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蓟县、辽宁义县等地古建筑遗存考察纪略(2)

义县八塔山

八塔山位于义县城南杨乡八塔子村，距县城约十余公里，南临沟壑北向俯视宽阔谷地，有八座塔依次建于八个峰顶，据传乃辽圣宗为纪念佛祖生平八个阶段所构。八塔体量不大形制不一而造型均简洁无多余藻饰。据义县文保所所长王飞先生言，古建筑专家曹汛先生曾于第二塔塔身东侧发现“菩提树下成佛塔”七字铭文恰与兴城白塔寺楹柱雕刻的“辽代灵塔塔铭”中的第二塔塔铭一致。据此曹汛先生认为义县八塔山之八塔可能始建于辽，是八塔并立以纪念佛祖之海内孤例。

义县万佛堂石窟

万佛堂石窟群位于义县城西北近10km之万佛堂村，背倚福山，依山开凿，南临大凌河，共计有大小窟龛十六洞，始建于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当与云冈石窟第三期(太和十八年至正光五年)属同一时代，是东北地区始建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佛教石窟。今有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刘建华君著《义县万佛堂石窟》，对此石窟群的类型、分期等做了甚为精当的考证、分析。因有刘著在先，加之本组此行本不以万佛堂石窟为调点，谨略记几点直观感受：

万佛堂石窟分东西二区。西区九窟，据第五窟北魏《平东将军营州刺史元景造像碑》所载，此窟始凿于北魏太和二十二年(499年)。

西区分上下两层，下层为六个大窟，各窟之间还有一些小龛。除第一窟外，其余五窟由于大凌河水冲刷，前部已完全崩塌。故自第二窟起，各窟东西两侧都凿通相连，原窟门或全部堵塞，或仅露上部成为明窗。

西区第一窟为平顶方形中心柱窟高约5m，每壁长约7m，东西北三壁开龛，龛内造像及四角天王均系后代补作。中心柱四面开龛，上下两层龛形皆为北魏时期，唯每面下层龛内佛像皆为后世所造，自尖拱以上，佛像，供养人及弧形华幔、化生童子等皆为北魏原作，但刀法粗率随意，似出诸民间工匠之手。

西区第二窟仅窟顶残存北魏时期的莲花和飞天以及原窟门东上角的弥勒菩萨像。

西区第四窟为不规则长方形，高2.4m，堵塞的窟门上刻有变脚弥勒，左右有两座较小的供养菩萨，东边刻有四排千佛，另有两座小龛尤可注意：一为释迦多宝并坐，一为维摩诘与侍者，均为龙门同期及南朝石窟常见题材，但在雕刻手法上保留着刚硬趣味。

西区第五窟高约5m，长7m，仅存后半部，尚可见尖拱上有五座化佛，拱端浮雕螭首，两前脚张开，尾向后翘起，卷上为拱的外边。下面为小坐佛，莲花、飞天等。窟顶现存莲花与飞天雕饰，居中为外径1.70m的大莲花，自花心向外分四层；花蕊部分为三个化佛；化佛围以圆润莲瓣；圆润莲瓣围以六躯飞天；飞天围以26个尖角莲瓣，尖角之间又见尖角。此大莲花之今残存两朵小莲花相并列，之间穿插飞天。按其位置推测，当日应是一组大莲花居中，环绕成足之飞天与小莲花的整体性浮雕雕饰。今有刘建华君所作复原示意图可资参考。此窟东南角残留的《平东将军营州刺史元景造像碑》的上半部浮雕小屋是研究北朝建筑的珍贵材料。

西区第六窟为万佛堂之最大窟东西长8m余，今仅存后壁正中大弥勒像，高3.2m，交脚倚坐，水波状发髻长眼，高鼻，薄唇，颇具犍陀罗雕刻造型遗风。以此论，万佛堂虽年代上略同云冈第三期，整体艺术风格却具有云冈第一期的豪放风格，而与同时期云冈、龙门等流行的褒衣博带的汉化服饰与秀骨清像的面貌特征相距甚远。

