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集体婚礼范文

天津集体婚礼篇1

日本东京，1950年秋。19岁的宇津井健坐在一间居酒屋内，愁眉不展。

这个出生于东京深川、有着祖传料理店的贵公子，深受家族宠爱，但他从小喜爱舞台，希望做演员。这份憧憬被祖父母毫不留情地斩断了：怎能从事那么辛苦低下的工作呢？于是，他被送进早稻田大学学习文学。

内心苦闷的他，时常去学校附近的居酒屋小酌几杯，并不是因为这家店面如何高档，而是因为17岁女招待加濑文惠的甜美笑容。他安心于这份笑容，竟不觉将烦恼和盘托出，可她不以为意。

“朝着梦想努力就是了，只要坚持，一定会实现。”她扬扬手里的布囊说，“我的梦想，就是现在开始攒钱，将来开家自己的店。”

他哑然失笑，随手将100元塞进布囊：“我就当帮助你的第一人吧。”

几天后，加濑将一沓资料递到他手里：“我也要当帮助你实现梦想的第一人呢。”那是整个东京地区演艺学会和培训班的招生资料，天知道她是怎样在人生地不熟的东京到处寻找，将资料收集齐全的。

那晚，看着她含羞带怯、柔情脉脉的眼神，他再也抑制不住感情，将她拥入怀中。忽然间，祖父母严厉的面孔、族人的嘲笑，一一浮现在他眼前。他猛然松开揽着她肩头的手，转身离去。

那些天，他不再涉足居酒屋。等他再回到居酒屋时，加濑已辞职。

失恋，让迷茫的宇津看清了自己的路。1952年4月，他执意退学，考入东京演员剧团培训班，将演员作为终生职业。1954年，他毕业后进入新东宝公司，正式开始了演员生涯。其间，他与演员阿倍千惠子结婚。

1962年，宇津到名古屋拍摄影片。闲暇之余，剧组成员到当地最有名的高级俱乐部聚会。觥筹交错间，宇津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10年没见，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成熟艳丽的老板娘――加濑文惠。

那天，一向节制的他喝醉了。她收集了他所有的电影海报，他是她奋斗的动力。一个毫无根基的弱女子，如何能在弱肉强食的商界搏杀出一片天地，个中艰辛可想而知。布囊里的100元钱，一直被她珍藏着。

他心里难受不已。

接下来的那个周末，他又去了名古屋。敏感细腻的妻子看出了他的异样，不吵不闹，将一份报纸放在他手边。那是关于某影星因私生活丑闻，不得不当众致歉，以致声名一落千丈的专题报道。对于有着强烈自制力，以责、克己、敬业为人生信条的宇津来说，这份报道无疑是当头棒喝。

不久，妻子怀孕生子。患有重度贫血的她，身体更加羸弱。宇津既要照顾妻儿，又要出演电影，忙得焦头烂额。等他有了空闲，再度来到名古屋时，已是两年后了。

加濑心照不宣地斟上了香茶，时光就在那幽幽香气里飘过。

他劝她找个好男人结婚，她摇头，半开玩笑说：“电影要隔好些日子才能上映，如果能天天在电视里见到你就好了。”这句话让事业处于低谷的宇津豁然开朗。

1965年以后，宇津将工作重心逐渐转向电视剧的拍摄。他扮演的教官、刑警、父亲等形象，广为人知。特别是在电视剧《血疑》中，他将深沉的父爱演绎得丝丝入扣，细腻又不失刚强，成为观众心中“最佳父亲”的代言人。

事业蒸蒸日上，妻子重病缠身，宇津分身乏术，只能将对加濑的牵挂深埋心底。加濑的生意越做越大，她出了散文集，还出演了电影，她在努力地向他的世界靠近。这个执拗的女人，一直拒绝婚姻。

2006年4月，相濡以沫40余年的妻子因病逝世。这时，宇津75岁了。不再有任何束缚的他，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看望加濑。然而，此情遭到家族和朋友的反对。

那段时间，他陷入了孤寂，健康每况愈下。加濑不顾旁人冷眼，放下所有生意，陪伴他、悉心照顾他。他们常拿出那张百元钱币以及那沓已泛黄的招生简章，感慨岁月易逝。他们实现了各自的梦想，然而在心底，他知道自己欠她一个名分。

由于病情不断恶化，81岁的宇津频繁入院。加濑不顾自己也79岁的高龄，衣不解带地照料他。她在病床边，照顾了他整整一年，所有反对的声音，都在这样的情深义重前消失了。

2014年3月，宇津自觉大限将至，向加濑求婚：“你能嫁给我吗？”短短一句话，犹如钟鼓敲在加濑心头。这句渴求了一辈子的话语，居然在他生命快要结束时说出。所有的酸楚涌上心头，她不由潸然泪下。

3月14日，白色情人节，宇津穿上崭新的黑色西服，在亲友的见证下，与加濑完成了婚礼。听到加濑将正式入籍宇津家时，他用微弱的声音说：“入籍了，太好了，太好了……”随后，他在加濑的怀抱中去了天国。

3天后，加濑在名古屋市内的殡仪馆，为宇津举行了告别仪式。

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是我经历过的最棒的白色情人节，因为我终于有了一个这么了不起的家人。”

天津集体婚礼篇2

善良女孩“蒙骗”男友老父

陈佳睿2006在天津大学读研期间,结识了桥梁工程师张凯,两人不久就坠入了爱河。张凯有两个哥哥,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父亲59岁时才有了他,10岁时他的母亲就不幸病逝,是父亲一手把他带大,因此父子之间有着很深的感情。每个周末,陈佳睿都和张凯一起看望他的父亲,每次分手时,这个慈祥的老人都一再嘱咐陈佳睿说:“孩子,你一个人生活在天津不容易,这里就是你的家,你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2007年的“五一”,陈佳睿和张凯在天津订了婚,就在他们紧张地筹备婚礼时,张凯突然生病住院,并且查出是肝癌晚期。三个月后,张凯带着对生活无限的遗憾和留恋走了。在最后的时刻,他抱着陈佳睿的头说:“我对不起你……以后,你还能去看我的父亲吗?”陈佳睿含着泪,郑重地点了一下头。

张凯去世后,他的大哥和二哥商定,不能让年迈父亲知道真相,为了将戏演得更为逼真,他们将求助的目光投向了陈佳睿,因为只有她最合适。陈佳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她明白,自己面对的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如果老人知道了真相,他的晚年将再也没有幸福可言。

第二天,陈佳睿擦去眼角的泪水,强装欢笑来到老人的家。“张凯呢?他怎么二三个月没来看我了,他不知道我很想他吗?”陈佳睿愣了一下,然后假装惊讶地说:“哦,他也没给你打电话吗?公司又派他去了非洲,那里很落后,打长途电话都不容易,更没有互联网。这段时间我也只接到过他一次电话。”老人家并没有感到任何异常,他一边喝着茶,一边自语道:“张凯就这样,他很粗心,你要原谅他。”陈佳睿的心口仿佛被一把刀刺痛,泪水险些冲出眼眶。

