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美国早期传播思想的流变

摘要:本文以为,从芝加哥学派到哥伦比亚学派的传播研究,从研究立场到研究问题,都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偏移。两者都站在实证主义的立场,探讨媒介对民主社会的运作可能产生的作用和其已经产生的影响,并在此过程之中,构建自己的社会理论。二战以后,以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为代表的哥伦比亚学派的效果研究,更多继承的是杜威的思想而非李普曼的思想。

关键词:芝加哥学派 哥伦比亚学派 李普曼 杜威 大众传播

曼海姆《意识形体与乌托邦》一书,从知识社会学方法论的层面来看,展示了一种关于社会思想史建构的技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黄旦教授《美国早期的传播思想及其流变――从芝加哥学派到大众传播研究的确立》一文向我们展示了这种建构的技巧。该文以李普曼这个没能在罗杰斯的《传播学史》中留下一席之地的专栏作家为中间环节,以期展示从芝加哥学派到哥伦比亚学派这条美国传播思想史的逻辑发展线索。在这条始于芝加哥学派,经由李普曼,再到哥伦比亚学派的逻辑线条上,他不仅令人信服地告诉我们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李普曼这个环节不可或缺,而且向我们展示了从芝加哥学派到哥伦比亚学派之间的变异:即大众传播研究偏离了“关系”的视角,以效果研究为主要研究领域,大众媒介也成为彻头彻尾的控制工具。

这条清晰的逻辑是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的:即从芝加哥到哥伦比亚,确实经历了一场变异,而且这种变异彻底改变了美国大众传播研究的基本方向。如果我们能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从芝加哥学派到哥伦比亚学派之间,从研究立场到研究问题,都没有发生重大的偏移,那么这个假设还能成立吗?李普曼在其间,还有作为重要环节的必要吗?抑或李普曼根本就不在这个链条之中?

黄文中提到了这一点,并在开篇就介绍和分析了杜威的传播思想。杜威是芝加哥学派思想的重要代表之一。作为哲学家的杜威,是“交流就是参与”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把他与当时的其他哲学家做一个比较是很有意思的。同时代的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与马丁・布伯在20世纪20年代各有一本著作问世,探讨人的交流困境。前者展示了人类的无家可归状态,给出的药方是:人必须在自己的有限生命里,与自身的存在可能性进行对答。后者则指出了一条切实的路径,来实现这种对答。同样关注这一问题的,还有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卢卡奇。无独有偶,他的重要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也在当时出版。出身于匈牙利大银行家家庭的卢卡奇,曾是齐美尔的热烈追随者,后来却转而投向了马克思。在戈德曼的眼里,卢卡奇与海德格尔在看待当时人类生存境况的异化问题上,没有根本的分歧。海德格尔的“存在”,与卢卡奇的“总体性”在意义上相通。因为二者都是要消除人与世界的疏离和对抗,达到其与世界的同一。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海德格尔和齐美尔一样,认为这种异化的命运是人类永恒的命运,而卢卡奇却认为这仅仅是资本主义状况下被原子化的个人才会面临的困境。在这些哲学家的眼里,哲学仍然关注人类的命运,关注人类作为独一无二的有价值的单个个体的存在,但是情况在杜威那里却有所不同。

我们可以再来看看黄文中所引用的杜威的这段话:

“社会不仅通过传递、通过沟通继续生存,而且简直可以说,社会在传递中、在沟通中生存。在共同(common)、共同体 (community)和沟通(communication)这几个词之间,不仅字面上有联系,人们因为有共同的东西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内;而沟通乃是他们达到占有共同的东西的方法。”

