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据转质的制度研究

摘要 票据质押作为权利质押，其法律适用一直是理论界及司法实践的争论焦点，我国民法与票据法对权利质押后的转质行为规定更是各有所异，并且相关部门制定的暂行条例及司法解释与法律法规存在冲突，对比日本、台湾等国家或地区关于票据质押的规定，我国应尽快通过立法途径建立和完善票据质权立法制度。

关键词 票据质权；转质；票据抗辩

一、引言

票据是市场交易活动中的重要货币工具，作为商业经济的载体，票据的支付结算、流通、信用等特别功能正逐渐发挥着商业货币的功能。为了能够充分发挥质押财产的交换价值，弥补质押财产的使用价值不能有效发挥的缺点，不同国家对于票据转质的立法态度不同。例如在日本的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就规定：质权人于其权利存续期间，可以以自己的责任，转质质物；在我国的台湾地区民法第九百八十一条就规定：质权人于质权存续中，得以自己之责任，将质物转质于第三人；我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质权人在质权存续期间，未经出质人同意转质，造成质押财产毁损、灭失的，应当向出质人承担赔偿责任。

票据流通功能，在现代市场经济交易活动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1]一方面，票据的文义行、无因性、要式性等体现了票据流通的重要功能，另一方面，票据的抗辩制度限制、保证、承兑制度为了票据流通提供了法律的保障。

本文讨论的票据转质背书，正是票据流通的一种重要方式，然而，由于票据具有自身特殊的性质，票据的转质问题一直饱受争议。学者普遍认为：票据抗辩制度限制的设立为便利票据证券的流通，保证有关票据债务的迅速履行，确保交易的安全。虽然票据制度限制和票据转质制度各有其要义，但归本溯源，其建立的目的和理念都是一致的，鉴于此，本文试图从票据抗辩制度建立的角度，探讨建立票据转质制度的合理性，并就票据转质的设定及制度的完善略管陈建。

二、禁止转质与票据流通的冲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七条：因票据质权人以质押票据再行票据背书质押或者票据背书转让引起纠纷而提讼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背书行为无效。《担保法解释》第一百零一条也有类似的规定：以票据出质的，质权人再转让或者质押的无效。然而，不管是从《票据法》及《民法通则》及《物权法》上，都并未对质权转质的限制，而以上法律解释的规定却限制了票据质权人对票据质权转质的权利，为有效发挥票据流通功能，笔者认为这种限制是不合理的。

首先，票据转质体现票据流通性。根据《票据法》第十三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但是，持票人明知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的除外。为了促进票据流通，票据权利的转让有别于一般的债权转让，一方面，在民法对于一般债权转让规定中，债务人对转让人的抗辩事由，可以对抗受让人，不管这个债权经过几次转让，都不存在切断抗辩的情形，由此可以发现，随着转让次数的增加，债务人得以对抗受让人的抗辩事由也由此不断累加，一般债权转让重点保护的是受让人的利益，无形中扩大了受让人的风险。另一方面，在票据权利的转让中，票据债务人由于受到抗辩事由的切断，不得以自己与受让人之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作为抗辩，因此，不管票据权利转让次数如何，都不影响票据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对抗关系，这主要为了保证和提高票据的流通性，如此一来，受让人遭到抗辩的风险就不会因为票据的转让而增加。[2]

然后，票据质权人享有对票据抗辩权的限制，就是将抗辩事由限定在票据债务人与出质人之间，善意受让票据的质权人，不受票据债务人与质权人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的影响。[3]追本溯源，票据抗辩的限制有别于一般的债权让与原则，建立这种制度的目的，一方面，为了提高票据的流通效率，充分发挥使用价值，达到快捷、便利。另一方面，是保护善意取得者的票据利益。

再者，票据转质的流通功能不应受限。根据债权让与的一般原则，受让人享有和让与人同样的权利，所以，债务人对让与人主张的全部抗辩，对受让人也能够主张，这是遵循民事关系中对于公平原则的体现。[4]然而，在票据流通的过程中，在遵循市场交易习惯的前提下，为保证商业交易顺利进行，于是产生了票据抗辩权的限制，如此一来，通过弱化票据让与人的风险来促使票据交易更为快速、便捷，这种追求票据流动性的价值取向，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票据债务人的票据责任。既然如此，我们可以明确得知，立法者在票据质权人取得票据质权后仍保证其享有票据抗辩权的限制，也就意味着立法者希望并且保障票据在质押后的流通性。

