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发言人制度急行

【前言】新闻发言人制度急行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一份浅褐色封皮的调研报告正摆在他的案头，那是公安部聘请一家咨询公司对近一年来所举行的新闻会的效果评估。“哪些回答精彩，哪些是败笔，社会反响如何、这份报告里都有分析。” 武和平说．国务院新闻办也在组织专家对包括公安部在内的三部委定时定点会作出评估。“...

4月12日上午，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桌上的电话响个不停。电话内容均富含“热度”：10日凌晨山西忻州轩岗煤电医院家属楼发生的爆炸案，如何与山西省公安厅协调，刘外公布案情调查的最新进展；一天前举行的定时定点新闻会，通报了2006年第一季度的全国社会治安形势，有相关单位来电询问。

“现在我们每周都有新闻会。”武和平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除了专题会外，规定在每月第二个周二举行的定时定点会是“雷打不动”的。

头衔为“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的武和平，是中国数千名新闻发言人中为数不多的专职新闻发言人。

2005年8月11日，身着警服、理着寸头、戴着方框眼镜的武和平，在通报当年上半年全国治安形势的新闻会上首次亮相。从那时开始。一直到今年4月18日，他已经主持召开了29场新闻会。频次达到了每周一次。

武和平的书柜里放着厚厚一摞“公安部新闻资料汇编”，以往的每一场新闻会都单独成册，翻开精致的深蓝色封面，会现场照片、内容实录、媒体名单、报道摘录一应俱全。

一份浅褐色封皮的调研报告正摆在他的案头，那是公安部聘请一家咨询公司对近一年来所举行的新闻会的效果评估。“哪些回答精彩，哪些是败笔，社会反响如何、这份报告里都有分析。”

武和平说．国务院新闻办也在组织专家对包括公安部在内的三部委定时定点会作出评估。“‘国家队’和‘地方队’的意见我们都要听。”

从2006年开始。公安部和卫生部、教育部一起，每月一次在固定时间地点举行新闻会。这三个部委新闻发言人的面孔，很快就和每周亮相的外交部、国台办新闻发言人一样，为公众所熟悉。

过去三年间。“新闻发言人”迅速成为从中央部委到地方省市的常设职位。目前，国务院近70个部门以及全国27个省区市建立了此项制度，国新办培训的新闻发言人超过5000名。

由国务院新闻办“搭台”的新闻会，从2003年的41场增加到2004年的60场，2005年更达到68场。如果把国务院各部门和各省级政府召开的新闻会计算在内，去年全年的新闻会有1088场，同比增加了17％。

《望东方周刊》获悉，国务院不久前就加快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下发了一份内部文件。与过去几年高调公布新闻发言人电话、宣布建成三级新闻制度不同，在会和发言人队伍放量增长之后，该文件着力于完善制度、力争规范、提高专业水准，通过一些相当细腻的制度安排，力促新闻制度机构到位、经费人员到位、工作条件到位。

被外界视作“明星发言人”的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宁曾说，我的出现已不再是新闻，媒休会更多地关注我了什么。有部委反映，过去开个新闻会就是新闻。现在如果内容没有足够的吸引力，记者都请不来，会开完了媒体上也是无声无息。

国新办主任蔡武说，国的新闻制度在建立之初主要是为了应对海外媒体的需要。但人们渐渐发现，政府新闻制度本身的完善，实际上是满足公众知情权，完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举措。

种种迹象表明，起步虽晚的中国新闻制度正在低调中开始追求质的飞跃。

记者背后站着十几亿公众

“你们的会信息丰富，与媒体互动，很公开透明。”武和平说，这是他希望听到的评价。

全国公安系统也建立起了三级新闻网络，到2005年底，整个公安系统已有300多位新闻发言人。

部长对新闻发言人工作十分重视，他要求：“对新闻舆论工作要积极主动去做工作，加以引导。”常务副部长白景富强调，要扩大公安工作的口径，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社会效果。

