的主体就是劳动者自身，生产过程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既包括劳动者自己的主观努力程度、也包括个人在人生成长中的社会机遇。因此，劳动者对他的劳动力价值量形成是有主动性的。

（二）劳动力价值水平与人的发展程度相关

劳动力价值的水映劳动者的发展水平，包括生活水平与人的需求发展程度。

从理论上来说，人的需求包括三个系统中的需求。其经济系统的需求，就是通常所说的生活资料需求，包括吃穿住行；其生态系统的需求，包括对生活环境的需求、空气和水的质量的需求、绿色需求；其社会系统的需求，包括知识学习与文化活动的需求、人际交往的需求、社会政治生活知情和参与的需求。有的需求跨越三个系统，如对健康的需求，就其营养来说是要在经济系统中满足，就其获得人居环境质量的需求来说，是在生态系统中得到满足，就其获得医疗保健服务与开展体育锻炼来说，是在社会系统中满足。

上述需求能否满足，取决于社会制度与综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从社会制度来看，奴隶社会的基本劳动者——奴隶，只能获得勉强生存的需求，前提是继续给奴隶主役使。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需求的满足程度，与社会当时的剥削程度相关。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生存需求理应完全满足，但在局部时期（如苏联的卫国战争时期与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局部地方（如贫困地区）也有严重不能满足的情况。从综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生态生产力构成的综合生产力，决定着人的需求本身的内容与供给保障。需求内容总体上随着综合生产力发展而丰富与完善，劳动者的需求就要用更多的花费来满足，其物质、精神、生态的产品保障能力也将增强。如果社会经济发展不出现失衡，一个国家的劳动者需求满足程度，从该国历史的纵向对比来看是上升的。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现象是：社会经济发展体现劳动力再生产的代价趋向增大，劳动力价值必将得到提高。

（三）劳动力价值的创造源泉来自于社会性培养

根据劳动价值论，创造商品价值的源泉来自生产商品的劳动，劳动力价值与此完全不同。劳动力价值的创造源泉是什么，这无法从经济系统中探寻，只能从社会系统中探寻。劳动力价值的创造源泉来自于社会性培养，这个概念，区别于自然性培养。自然性培养是指人的生产当中的生理过程，它应当排除于劳动力价值创造之外。社会性培养是以劳动力适应社会生活为目的的自觉的过程。在人的意识当中，一个人从小成长到成年，追求某种与就业直接相关的理想目标与人生价值，追求健康、聪明、机灵、有从业的专长，具备上述综合性的能力，为的是在今后社会中会谋生、有作为、自食其力，这些都属于社会性培养。社会性培养有三个层次：家庭培养、自我培养、社会培养。综合起来，就成为劳动力价值的创造源泉。每个劳动者的劳动力，在社会性培养中的社会平均耗费，就构成该劳动力价值的量的决定。劳动力价值创造包括这些环节：家庭抚养、自我学习与锻炼、社会的培育。越是古代，前两个环节的比重越大，越是临近现代社会，第三个环节的比重越大。在一个现代文明社会，一个人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社会投入的办学力量、社会的学习环境（包括少年宫、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夏令营、体育俱乐部），都能对人的综合能力培育起作用。社会培育的地位与有效性，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高低的重要构件。

四、工资的国民差异就是劳动者发展的国民差异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六篇“工资”当中，专门用第二十章来分析“工资的国民差异”。马克思说到：“在比较国民工资时，必须考虑到决定劳动力的价值量的变化的一切因素：自然的和历史地发展起来的首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和范围，工人的教育费，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的作用，劳动生产率，劳动的外延量和内含量。”这段话应当看作是本章的纲，其内容列出了决定工资国民差异的五个因素，但接下来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实际论述的仅仅是最后两个因素。马克思论述的是工资的国民差异发生在两种情况中。一是不同国家的企业生产同种商品但创造的价值不同，这取决于它们之间的劳动强度与劳动生产率不同，也就是生产者花费的同一劳动时间中，劳动量的内含与效率不同。劳动强度与劳动生产率本身并不直接决定工资的国民差异，这要以劳动的结果——商品生产量不同为媒介，劳动物化形式的差异才决定工资的差异。二是以不同国家交易不同商品为研究平台，价值决定在这里发生了嬗变：生产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被算作劳动强度较大的劳动。由此，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国际价值论，即价值规律在国际上的应用。至此，本章的内容没有再延伸下去。这一章篇幅特别少，显然，这跟马克思前述的决定工资国民差异的五个因素这个纲不相符合。如何解释呢？答案只可能是：本章没有写完。工资国民差异的完全论述，应当展开五个因素的内容。