综上所述，质权人再背书的理论在法理上得以论证，而且票据利益关系人在票据行为、票据救济上得都能最终达到法律的保障，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样的方式会影响票据市场的稳定发展，相反，我们应该完善和提高票据市场的交易流转功能。然而，我们可以发现，《票据法若干规定》第四十七条及《担保法解释》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却恰恰限制了票据质权后的流通。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取消对票据质押后再质权及背书的禁止，建议立法支持票据质权后的转质行为，保障票据的流通。

三、 票据转质的设定

从性质上而言，如果票据质权的设立是第一次质押行为的结果，那么票据转质的设立就是票据质权的第二次质押行为的结果，新设定的票据质权依旧是原票据质权支配的票据权利，因此，票据转质的设定可以借鉴票据质权的设立方式，然而，我国学术界对于票据质权的设定，主要存在几种观点：

（一）票据质权应当通过背书并且记载“质押”字样设定

根据《票据法》第三十五条：汇票可以设定质押；质押时应当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被背书人依法实现其质权时，可以行使汇票权利。由此可得，票据质押权的设定是以背书记载“质押”为生效条件。一些学者认为：《票据法》属于商法，《物权法》属于民法，两者之间是特殊法与一般法的关系。[5]前者仅规范票据质押的原因关系，至于票据质权如何具体设立，不属于前者规范的范畴，其应当根据《票据法》来确定。因此在票据质权的设立要件上，应该根据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原理，适用《票据法》关于票据质权的相关规定，即票据质权需要通过“背书”并且记载“质押”字样设定。

（二）票据质权应当通过质押合同并且交付票据设定

根据我国《担保法》第七十六条规定，表示票据质权必须通过合同书面的形式确立，与此同时，还必须以票据的交付作为票据质权生效的前提。但这一说法是混淆了质权生效与质权合同生效的概念，在这里，笔者也认为：质权合同是自签订之日起生效，而质权则从交付之时生效较为合理；[6]此外，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八条有关新法优于旧法的规定，票据质权应当通过“质押合同”并且交付票据设定已经失去了法律效力。

（三）票据质权可以通过质押合同并且交付票据设定

根据我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四条 以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由此可见，物权法关于票据质权的设定，是以书面合同作为生效条件并从票据交付时生效，但并未以背书“质押”字样作为必要的生效条件。这种理论被视为对《票据法》与《担保法》及相关法律解释关于票据质押权利的协调和解决。票据质押可以采用背书的形式，也可以不采用背书的形式，可以根据不同情况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定。[7]通过质押合同并且交付票据设定票据质权，则适用《物权法》的规定，通过“背书”并且记载“质押”字样设定票据质权，则适用《票据法》。

（四）其他国家及地区关于票据质权生效的规定

笔者认为，票据质权的生效要件在立法上出现的冲突，核心就在于立法者对票据功能的价值取向有所不同，在不同的时期，对票据在市场经济发挥的作用及需要关注的方面有所差异。在我国台湾地区，票据质权背书在工商界使用的情形相当普遍，他们通常以未到期的票据作为质押贷款。票据立法中并无明文规定票据质押的具体效力，台湾地区关于设质背书的理论认为，票据的质权规定在于民法，而非票据法。[8]因此，票据质押背书的效力分两种情形，第一种是一般的票据质押背书，属于民法上的质权关系，票据法上并无明确规定，只适用台湾地区的民法；第二种是通过合同等其他形式进行票据质押，这种票据质押的效力在当事人之间生效，直接适用民法，而非票据法关于票据背书的规定，而对于善意第三人，则适用票据法关于一般票据背书的关系。对比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关于票据质权的设定，设质背书分为两大类型：（1）、显形设质背书，它是以在票据权力上设置质权为目的而在票据背面的“目的”栏中记载“为担保”、“为设质”等文句的背书；（2）、隐形设质背书，它是基于设质目的而以通常转让背书方式进行的背书。[9]在后一种情况中，质押合同关系被视为票据的原因关系。