乍看起来,杜威确实提到关于交流对一个社会共同体的形成的重要性的思考。黄文中提到,在此处的引用,“剥离杜威这段话寄寓其中的具体语境”。我们可以以杜威其他的著作中表现出来的他的见解,来重新体会这段话的可能涵义。在《价值理论》一书中,杜威举到婴儿哭叫的例子。他认为这种哭叫本来就是一种语言性的信号,冯平教授认为,“虽然这种原始意义上的哭只是有机体活动的事实,在任何意义上它都不是什么价值表达,但是它可以被当做某种有机体状态的信号,因此它会引起一定的回应。而这种回应会使婴儿逐渐意识到哭的作用,即意识到特定的哭与所能引起的行动,及其由这种行动而产生的结果之间的关联。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这种原始意义上的哭,就被一种有目的的、为引起特定结果而进行的哭取代了,而有目的的哭是一种语言性的信号”。杜威认为这种行为说明了三点:一是存在一种将带来不良后果的状况;二是我不能应付这一状况;三是如果能得到他们的帮助,这种状况将有所改善,我所期望的就是这样一种改善。这三点都可以得到具有经验证据的检验,因为它们所涉及的内容都是可观察的。这种有机体的活动,就是一种主体间的交互作用现象。进而证明交互作用为何如此重要,正是因为人的价值判断只有通过这样一种交互作用的外显机制,才能被准确地评估和测量。由此可见,杜威评估特定欲望、情感的立场,即是“从可辨认的行为方式的角度来考虑他们”。没有共同体内的人际交互,人的价值判断是得不到表现和衡量的。而人之间要有交互,就必须要有参与,必须要有传播。也许这才是杜威探讨大共同体的逻辑起点。在这里传播或者沟通并不是一种关乎社会存在的本质的东西,而是一种可以使价值外化的表现指标,一种使命题成为可能的工具。这个指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没有它,价值判断就没有办法被测量,价值判断研究就有被逐出研究命题范围的可能。而这与黄文中所认为的杜威以及其他几位以“交流”为本位的传播的思想相去甚远。罗杰斯在《传播学史》一书中对芝加哥学派的介绍中提到“杜威是实证主义的倡导者”是有其根据的。这个逻辑起点和后来以结构功能主义为基本理论取向的效果研究的逻辑起点,究竟是表现出更大的承继性,还是更大的变异性。从芝加哥学派传播研究到哥伦比亚学派的传播研究,难道是简单地从传播是“交流”到传播是“控制”的命题的根本转换。

黄文中也提到芝加哥学派的另外一个重要人物米德,并论及他的“主我”和“客我”概念,“主我”是有机体对他人态度的反应,“客我”是有机体自己采取的有组织的一组他人的态度。他人的态度构成了有组织的“客我”,然后有机体作为一个“主我”对之作出反应,但是从米德自己的著作中,我们也可以读出另外的东西。他曾讲到,罗马帝国与以前的帝国的不同之处在于,以“一种指导社会事业的力量”逐渐取代了“政治优越感和以表现在镇压强权上的威严”,因而促成了“一个更高级的共同体”的发展。米德和功能主义者一样,好用有机体这个比喻。他认为“有机体和共同体的不同在于后者不是简单地适应环境,而是对环境实施有组织的控制”。在这里,出现了“控制”一词。结构功能主义者将社会比作有机体,考察一种社会制度的安排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满足一个至高无上的规范体系所限定的各种功能要求。米德则把社会看做高度制度化的、有控制机制的有机体。可见,互动论和结构功能主义虽说不同源,但也有相当接近的一些看法。至于互动论的集大成者米德的学生布鲁默本人,则直接参与了佩恩基金会的早期效果研究项目,虽然他并没有如他的同事那样,采用量化的研究方法。在这个意义上,是否可以认为,哥伦比亚学派后来的研究只是在实证取向的、注重传播对社会控制的效果的道路上继续前进而已。如果拉扎斯菲尔德真如罗杰斯所言的那样,是一个“工具制造者”,那么这个“工具制造者”是否只是进一步地将研究的方法变得更为精准?如果拉氏不仅仅是一个工具制造者,更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建构者,拉氏和默顿这一对“双子星座”在关于媒介化社会的理论构建,是否也是对芝加哥互动论这一理论关怀的继承甚至超越?