东区八窟，据其第五窟内北魏景明三年(502年)《韩贞造像题记》，或知开凿年代约在6世纪初。万佛堂石窟东区风化较西区更为严重，所存北魏造像寥寥无几，而以明清之后之泥胎彩妆代替，艺术上殊无可取。东区石窟的山顶上有一座圆柱形小塔，名为“文峰塔”，是明成化十年(1474年)左军都督府都督佥事骠骑将军王锴为他的母亲吴氏寿日祈寿所建。此区最可留意者：

1．东区第五窟所存的《韩贞造像题记》，记载了建窟始末，是研究东区石窟的重要史料。

2．东区第七窟左壁有小型佛造像一躯，丰颐秀目、面呈微笑，堪与龙门等地技法最娴熟的作品媲美。

依万佛堂西区第四窟所见“释迦多宝并坐”和“维摩诘与侍者”等同期南朝常见宗教题材，东区第七窟本尊造像之雕刻手法与艺术风格，似可证此地也受到汉化潮流影响，但此二例实不属此窟群之主流，却正是“汉化潮流”之影响在此地甚为有限之实证。

本考察组在去年做河北宣化下花园石窟考察时，曾提出：“以北纬40度上下为横线，云冈昙曜五窟(和平元年至和平五年，公元460～465年)在东经113度居左，下花园石窟在东经115度居中，而辽宁义县又有万佛堂石窟(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居右，空间自西向东扩展，时间自公元460年至499年延续，则北魏佛教造像艺术在山西至辽西的范围内，又有一个不同于‘龙门――巩县’的汉化潮流的风格演变体系”。

今亲临此地，觉昔日之立论似可成立。

义县历史街区与其它名胜古迹

义县，《辽史・地理志》称“溯其初，为颛顼之旧墟”；《大清一统志》称“虞幽之边壤，汉无虑之属地，自唐遗有故城”。据此或可知其虽处偏远而历史悠久。隋唐以降，辽统和八年(990年)置宜州；金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年)改宜州为义州；有明一代改州治为卫城，东南西北四城门始定名为熙春门、永清门、庆丰门、安泰门；清代恢复州治；民国初撤州设县，沿用至今。

义县之历史沿革，今有清代和民国时期编纂之地方志可查，而以民国县志体例较为完备、史料更为翔实，尤其是所附城垣、官衙、寺观，铁路等照片弥足珍贵。据民国县志，东南西北四城门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有三门残损严重，但城垣大格局犹在，并仍然承袭明代的名称。城内十字街心建有鼓楼，其规模闳大，与奉国寺大殿、嘉福寺塔并列为城内最高建筑。

关于鼓楼，据民国二十年(1931年)版《义县志》载：“……城内街分为四。有鼓楼一座，设街之中心点而偏城之东南，下承以台，辟四门达四街，台上周围皆以砖砌堞若城垣。然左有亭悬钟，右有亭架鼓，中建楼二层三楹四面周廊，上层向南悬有‘普渡慈荫’额一方，中供南海大士，传言有护城之灵云。民国十三年，电话局于台东南处设置机关为转电处。”

又据同书记载：“东门至鼓楼五百五十四步，西门至鼓楼三百五十六步，南门至鼓楼二百二十四步，北门至鼓楼四百一十九步。又鼓楼高六十三行砖，上面垛口十二行砖，共七十五行砖，高约一丈五尺。东南面垛口十六个，西北面垛口十四个。”

书中更附砖台平面略图和旧影二帧，实属弥足珍贵。对照图文，估计此鼓楼虽不及宣化清远楼，但似比现存兴城鼓楼更为巍峨壮丽；如考虑周边环境，此楼对义县整体格局之重要更无可质疑。

此外，当年城东南隅之文庙、文

昌宫，西南隅之嘉福寺，东北角之城隍庙，以及城外之关帝庙、关岳祠等亦是远近闻名之名胜。在城市设施建设方面，又引大凌河水为护城河，城内设流水道、水道格两条，可知其城市功能相当完备，更联想远在江南之水城格局，令人惊羡不已。

