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私人话题进入公共领域的反思

本文从马斯洛对人类需求的五个层次中受到启发,将媒介的诉求功能和人的需求联系起来,具体分析将人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激发人对媒介的权利诉求,人的社会需求和尊重需求激发人对媒介的情感诉求,人的自我实现需求激发人对媒介的成功欲望诉求。从这一视角出发来讨论私人话题通过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进入公共领域的三方互动,以及对大众媒介是否可以主导私人话题进入公共领域提出疑问。

从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到媒介的诉求功能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类价值体系存在两类不同的需要,一类是沿生物谱系上升方向逐渐变弱的本能或冲动,称为低级需要和生理需要。一类是随生物进化而逐渐显现的潜能或需要,称为高级需要。每个人都潜藏着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这五种不同层次的需要,但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来的各种需要的迫切程度是不同的。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才是激励人行动的主要原因和动力。人的需要是从外部得来的满足逐渐向内在得到的满足转化。低层次的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以后,它的激励作用就会降低,其优势地位将不再保持下去,高层次的需要会取代它成为推动行为的主要原因。有的需要一经满足,便不能成为激发人们行为的起因,于是被其他需要取而代之。

笔者由马斯洛对人类需求的五个层次联想到:将媒介的诉求功能和人的需求联系起来,具体分析将人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激发人对媒介的权利诉求,人的社会需求和尊重需求激发人对媒介的情感诉求,人的自我实现需求激发人对媒介的成功欲望诉求。以此为依据,论文将媒介的诉求功能分为:权利诉求、情感诉求和成功欲望诉求三个方面。其中人对媒介的权利诉求指当个体的生存权、人身安全、名誉权、人格权、受教育权等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没有选择法律等相关的救济途径或者使用此类救济无效后,转向大众媒介讲述自身的遭遇,通过媒介曝光进入公共领域讨论的范围,从而得到合理公正的解决。人对媒介的情感诉求指私人面对巨大的生活和情感压力时无人倾诉、无处排解或找不到合适的疏通渠道,进而转向在大众媒介诉说遭遇,通过在陌生人面前的讲述,包括专家的引导或者引起公众重视来解决自身的心理问题。人对媒介的成功欲望诉求指个人借助媒介的聚集和放大效应,通过制造自身或他人的新闻来吸引受众的注意力,从而达到个人的经济目的或成就感的满足。

私人话题通过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进入公共领域的三方互动

媒体的商业目的、受众的窥视欲望、个人的情感诉求三者吻合。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现代人陷入了物质丰盈却情感匮乏、衣着光鲜却内心焦虑的尴尬境地。可以说,中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情感倾诉,这个时候媒介的同质化竞争、不同形态媒介之间的竞争带来的经营压力使媒体策划人都瞄准了情感倾诉栏目这块“肥沃的土地”。这类节目大多以现场访谈的形式出现,当事人、主持人、专家,各方齐集聚光灯下。在主持人的耐心引导下,当事人娓娓道来自己的生活麻烦、情感问题、心理矛盾,再由一些心理学专家或者“群众观察员”就此发表各自的看法,帮助当事人“出谋划策”。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把普通人家长里短的纷乱家务事搬上电视,这种展现普通人遇到生活问题的原生态反映的节目样式,令大批忠实观众可以足不出户,就能看到别人家的“经”。每个人都想尽量保护自己的隐私,同时最大限度地窥视别人的生活。这也正是倾诉类节目受到广泛欢迎的原因,受众希望看到别人的生活,别人的境遇,虽然不愿倾诉自身的烦恼,但是两相对比还是能比较一下自己的生活状态是否良好。