为了让老人相信儿子的确在非洲,陈佳睿跑遍天津所有的非洲礼品店,给老人买了许多非洲产的礼物,告诉他,都是张凯托人带过来的。看到这些礼品,老人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

在这期间,陈佳睿开始模仿张凯的笔迹,她打算每两周以张凯的名义给老人写一封信。为了使这个计划实施起来更真实,陈佳睿在网上了无数个小帖子,希望在遥远的非洲有人愿意帮她转寄一些信件。终于,肯尼亚的一家慈善救助机构在网上与陈佳睿联系上了,他们答应了她的请求。从此,陈佳睿就将一封封写好的信套在一个大信封里,定期寄给他们。他们贴上当地邮票,再寄回天津。就这样,陈佳睿顺利地将老人“蒙骗”了几个月。

仗义“替身”宽慰耄耋老人

2008年春节即将到来,陈佳睿和张凯的大哥二哥又束手无策了,真不知如何告诉老人,他的小儿子将无法回来与他共度春节,因为中国人都把传统的春节看得很重,即使真的是“公务缠身”,也不会连个电话都不打来。

陈佳睿和他们兄弟俩几乎每天都在电话里商量对策,每个方案都因经不起推敲而放弃。离除夕夜还有三天了,陈佳睿和张家兄弟聚集在一家餐馆里,继续想办法。突然,不远处传来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陈佳睿脱口而出大叫了一声:“张凯!”就在不远处的一张桌前,坐着一对青年男女,那个男人的声音和张凯的声音有几分相像。

陈佳睿不顾一切地冲过去对那个男人说:“大哥,求你帮我个忙,在除夕夜的时候,请你费心给一位老人打个电话,可以吗?”那个男人叫董凯华,28岁,自己经营了一家电脑软件公司。他被陈佳睿的举动搞蒙了,不解地看着她。

陈佳睿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讲给他听,张家兄弟也围过来帮陈佳睿解释。那个男人听后毫不犹豫地说:“放心吧,这事情交给我!只是,我的声音和张凯真的很像吗?”“这个没关系,我们会给老人解释的。如果老人要在电话中起疑,你就告诉老人,你工作的地方气候很干燥,再加上工作任务很重,声音已经变得有些沙哑……”最后,他们互留了联系方式。随后,陈佳睿和董凯华又见了两次面,陈佳睿给他讲了她和张凯的爱情故事,也让他了解张凯与父亲和兄长之间的关系,还让他知道张凯讲话时的一些习惯性用语。

除夕夜的晚上,特意留在天津过春节的陈佳睿,张家人聚集在一起,餐桌上摆满了丰盛的美食,老人若有所思地坐在沙发上,眼睛盯着窗外发呆,陈佳睿心里明白,老人是在思念着远在非洲的儿子张凯。

陈佳睿对老人说:“张凯来信说了,除夕夜会给您打电话的。”午夜12点到来了,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陈佳睿的心也跟着提到了嗓子眼。老人的手有些微微发抖,他充满爱意地大叫了一声:“张凯!”他们在电话里聊了大约十多分钟,老人一再让“儿子”安心工作,不要为自己担心,工作无法脱身的话就别急着回来。忽然,老人在电话中问道:“你的声音怎么有些变了呢?”随着“张凯”的解释,以及陈佳睿的不断“帮腔”,老人很快释然了。陈佳睿的一颗心放到了肚里,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这一切没有逃过老人的眼睛,他对着话筒说:“儿子,别光顾着和我说话,也该和你的未婚妻说点什么。”他不由分说把电话递到陈佳睿的手里,陈佳睿不得不假戏真做地对着听筒说道:“张凯,我非常想念你,早点回家哦,我爱你……”

春节后,陈佳睿约董凯华吃了顿便饭,向他表示感谢。席间,陈佳睿了解到董凯华也是一所名牌大学的硕士毕业生,毕业后选择了自主创业,为此,和他谈了多年的女友还跟他吹了。虽然目前生意的规模还不大,但他对公司的前景十分自信。陈佳睿不由对眼前这个自信和善良的小伙子有了几分好感,连连向他道谢,董凯华轻松地对陈佳睿说:“不必把这点小事放在心上,任何人都会像我这么做的。”从那以后,董凯华每隔一段时间就给老人家打去问候的电话,告诉老人他在“非洲各地”的工作情况。

编织“谎言”擦出爱的火花

2008年夏天,陈佳睿终于完成了硕士学业,在与父母商量后决定回山东发展。临别前,陈佳睿去老人的家中与他告别,谎称要去非洲陪伴张凯。老人听后高兴极了,说:“张凯终于盼到了这一天,你去后,他在那么远的地方就不会感到孤独了。”

听了老人的话,陈佳睿的泪水哗一下流了出来,很快她又缓和了情绪,装出快乐的样子说:“可我舍不得离开你。”老人慈祥地盯住陈佳睿的眼睛说:“没关系,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回山东后,陈佳睿在一家国企找到一份工作,可是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总会想起张凯的父亲,陈佳睿发现,无论时空如何变换,她心中的牵挂和伤痕都无法磨灭。为了这位慈祥的老人,陈佳睿不断和董凯华通电话,二人共同编织一些圆满的“谎话”继续“欺骗”老人。

渐渐地,陈佳睿的内心深处对董凯华滋生出了另一种情愫,她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这个热情仗义的小伙子,而董凯华对漂亮善良的陈佳睿也逐渐有了“那种”感觉。于是,两人的联络电话越打越多,越打越热情,越打两颗年轻的心靠得越近……

2009年元旦,公司放了假,陈佳睿正准备出去旅游,忽然接到张凯的大哥打来的电话,说老人正在住院,非常想念她。陈佳睿马上改变了计划,立刻赶往天津,同时她也给董凯华打了电话。

走到医院门口,陈佳睿赶忙将张凯送给她的那枚订婚钻戒戴上。半年多的时间没见面,老人的精神状态比从前差了许多。大哥告诉陈佳睿,老人因胃病伴随高血压,身体每况愈下,再加上白内障,视力也减退了。

老人一见是陈佳睿,原本浑浊的眼睛好像有了些光芒,嘴里含糊不清地说:“孩子,你和张凯都好码?他怎么没有和你一起回来?”陈佳睿忍着泪说:“张凯因为工程走不开,如果他走了,整个工程就要停工。”老人听了陈佳睿的话,脸上顿时露出了自豪。这时候,“张凯”也适时地打来了问候电话,老人的气色顿时好许多,他对陈佳睿说:“你们早点结婚吧。老天爷让我活到今天,就是要让我完成所有的心愿。”之后,陈佳睿又去看望了几次老人。

就是这次天津之行,陈佳睿和董凯华的关系有了实质性的进展,陈佳睿在天津的每一天,董凯华都开着私家车陪着她,当他鼓足勇气对陈佳睿说出“我爱你,你愿意嫁给我吗”的时候,陈佳睿立刻羞红了脸,并幸福地点了一下头……双方父母听说他们的相识和交往经过后,对他们的恋情也都十分赞成。

