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新媒体时代部队官兵应对传媒的方法

摘 要 新媒体时代，部分官兵在应对传媒方面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提升官兵的媒介素养和应对传媒的能力，提高官兵运用传媒的自觉性，使官兵具有娴熟的传媒应对技巧，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关键词 新媒体时代 部队官兵 应对传媒 方法

中图分类号：G219 文献标识码：A

新媒体时代，传媒手段、传媒方式发展迅猛，但是与媒介环境的快速发展相比，部分官兵在应对传媒方面还存在着观念不够端正、心理准备不够到位、与传媒交流沟通不够畅通、缺乏应对传媒的技能等问题。所以，提升官兵的媒介素养和应对传媒的能力，提高官兵运用传媒的自觉性，使官兵具有娴熟的传媒应对技巧，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无论是以知识为基础进行学习研讨，还是以能力为核心积极参加应对传媒实践，其目标都是为了提高广大官兵应对传媒的素质和能力。我军自建军以来，关于应对传媒也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同志就高度重视媒体在革命工作中的作用，善于运用媒体争取舆论主动权，做到媒体为我所用，使之成为了对敌斗争的利器。对于这方面的成功经验我们要认真总结，发挥其对提高官兵应对传媒能力的积极指导作用。建国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项事业都取得了长足发展，传媒业发展也很迅速，然而，面对前所未有的开放局面，我军官兵在应对传媒时也有失败的教训需要汲取。我们要在总结应对传媒的成功经验、反思应对传媒的失败教训中创新应对传媒的方式方法，从而提高应对传媒的素质和能力。

一、总结应对传媒成功经验

众多实践表明，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可以大大增强影响力，提供于我有利的舆论支持并达到一定的战略目的。早在红军时期，我军就把向媒体“开放军营”作为打破反动派封锁遏制的重要手段。1936年，经宋庆龄介绍，我们邀请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前往陕北，采访了包括同志在内的100多位红军官兵。随后，斯诺撰写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首次把我党我军的真实情况传向了世界。据说，美国总统罗斯福看过此书后，两次约见斯诺先生，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情况。此后，史沫特莱、白求恩等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前往延安，为增进世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了解和认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同志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更是一位运用传媒的“绝顶高手”。即使在井冈山极端艰苦的革命条件下，他仍不忘通过搜集报纸了解时事和敌情。特别是在长征途中，党中央和共产国际一度失去了联系，蒋军前后围追堵截，红军了解外界情况的手段非常有限，同志充分利用报纸信息，打破了敌人的信息封锁，得知陕北红军的存在，最终为复兴中国革命找到了新的根据地。同志运用传媒，并不单纯为运用而运用，而是把它和实际革命工作结合起来，运用传媒为重大军事行动进行掩蔽，运用传媒瓦解敌军斗志，从而达到传媒与革命工作的完美融合。 总结同志运用传媒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他对传媒规律和特点深刻灵活的把握，能够利用传媒为我所用，成为对敌斗争的重要武器。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了特大地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遭遇的又一次罕见的突发性大型公共危机事件。面对这次大地震，境内外传媒传播速度之快、透明度之高、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在中国的危机传播史上也是罕见的。在这场引起全世界关注的大地震中，我国传媒做到了快速充分、及时透明地公开信息，从而在第一时间抢占了舆论的制高点。新华社在地震发生10多分钟后，就发出了第一条快讯。新华社播发的英文快讯领先于所有外电，比法新社早6分钟，比美联社早8分钟。第一张地震图片也是由新华社在地震发生28分钟后迅速发出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5月12日15时03分开始播发抗震救灾消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多语种广播从5月12日15时04 分起投入抗震救灾报道。美国CNN记者在报道中说：“我们所有的数字和事实以及细节都是来自中国的官方通讯社。”据统计，共有113个国家和地区的298家电视机构转播或部分使用了中央电视台的有关节目信号。除了报道快速、及时以外，信息的公开也是这次传媒报道的一个显著特点。由于透明、畅通、快捷，主渠道的信息不仅在时间上跑赢了小道消息，传媒的公信力、权威性得以快速回升，民众能够及时得到而且信任主流传媒的信息，政府透明的信息政策对击破谣言、避免社会恐慌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汶川抗震救灾期间，中国不仅邀请大批外国记者乘直升机抵达灾区，而且，在抗震救灾第一线指挥的党、政、军领导人还大方得体地接受中外记者的观场采访，令西方媒体刮目相看。美国《时代》周刊发表文章称赞中国政府和军民在地震后的积极作为堪称“全球典范”。英国一家媒体发表专题报道称：“在汶川现场，很难不被感动！”正是这些积极、正面的舆论报道，击得反华媒体集体噤声。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国政府在处理突发公共事件上的能力得到了充分的检验，赢得了国内外传媒和人民的好评，这其中的经验值得借鉴，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第一时间争取舆论主导权，第一速度可靠信息。重大事件出现后，由于种种原因，情况可能一时不明，这就会出现一段信息真空的时间，这时公众的大脑正处于一片空白。如果谁先说话就会立即填补这一信息真空，给人以“先入为主”的第一印象，主流媒体第一时间可靠信息，就能牢牢把握舆论先机，避免谣言的传播。汶川大地震的报道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政府和相关部门在最短的时间内信息，有效地把握住了报道的先机。