媒体的社会责任、受众的权利意识、个人的权利诉求三者吻合。2006年春节前夕,沈阳《华商晨报》连续报道的“穷父救女求助富人”事件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吉林农民刘福成为了给11个月大的女儿治疗先天性心脏病,在花光了东拼西凑借来的6万元后,写信向他听说过的“中国富豪”们求助,在第一封求助信发出10天没有回音的情况下,刘又分别写信给更多的“中国富豪”,并将此事告知媒体。获悉此事的《华商晨报》不仅公开了被求助的六位富豪的名字,而且不断打电话询问富豪们的打算和反应。对于有捐款意向的富豪,媒体热情报道,而还没有捐款的富豪则在报道中被再次点名。“穷父救女求助富人”事件在《华商晨报》刊出的次日,全国许多报纸加以转载,电视媒体也迅速跟进――转瞬间,一个本来很普通的私人求助事件,因为媒体的公开与放大而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话题。①且不说媒介在此对富豪们的道德强制行为,单从媒体的社会责任、个人的权利意识以及受众对社会救助的缺失思考,三者之间有一个良性的互动。

大众媒介自诞生那一刻起,就天然地被赋予了舆论监督的功能,只是在新媒体时代,这种监督的责任细化到了每个网民身上。如罗彩霞和邓玉娇事件,事件的一边是普通公民的合法权益,一边是政府官员利用自身掌握的公权力恣意妄为;由于互联网时代的迅速自由传播而进入公众的视野,成为公众讨论关心的话题。这其中有媒介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利,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公民都关心自身的权益是否也会因为权贵的恣意妄为而受到侵犯。这两起事件分别发生于2009年3月份和5月份,解决时间均在6月份,相关部门办案速度之快,是私人领域公共化带来的明显好处。不难想象,如果不是当事人借助网络使自己的“故事”进入公众视野,大众媒介使其迅速进入公共领域,那么他们自身权益的保障是否能得到一个合理的答复。与此同时,大众媒介在西方被誉为“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权力,在中国也不例外,它将每一个公民的言论自由集中起来,同时代言了“知情权”、“传播权”、“报道权”等多种权利,进而对新闻产品的加工处理,为公民“知”的权利提供具体的内容。当一个普通个体遭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他在其他救济制度行使无效的情况下,第一时间需要救助的对象就是媒体,这样私人事件就通过大众媒介进入了公众的视野,成为公共领域的讨论范围。而每一个参与讨论的公民之所以会关注普通人权利被侵害的事件,是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如果自己的同伴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那么下一个受害者很可能就是自己。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中国人的权利意识正在增强,这也是大量的私人事件进入公共领域后得以解决的原因之一。

媒体的娱乐功能、受众的娱乐愿望、个人的成功欲望诉求三者吻合。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争先恐后地暴露自己的隐私?从2005年的芙蓉姐姐到2009年的“香水女生”,网络红人层出不穷。如果你觉得“引起别人注意”是一种本事,那么你就肯定了网络推手的价值。马斯洛的人类需求五个层次中的最高层次便是自我实现。可以说,在网络上出名要远远容易于现实生活中的成功,从这个层面上讲,上网引起关注不失为一种途径。2009年3月4日在腾讯开博,3月16日声称被学校开除――短短12天的时间加上几篇小文,北外“香水女生”掀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其所甩出的观点“外语绑架了中国人的一生”引发了无数网友共鸣,其空间一天超过10万的点击率,几乎赶上了徐静蕾开博的热度。至于“推荐赵本山当教育部长”,更是娱乐了大众。最后一篇《妈妈,我被北外强制退学了》,声称由于博客上的言论被学校“强行退学”,引得公众对北外的质疑、批评、攻击如潮,“香水女生”的照片和话题遍布各大网站论坛。网上言论甚至认为“北外在制造一起骇人听闻的当代文字狱”。没过几天,“香水女生”的炒作背景就浮出水面。②事后,人们开始对其背后的“看不见的力量”――网络推手的信任危机在以后无限长的时间内可能造成的社会阴影成为媒体的担忧。虽然网络推手制造的不是头条新闻,目前这些边边角角的娱乐新闻还不足以对媒体的公信力造成危机。但是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受众的娱乐愿望已经沦为了媒介和广告商共同盈利的噱头,这时候隐私的暴露已经成为个人表演的舞台,我们再为他们的权益保护而声讨媒介似乎显得很可笑。