纵观上述关于票据质权设定的不同阐述，我们从中可以发现立法者对票据质权的不同价值追求，但在票据流通的规则方面基本上相同，如果从交易流通的角度而言，一味地强求票据质权的设定只能通过“背书”并且记载“质押”字样设定，背书“质押”是票据质权的唯一生效要件，而完全否定其他同样基于设质目的形式，将会不合理地抑制票据的流通，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稳定。因此，笔者认同第三种观点，即对于票据质权及转质的设定，除票据背书记载“质押”字样的方式设定票据质权外，还可以通过质押合同的方式设定票据质权。

四、 票据抗辩限制在票据质权与转质的差异

（一）票据质权的票据抗辩限制

根据可以主张抗辩的当事人的范围，人的抗辩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任何票据债务人可以对特定债务人主张的抗辩，此类抗辩事由主要有：1、票据权利人实质上失去或者欠缺首领资格，2、持票人不具备取得票据权利的要件，3、出票人记载“不得转让”的抗辩；第二种，特定票据债务人可以对抗特定持票人的抗辩，此类抗辩事由主要有：1、原因关系的抗辩，2、背书人记载不得转让的抗辩，3、特约抗辩事项。通过票据背书取得票据质权的质权人，在法定情况下取得票据权利时，票据债务人不得以其与质权人（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质权人（持票人），这就是所谓的人的抗辩限制。

然而，与一般的债权债务关系中的抗辩相比，对票据抗辩权的限制是票据抗辩的突出特点。显然，质权人（持票人）依照质权背书的方式获取票据质权后，在依法行使票据权利的时候，债务人与质权人（持票人）的前手所存在的抗辩事由不及于票据权利的受让人，但有的人认为，若通过“质押合同”及“交付”的方式取得票据质权的质权人（持票人）并不享有票据法关于人的抗辩的限制，因为这种方式获取的票据质权，其标的只是一般的债权债务关系。[10]但笔者已经通过前文及引用《票据法》第三十一条进行了论证：通过质押合同方式取得票据质权的质权人，同样可以享有《票据法》关于票据抗辩权的限制。

（二）票据转质的票据抗辩限制

票据抗辩权的限制，是指票据的债务人对特定持票人不得抗辩的限制。在此，笔者着重探析通过不同方式进行票据转质后，债务人对转质权人的抗辩权限制是否存在差异？首先，我们在做出比较前需要确认一个概念，票据的性质表明其属于一种特定的债权凭证，具有一般债权的性质，“票据的转让背书意味着债权的转让”这一概念是毋庸置疑的，那么，票据的非背书转让是否也同样表示着债权的转让呢？

笔者认为，只有在设定票据质权后，出质人无法在约定期间内履行相关约定事项而质权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的时候，才构成了债权的转让，基于此，我们认为，票据的质权转让，也适用债权转让的相关规定。再者，根据《票据法》第十三条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但是，持票人明知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的除外。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当票据质权的设定是通过质权背书的方式获取，票据上的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转质权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而对抗持票人，这就是票据法上所谓的人的抗辩的切断；然而，当票据质权的设定是通过质押合同的方式获取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无论是第一次的票据质权行为以及随后的转质行为中，两者都采取了质押合同的方式，即表明当出质人无法在约定的期间内履行约定事项时而质权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的情况下，应该适用《民法通则》关于一般债权的抗辩权，并非适用《票据法》上关于抗辩权的相关规定，根据《合同法》第82条：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由此可得，通过质权背书的方式获取的债权人，应当适用票据法上关于对人的抗辩权的限制，而通过质权合同的方式取得的债权人，则适用《民法通则》及《合同法》关于一般债权的规定，并不存在对人的抗辩权的限制。票据质权取得或转让方式的不同，对票据的抗辩限制是存在明显差异的。

五、 票据质权制度的完善

票据质权人通过票据质权的设定而占有了票据，与此同时出质人丧失了对质押票据的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票据质权妨碍了票据权利的使用价值发挥。为了高效便捷地流转票据，达到“票尽其用、流转便利”的理念，质权人通过转质行为充分行使票据权利，利用交换流转来弥补质权票据在使用价值上的缺陷。归根结底，都是围绕票据质权的这一核心问题，鉴于此，笔者试图结合民法中物权、担保的相关规定，对票据质权过程中的责任承担制度提出以下观点：