今义县城垣仅余北邻大凌河之安泰门，而鼓楼、文庙、文昌宫、城隍庙、关帝庙、关岳祠等皆已荡然无存，但东西大街以北之民居依旧保持民初原貌，与奉国寺相邻相伴，尚可视为较完整之历史街区。

义县城内东南一隅嘉福寺遗址今仅存一辽代砖塔(旧志载亦为辽开泰间建造)，平面八角，塔身通高约40m余，形制多与锦州广济寺辽塔相类。塔身各面有砖雕佛像、飞天，甚为灵动精美。此塔基本维持残损原貌，未有修缮，碧空黄沙间，时光飞逝，唯此塔傲然孤立，或与东北隅之奉国寺大殿相对苦笑，无奈小兄弟的明代鼓楼英年早逝，见证这人世千载沧桑。

此塔延东北方向依次与鼓楼(今已无存)、奉国寺大殿组成一道义县城垣东北――西南方向上有波浪般起伏跌宕的对角线，若旧城完整保留，则几乎站在任何一个位置上，都可以领略到这由域垣、高塔、庞然木构与城内之寻常巷陌、城外奔流不息之大河、延绵起伏之远山相对照，组成的一轴瑰丽长卷。如今，此长卷虽有残破，仍足以令游人流连忘返、一唱三叹。

以嘉福寺塔、奉国寺之方位及建造年代推测(同在开泰年间)，似可确定在辽开泰年间，即以确立了今之所知沿袭至1931年之义县城市规划格局。

由此或可推测，已毁之鼓楼虽是明清遗构，而明清之前上溯至辽开泰年间，十九在同一位置具有同一性质之建筑。至于彼时之鼓楼近似今之大同鼓楼，抑或已具明清义县鼓楼之雏形?则不得而知。

我们一向不轻易主张对已毁遗构进行复建，因为那多半只平添一处假古董而于恢复历史原貌无补。但是义县尚存较为完整的街区，而此街区与鼓楼本有唇齿相依之血肉关联，似可破例考虑复建。而一旦决计复建自当明确说明其本非原物，系整合城市建筑风格而为。

兴城古城

兴城居“辽西走廊”中部，东南濒临渤海，今为葫芦岛市所辖的一个县级市，近年来，兴城常被称为“第二北戴河”以海滨消夏闻名，而在历史上，虽临海却仅以军事重镇知名与一般的内陆城市并不见特殊之处。

据史籍载，自辽圣宗统和八年(990年)置严州，下辖兴城等县，此为兴城之名初见于史书。今之兴城古城则建于明宣德三年(1428年)，重修于明天启三年(1623年)，乃为明代军事防御所设之“宁远卫城”。明末宁远卫城曾是明军在辽东的军事指挥中心，遏制清军入关之重要屏障。明末，袁崇焕驻守此城，重创满清八旗精兵，取得过“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入清后，宁远卫城改称宁远州，民国三年(1914年)复用兴城之名。

目前国内共有四座保存较为完整的明代古城，兴城古城即是其一(其余三者为陕西西安、湖北襄樊及山西平遥)。兴城城垣型制方正，城墙周长约三千余米，城高为近9m，外层为城砖包砌，里皮以巨石垒筑，间以灰土夯筑。此城设四门：东日远安，南日永清，西日迎恩，北日大定。城门外均有半圆形瓮，其上皆筑城楼，各有两层楼阁、围廊式箭楼，分别各有坡形砖砌登城马道。城的四角均有角台，突出于城角，用以架设红夷大炮，东南角合修有魁星楼一座。城中心建有钟鼓楼，有十字大街直通东南西北四城门。历史上还曾建外郭(今已无存)，并设深约一丈五尺的城濠。