私人话题进入公共领域的隐忧

在媒介日益渗透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今天,如果说媒介、受众、个体三者之间的互动真的是各取所需、各得其所,那么我们没有必要担心私人侵占公共领域或者大众传媒介入私人生活的问题。就是在这三者的有效互动过程中,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集结点,所以我们才有了关注该领域的必要性。

第一方面,在私人对媒介的权利诉求功能中,媒介是具有超越法律、道德的审判力量,还是在媒介法律审判的背后隐藏的是政府,在道德审判的背后是没有组织自发集结而来的普通群众?如果是行政权力隐藏在媒介背后,给人以媒介审判的假象;分散而简单的网民隐藏在道德审判的背后,那么我们的媒介监督权力很容易成为一个摆设;广大单纯的网民也很容易被一些企图不良的势力和动机不纯的组织所利用。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媒介权力的无限度扩大,说明了我国其他相关的民主法制建设的配套设施仍不健全,当个体公民的基本权益遭到侵害的时候得不到有效的救济,或者无法向组织、向他人进行良性的信息沟通,这样就会无限夸大大众传媒的权力,使人们认为:在当代中国,谁掌握了媒介,谁就拥有了话语权,而一旦拥有了话语权,自身利益也就可以得到稳固的保障。

第二方面,在私人对媒介的情感诉求功能中,我们一方面要审视为什么在社会转型期出现了大量的心理问题和家庭伦理道德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另一方面要防止媒介利用个体的倾诉欲望来有组织地“贩卖”隐私,为了达到自身的商业利益和吸引受众眼球的目的对新闻事件本身失去了准确的判断力,从而造成大量庸俗、不健康的内容充斥着受众的眼睛、耳朵,进而污染大众的心灵。第一,情感类私人话题的导向不应有碍社会公序良俗的基本原则,在此“不作为”的基础上争取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第二,媒介为了挖掘具有所谓新闻价值的线索介入到私人生活当中,是否已经侵害了当事人的隐私权?这在法律保护私人精神权利方面尚不健全的中国尤其值得研究,媒介伦理发展到今天是否应该比法律约束先行一步;第三,在有组织的情感倾诉蔚然成风之际,整个社会都要加大心理咨询行业的发展,关注我们自身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时我们要深入研究产生这些心理问题的社会根源,具体分析哪些问题是必然经历的,而哪些问题有时是可以用心理干预来有效解决和减轻影响的。

第三方面,在私人对媒介的成功欲望诉求中,我们要结合当今网络社会的快速发展,充分认识到网络等电子传媒通信已经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深刻的变化。《网络共和国》一书的作者凯斯・桑斯坦认为:信息随时获取同时带来“量身定制”而造成的信息窄化,其结果就是社会趋于分裂,各种仇恨群体更容易相互联系和影响,这与民主社会的多元化特征是相悖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各种网络名人层出不穷,而他们背后隐藏着的商业利益和网络推手的操纵是我们所不知的,虽然这些新闻受众会把它当娱乐一笑了之,但通过自曝隐私的方式或者被他人暴露隐私而一夜成名,这是一种阴谋手段还是合理的成功策略或者是违反法律的行为,网络的匿名性和群体极化甚至网民中“法不责众”的心态是非常可怕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报纸和新闻报道能为几百万人提供一个共享的参考框架。这个参考框架或者并不总是有益的:但在一个多样化的社会中,共同的经验发挥着一些有价值的功能,它提供了一种社会黏性。③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人只关心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信息,但是如果一味考虑个人的私利,不关心诸如犯罪率或气候变暖等公共信息,那么私人的选择可能会制造更多的污染。经济学家将信息视为一种公共财产:当一个人知道某些事情后,其他人也会从中获益。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某些事,不只“内部化”并有益于我们,同时也“积极外部化”并有益于他人。④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就不会认为娱乐侵占过多的版面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了。

注释:

①陈力丹、王辰瑶:《“舆论绑架”与媒体逼视――论公共媒体对私人领域的僭越》,《新闻界》,2006(2)。

②温泉:《网络推手辩白:我们不是洪水猛兽》,《中国青年报》,2009年4月9日,第10版。

③④凯斯・桑斯坦[美]著,黄维明译:《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2007级博士生)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