其次，公开透明，确保信息沟通的真实性和权威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菲利普・里克曾说过，作为一个政府提供的发言稿，“最要紧的就是讲真话”。汶川大地震新闻报道的反应速度、信息公开、透明是前所未有的，电视画面上不仅随时可见残垣断壁、飞沙走石，惊魂未定、痛哭流涕的灾民，甚至他们的不解和抱怨都被原原本本地展示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媒体改变了自己之后才改变了西方传媒。

再次，为记者采访提供便利，第三方报道取信于民。我国政府不仅允许本国传媒自由报道，而且为国外传媒机构提供方便，使他们能够自由地进入灾区，甚至能够采访到部队官兵。由于这些国外传媒影响巨大，他们的报道极大地提高了我国政府的可信度，有效化解了国外的疑虑乃至误导，从而使我们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面对灾难，我国通过成功的危机传播和传媒应对策略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一些西方学者称，西方传媒从来就没有像这次这样客观正面地报道中国，而这种变化是跟中国本身的处理方式有很大关系的，政府的反应赢得了人们的高度赞誉，此次灾难时刻的信息传播被我们自己的传媒赞为“伟大的透明和国家的成人礼” 。由于信息及时而详尽，境外传媒报道的信息源多数来自中国传媒，因而我们掌握了报道基调，成功提升了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也树立了人民军队的良好形象。

二、反思应对传媒失措教训

在应对传媒方面我军固然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就目前来说，与现代传媒的迅速发展相比，部队官兵应对传媒的实际能力还是存在着一些差距，出现过应对传媒失措的案例，我们应该深刻反思，从中汲取教训。某部队的官兵就曾遇到过这样一件事。该部队副大队长何健资助驻地回族残疾人李少军的事迹引起了当地的普遍关注，吴忠市电视台到该部进行采访，当来到何健曾经当过连长的八连时，官兵对记者的采访很不适应。记者让战士用三句话评价一下这位老连长，谁知一个班里的六个人都傻了眼，有的人哑口无言、不置可否，有的人勉强作答、语无伦次，有的人则神情窘迫、难以上镜，一个几十秒的镜头足足折腾了一个多小时。事后，当看到所拍的专题片《阳光里的爱》那几十秒镜头时，该连官兵无不感叹：与媒体打交道这堂课真该补一补了。在这个部队，这种事出现了还不止一次。后来，参加一次重大演习时，该部参演分队表现得非常好，但是当记者想对他们进行“深度”采访时，一些官兵却感到非常吃力，总是“配合”不好，个别官兵反映：“以前都没接触过媒体，上镜难免会紧张，再说，也的确不知道说啥好，万一泄露秘密该咋办。”