正因为缺少前三个因素的分析，我们就无法解释工资国民差异发生的第三种情况：不同国家的劳动者从事同一种劳动，在没有劳动强度与劳动生产率差别的条件下仍然有很大的工资差别。这一点在当前开放的世界经济中看得很清楚，这种情况造成了驱使发达国家对外投资与实施生产国际化产生的动力之一，也是落后国家吸引外资开展出口的重要“比较优势”。这一工资国民差异的背后就是劳动力价值的差异，它来自于马克思在本章中列举的“自然的和历史地发展起来的首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和范围，工人的教育费，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的作用”这三个因素。简略地概述，相比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决定工人生活必需品的范围较宽，教育费用较多，儿童很少参加工作而是在接受教育、妇女更多地在家中从事改善生活质量与儿童抚育，这些都使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价值较高，这就是马克思在本章中本应论述的工资国民差异。我们无法知道为何这一论述在《资本论》中缺失，但逻辑的链条是清楚的：那就是工资的国民差异反映劳动力价值的国民差异，进而反映劳动力再生产水平、劳动者发展水平的差异。由此说明：对于人的发展水平来说，发达国家高于发展中国家。如果我们要赶超发达国家，这就是一个目标。

五、正确处理人的发展与劳动力价值的关系

根据以上论述，正确处理人的发展与劳动力价值的关系要有两点认识。

（一）当前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的合理性

根据我国的现状，无论哪种分配原则，都需要向劳动收入倾斜。（1）劳动收入有内在的上升依据，但在企业的市场竞争中，不管哪类企业（内资或外资、公有或私有、集体或国家）都有降低成本、增加积累的需要，劳动者的收入被迫服从这个需要，因而现实当中都是被压抑的。（2）劳动力价值v得不到足够补偿是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私人企业有追求利润的动机，部分国有企业内部生产关系资本化，更加扩张了市场经济的这一不公平交易的缺陷。在按资分配中，市场机制尤其对V没有足额的补偿，为此，对工资的人为调节普遍出现在世界各个市场经济国家当中。各国颁布的最低工资法，虽然不能说保证v的足额的补偿，但至少说明劳动力价值哪怕是部分补偿也离不开人为调节。（3）理论界尚未认识到劳动力生产不是一个经济过程，将其类比于商品生产，只能低估劳动力价值的真正数量。（4）对外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将劳动力成本低廉作为商品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却不知道这个比较优势是以人的发展水平低下换来的。作为一个发展阶段来肯定尚且可以，长此坚持，只能将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陷在低水平发展的泥坑里。

综上所述，经济理论研究理应注重劳动力价值的足额补偿问题，并直接与满足人的发展的需要相联系。结论就是：收入分配问题背后涉及的以人为本原则，不是一个停留在道德层面上的问题，而是有着深厚的经济本质。

理论分析给我们的是一个道理，这个道理要求的做法概括起来说就是社会新增价值的分配要向劳动收入倾斜。进一步说，这还不是一个追求公平的问题，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1）扩大内需，要靠广大劳动者提高消费水平，劳动收入老是被压抑，扩大内需就是空话。（2）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加强创新与提高生产的集约化水平，这都离不开提高劳动者素质，也就是使劳动力生产过程有更多的投入，劳动力价值增大不可避免。劳动力价格过多低于劳动力价值只能损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3）建立和谐社会，关注民生，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必定伴随社会历史与道德对生活资料范围的扩展，劳动力价值增大正是中国取得发展成就的体现。

（二）增强劳动力使用价值生产的合理性

人的发展直接带来劳动力使用价值生产的效果。劳动力使用价值生产包含生理自然过程与社会过程。在社会过程中，教育事业是其中最重要、最典型的方面。本文这里就以教育为代表来论述劳动力使用价值生产的合理性。

所谓劳动力使用价值生产的合理性，就是社会付出越来越多的代价，增大了劳动力价值，应当带来劳动力质量越来越高的结果。结合我国的实际，这个合理性问题越来越迫切。因为社会上出现的劳动力使用价值生产的误区，扭曲了劳动力社会培养过程。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人才，即高质量的劳动力，劳动力价值的增大也因此成为客观趋势，但我们看到的，这里有非科学发展。（1）教育作为劳动力生产的重要环节，理应对人才培养起到良好作用，但当前的应试教育不利于受教育者成才。（2）直接生产领域的高质量的劳动力是中国人才需求的重点领域，它的培养途径是职业教育一生产实习一在岗培训，但多年来体力劳动者待遇过低，驱使着中国的大量家庭正在拥挤到一根独木桥上：追求学历、脱离生产第一线。（3）“学而优则仕”的理念占压倒优势，学以成才不被看好。本来，所谓“仕”，就是官员，也就是社会管理者，本身就应当是管理人才，但追求高学历则不管成为什么专业人才，都要追求、或都被提拔成管理人才，导致大量管理能力不行而专业能力很高的人才被错误配置，这不仅是极大的资源浪费，也是管理水平低下的重要根源。

如此，中国正在发生各类劳动力价值增大、而劳动力质量降低的趋势，如果劳动力资源普遍质次价高，整个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效率就低效了。因此，必须从劳动力使用价值生产的非科学性误区中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