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银行:北京城里的奥运遗产

大多数人曾经一直以为志愿者是学校教育孩子的一种形式

两年前的8月12日，孟淑华还在永安宾馆门口“站岗”。

那会儿，她穿了一件蓝色的城市志愿者T恤，背后挂着腰包。永安宾馆在北京东三环边上，是奥运会注册外国媒体记者的驻地。63岁的孟淑华就站在宾馆门口的志愿者服务岗亭里，主要为进出宾馆的外国记者服务。

“领导说了，不能说‘不知道’这仨字。不知道怎么办，一律打电话求助啊。”这位原摩托车工艺设计工程师那时也吃了不少苦，“全身都是汗，连续站3个小时才能换岗。”亭子里没空调，有太阳的时候站得汗流浃背，下雨的时候亭子里积水过脚面。

不过那会儿，孟淑华还不太清楚志愿者这个词儿。自打1999年退休，她就一直张罗着给自己找点事儿干。奥运会是个大事，需要好多人跟着忙乎。电视、报纸上天天宣传做奥运会志愿者，“为奥运出一份力，光荣!”孟淑华就有了当初在工厂的干劲。

不过，志愿者到底是什么呢?它和当初在工厂里大家一起扫雪有什么不同呢?

奥运会过去两年，这中间孟淑华又做了很多没有奥运那么“光荣”的志愿服务。今天她说，自己明白了志愿服务不是领导的事儿，更该是自己的事儿。

两年后的今天，孟淑华拿到一张“公益银行卡”。凭借这张卡，她不仅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志愿服务内容，还可以为自己的志愿服务获得“纪念”。

两年了，不仅孟淑华这样的志愿者在改变，指导志愿者的人也在改变。

街道里的洋志愿者

孟淑华住在朝阳区麦子店街道枣营南里社区。麦子店街道位于北京市的东北部，有许多外国驻华机构。5万多常住人口中，有71个国家和地区的外籍人口7000余人，占了两成。

孟淑华第一次接触志愿者，就是位美籍老师。

退休之前，孟淑华是福田汽车旗下一家摩托车底盘厂的工程师，1999年从单位退休后一直赋闲在家。除了照顾年已九旬的老母亲外，她每天最主要的事情就是炒炒股票。

“那时候也不喜欢参加集体活动，见到外国人更是躲得远远的。”直到2004年，孟淑华路过社区宣传栏时，看见里面张贴了一页外语培训班的消息，就决定再学点东西。

开班第一天，那个叫施彬的美籍老师告诉60多名学员，自己是一名志愿者，希望帮助大家提高英语水平，“好像那是头一次听说志愿者这个词，以前就知道雷锋。”

其实在麦子店，大多数人曾经一直以为志愿者是学校教育孩子的一种形式。过去有志愿者活动的时候，电视里都是扛着红旗、穿着校服的大中小学生。“让孩子从小做好事儿，这挺好!”居民们说这话的时候，大多没想到自己也应该是其中的一员。

施彬上课时说，需要一位志愿者当班长。大家都不太明白志愿者这个词儿是怎么回事，不敢举手。施彬再三鼓励，孟淑华举手，第一次当了志愿者。

孟淑华这会儿开始了解“为大家服务就是志愿者”，“后来还知道志愿者还得承诺服务内容。”为了这个英语培训班的正常运转，“志愿者”孟淑华将自己玩了十几年的股票全部抛出，从此再没碰过。

麦子店街道志愿者协会秘书长杨晔说，让老百姓了解志愿者其实是件挺难的事情。

一个突出问题是，志愿服务和“学雷锋”到底有什么区别?在朝阳区，虽然开展志愿服务时间较早，但早期的志愿服务大多是慰问“五保户”和孤老病残，组织大家去街上清理小广告。这些事情的确对老百姓有好处，可是看起来也是政府经常做的事情。

而在北京的其他一些社区，志愿服务则被某种利益行为“借壳”：免费为老人量血压，是为了卖药；免费为大家体检，也是为了卖药；给居民做健康讲座，还是为了卖药。

麦子店最早的大型志愿服务活动叫“五扶”：对特困人员进行生活、健康、精神、子女、就业等方面的扶助。这个看起来有些“扶贫”意味的活动，成为了那时北京最有特色的志愿服务活动。

后来，奥运会来了。朝阳区的干部和居民统统接受了一次志愿服务精神教育。虽然奥运会结束后，一时还不能立刻转过弯，但是干部们先明白了，原来志愿服务是这样的。

奥运带来的“激情岁月”

朝阳区是名副其实的“奥运大区”，全区仅城市志愿者服务站就有127个，有超过10万名孟淑华这样的城市志愿者在其中服务。此外，还有“平安奥运志愿者”等数十万人。

孟淑华说，当初加入服务奥运会的志愿者行列还有些出于爱国主义考虑，“奥运会是中国的盛事，中国人都要参与。”后来，四川发生大地震，孟淑华一家人从电视上看到好多普通老百姓去灾区帮助抗震救灾。邻里一起议论的时候，都有个想法：我们要做志愿者，也是和他们一个性质。

现在孟淑华说起自己的奥运会志愿服务经历，两眼还炯炯有神，经常用两手比划着进行描述。其实，在许多人看来都是些没有波澜的普通事。

“虽然英语掌握得并不多，但通过简单的日常用语和比划，还是可以顺利帮助他们解决指路、购物甚至充电话费等基本问题的。”“激情岁月”里的事情虽然普通，但孟淑华到现在仍然觉得骄傲。