陈佳睿回到山东后,又投入到紧张和繁忙的工作中,她和董凯华约好每隔一两个月就给老人去一个电话,并且每次打电话两人都商量好所有细节,尽量使每一个阶段的电话内容都完全吻合,不让老人听出丝毫破绽。

特殊的婚礼送老人最后一程

2009年5月初,张凯的大哥打电话告诉陈佳睿,老人现在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很差,视力几乎消失,意识时而清醒时而混乱。老人的90岁生日在即,家里人决定给他办一个贺宴。现在他们烦恼的是:这个时候,张凯如果再不出现,这个“骗局”就难以维持下去了。

陈佳睿决定再去一趟天津,董凯华也大力支持陈佳睿的行动,他要求和陈佳睿一同前往老人的家中。陈佳睿和董凯华先应约赶到张家,那天晚上,他们几个人坐在客厅里,心里都在想着如何“闯”过这一难关,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最后,陈佳睿提出一个建议:向网友们求助,找一个张凯的替身。说不定能找到一个这样的人,就像当初发现董凯华一样!于是,大家都表示赞成。

当天晚上,他们就在互联网上了招聘替身的消息,并把张凯的照片和基本特征一块发了上去,很快得到许多热心网友的支持。接下来的几天,他们通过视频看了几个,结果却让他们大失所望,不是五官长了不像,就是体格偏差太大,要么是声音不符。

帖子后的第四天,陈佳睿他们正垂头丧气地坐在沙发上,忽然,张凯的二哥拍了一下大腿说道:“既然爸爸的视力快不行了,我看没必要像选替身一样那么严格,只要声音有些相像就行,其他的都不是很重要!”一句话提醒了大家,大家决定还是请董凯华再次出马,尽管董凯华和张凯的相貌、身高都不是很相符,重要的是老人已经认可了他的声音,其他的问题在几乎失明的老人“眼中”,都不会是太大的问题。

这一次,董凯华再次爽快地答应了。陈佳睿向董凯华说明了张凯的一些习惯动作,希望他能排练一下他将出演的“角色”。董凯华仔细地听着陈佳睿讲述着每一个细节,不停地点着头,听着听着,他的眼圈都有些发红了。

第二天,陈佳睿来到老人的家,陈佳睿伏在他的耳边大声说:“张凯实在太忙了,在您90岁生日那天一定回来,我们还将在那天举行婚礼!我们商量好了,为了省下钱买房子,我们只在家里举行个简单婚礼仪式,不大办了,婚宴只请哥哥嫂嫂和我们的家人。”老人连连说这样办好!

寿宴那天,陈佳睿和董凯华穿着漂亮的新衣服来到老人的家。张凯的两个哥哥用轮椅将老人推到院子中,陈佳睿和董凯华手挽着手拜过天地后,径直走到他的面前,异口同声地叫了声“爸爸”!老人的眼里闪烁着幸福的泪花,董凯华伏下身紧紧地将他拥抱着。老人吃力地说出了一句话:“张凯,你终于回来了,你瘦多了……”话没说完,他已经是老泪纵横。

“婚礼”过后,陈佳睿和董凯华在老人的家中陪伴了他整整一周,他们每天都推着老人去附近的湖边或街心花园散步、聊天。尽管老人的眼睛不行了,耳朵也不灵光,但看得出,他似乎乐于倾听他们讲那些“天南地北的游记”,每天都是乐呵呵的。

天津集体婚礼篇3

两年前，彭连秋的女儿因车祸离世，失去这根纽带，他与女婿韩峰本没什么关系了。可两个男人却朝夕相处，情胜父子。身患肝癌的韩峰离世前，以火热孝心安置岳父晚年…… 彭连秋与姑爷韩峰合影

两个男人痛失最爱的人

2014年6月，彭连秋一连数天上火，口腔溃疡。9日天刚暗下来，他嚷着要吃家乡的凉粉降火。女婿韩峰在厨房忙碌，女儿彭荟匆匆下楼去买。40分钟后，彭荟迟迟没有回家，韩峰准备去小区门口接妻子。刚转身，手机响了：“你是彭荟家属吗？她被车撞了，在去东丽医院的路上。”韩峰心里一惊，对岳父说：“小荟出事了，快跟我走。”彭连秋跌跌撞撞紧跟女婿往医院赶。

韩峰与岳父守在急救室门外心急如焚，交警向两人大致还原了车祸经过：7点半左右，彭荟拎着凉粉横穿马路，对面突然冲过来一辆黑色家用轿车，彭荟躲闪不及，被撞飞十多米。肇事司机逃逸，好心路人打电话报警。事故地段系视频盲区，警方正在征集目击证人查找线索……得知这些，翁婿俩眼里蓄满泪水，期盼奇迹能够发生。

三个小时后，急救室门开了，医生难过地说：“伤者失血过多，我们没能抢救过来。对不起，我们尽力了。”韩峰心碎了。彭连秋眼前一黑，栽倒在地……

送别女儿，彭连秋拎着行李箱向韩峰告别：“小荟走了，我再住这里不合适。今天我就去维修店住。”韩峰抢过行李箱：“爸，房子小荟也有份，您住这里天经地义。”彭连秋喑哑着说：“你才30岁，以后还得再成家，我长期住下去会影响你幸福。”韩峰哭了：“您永远是我父亲，不管以后我是否再婚，都不会抛下您。”这是韩峰的真情流露。两个男人虽无血缘关系，却情同父子。这对异姓父子的结缘，要从韩峰的身世说起……

韩峰是孤儿，还未满月就被父母遗弃，在河南郑州孤儿院长大。他不知自己是哪里人，父母是谁。2006年9月，韩峰考入天津理工大学，孤儿院承担其学费，但生活费要靠自己解决。入学不久，自强的韩峰兼做两份家教，还在一家餐厅洗碗。营养不良加上劳累过度，他两次晕倒在课堂。此时，彭荟在天津商业大学读大一，去理工大学找同学时得知此事。回到家，她将韩峰的情况告知父亲。彭连秋5岁时母亲去世，在他苦难的幼年，得到过很多好心人帮助。彭连秋没有机会回报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如今他想对韩峰伸出援手。于是，彭连秋与天津理工大学学生会取得联系，每月资助韩峰600元生活费。起初，韩峰还以为彭连秋是身家千万的老总，当了解到其真实身份时，韩峰惊呆了。

彭连秋时年48岁，河北沧州人，早年离异，前妻再婚，他与独生女彭荟相依为命。彭荟考入天津商业大学后，彭连秋为陪伴女儿，在东丽区租下一间店面维修家电。了解越透彻，韩峰越敬重这个男人。频繁接触中，两人处出了父子浓情，彭荟也爱上了朴实善良的韩峰。但韩峰不敢接受，担心彭连秋不愿将女儿嫁给一个孤儿。