（一）建立质权期限原则

在票据质权的再次转让过程中，假如质权人在第一次质权受让的约定期限是1个月，而质权人在第二次出让质权的约定期限为2个月，则会出现一个问题，由于票据质权的转让，也意味着对票据质权占有的改变，当1个月结束后，原出质人无法按照约定履行相关事项，质权人需要行使票据权利时，由于此时质权人已经失去了对票据的占有，需要向转质权人取回票据，方可以行使票据权利。但是，如果转质权人一旦失去了对票据占有，一定会要求出让人（质权人）提供相应的担保，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不对票据的转质期限给予明确地限定，质权人就无法直接顺利地行使票据权利。在实现票据流动的过程中，我们也应该合理适度地保障质权人的权利，不得给质权人带来不必要的风险。笔者建议通过立法的手段，明确规定质权人转让质权的期限应该限定在原质权人所享有的期限内，一旦超过期限，质权人（出让人）无须向转质权人（受让人）承担票据责任。

（二）票据责任内容依法记载原则

票据是一种文义证券、设权证券，票据责任内容（包括金额、时间等）只能根据票面文字记载为依据，不能受票面文字以外的其他事实、行为所影响。由此可知，票据质权与普通的质权存在差异，普通质权的质权人只能在已设定质权的债权额范围内，取得相应给付，而设质背书中的被背书人（质权人）有权就票据项下的全部金额行使付款请求，即使这一金额已大大超越出质人实际应当支付给质权人的额度。在实际票据转质过程中，这一情况时有发生，乙企业在甲企业无法如期履行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取得票据权利并请求票据付款人付款时，是只能根据基础关系里价值一百万的合同行使票据权利，还是完全根据价值一百五十万的票据行使相应的权利呢？笔者认为，票据是文义证券，票据上的权利义务、有效期限等内容均由而且只由票据上依法记载的文字的含义来确定，任何人都不得以票据文义之外的因素认定或者改变票据权利义务及票据债权人、债务人。在这里面，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票据的文义性体现在，票据权利只能依照票面记载的内容行使，第二层含义：票据所记载的内容，必须是法律所规定的，任何人不得随意增加或者减少相关内容或要素。

（三）票据转质到期后，票据转让背书的效力

一旦票据转质得到立法上的支持和确立，我们必然会面对一个问题，质权人（出让人）在约定期限内履行约定，转质权人（受让人）则需要返还票据给质权人（出让人），而此时，这个曾经转质过的票据，是否能够再进行背书？根据我国《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七条：因票据质权人以质押票据再行背书质押或者背书转让引起纠纷而提讼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背书行为无效。我们可以得知，目前我国对于已经质押过的票据再行质权或者转让背书的，均不承认其法律地位。然而，这就会产生一个困境，质权人（出让人）在约定期限内履行约定，质权人再收回转质权人（受让人）占有的票据，除了进行委托收款背书外，不得再进行转让背书或者质权背书，这恰恰是有碍票据的流通。笔者认为，这种限制在立法上存在矛盾，而且也是不必要的。

1、根据我国《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一条法规旨在保障，出质人在质押票据期间，防止质权人超越质权所享有的权利范围而行使了侵犯出质人对票据所应享有的票据权利（如所有权），但当质权已至期满，出质人重新取得票据之时，只要票据期限未过期，则可以继续行使票据权利，包括票据质权及转让背书。

2、票据背书的连续性，是指转让背书的连续性。如果甲通过转让背书将票据转让给乙（被背书人），乙再将票据质权背书给丙（质权人），丙在法定期限内转质给丁（转质权人），丁在其与丙的质权期满后，归还于丙，丙同样在其与乙的质权期满后，归还于乙，那么乙若在转让背书于其他第三人，则该票据是否连续？有的学者认为，正是因为票据的不连续，所以才需要禁止票据经过质权背书后再行质权背书或者转让背书行为。但是，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票据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所指的背书连续，仅仅指转让背书及被背书人在汇票上的签章，而不包括质权背书的签章。因此，在上例中，即便存在丙、丁的两次质权背书，但无碍乙在质权期满后取回票据再行质权背书及转让背书的权利。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应制定具有操作性和可行性的票据法律法规，通过立法承认质权票据在期满后再行背书质押或者背书转让的合理地位，并且修改票据法关于质押票据后的背书行为，承认回头背书的效力，以便原始出质人能合法、有效地行使完整的票据权利。以上的种种立法举措，并不会加重或者减轻票据当事人的责任，而且可以进一步完善和发挥票据的流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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