至于李普曼在这条继承与变异的链条上应该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或者是否有一个重要的位置,也是一个值得考察的问题。黄文中有一段总结,是传播思想在李普曼处发生转向的证据。大致的意思是说在李普曼眼里,“社会本体层面上的交流”转换成了“认识论平台上的命题”,“如何认识、把握外在现实,与信息提供的状况和接收的能力相关,由此必然与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等分开”。因而,“信息的,包括报刊的报道”,“常常成为蒙蔽真相,操纵、劝服和制造舆论的工具”。李普曼的此类观点,可与同时发表于20世纪20年代的杜威的著作进行一个对比。杜威出版于1927年的《公众及其问题》一书和李普曼出版于1922年的《舆论学》一书,都有他们对俄国革命的恐慌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民主制度本身的担忧。这一点,李普曼和杜威是有共识的,他们的分歧在于给出的应对民主社会危机的方案有所不同。李普曼倾向于一种技术精英民主模式,杜威则心仪公众协商的民主模式。30年代以后的美国大众传播研究,更确切地说是30年代以后以哥伦比亚学派为主导的效果研究,是否真的是抛弃了杜威而选择了李普曼?

在Gary的一篇涉及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文献中,他提到了1933年开始担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人文部主任的马歇尔领导下的一篇完成于1940年的专家组报告。这篇报告是在临近二战的时候完成的。当时的美国民主制度所面临的挑战,和一战结束后不久的杜威、李普曼所面临的挑战有几分相似之处,即对集权主义和战争对民主制度的威胁的忧虑或反思。不同的地方也许在于20世纪40年代面对纳粹宣传的日益嚣张,研究传播效果的要求更为紧迫。作为实证主义者的马歇尔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可以暴露宣传的歪曲和虚伪,削弱对宣传的非理性恐惧”。因而在成型的报告中,“强调公民教育,强调‘双向传播’,认为‘民主制度要求有民众对政策规划在深入讨论基础上的赞同与反对’”,而大众传播研究可以重新使公民成为“民主制度的核心”。由此,才有了后来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的各项效果研究。在这样的思路下,我们可以看到,面对一战的杜威,认为“传播就是参与”是从认识到公民参与是危机关头维护民主参与的重要手段的立场来说的。这与后来与马歇尔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有密切合作关系的拉扎斯菲尔德,面对二战时期民主制度遭到集权挑战而作出以效果研究来展示一系列媒介现象以及媒介宣传是如何背离了民主理想的可忧虑的现实的做法之间,表现出极大的共通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否可以说,美国大众传播效果研究选择的是杜威,延续的是杜威的路子,而不是李普曼的路子?

至此,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从芝加哥学派到哥伦比亚学派的传播研究,从研究立场到研究问题,都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偏移。两者都站在实证主义的立场,探讨媒介对民主社会的运作可能产生的作用和其已经产生的影响,并在此过程中,构建自己的社会理论。二战以后以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为代表的哥伦比亚学派的效果研究,更多继承的是杜威的思想而非李普曼的思想。[本文为西南政法大学校级青年项目“从边缘人到大共同体――社会学芝加哥学派视野下作为公共知识的新闻”(08XZ-QN-30)的部分成果]

参考文献:

1.黄旦:《美国早期的传播思想及其流变――从芝加哥学派到大众传播研究的确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1)。

2.潘忠党:《媒介效果实证研究的话语――对一个研究领域的理解与误解之重新思考》,中华传播学会传播学论坛发言稿(2004年1月4日～6日,上海)。

3.冯平:《价值判断的可证实性――杜威对逻辑实证主义反价值理论的批判》,《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

4.希伦・A・洛厄里[美]、梅尔文・L・德弗勒[美]著,刘海龙译:《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罗杰斯[美]著,殷晓蓉译:《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

6.沃尔特・李普曼[美]著,林珊译:《舆论学》,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7.米德[美]著,赵月瑟译:《心灵、自我与社会》,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8.海德格尔[德]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

9.马丁・布伯[德]著,陈维纲译:《我与你》,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版。

10.Dewey, J.(1939). Theory of valua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1.Dewey,J.(1927).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the later works,1925-1953(17 vols). Vol.2:1925-1927.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2.Gary,B.(1996).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the mobilization for war on words,1938-1944.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46.

(贺碧霄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彭卫民为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人员)

编校:赵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