2010年6月，韩峰与彭荟大学毕业，韩峰进入天津一家房地产公司上班，彭荟应聘到一家教育集团当老师。刚领到第一个月工资，韩峰就给彭连秋一个3000元红包。彭连秋笑了：“这笔钱我暂时代收，等你和小荟结婚时，再返给你们。”韩峰热泪盈眶：“彭叔，您同意了？”彭连秋咧嘴一笑：“经历过苦难的人靠得住，我早就在心里把你当女婿了。记住，以后叫我爸。”韩峰含泪喊了声“爸”，彭连秋和着泪花答应了。2011年5月，韩峰与彭荟组建家庭。小两口拿出全部积蓄，在东丽区按揭购置了一套90平米两居室。婚后，韩峰让岳父与自己一起生活……

彭连秋最大愿望就是守着女儿女婿，平平安安过完下半生。而今女儿走了，击碎了他对未来的所有幻想。在韩峰一再挽留下，彭连秋不再提搬家的事。深度悲痛中，他患上了严重抑郁症：失眠、脱发，整天不出门，一根接一根抽闷烟。韩峰下班回家，推门进去看岳父，只见岳父眼圈发黑，眼里布满血丝。韩峰的心像上了刑。他轻声劝道：“爸，小荟走了，咱们的生活还得继续。要是她在那边知道您这种状况，会着急的。您忍心天堂里的小荟还为您操心吗？”一句话打开了彭连秋悲伤的闸门：“都是我害了她！为什么不让我代替她去死？”他越说越自责，操起床头柜上的水果刀就往脖子上割。韩峰奋力与岳父抢夺，左手食指被割开一个口子，鲜血直流。

此后，两个男人不再提彭荟，但彭连秋只要一看到女儿的衣服、照片、手机等任何一件生活用品，就会陷入痛苦回忆。为防止岳父触景生情，韩峰将妻子用过的东西统统打包封存。但他清楚，仅此远远不够，要让岳父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必须帮助他摆脱抑郁症。

肝癌来袭姑爷的牵挂

2014年9月，韩峰陪岳父来到天津市人民医院，专家了解到彭连秋的发病起因后，说：“世界上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许多失独父母在子女骤然离世后，无法走出悲痛阴影，很容易患抑郁症，但这并不可怕。”随后，专家为彭连秋开了20多盒抗抑郁类药物，并给韩峰支招：“温暖的亲情与和谐的家庭氛围，也是抚慰患者心灵创伤的良药。平时多关心陪伴老人，让他心里暖和。”韩峰点头应允。

彭连秋的情绪起伏很大，有时思念女儿，他半夜起床在院子里溜达。担心岳父出现意外，韩峰在老人卧室支了一张单人床。彭连秋晚上睡不着，韩峰就陪他聊天。他动情告诉岳父：“爸，我在孤儿院时，总是怯怯缩在角落里，幻想父母是什么模样。每当成年男人来孤儿院，我就希望他是自己的爸爸，将我接回家。您的出现，让我感受到了父爱阳光，也让我体会到了一个儿子孝顺父亲的快乐。我的人生因您而完整。”说着说着，韩峰哽咽了。黑暗中，泪流了彭连秋一脸：女儿虽走了，但自己身边还有个孝顺体贴的女婿、儿子，谁能说这不是另一种人生幸运？

一次，韩峰从网上了解到，天津活跃着一个名叫心相连的失独群体，成员都是失独父母。大家定期聚会，交流怎样摆脱失子之痛，以笑脸迎接明天。11月底，韩峰送岳父到海河公园参加心相连聚会。六十多位失独父母齐聚一堂，有的唱歌，有的拉手风琴，有的交流当下生活……大家脸上没有悲戚，洋溢着阳光和自信。他们的快乐感染了彭连秋。这次他依然泪流满面，但泪水中少了几分苦涩。

车祸发生后，警方一直在找肇事司机。2014年12月，韩峰意外接到东丽交警电话，说撞死彭荟的肇事司机归案了。原来对方是一名17岁少年，当时没有驾照，出事后仓皇逃逸。几个月来，他与父母一直背负着良心债，几天前父母带他投案自首。几经协商，肇事司机一家赔付给韩峰及岳父40万元。两天后，韩峰拿到了这笔钱，说给岳父存下来养老。彭连秋知道韩峰还背负37万房贷，坚决要求他将房贷还清：“这些年我见证了你当房奴的不容易，赶紧还清吧，无债一身轻。”经不住岳父软磨硬泡，韩峰同意了，将房贷一次性付清了。

女儿的车祸终于有了交代，彭连秋心里好受了些。受失独父母影响，他的情绪也渐渐平复。2015年1月，彭连秋不用女婿接送，自己乘地铁参加心相连聚会。熟络起来后，他了解到，很多父母的遭际远比他悲惨。一位64岁的老太太告诉彭连秋：“我老伴和儿子在车祸中丧生，儿媳带孙子改嫁了，五口之家只剩下我一个老婆子。我想过自杀，想过出家，但后来想明白了，我们无法改变命运，但可以改变自己。后来我走出家门，义务做交通指挥员，为外地人指路，每天都很快乐。”

一番话，震撼了彭连秋：与她相比，自己还有个儿子一样的孝顺女婿;且自己是男人，有什么理由不积极面对人生？心结解开了，彭连秋话多了，笑声多了，还买回一缸活蹦乱跳的金鱼喂养。每天一大早，他就赶往家电维修店忙碌……这年3月，韩峰陪彭连秋赴医院复查，专家得出结论：彭连秋彻底与抑郁症告别。回家路上，他与女婿开玩笑：“现在你我就是一双筷子。”韩峰不解其意。岳父笑着说：“我们两个光棍凑在一起，不是筷子是什么？这不是正常人生活，你应该尽快成家。”韩峰用力握了握岳父的手，感激他的理解。

早在3个月前，单身女同事姜艳就给予韩峰温情，委婉向他示好。因岳父的抑郁症让韩峰焦头烂额，他无心考虑这件事。而今岳父回归正常生活，韩峰开始认真审视与姜艳的关系。半个月后，韩峰第一次将姜艳领进家门。姜艳这才知道，原来韩峰一直与前岳父生活在一起，心里很不是滋味。午饭后，韩峰将她送到小区门口。姜艳问：“你打算以后怎样安置她的爹？”韩峰如实陈述了自己与彭连秋的特殊关系，并表示一辈子与他生活在一起。姜艳丢下一句“我佩服你”，就头也不回离去。韩峰在博客里直抒胸臆：“我是个孤儿，是岳父给予我父爱阳光，今生今世他就是我父亲。哪个女人如果爱我，就必须接纳他，否则我宁愿单身。”几天后，彭连秋浏览韩峰的博客，女婿的内心独白令他老泪纵横……

两个单身男人的生活虽然粗粝，但自有温暖。韩峰喜欢吃酱猪蹄，彭连秋将生猪蹄买回家，用十多种作料卤上满满一锅。端上餐桌时，尽管猪蹄上的毛没有完全拔干净，但韩峰依然吃得津津有味。有时下班早，韩峰就给岳父洗衣服。修电器的工作服沾满油污，韩峰怎么也洗不干净，但彭连秋穿在身上怡然自得，见谁都骄傲地说：“这是我女婿洗的。”随着岁月流逝，两个男人的父子深情越发浓醇……