部分官兵应对传媒的能力的确有待提高，同使命任务的迫切需要相比，官兵在应对传媒方面还有一些较明显的不足：

首先，有些部队对于媒体还存在“不愿”、“不敢”、“不重视”等模糊认识，不重视发挥新闻媒体在部队建设和履行使命中的建设。南京政治学院王林教授和余琦教授在2006年做过一项相关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各级部队中，有相当一部分干部认为，应对和利用新闻媒体的工作，距离自己很远，是上级机关的事情，是宣传部门的事情，“与己无关”。调查还发现，这种现象越到基层越明显，越是在执行任务部队越明显。如今，几年时间过去了，但还是有一些同志，对新闻媒体对于部队建设和任务完成的作用，虽有所认识但还不够深刻和充分；对自己在部队媒体事务处理中的扮演的角色和发回的作用，虽有所体会但还不够清晰和自觉；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志，认为媒体添乱，尤其视新媒体、商业媒体和外国媒体为洪水猛兽，有“能躲则躲”，实在躲不过才“硬着头皮”被动应对的心理。事实上，据调查数据显示，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参加抗震救灾的一线部队团以上主官，90%以上接受过媒体采访；2010年世博会安保期间，和武警官兵共有568人接受过媒体采访。除此之外，在镜头里或各类媒体的视野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展示部队形象的基层官兵则更多，官兵不可避免地要与媒体打交道。

其次，很多部队官兵应对传媒的技巧和能力相对不足。从上面某部和某旅的例子可以看出，这些问题的出现，大多是因为经验不足、思想准备不充分所致。近年来，有一些部队干部，在执政履职，尤其是处置突发事件、敏感事件的实践中，已经真切体会到应对和利用媒体开展工作、推动工作的重要作用和现实意义，自觉性、主动性较之从前明显增强，因而高度重视媒体、热情接待媒体，非常希望能够利用和发挥媒体的作用来推动工作。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因为应对传媒处置不善、利用传媒效益低下，甚至失当、失误，导致个人和单位形象受损、各方面工作受到干扰和冲击，非但没有达成预期的效果，反而是预想的“甜头”变成了现实的“苦头”。这种“认识到位、能力不足”的现状，更需要着力解决。主要表现为：第一，应对和利用传统纸质媒体和传统广播电视新闻有一定的经验，而对电视直播和网络媒体等新兴媒体较为生疏；第二，比较熟悉和适应党报系统等媒体，应对商业媒体尤其是国外媒体的能力比较欠缺；第三，对待传媒的快速反应和临机处置能力不足；第四，一味迎合媒体，不注意规避媒体报道可能带来的风险。

在信息时代，部队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国际国内舆论高度关注。在现代舆论环境中，作为一名指挥员，随时可能被推到镜头前。特别是当下，我们处在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个个都是发言人”的“自媒体时代”，每名官兵也都随时可能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因此，对我军官兵而言，改变那种“见了媒体躲来躲去，接受采访推来推去，面对镜头晃来晃去，说起话来颠来倒去”的情况，提高与传媒打交道、借助传媒塑造我军良好形象的能力，已经成为当前的迫切需要。

三、创新应对传媒方式方法

基于当前部队和院校研究和培养现状，提高官兵应对传媒的能力，应不断创新传媒应对的方式方法：

一是多管齐下培养人才。当前，有些军事院校把应对传媒工作进入了课堂，但尚不普遍。应该借鉴外军在应对传媒教学方面的有益经验，在初级干部院校和士官院校开设主持、演讲、辩论等课程，在中级院校开设媒体应对课程，分层次夯实官兵应对传媒的能力基础。可以根据本单位具体情况，开发应对传媒情景模拟教学软件，增强课堂教学的生动性、实效性。在军政联合演习和想定作业中，加入应对传媒的内容，进行模拟训练。同时，在基层部队遴选文化水平高、表达能力强、完成任务表现好的官兵，成立应对传媒骨干队伍，定期采取“请进来”、“送出去”的方式组织培训，并创造条件开展各种“亲密接触”媒体的活动，不断提高其应对传媒能力，进而发挥其辐射作用带动部队官兵从整体上提高应对传媒的能力。择优挑选新闻、传媒、公关、广告等专业的优秀地方大学生，引入部队，充实到应对传媒骨干队伍中，不断壮大骨干队伍力量。同时，干部选拔、骨干使用中把应对传媒能力作为重要的考察指标，引导、督促官兵自觉提高应对媒体能力。由于新闻报道骨干成才周期较长，一般需要2到3年才比较成熟，而且难以及时替补，所以要采取措施尽可能地保持骨干队伍稳定。

