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图书编辑理念探微

摘要：我国古代编辑活动丰富，理念明确。学者编书理念为传承斯文，教化礼乐；统治者编书理念是润色鸿业，广大文治；书院编书理念是弘扬儒教，师承学术；寺庙编书理念是弘扬佛法，普度众生。

关于“编辑”，许慎《说文解字》释“编”为“次简”。“辑”为“车和舆”。《说文段注》认为“以丝次第竹简而排列之日编”。《辞源》释为“收集材料，整理成书”。现在“编辑”是指“策划审理作品使之适合流传的再创造活动”。编辑不是一个孤立的活动，从图书产生到消亡的诸多环节都与之相关联。大凡图书起源、著述编撰、整理校雠、抄写印刷、征书刊刻、补阙辑佚、出版发行、流通利用、典藏保护，以及编辑思想、旨趣、方法、体例、贡献等，都是编辑活动的内容。

一、古代学者编辑理念：传承斯文，教化礼乐

古代知识分子在个人著述和编辑方面，向来提倡“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们有着高度的文化自觉性和历史责任感，把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编著联系在一起，视“三不朽”中的“立言”为个人安身立命之所在。中国最早严格意义上的编辑家应是孔子。刘知几认为，“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史通・六家》)相传孔子编订了六经。章学诚指出：“后世文字，必溯源於六艺。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颂於太师，《春秋》存乎国史。”(《校雠通义・原道》)孔子的编辑理念就是他自谓的“述而不作”，编纂的目的是代古圣人立言。当孔子被拘于匡地时，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史记・孔子世家》也载：“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可见孔子有着深刻的责任感，忧患礼崩乐坏、诗书阙如，希望能替天传道，流传斯文于后人。这正如郑樵所言：“古人编书，必究本来，上有源流，下有沿袭，故学者亦易学，求者亦易求。”(《通志・校雠略》)

宋代以后，随着印刷术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文化日益繁荣，产生了私家刻书和以营利为目的的坊刻。私家刻本在总体上优于其他版本，常选择优秀底本，精审校勘，请名家手写上版，请名工巧匠刻版印书。这对于搜求辑佚，改进刻印技术，以及推动学者治书颇为有益。民间坊刻常常是编、刻、印、售合一，经营自主灵活。但有时候为了稿源，不顾版权；为了牟利，不择手段。坊刻的内容主要是平民日常阅读的农桑、医算、类书等。虽然质量不高，但它推动了图书流动的数量和速度，繁荣了文艺创作，活跃了书籍贸易，推动了造纸、制墨等有关手工业的发展。总之，“以‘射利’为目的的私人书坊，虽然不免遭到官方的管制和文人的批评，却也是活跃图书流通市场的重要渠道。而私人书坊所热衷出版的小说之类俗文学图书，也沟通了文人作者与市民读者的联系，成为官方出版物排斥小说的一种必要的市场补充”。

二、古代统治者编辑理念：润色鸿业，广大文治

历代统治者都重视包括编书、校书、刻书、藏书在内的编撰工作。从西汉开始，政府开始主持对国家藏书进行大规模的整理，并编成国家藏书书目，即官修书目。隋唐五代时已设立编纂机构如秘书省、弘文馆、集贤院、史馆等，常从事的活动有编纂书目、类书，刊定经典，编修史书，修订医书等。统治者尤其重视经典的编辑，常任用重要官员和学者主持编辑工作。这是因为经典在古代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分量。“经”，班固《白虎通》释为“常”，即常道，不可变易的道理；《文心雕龙》认为“经”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隋书・经籍志》更称赞“经”为“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可见经典的社会政教功能，以及编撰典籍资以治政的功利性目的都是很受统治者重视的。如五代时期刻印儒经是编辑印刷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它标志着我国书籍流通和文字传播方式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开辟了雕印儒家经典之先河。从此印刷业由民间进入官府，官刻、国子监刻书成为传统。古代皇家或者官府编辑图书，都有着明确的社会政治目的。例如有“类书始祖”之称的《皇览》，约成书于三国魏文帝黄初年间。它的体例对后世的《四部要略》《艺文类聚》等类书影响很大。曹丕《典论・论文》称赞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认为“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曹丕明确提倡“缙绅考六艺”，因而王象、刘劭等倾心编辑《皇览》，并得以拔擢升官。此书卷帙浩繁，当时无能出其右者。虽然时人很重视此书，但唐代刘知几认为“魏朝之撰《皇览》，梁世之修《遍略》，务多为美，聚博为功。虽取悦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史通・采撰》)再如《古今图书集成》原系康熙皇帝三子胤祉奉康熙之命与侍读陈梦雷等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康熙钦赐书名，雍正写序，为此《古今图书集成》冠名“钦定”。陈梦雷罗列众家之弊，赞誉此书的追求为“必大小一贯，上下古今，类列部分，有纲有纪，勒成一书，庶足广大圣朝文治”(《进汇编启》)。相对于《四库全书》，《集成》中收录了许多一度曾被禁毁的图书，故具有完备的文献参考功能。乾隆也曾以此书褒奖在《四库全书》编写过程中献书较多的天一阁等私家藏书楼。

三、古代书院和寺庙藏书编辑理念

1.书院：弘扬儒教，师承学术

古代书院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主要从事藏书、供祭和讲学。书院大多有着丰富的藏书。有的还自己刻书印刷，供师生研读，如清代江阴南菁书院曾专设书局刊印图书。书院很少刊刻皇家所编图书，更少农桑卜算、阴阳杂家、启蒙读物、稗官野史等，主要刊刻学术著作注重学术师承，以求成一家之言。因此，书院刻书鼎盛时期，也是我国古代学术研究繁荣、文化高涨时期。总体说来，书院刊刻内容包括书院师生读书札记、研究成果，教学所需名家读本和注释本，历史上重要的丛书、文集，历代先儒大师的巨著和本院山长等人的名作，其目的在于将这些学术性著作流传于世。

2.寺庙：弘扬佛法，普度众生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为收藏佛典，一般都建有藏经楼。很多寺庙刊刻佛经，还专门编撰佛经目录。佛典收藏始于汉，盛于梁，极于隋唐。佛经是僧侣及信徒崇敬和顶礼膜拜的“佛教三宝”中“法宝”的具体形态，修行者必须随身携带，时时诵读。佛教初入东土，需要翻译，于是出现了许多译经场并收藏佛经和相关参考书等。译经者除了翻译佛经，也做着佛教中土化的编辑工作，编写僧史和佛教史著作，以及面向世俗民众的通俗讲本如变文、变相等，以使佛经能够快速在中国流传。由于僧俗两界巨大的宗教热情，各类刻经雕藏活动不断。一部佛教史，也是一部佛经编辑史。无数僧俗持之以恒收集传写、整理翻译、刊刻编目、鉴别供养佛经，使得佛教藏书和编辑事业得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