2015年7月，韩峰莫名低烧，腹部隐隐作痛。他仗着年轻，身体扛得住，一直没理会。7月26日，韩峰痰中带血，被彭连秋拽着去医院检查。第二天结果出来了，韩峰被查出晚期肝癌。彭连秋悲痛欲绝，央求医生为韩峰实施肝脏移植，他愿意做供体。医生告诉他：“患者肝部三分之二已被癌细胞浸润，换肝意义不大。”彭连秋悲泪长流，他不明白，上天带走了他的女儿，为何又要夺走他的好女婿？

得知自己的时日不多了，韩峰反而冷静下来。死，他并不恐惧，但放心不下岳父。自己走了，岳父一个人如何生活？梳理纷乱的思绪，韩峰告诫自己：生命终结之前，他要为岳父做好三件事――

离世前催人泪下的孝行

韩峰为岳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准备将房子过户到彭连秋名下。8月16日，韩峰与岳父商量：“爸，我想请人将房子装修一下，然后过户到您名下。”彭连秋泪流满面：“你说这话，爸心都碎了。你现在安心养病，其他什么都不要想。”“爸，房子不过户，将来会给您带来很多麻烦。我走之前，不想为自己留遗憾。”拗不过韩峰的苦求，彭连秋答应了。

韩峰请来一支装修队，重新粉墙、铺地板、吊顶。短短一周，房间焕然一新。9月20日，韩峰陪岳父来到东丽区房管局办理房产过户，正式将房屋归属到彭连秋名下。办完第一件事，韩峰心里踏实了许多，彭连秋却五味杂陈。

彭荟走了，自己也即将离去，韩峰为岳父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给他留下一份永久纪念。养病期间，韩峰有大把时间归自己掌控。11月，他发动岳父一起搜集彭荟从小到大的照片，翁婿俩也将自己的照片找出来。韩峰细细一数，共有132张。他利用软件将这些照片编辑成一部精美的家庭影像，取名为《永远的一家人》。

不久后，韩峰在电脑里为岳父播放电子相册《永远的一家人》。片头写着：“生命永恒，亲情无价。我们三个人组成特殊的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光虽然有限，但所有场景细节都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人不管生命长短，只要来过，爱过，就没有遗憾。”泪水模糊了彭连秋双眼。他知道，未来的漫长岁月里，有这份温暖别致的亲情相伴，他的晚年不会寂寞。

韩峰的第三个心愿，就是帮岳父再成个家。他诚恳对彭连秋说：“爸，您如果真将我当儿子，就听我的安排好吗？不将您的晚年安置妥当，我死不瞑目。”彭连秋答应了。随后，韩峰发动邻居、亲友帮岳父留心合适异性，但一个多月过去了，却没有半点眉目。

2016年2月，韩峰别出心裁替岳父征婚：他在打印店精心制作了100副扑克牌，正面印上岳父的照片及联系方式，背面标明岳父对另一半的要求：“女，55岁以上，户籍不限，有无儿女均可，性格温和体贴，无不良嗜好，真心真意过日子。”天气晴好的日子，韩峰就骑着自行车，去社区及附近的老年活动中心，发放这些具有特殊意义的扑克牌。

韩峰的所作所为在彭连秋心中刮起风暴：如果有来生，他希望能与韩峰成为真正父子，给予他永久的父爱。为了让病中的韩峰更有生命质量，彭连秋依照医嘱，变着花样给女婿做对肝癌有辅助疗效的佳肴。一次，韩峰刚吃了两口芡实烧肉就开始咳血，再也没了食欲。他歉疚地望着岳父：“爸，我真想永远吃您做的菜。”一句话，翁婿俩都哭了……

5月，一位名叫高迎香的女性与韩峰取得联系。56岁的高迎香是天津人，丈夫病故，女儿已出嫁，她的条件与岳父很般配。在韩峰安排下，两人在公园见面了。高迎香性格直爽，面容和善，一看就是个过日子的人。彭连秋虽外表沧桑，但高迎香从他的一举一动中感受到了真诚。韩峰详细陈述了岳父的为人及他们成为半路父子的缘由，高迎香越发觉得彭连秋是个有爱心、靠得住的男人。

为促成岳父的婚事，韩峰创造机会让两人相处：他出资让两人参加社区组织的津郊一日游;高迎香退休前是工艺品厂的技师，擅长剪纸。韩峰买来各色彩纸和剪刀，让她教岳父剪纸。几个月接触，彭连秋与高迎香感情发展迅速。与韩峰商量后，他们将婚期定在2017年元旦。

7月20日，韩峰体内癌细胞扩散到胃部、淋巴等脏器，他大口咳血，生命进入倒计时。他有气无力地问岳父：“爸，您能满足我最后一个心愿吗？”彭连秋哭着点点头。“我想亲眼看见您与迎香妈妈举行婚礼。只有您成了家，我才放心。”高迎香也被韩峰的孝心感动得热泪盈眶。两人将婚期提前到8月6日。

8月6日，彭连秋与高迎香的婚礼在东丽区一家酒店举行。双方的亲友、同事、邻居等数十人齐聚一堂。韩峰无法行走，被亲戚用轮椅推到婚礼现场。欢快的婚礼迎宾曲响起，他给岳父和高迎香敬酒：“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心里没有遗憾了。今天是我最开心的日子，祝您和高妈妈白头偕老。”彭连秋眼含热泪，连连点头。

天津集体婚礼篇4

关键词：女星；公共空间；性别史；性别构建

中图分类号：K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1)05-0101-09

作为近代中国的新型媒体，报刊在建构公共舆论空间、引领社会变革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已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近年来，报刊史与妇女史研究相结合的著作陆续出现，而性别视角的引入又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相关研究。在这方面，梅嘉乐有关《申报》的解读和侯杰对《大公报》所作的分析就提供了较好的示范。然而受研究对象本身的特点所限，前人较多地关注男性编者、作者和读者的声音，而对女性关于女权主义和性别关系的论述分析不足，更缺乏对两性书写进行文本的交互分析。本文结合妇女史与性别研究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在对天津女星社创办的《女星》进行文本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围绕男女社交公开、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等五四时期的性别议题探讨女性如何表达改造社会、建构男女平等的性别关系的理想以及怎样与男性展开对话、协商与合作以拓展女性的言说空间和从事公共舆论空间的性别构建等问题。

一、女性言说空间的拓展

1923年4月，一个名为“女星社”的团体在天津成立，宣称“实地拯救被压迫妇女；宣传妇女应有的革命精神；力求使一般觉悟女子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它的创立者和成员以李峙山、邓颖超等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同学、校友为主，还包括曾与之在觉悟社、天津新学生联合会共事或合作的男性。天津女星社主动肩负起争取女权和动员女性的历史使命，以“有产阶级、旧礼教与男系制度”为批判对象，其名称也表明女星社旨在将自身的公共形象建构为帮助女性脱离黑暗的拯救者。

