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解释”的应然语义

提要法律解释是法官对案件进行审理、做出判决的必经途径和重要方法，也是文本法律向现实法律转化的桥梁。而在我国，法律解释却成为最高法院规范性文件的代名词。本文通过对“应然”法律解释的性质、“实然”法律解释的成因以及现状分析，进而提出我国应尽快实现从“实然”法律解释向“应然”法律解释的转化。

关键词：法律解释；应然；实然；转化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法律解释是一种重要的法学方法，它是准确适用法律的基础和前提。法律解释是司法机关在审判工作中对具体应用法律、法规的问题做解释的一种方法。但在我国现阶段，法律解释却变成是我国最高司法机关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对法律规范的细则化甚至创新的方式。这种法律解释有点二次立法的性质，无论这种解释有多么详尽，到法官手中仍需要进行一次法律解释。为什么都称之为“法律解释”，前者所有的法官都享有解释权，后者却是最高法院的专权呢？二者究竟存在什么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现行法律解释的分析，进而找出其中的原因以及解决的办法。同时，为了便于区分两种不同涵义的法律解释，笔者在此借用哲学中“应然”与“实然”的概念，将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称为“应然”法律解释，将目前在我国司法界大量存在的法律解释称为“实然”法律解释。

二、“应然”的法律解释

一般解释学的理论认为，最初含义的“解释”是指在阿波罗神庙中对神谕的解释，之后解释学的发展经过了解释的技术及其规则的创设阶段，但解释学的最终确立应归功于对《圣经》的解释。解释并不是无中生有的“境外生象”，它必须面对一定的文本（Text）而进行，而法律解释就是对法律文本进行的说明。法律解释是对法律内容和含义所做的说明，是对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说明。

法律解释是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法规的过程中，对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规的问题所做的解释。法律解释企图利用各种解释方法来为立法填补空缺、清除瑕疵，从而使疑难案件的判决能够恢复到大小前提清晰明确的司法常态。同时，法律解释还要利用各种解释方法来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因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扩大会增加法律规则不确定性的程度。

（一）解释的对象是否只限于文本的法律。在解释内容上，法律解释的对象研究包括哪些呢？一种观点认为，法律解释的对象只限于立法者所制定的文本，法律就是制定法文本，法律的含义也自然取决于文本的字词含义。法官只能在其权限范围内对法律条出解释，不能侵犯立法权，即只能按照实定法，如刑法典以及其他明文规定的法规进行规范意义的解释，而不能超越为一定条文所制约的规范进行解释；另一种观点认为，真实的法律并不局限于法律文本，法律文本之外的立法者意图也可以是法律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文本之外的立法者意图也是法官必须解释的重要内容。甚至可以说“司法中的法律解释不限于对法律文本的解释，甚至主要不是对法律文本的解释”，法官要理解法律的真实含义，就不能仅以处于历史孤立状态中的法律文本为依据，而应当以当下经济、社会、文化等整体观念为背景，兼顾法律规则与个案情况，进而“创造性地构思出一种与普遍渗透于法律之中的正义原则最为接近的法律，从而维护整个法律体系的统一性”。

（二）解释方法是否存在序列。在解释的方法上，通常的解释方法包括语义解释、语法解释、逻辑解释、体系解释、法意解释、目的解释、社会学解释等。其中最为常用的是语义解释、语法解释、逻辑解释，这些也被称为平意解释。这几种解释方法的对象都不超出法律文本的范围，或者说，都是仅仅依靠法律文本所传递的符号信息来确定法律意义的解释方法，故具有明显的形式主义。其中语义解释、语法解释以及逻辑解释具有严格的优先性，若这些解释的条件得到满足，就必须优先被采用；只有具备足够的理由对这些解释的结果表示怀疑时，才考虑适用体系解释、法意解释或目的解释；因为这些解释所需信息的来源和范围十分广泛，也十分复杂，对法官的要求十分苛刻，通常要求法官在做出解释前必须考虑立法者意图、公共政策、主流公众意见和常识意义上的公平正义观念。而通常认为，社会学解释是最后的选择，只有当其他所有解释结果均明显不能成立时才能适用。

无论法官适用何种解释，最终法律解释的结果应符合自律原则和可预测原则。自律原则主要是为了限制法官权力，可预测原则则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因此，法律解释的限度即是符合自律原则和可预测原则。自律原则主要是对法律解释权的限制，要求法律解释能为法律条文含义所涵盖，防止司法权超越立法权，否定司法立法权。可预测原则要求广大公民对法律解释的结论不感到意外，换言之，必须是普通公民根据一般语言习惯都可能预料到的结论。唯其如此，才能避免公民因为国家司法权的滥用而遭受打击之苦。