不过，在奥运会之后，做志愿服务这事儿就有点难。指路、翻译这些东西一下子全部“销声匿迹”，“有时候甚至会觉得志愿者只跟奥运有关，只是奥运会的志愿者。”她说。

“奥运会在我国的举办是政府高度重视、短时期内集中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筹备组织过程。奥运会结束后，大批奥运志愿者也将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北京志愿者协会顾问，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张晓红说，这有可能导致政府对社会志愿服务工作重视力度的下降，导致媒体对志愿者关注度的下降和志愿者自身对志愿服务热情的下降。

一项关于“你愿意参加哪些岗位的志愿服务(可多选)”的调查显示，有高达72.2％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大型活动志愿服务(如各种会议、比赛等)”，而选择“社区志愿服务(如家政服务、法律援助、家教、社区文化建设等)”的为26.8％。

杨晔说奥运会之后，包括垃圾分类、低碳环保活动以及给盲人读书读报等志愿者活动仍然持续进行，但参加活动的人数确实没办法和2008年奥运会期间相比。奥运会后应该干吗?

奥运会过去了，还要不要搞志愿服务?怎么搞志愿服务?下多大精力搞志愿服务?最关心这些事情的恐怕不是孟淑华这样的志愿者。

“奥运是个任务，过去了以后，没人提那么高的要求了。”一位干部回忆说，当初有奥运会的时候还用了那么大功夫组织，现在没有这个目标了。

后奥运时代志愿服务的最大问题，恐怕就是如何提供服务。

不能只帮人理发、看孩子了，又没有奥运会这样的重大活动。孟淑华说，她作为城市志愿者的志愿服务活动比奥运会期间少了很多。现在只有重大节日的时候，或者幼儿园需要协助站岗这类事情的时候，才会再次穿上那套衣服，上

街进行服务。

奥运会之后，志愿者的发展趋向和方式迅速成为社会和众多志愿者组织所面临的迫切问题。以韩国为例，张晓红介绍说，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招募了27000余名志愿者。奥运会结束以后，韩国政府则因势利导，以立法形式规定了青少年志愿服务的时间要求，成功地将为大型活动服务志愿者们引导到日常生活当中。

曾任朝阳区北京奥运会志愿者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的郑宇在朝阳区奥运会、残奥会志愿者工作总结大会上表示，要推进志愿服务项目向发展建设平台的转化，促进志愿服务日常化、社会化、专业化，“进一步开发各类贴近市民需求的志愿服务公益实践项目，加快转化奥运服务平台为群众服务平台。”

干部们的现实压力

奥运会两年的时候，朝阳区委社会工委、区社会办联合搞了一个“朝阳志愿者公益银行”项目。这个项目的核心是开通网站，把志愿服务需求放在网上，有能力提供者进行自由对接。

这个“公益银行”借鉴商业银行的三级管理模式：由朝阳区社工委、社会办履行“总行”职责，负责制定，总体规划、统筹协调。各街道办事处文明办层面设立“分理处”，行使执行、管理下级“储蓄所”职能。各社区服务站设立“公益服务储蓄所”，承办收集辖区内登记的志愿者资料，受理志愿者申请、将申请上报至分理处、发放“公益时间卡”、组织公益活动等。

“公益银行，首先是个‘大管家’，是志愿者事业的管家，既可以了解志愿者的各种信息，也可以收集社会上的各种志愿需求。”朝阳区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主任张永新说，这个平台面向朝阳区所有志愿公益事业的人和社会组织，面向所有需要公益援助的人和社会组织。今后，它还将实现计算机的自动匹配供求。

在8月的各大媒体中，似乎只有这一件事情让人们想起两年前那场浩大的盛会和那些辛苦的志愿者。

一位长期关注中国志愿服务的学者说，这个看起来的“一小步”，却是政府管理志愿服务的“一大步”。“过去是有什么需求，政府直接找人干。你当志愿者本来想去教小孩英语，但是我现在需要维护治安的。反正你已经报名志愿者了，你就得来维护治安。”一位街道干部说，这样一来二去，就没人愿意提供志愿服务了，“你自己对接，那才是真正自愿。事情虽小，可却是政府管理态度的转变。”

对于政府如何对待志愿服务，还是有些争议的。有时候朝阳区相关部门的干部出去开会，其他地区的干部就说，就得“管住志愿者”：什么事情都要由政府计划好，直接由志愿者和志愿者组织执行。政府需要他们去哪，他们就得去哪。

“这种办法，政府累，干部累，志愿者也累。大家心里都不舒坦。”朝阳区社会建设办公室的一位干部说。

“公益银行”解决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志愿者的激励。过去一直由政府对志愿者进行奖励和回报，包括荣誉称号和其他政府资源：“公益银行”找了很多支持单位，其实就是法人志愿者，以提供消费折扣形式参与到公益活动当中来。个人志愿者通过提供不同志愿服务积累积分，进行兑换。

比如，2分的心理帮扶类包括为弱势群体理发、心理辅导、陪护、读报等志愿服务。志愿者累积到30积分可以换取参与支持单位提供的优惠券。

孟淑华的同伴说，这些志愿服务的“纪念品”难得是由社会各个细胞资源捐献的，而不是政府投入资源。当然，提倡法人志愿者支持个人志愿者，本身就是一次很好的公益活动。

一位街道干部说，眼下如何才能搞好中国的社区志愿服务还是个难题，“没有那些激动人心的大事件，怎么让人有兴趣?总得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