《女星》是天津女星社集中讨论妇女问题、表达女权主张的话语平台，以“宣传女子自救自决的思想”为宗旨。主办者李峙山、邓颖超和谌小岑等人希望通过这份刊物将女性的生活状况公诸社会，并借此联络从事女权运动的同志获得援助以增强群体力量。《女星》从1923年4月25日创刊，到1924年9月29日刊，共出57期。其演变的历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旬刊，共36期，作为天津《新民意报》的副刊出版；第二阶段以周刊形式附于女性主办的《妇女日报》出版。1924年9月底，《妇女日报》因发表反对直系军阀的言论遭到压制。政治压力、经费枯竭以及刘清扬、邓颖超等人离开天津，最导致《妇女日报》无力维持，《女星》也被迫停刊。

在具体的分工方面，邓颖超和李峙山任编辑；李峙山负责答复读者来信；谌小岑则负责发稿、校对、发行等出版事宜[5](P486)。《女星》的作者群以女星社的成员和社友为主。编辑还特地注明了部分文章作者的性别，以此消除女性对于社交公开的顾虑。道理如下：

我们作女子运动者，希望能有机会同许多家

庭里的女子及学校的女子接近，携手，将伊们渐渐

引导出来，同时又希望能多代表同情于妇女运动

的男子。但他们，尤其是女子，对于男女社交上常

怀恐惧，或因没有习惯的原故，往往足以阻碍他们

自动的来同我们携手；对于同性的当然不成问题。

所以我们特将性别注明出来应合这种便利。

由此可见，《女星》预设的读者不止是家庭妇女、女学生、女教师、女权运动者等具有不同社会身份的女性，还包括同情女权运动的男性。与此同时，《女星》对自身作为报刊媒体的定位也凸显出来，即从传播新的性别观念人手来改变两性的行为方式，进而在公共空间建构新的性别关系。

《女星》能在男性主导的《新民意报》中开辟一处立足空间，的确是两性在提倡女权问题上相互协商、合作的结果。《新民意报》创刊于1920年9月15日，总编辑马千里、经理刘铁庵、编辑时子周均为天津力主社会改革的男性知识精英。他们一贯把妇女问题视为社会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从舆论和经济两方面给予天津女性报刊较大的支持。在《新民意报》的《发刊词》中，马千里将编辑方针定为：(1)介绍世界新潮；(2)改进社会习惯；(3)主张国民有民主国的参政权及自由权；(4)提倡男女教育之普及；(5)奖励爱国之执政者。在《女星》出版之前，由马千里主编的《新民意报》副刊《星火》已广泛关注和讨论女子剪发、女子教育、恋爱婚姻等问题。《新民意报》接纳《女星》为其成员，既出于丰富报纸内容、扩大读者群的考虑，也进一步建构了主办者赞成男女合作的公共形象。

对李峙山、邓颖超等人而言，她们与这些男性在长期交往中建立起的友谊和信任，为双方进一步开展合作奠定了基础。马千里、刘铁庵等人在天津教育界、报界、商界、宗教界具有重要地位，建构的社会网络覆盖天津多个社会阶层。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他们可以支配的公共资源也较为丰富。因此，借助他们的力量，不但《女星》的生存和发展获得基本保障，而且女性能够汲取和利用的公共资源也随之增加。

需要指出的是，《女星》以《新民意报》为依托，在保持自身的风格、内容相对独立的基础上，促进了两性在舆论空间上的对话。在此之前，李峙山曾以作者和读者身份参与《星火》的讨论。在阅读、投稿的过程中，她一方面为创办报刊积累经验，另一方面也对媒体如何发挥引领社会的作用提出设想，为确立女性在舆论空间的主体身份奠定了基础。

李峙山尤其关注在建构舆论空间的过程中编者、作者、读者各自具有的权力和责任。她首先指出编者不仅应当指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而且有责任为读者出谋划策，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对于读者遇到的具体困难，编者务必给予切实的指导和帮助。其次，她提醒作者应就具体问题发表理性的意见，尽量避免互相谩骂。最后，她特别强调读者是报纸的好友，拥有监督编者和作者的权力。李峙山的主张恰恰说明她对报刊媒体的特质有深刻的认识，因此才会提出编者、作者与读者在互动的同时，也应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以此达到权力的制约与平衡。

在社会网络的建构上，这些女性报人除了与《新民意报》主办者保持密切联系外，也与华北通讯社的男性报人来往频繁。由周拂尘主持的报纸《华北新闻》不仅呼吁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内战、保护爱国运动以及集会、结社、出版自由，而且提倡传统礼教、实行男女平等。在这些公共议题上，女性通过与男性的对话、协商逐渐扩大了自身的言说空间，使女性从男性话语中的“他者”转变为言说主体。

二、女性论述

如何将女性从传统礼教、父权制度和资本主义的

压迫下解救出来?这是《女星》主要关注的性别议题。其中，抨击传统的婚姻和家庭制度是该报女性编者、作者尤为注重的内容。她们之所以在此问题上投入较多的精力，是因为她们从倾听、观察和帮助女性的实践中发现，女性遇到的困境往往与婚姻、家庭密切相关。她们不仅希望表达自己对于遭遇不幸的女性之同情，更有一种唤醒其他女性，使悲剧不再重演的急迫心情。其实践经验与论述的结合，又进一步增强了女性在女权运动中自我赋权的力度。

作为女星社的创立者之一，邓颖超在天津从事女权运动的时间较长，在广泛接触和了解天津不同社会群体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她对于社会转型时期天津女性生活状态的切身体验恰恰构成其撰文的素材和立论的基础。她的语言表述充满激情、富有感染力，实与她曾担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演讲队长以及多次在公共场合发表演讲的经历有着密切关系。作为演讲者，邓颖超可以通过表情和肢体语言配合口头表达来吸引在场的听众。但作为文本的书写者，她面对的则是想象中的读者。因此，她格外重视以分析实例等方式来增强论述的说服力。

身为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又以教师为职业，邓颖超对女学生的关注显然较多。令她颇为感触的是，在其同班同学中，毕业后“受家庭压迫，陷于买卖式婚姻的”已有十几人了。对于她们在婚后的生活状态，邓颖超深感忧虑：

她们的太太的臭味，少奶奶的体态，被家庭气

病了的憔悴模样，对待自己婚姻所发的不满意和

伤心语……都深深地镌入我的脑里不能忘记。

经过她的描述，接受了新式教育却未能摆脱传统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成为其控诉传统家庭和婚姻制度的极佳例证。为了增强批判的力度，邓颖超较多地运用对比的修辞方法来呈现女性在婚前婚后的巨大反差，并特地以同班年龄最小的石君为例米引起读者的共鸣：

回想起三年前，伊是一个幼稚任性的小孩，每

天穿着美而讲究的衣履，除了玩乐外，一切的忧

愁，都不能引起伊的注意和痛苦可是今天的伊

呢，沉默拘谨。活泼自然浪漫的伊哟!今日竟飞

向何乡去了?