法律作为一种基本的行为规范，应具有基本指引社会大众的功能。只有这种指引作用得以发挥，才能使行为人根据法律规范认识到自己应如何行为，并根据该规范来选择自己的行为及行为的方式；也只有这样，行为人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司法机关对其违反法律规范的行为进行处罚才具有正当性。而法律解释是指解释者在法律条文文句所能涵盖意义的限度内，阐明法律条文的语言意义和内在真意，同时也要求经由法律解释得出的判决能为社会大众所理解，既要准确，又要通俗易懂。正如哈耶克所言，法院判决的关键是能够被预见，而不在于这些判决的规则能够用文字表达，引导人们预见这种规则或一般原则的是人们的“正义感”。

三、“实然”的法律解释

我国法律解释是指最高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法规的过程中，对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规的问题所做的解释。无论是从大陆法系看，还是从英美法系看，我国目前这种法律解释可以说是闻所未闻的。我国目前法律解释，形式上类似是二次立法，具有司法法的性质，即司法机关创制的法。这种司法立法的情形与司法活动的客观规律是不相符合的。我国司法机关是实行行政化的体制，在这种行政化的司法体制下，上下级法院之间不是一种审级关系，上级法院也不是通过判例来指导并监督下级法院，而主要通过颁布各种法律解释及司法行政文件来指导下级法院。

我国的法律解释与英美法系的法律解释是存在较大差别的。首先，我国的法律解释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由最高人民法院，其他各级人民法院都没有法律解释权，最高人民法院所的法律解释对其他各级法院具有当然的法律效力，因为最高法院掌握最终的审判裁定权力，下级法院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只能依据最高法院的法律解释进行审理。而英美法系国家的法院一般都有法律解释权，法律解释是每个法官审理案件必经过程。而法官通过法律解释所做的判决对本院以及下级法院具有约束力。其次，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解释一般只能在法院裁判案件时做出，它包含在法院的判决之中。而我国的审判解释一般以抽象的方式做出规定，不需要针对具体的案件。即使最高法院对案件的具体裁判中有对法律的解释也不是我国的法律解释。

四、“实然”向“应然”的转化

我国法律解释之所以与英美法系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客观地说，绝大部分是由我国法律解释错位造成的。“实然”的司法与“应然”的司法存在较大的距离，其形式更像二次立法。对此，有些学者认为，“应当合理区分立法解释和法律解释之界限，正确行使其职能；完善法律解释的表现形式，削减普遍性法律解释，客观评价并充分重视个案性法律解释的价值，并辅之以判例，使个案性法律解释和普遍性法律解释、刑法判例共同服务于刑事司法实践。”

还有些学者认为，应当引进英美法系的判例制度，取消最高法院的颁布法律解释的权力，把我国现行的由最高法院行使法律解释权的体制转变为由个案法官自主解释的体制。对此，笔者认为，判例制度是否适合我国的司法环境，还有待考证，但从我国目前司法队伍的状况来看，近期内在我国实行判例法是不现实的。另外，进行法律解释的体制改革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需要从制度上和观念上的同时构建才能促成此转变的实现。

相反，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是树立法官对法律的信仰和对法律文本的尊重。因为法律信仰是法治的内在驱动力，离开了对法律的信仰，法治就无从谈起。众所周知，人的思维决定人的行动，如果作为解释法律、适用法律的法官没有对法律形成信仰，那么，法官就不能成为静止的法律条文和具体案件事实之间的桥梁，国家所立的法将成为一纸空文，法治也就无法实现。只有法官以虔诚的态度对待法律信仰，才能真正认识到法律所代表的公平、正义和平等，才能真正在内心里尊敬法律，从而心悦诚服地自觉遵守法律，严格依法办事，才能真正发挥法律的应有之用。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应少写些批复或少做法律解释，多开庭审理案件，制作有充分理由的判决书，以其中的判决理由以及判决理由所形成的规则指导下级法院。这样，成文法规得到了法院判决的详尽解释；判决理由的详细表述促进了司法公正；各方当事人与一般公民认可法院判决从而提高判决的权威性。在此基础上，可以逐步形成上级法院的判决对下级法院判决的指导与约束作用。在肯定了上级法院判例的合理性的前提下，下级法院遇到相同或类似的案件时，应当做出与上级法院判决相同或类似的判决。这样做，有利于确保对相同的案件做出相同的处理，对类似的案件做出类似的判决，从而逐渐使“实然”的法律解释恢复其“应然”的面貌。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