二是不断丰富教学内容与手段。当前，部队官兵媒介素养的提升、应对传媒能力的提高，必须以扎实的媒体知识为基础；应对传媒的高效率和运用传媒的好效果，必须以深刻认知媒体规律为条件。然而在传统的部队或军校的教育训练中，较少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今后，无论是集体培训，还是官兵个人自学，都应该有意识地加强对传媒基本知识、媒体对部队建设和任务完成的影响以及应对传媒的技巧等内容的学习。通过学习训练，使官兵在面对媒体和镜头时，能够做到泰然自若、谨言慎行、不卑不亢、沉着应对，该回答的要声音洪亮地回答，该回避的要巧妙地回避。对可能遇到的问题，要提前进行充分预想，熟练掌握政策，做到有备而战、对答如流。不但要锤炼官兵过硬的心理素质，而且从军容着装到作风养成，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注重点滴培养，达到“习惯成自然”的效果。

有条件的单位可以基于官兵应对传媒的具体实践，创设案例库，开展案例教学，为官兵提高应对传媒的能力提供形象的遵循。案例可以来自于有过受访经历的官兵，也可以来自于从事报道工作的记者等媒体人员。案例可以是依据当事人讲述搜集整理的文字材料，也可以是从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剪切的影音资料。案例不仅要有成功的经验，也要有失败的教训，不仅要有详细的过程描述，还要有传媒、公关等专业知识，从不同的角度对案例进行全面分析、理性点评。同时，可以根据单位具体情况开展应对传媒情景模拟训练，以强化教育培训效果。

三是全面推进预案建设。应基于官兵应对传媒的相关案例，编写门类齐全、详实具体的应对传媒专项预案库。预案库中预设情况不仅要尽量穷尽源于实践的典型案例，还要对案例尚未覆盖的“盲区”和随着装备、技术等发展将来可能发生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充分预想。针对每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从组织协调到单个官兵的具体行动，都要制定多套管用有效的应对措施，并明确各层级人员的责任、要求。预案库应定期更新。针对国际国内时事热点、部队担负任务特点、官兵应对媒体弱点，精选子课题，重点突出地进行应对传媒预案演练。

四是制定配套保障措施。制定相关法律文件，编写指导手册为提高官兵应对传媒能力提供指导和依据。进入信息时代后，应对传媒这一问题随着传媒的高度发达，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美军就曾专门制定《美军公共事务条令》、《美军人员与新闻媒体交往使用手册》等法规文件。我军也越来越重视这项工作，某部队的政治部门就曾编写过《应对媒体常用知识手册》，并把这一手册发放至每名官兵手中。手册详细介绍了新闻媒体的基本知识、应对媒体采访的注意事项和接受采访的方法技巧。官兵们纷纷表示：“有了这个小册子，以后就再也不怕面对镜头掉链子了。”某部队还把应对媒体训练写入连队训练周进度，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有针对性地开展应对传媒训练，以切实提高官兵的媒介素养和应对传媒的能力。

总之，随着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网络为代表的新传媒的迅速崛起，大众传媒深度介入社会、干预生活，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搞好部队信息化建设，打赢信息化战争，应该切实加强和改进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大力推进先进军事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丝毫不能忽视大众传媒的强大影响力和作用力，时刻不能离开大众传媒的参与和支持，鉴于官兵在应对传媒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的现状，增强官兵的媒介素养、提高官兵应对传媒能力的紧迫性不断增强，各级单位以及军人个体必须高度重视，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真正提高官兵应对传媒的素质和能力。

（作者：张明，信息工程大学理学院人文社科教研室，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军队思想政治教育；逯保乐，信息工程大学理学院人文社科教研室，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军队思想政治教育）

注释：

杨旭.军队领导干部要善于同媒体打交道[J]. 对外大传播，2011（01）.

李民，高莹.领导干部应对大众传媒案例评析[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

邝新华.灾难时刻的信息传播[J]. 新周刊，2008（11）.

闫胜平.应对媒体，这堂课也要补一补[N]. 全军政工网，20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