在公安部已经举行的几十场新闻会中，涉及内容除了治安状况、打击犯罪、禁毒、交通安全、消防等业务范畴，还包括队伍建设督察、法制和大接访等内部工作。武和平说，有时出席会的境外记者数量甚至超过了境内记者。

武和平曾在google上键入自己的名字，几万条搜索结果让他感到肩头的沉重。他说，每次会都有网络直播，面对众多记者，一个脑袋对几十个脑袋，他总会想，这几十个脑袋背后是几亿、十几亿公众，甚至是全世界。

武和平告诉本刊记者，他认为发言人要站在比传播信息更高的高度上，只有新闻意识还不够，还要有引导舆论的发言意识，肩负起诠释政策、增信释疑、赢得公众对公安工作支持的责任。

他说，要实现意图，对于发言人的智慧、知识和法律政策水准是全方位的挑战，“说错一句话一个字，都是覆水难收。”

正在学习传播学的武和平说，随着媒介化时代的到来，互联网消解了传统的媒体壁垒，任何一个点的问题都可能掀起轩然大波。突发事件、恶性案件、重大灾害一旦发生，如果不在第一时间权威信息、引导舆论，就可能因为某个局部的声音形成热点，甚至产生误导。

记者不是敌人也不是朋友，而是挑战者――这句新闻发言人培训课上不知被重复过多少遍的话，武和平并不完全认同。“发言人和媒体是共同加工新闻产品的伙伴，是引导舆论的盟友。”他说。

比如手机短信诈骗案件一度波及面相当广，2005年11月，公安部与信产部、银监会联合组织会，强调了手机短信犯罪的五种危害、识别办法和举报电话，5天内收到全国10．7万件举报，其中8．5万件经查实是违法犯罪，9700个涉案手机号码因此被停用，一批银行账号被封存。

“通过媒体传播，在当时有力地遏制了这种违法犯罪行为的大面积蔓延。”武和平说，这是佐证他的“盟友说”的重要例证。

“比如我问你警察是干什么的，一般人第一反应都会说‘抓坏人的’。实际上打击犯罪只是警察工作的一部分，警察最主要的职能是为好人服务。”还是在担任新闻发言人后的第二次会上，武和平就曾说：警察的规定职责中3条是打击犯罪，11条是维护治安，服务人民，公安工作的千军万马连着老百姓的千家万户，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始终要和民警打交道，我们所有的工作就是四个字“执法为民”。

“公安工作联着全社会，公众有知情权，监督权，也有治安管理的参与权，所以一定要阳光作业。”武和平告诉记者，新闻制度是公安系统阳光执法的重要一步。

喜欢下围棋的武和平讲究“布局和复盘”――会前精心准备，选准主题，猜测问题；每次会结束后都要复盘，查找不足。“新闻的动机与效果、发言与落地，很多时候并不一致，如何统一?如果媒体报道与原来的意图偏离，是哪句话引起对方的误解与

误导?”

武和平对本刊记者说，现在会的量已经达到了，要的是精耕细作，提高质量和效果。

尽管也赞同美国人将新闻会称作“布满雷区的战场”，武和平仍然认为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和媒体之间，应当是：在互动中相容，在冲突中平衡，共同生产有利于和谐社会构建的新闻产品。

湖南省统计局长马勇兼任新闻发言人，他说，身为发言人是否有压力，和观念转变有关。“当对上负责成为习惯时，与记者交流就会成为负担。后来大家逐渐认识到，新闻发言人不仅是和记者打交道，更是与其背后的百姓打交道。而政府工作的成效，最关键的是取得百姓的认可。”

在湖南，与农民直接相关的一些政策举行新闻会时，一些地方会组织农民观看电视直播。“以前政策信息的传达是通过文件层层下发，如果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农民可能就不知道相关政策，而现在通过新闻渠道就不存在这个问题。”马勇说。

被动说不如主动去说

蔡武在2005年底国新办关于“新闻”的新闻会上讲道，新闻制度从量变到质变，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紧紧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及突发公共事件组织会。