今之兴城市区内南大街自南向北依次有两座石牌坊，相距近百米。南为明前锋总兵祖大寿石坊，建于崇祯四年(1631年)，北为明援剿总兵祖大乐石坊，建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两坊形制大体相同，为仿木结构的四柱三问五楼式，单檐庑殿顶。祖大乐石坊，用赭色石料建造，全高11.5m，宽13m。坊上浮雕双龙、海马、牡丹、莲菊等花纹，装饰华丽但刀法一般。祖大乐石坊似经后世修补，雕刻技法更逊色一等。此二石坊原本是崇祯帝为表彰祖氏兄弟之忠勇所敕建，但二人却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松山之战时叛明降清，人品殊无可取。中，各地珍贵文物损毁无数，而祖氏兄弟石坊却大体无损，诚为怪事。此抑或取“其功其过，任后人评说”之意吧?

兴城文庙座落在古城内东南隅始建于明宣德三年(1428年)，后经明景泰、清康熙、道光问增修扩建规模始备，乃辽宁省内保存较完整的文庙建筑。

依本组在各地所见，此为县级文庙中建筑规模较小的一处。虽规模不大，文庙应具备之要点则无一遗漏，不失为建筑组群之佳作，其佳妙处在于布局简略，不过分藻饰，从而使文庙的主题愈发突出。庙中除必要的大成殿外，另有两个三开间的小配殿为表彰本地贤良和清廉官吏所设。想来此地处于关外之军事重镇，人口本不稠密，无另设忠烈祠、贤良祠之必要遂在此处辟此二殿兼顾之。

本组所见各地文庙多矣，兴城文庙比远在河西走廊的甘肃武威文庙还要小许多，仅比河北宣化鸡鸣驿城之文庙略大。但最令人感动的，也恰恰是鸡鸣驿、兴城的这两处最简陋的文庙。地处偏远，战亭频仍，却依旧重视孔学之社会教化功能如此，依旧如颜回之“贫街陋巷，箪食豆羹，不改其乐”如此，此方为各地设置文庙的社会生活需要之所在。

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城启动新的城市规划方案，即：保留古城原貌，而在旧城之东南兴建新型海滨城市。现代海滨消夏一般要求有优质的沙质海滩，而兴城海滨本属卵石型海滩，比邻近的北戴河海滨本无优势可言。弥补其不足之处的，正是有这个完整保留下来的古城历史街区，形成单纯消夏与文化旅游相得益彰的局面，进而又以旅游促进投资环境的改善，从而带动了全市经济的全面发展。

目前，许多城镇拥有珍贵的古代建筑遗构和历史街区，却在保护与发展的抉择上面临困境。兴城的发展，为这些城镇树立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成功模式。

结语

四个月以来，在上述天津市、辽宁省的四县市有4次考察，重点两建筑组群，其中一处作为期七日的测绘照理说该算是比较充分了。但是，在独乐寺、奉国寺等学术史上如此重要、艺术品位上如此美不胜收的文化瑰宝面前，我们仍然有“即使踏访百次，亦属行色匆匆”之感；对照前辈学者的恢弘遗篇，更有“藐予小子，何敢赞一言”之叹。然而，学术的进步、文化的承袭，终归是要有一些初生之犊的。惟愿我们的考察聊作抛砖引玉，敦请更多的学界同仁匡谬扶正、共襄其事。

自北京环渤海之滨至沈阳一线，依次有蓟县独乐寺、北戴河消夏胜地、山海关长城、兴城古城与滨海新区，近现代重镇锦州及义县万佛堂、奉国寺及周边历史街区、沈阳清代故宫、帝陵及近代西式建筑，无疑是一条重要的文化遗产廊道，而此区域又是中国北方最重要的经济发展地区，协调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于现实形势尤为紧迫。目前此区域之义县、蓟县均有着中国建筑史、文化史上最珍贵的遗构，又均属经济相对落后地区我们盼望着有关部门能早日与相关学术机构、城市建设设计单位合作，形成一个因势利导、以文化遗产保护促进整体发展的局面。

作者：温玉清，中国文物研究所　建筑学博士　殷力欣，中国文物研究所　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