石君毕业后在霸县小学教书，但家里以母亲生病为由骗她回家结婚。婚后，养育子女，侍奉婆婆的重任都落在她的肩上。石君的境遇让邓颖超颇感辛酸，也因此成为她质疑女子师范教育的依据：

我不禁要大声的号喊，现在的女范教育，将

要破产了!造就出来的学生，不但不能应付伊们

的环境，反被环境支配征服了

把学校所给与伊

们的一点点的教育，都完全丧失了，造就五年的

人材，竞被一年半的旧家庭染化了

这在教育上，

是何等伤心可羞的事呵!教育当局者们，我愿你

们彻底醒悟，改弦更张吧!

在《女星》刊登的文章中，“受(被)压迫”是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实际上，在被《女星》作者们定义为受压迫的女性之中，除了无产阶级，那些生活在“名门”、“世阀”之家、日足不出户的女性竟然也是“被压迫最重的妇女”。女星社教育部委员张颖芳指出，“名门”、“世阀”之家对传统礼教笃信尤深，给女性阅读的《女诫》、《礼记》等书具有剥夺女子人格的性质。虽然个别女性博古通今，但都缺乏自谋生活的能力。生活在这种家庭中的女性“服从性太深，为求得一个淑女贤妇的虚名，差不多能把毕生的幸福牺牲了；所以究脱不了魔劫，仍然处于地狱之内”。需要指出的是，张颖芳的论述反映的是她自己的主观认知，掩盖了这些女性自身的主体经验，而使之成为被文本和话语压抑的群体。作者的目的则是提醒女权运动者切勿忽视这一群体的存在，而应把她们列入唤醒和动员的对象，并将其转化为反抗传统礼教和家庭制度的力量。

通过转述其他女性的经验，《女星》的编者、作者凸显了自己的主体身份，而评论天津其他报纸刊载的有关女性的新闻则表明编者试图使《女星》在天津公共舆论空间中拥有立足之地。在近代天津的报刊媒体中，女性及性别议题受到普遍关注。英敛之、刘孟扬等天津男性知识精英首先从开民智的角度倡导开女智。其他报人也通过报导相关新闻、发表论说等方式使女性进入公众视野。

李峙山在广泛阅读天津各类报刊的过程中，对此类新闻颇为留意。作为《女星》的编者，她特别选取那些集中反映女性遭遇的新闻作为启发读者讨论的素材。例如，1923年7月27日，一则婆婆毕孟氏虐待儿媳刘氏并逼其为娼的新闻引起了李峙山的注意。她不仅详细转载了新闻内容，更以提问的方式刺激读者的思考。针对毕孟氏对刘氏发出的最后警告“汝如再不应允，汝之命必杖毙于吾手之下”，李峙山反问道：“(一)谁给婆婆这大的威权?(二)这种威权应当存在吗?(三)有什么法子可以取消?”对于案件中两位男性当事人的行为，李峙山也产生一系列疑问：“(一)刘桐为什么这样不爱女儿，宁使伊酷受苛刑而不愿使伊提起离婚?(二)盂家将刘氏休回，为什么刘桐不留?最后我们再想孟继增为什么也丝毫不疼爱刘氏，为什么既是身的伴侣一点感情也没有?”在案件所暴露的诸多问题中，她认为最要紧的还是：“女子怎样免除公婆的虐待?”

从其提问中可以看出，李峙山借助“爱”、“离婚”、“身的伴侣”等蕴含现代意义的词汇重新定义了婚姻、家庭之中的性别关系，以此抨击传统父权制度对女性的束缚和伤害。这一点也反映在她对天津地方依然保留的旌表节烈之风的批判上。20世纪20年代，社交公开、婚姻自由等新思想引起了性别关系的变动，令天津尊崇传统性别观念的地方士绅大为不满。他们坚持旌表贞节烈女，以此维护传统的性别秩序。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颂扬传统妇德，他们依靠的媒介不仅包括碑刻、墓志铭，而且将近代的报刊也纳入其中。由天津士绅林墨青等人创办的《社会教育星期报》尽管以改良社会风俗为宗旨，但也刊登旌表贞节烈女的文章⑦，以此达到教育民众的目的。依靠报刊这种新型的传播媒介，传统的声音反而被放大、增强。

作为受到新文化熏陶的知识女性，李峙山则将犀利的笔锋指向旌表贞节烈女背后的传统礼教，而且以更激烈的言辞予以批判。正可谓越保守的地方，批判者也越激进。1924年6月23日，一则关于杨柳青镇刘学范妻王氏为夫殉节的新闻引起了李峙山的注意。在为王氏举行的丧礼上，崇善东社致送匾额，所书“节凛冰霜，以资表扬，而正风化”也充分显现出经过传统礼教浸淫的印记。李峙山的评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

妻子殉夫本是件触乎个人爱情的事，我们是

无法阻止的。但中国却对于这些率偏多方奖励，

以致有许多本不愿殉夫的也为了这点无味的奖励

而自杀，这不就是拿着一把杀人的刀子对女子说：

“你如自杀，我给你立个牌坊，表扬你节烈。”

李峙山用“触乎个人爱情”来界定妻子殉夫，再次申明了她对人格独立思想的认同，从而将被裹挟在传统士绅维持风化言论之中的女性的个人行为剥离出来。最后，她以“吃人的礼教又吃了一个”来概括这则新闻的实质。经过阅报、选材、评论，李峙山从文化的

消费者转变为知识的创造者。与一般读者不同的是，作为报人，她更主动承担起设定报纸舆论导向、传播性别观念、尽力发挥媒体引领和改变社会作用的使命和职责。

在设定了需要唤醒、救助的对象后，《女星》向读者解答的便是如何改变她们受压迫的境地。为了体现《女星》宣传女性“自救自决精神”的宗旨，作者们提出了各种拯救被压迫女性的方案，其中不乏继承了人格独立思想的言论。冯悟我@强调指出，怀疑、观察、思辨、实验等研究精神是女性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所不能缺少的。纵观冯悟我的论述，不难发现她虽然提出了“能创造才能自由发展”的观点，但立论的重心还是放在破除传统上。读者较容易了解“破”的涵义，对于如何建立作者期待的“美丽的乐园”却不得而知。这种充满理想色彩的论述在其他作者的文章中也可见到。王南羲就勾画出一幅可以使女性获得真自由、真平等的革命图景：

要先求改革现代的经济组织，同时与被压迫

的男子携手，以革命的方式，打破一切旧制度、旧

礼教，及有掠夺性质的主义与不平等的组织。将

社会立在一个使全人类――无论男女――都在平

等在线的基础上。这样，女子不解放自解放，并且

不仅女子解放，被压迫的男子亦同时解放!