2005年，当中美、中欧纺织品贸易谈判处于关键之时，5月30日，商务部部长出现在新闻台，在这次几乎没有开场白的新闻会上，他说，如果欧盟、美国并没有高度重视中国加征出口关税的措施，仍然采取设限，中国就会相应地调整政策，“你给我们的企业加上半斤的压力，我就要给它撤掉八两的负担”。这句话随即被媒体放在醒目位置。

10月17日，在“神舟六号”载人飞船返回地面数小时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唐贤明就在新闻会上详细介绍了此次载人航天飞行的情况。

就中国内地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及防控工作，国家首席兽医官、农业部兽医局局长贾幼陵在5月、10月、12月连续三次出席了新闻会。

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2005年11月24日关于松花江水污染的新闻会。在11月13日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事故11天后，国新办邀请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张力军出席新闻会。张明确表示，松花江污染事故应由吉化公司双苯厂负责；污水团长度约80公里，在目前流速下完全通过哈尔滨市需40小时左右。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政府就已文件尝试建立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直到20年后的一场“非典”风波，才开始加速成型。人们至今都还记得，2003年4月25日，在不少记者带着口罩出席的北京防治非典联合工作小组第一次新闻会上，北京市政府对于食品是否会涨价、北京是否会“”等问题的正面回应。当时北京市每周两次的新闻会，卫生部每天一次的疫情通报，成为突发事件下定时定点新闻的典型案例。

新闻制度在各省市中比较完善的湖南省，对于在突发事件中通过权威信息披露引导舆论，有着深刻的体会。

湖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蒋建国在一次讲话中说，过去，我们在工作中主要面对两部分人：上级和下级。现在情况不同了，不仅要面对上级和下级，而且更要面对公众，面对媒体。“新闻工作在舆论引导方面具有多种优势，它解决了别人来说不如自己来说，大家来说不如专人来说，外行来说不如内行来说，被动去说不如主动去说，负面去说不如正面去说的问题。”

湖南省政府新闻办对外新闻处处长龚爱林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2005年11月，有香港媒体报道说，湖南湘潭县射埠镇湾塘村禽流感疫区生猪可能感染禽流感。对于生猪养殖7000万头、以港澳为主要市场的湖南来说，这个传言相当严重。湖南在相关报道出现仅一天后就召开新闻会，邀请农业厅、畜牧兽医站负责人到场作了澄清，并特别邀请了香港传媒。会后第二天，传言就销声匿迹。

2005年春天，由于天旱少雨，加之电煤供应紧张，湖南部分地区出现了拉闸限电现象。一些媒体就此报道称湖南是一个缺电大省。这种舆论直接影响到外界对湖南投资环境的印象，同时也引发了广大民众的忧虑。湖南省新闻办随即就全省电力问题进行新闻，“湖南缺电现象三个月后将得到缓解”，龚爱林说，这个词的标题是他拟的。会后关于湖南缺电的舆论马上就平了。

“2005年湖南发生的突发事件并不比往年少，有些事件还相当棘手和复杂。但我们在舆论面前却比较主动，各种原因，新闻工作功不可没。”蒋建国分析说。

对于提高新闻质量，蒋建国认为，“掌握舆情，控制舆源”是关因素。“新闻发言人通过技巧、搪塞的方式，绝对说服了不少受众，特别是靠新闻发言人来说谎，后果一定不堪设想，往往还无法弥补。”

他认为，掌握舆情，就能争取主动。湖南省新闻办每天编发简报，把省外、境外、国外媒体对湖南的重大报道、尢其是负面报道集中起来，提供给省领导及有关部门。

“控制舆源，就是一旦出现舆情，要立即采取措施，违法的要依法办理，违纪的要按纪处理。解决问题发言才有底气。如果汛期垮了垸子，不说是不行的，垮了说没垮，这会适得其反。只说垮了还不够，最好的方法是说清楚已经有了对策，已经在采取措施，已经在解决问题。这样，受众才会心服口服。”他说。

国新办副主任王国庆对本刊记者说：“突发事件或敏感事件发生后，封堵记者的办法是最愚蠢的！本来是一个错，变成了两个错。”

国新办新闻局局长郭卫民则说，如果政府的信息正确，西方媒体大部分的报道还是客观的，即使有不同意见，他们也大都引用西方专家的观点来作“平衡”。“对于政府而言，你越想把信息捂起来，记者就越想把包裹撕开。这时，你如何包，他又是如何撕的这个过程，比新闻事实更让他们感兴趣。”

“制度人”渐趋定型

2004年12月28日，北京昆仑饭店，时任国新办主任赵启正公布了国务院62个部委75位新闻发言人的名字和联系电话。尽管早在一年前，已有50多位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在国新办的新年招待会上集体亮相，但是新闻发言人如此阵容整齐地出现在中国公众面前，这还是第一次。

随即就有媒体拨打部分新闻发言人的电话，能够与新闻发言人本人通话的少之又少。大多数新闻发言人都身居要职、公务繁忙，让人担忧他们是否能像国新办要求的那样，“任何时候都能面对媒体”。

同时，也有一些专家开始探讨，如何防止新闻发言人制度形成信息垄断，更极端的说法是“警惕新闻发言人封锁新闻”。

量的增长刺激了对质的需求。“最近几年，新闻会的数量是大大增加了，但是内容并没有会数量增加的幅度那么大。就是说，并不成比例。我们并不一定能够拿到想要的信息。”

一家国际知名媒体的记者抱怨说。

“新闻发言人不是自然人，他应该是一个制度人。因为在他的背后，有一套制度作为支撑。这套制度就是政务信息公开制度。”在2003年9月的第一期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上，国新办官员这样做出标准描述，而“制度人”的定型彼时尚需努力。

如今，武和平、王旭明、毛群安、焦扬、徐宁等新闻发言人渐渐为公众所熟悉。即便有些发言人的表述引起争议，即便“问责发言人”的声音还时有耳闻，但在大多数时候，对这些个性鲜活的发言人的评判，往往首先会将他们嵌入所在的体制背景。

评论认为，新闻发言人制度加速成型的现实支撑，是中国政府的透明化、制度化转型。王国庆说：“政府信息，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公众对信息的需要，政府目前也完全相信百姓的承受能力，只有将关系公众切身利益的信息及时地，才能争取到百姓的理解和支持，并且共渡难关。”

总理在今年“两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行政务公开，完善政府新闻制度。”这是“新闻制度”首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对于发言人“身居要职”，专家称，在某种意义上，这能够保证发言人了解决策内情，便于工作。

中国第一代新闻发言人、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在一次电视访谈节目中说，各省市的发言人有时候无法进入最高的决策范围，对高层精神不了解，叫他发言，他怎么发言呢?“如果说一把手没有这个意识，发言人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蒋建国认为，新闻的质量问题，绝不是新闻发言人个人的问题。如果新闻的质量不高，新闻不仅不会达到它预期效果，久而久之还会因缺乏吸引力和公信力失去其存在的意义。提高新闻质量，既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新闻发言人队伍，又要求各部门要为新闻工作提供和创造良好的条件。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史安斌曾多次参与新闻发言人培训，他表示，大多数学员逐渐淡化了“官员意识”，强化了新闻传播的职能，抛开了以往长篇大论、面面俱到的“工作总结”式的信息方式，有意识地挖掘新闻点。

史安斌认为，很多发言人逐渐明确了与政府与媒体的角色和关系定位，从而以更加建设性的态度来面对媒体，而不是以“无可奉告”敷衍了事，或者面对尖锐问题时一味回避，甚至怒形于色。

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王国庆将发言人信息的问题归纳为不想说、不敢说和不会说。他分析，新闻发言人“不想说”，说明有些地区虽然设立发言人一职，但还没有明确其具体的权力和责任；“不敢说”，说明发言人还没有机会了解政策决策过程；而“不会说”则归因于信息能力的欠缺。事实上，前两条都与新闻发言人的制度安排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