在论述方式上，王南羲对以往女权运动的经验进行了重新诠释，以此增强她所描绘的理想的吸引力。她把女子参政团和女权同盟会归于资产阶级女权运动，意在强调只有消除阶级差别，才能实现根本的妇女解放。实际上，这种想象不但没有抹煞阶级差别，反而在女性这一性别群体内部划出了阶级的界限，以区分“我们”与“伊们”。

对于与女性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婚姻问题，女性编者、作者在鼓励打破包办婚姻严重束缚的同时，极力提倡以恋爱为基础的婚姻。五四时期，外国学者关于恋爱与婚姻问题的论述备受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瑞典妇女运动者爱伦凯的作品被较常引介。爱伦凯则主张以恋爱为婚姻的基础，强调“恋爱自由”是带着自由的恋爱，因此得任其自由意志选择恋爱的对象。同时，处于恋爱关系中的双方应承担使对方及所生子女获得幸福的责任。其观点得到女星社成员的青睐。她们普遍认同恋爱的婚姻是神圣、纯洁而有价值的。王贞儒尤其注重探讨恋爱与人生的关系，认为假如没有恋爱，“一个人因为得不着安慰，将生活变成干枯乏味了，是人生一件极不幸的事情”。

然而恋爱产生之后，婚姻之中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吗?邓颖超发现，青年男女虽然有了恋爱的要求，但由于缺乏恋爱的培养与训练，以致许多人因金钱的诱惑、情势的逼迫、色相的喜好、感情的冲动而贸然结合，反而酿成婚姻的痛苦。在她看来，正确的恋爱是以“个性的接近，相互的了解，思想的融合，人生观的一致”为基础，依靠两性共同的“学”与“业”来维持。为了防止青年误入迷途，她不但劝告青年自身要用理智判断，勿被感情驱使，而且主张父母在给予子女婚姻自由权的同时，还应对他们进行恋爱的培养和指导。学校教育者责任重大，“作人的训练、恋爱的指导、性的教育”则是他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由女性公开提倡性的教育，不仅是对传统性别观念的颠覆，更是对女子师范教育者知识传授权力的一种挑战。李峙山提出，如果父母与教师都不能扮演恋爱指导者的角色，那么青年自己应该广泛阅读各种新出版物，浏览报纸，参加社会运动，多找机会受团体的训练，以期了解社会情形，了解人生问题。借助爱伦凯关于恋爱与婚姻关系的论述，她奉劝青年首先应该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决定一生将要进行的事业，继而在与男女同伴开展事业的过程中产生自然的社交公开，在共同讨论、互助的过程中加深对彼此的了解，恋爱的萌芽也许就在意志、性情相合的两性之间产生了。这些女性编者、作者有关婚姻、家庭问题的论说表明，虽然她们颇为认同爱伦凯关于恋爱与婚姻的观点，但是并非刻意照搬某一种学说。她们对自身主体经验的表述融合了个人主义、社会主义等新文化运动兴起以来社会上出现的多种思潮，展示了时代话语的丰富性，其理想中的社会应建立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

三、“表同情的男子”之言说

近代中国女权运动自兴起以来，男性的声音不仅从未中断，而且极为响亮。不过，由于发声者身份的不同以及个人主张的变化，以致有关女性和性别议题的讨论成为诸如保守、激进、焦虑甚至自恋等各种男性声音的杂糅①。其中亦不乏对女权运动表示理解、支持，对女性遭遇深感同情的男性声音。就《女星》而言，编辑对表同情的男性所释出的善意。更极大地鼓励了那些接受新文化的男性将其对于女性生活的观察、认识倾诉出来。《女星》开设的《实事杂感》栏目就为他们讲述身边女性的经历提供了一块园地。虽然这些转述女性经验的文字是代女性发声圆，但仍然可以呈现过渡时期不同身份女性的处境，以及男性叙事者的性别观念。镇江第六中学的陈绍希讲述了表妹杜月芬因不满包办婚姻抑郁而死的经历。对于杜月芬之死，陈绍希以“我为之痛者数日，并且洒了许多眼泪”来抒发内心的悲痛和惋惜。从表面上看，全篇没有出现任何议论的文字，但仔细分析其叙述方式就不难发现，作者希望向读者传达的思想已经从其字里行间流露出来。

陈绍希开篇即交待杜月芬的身份为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但其父母“顽固”、“专制”，并以“伊早已觉得不很自由”来凸显新女性与传统家庭之间潜在的矛盾与冲突。作者对杜月芬与父亲对话的表述更强调了新与旧之间的对立：

伊父亲坐上那凉亭里，轻轻地对伊说道：“‘男

大当婚’、‘女大当嫁’，你今年十九岁了，中等学校

也毕业了，我预备替你结个门当户对人家底儿

子。”月芬听了这句话，连忙答道：“婚姻问题，是男

女自身的，应当由男女自由选择。不比从前时代，

用什么‘父母之命’哪，‘媒妁之言’了。我劝父

亲，不要这样着急。况且我的年纪还小，又没有受

完全教育。”

然而父亲并不理会杜月芬的想法，执意为她与朱姓朋友的儿子结亲。在陈绍希的笔下，杜月芬虽然具有新思想，并且能够清晰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意愿，但她“性格和顺”，在强大的父权之下，也难逃一个弱者的命运，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从此以后，伊的脑海中，都是充满了悲观思

想；以为人生幸福，于婚姻为最大，今已失掉最大

幸福，生存在世，还有什么乐趣?

透过陈绍希带有几分文学想象的叙述，读者不难发现杜月芬的父亲作为传统婚姻制度的维护者、执行者，扮演了压抑女性的主体意识、扼杀女儿婚姻自由的角色。

与之对应，于宗德讲述的则是亲戚程凤珠――一位童养媳的经历。作为传统女性中的一分子，童养媳常常成为男性知识分子抨击“吃人的礼教”的有力证据。与陈绍希直接引用人物对话的书写方式不同，程凤珠的声音完全被于宗德以转述的方式再现：

伊初次回娘家的时候，把伊的痛苦，详详细细

的告诉父亲――因为母亲早已死了――想伊父亲

向杨家辨白一下，禁止下次再这样虐待。

对于程凤珠说话的具体内容以及如何表达，读者不得而知。由于于宗德是从别人口中得知此事，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的丢失或许是程凤珠的音量被降低的一个原因，但令人惊讶的是，对于程父所讲的话，作者竟然进行了原音再现：

在人家做媳妇，应当低头服小，顺从翁姑的指

挥。不比在家里没有规矩哩!况且他是我的恩

人，怎样能和他交涉呢?我想起来，总是你不好，

不顺翁姑，那末，婆婆才会骂你打你。你如果是好

的，你婆婆又不发疯，何必骂你打你呢?总之。你

现在已是杨家的人，不要说他打你骂你，就是他们

拿你弄死，我都不能出来说话的。

实际上，于宗德有意放大的就是程父固守传统礼教的声音。因此，他努力再现婆婆责骂程凤珠的声音也就不足为奇了：

你这，骂了不晓得羞耻!还要老着面皮

问我哩!我看你这种老面皮，不如早些死掉好。

如果你死掉了，我家倒可以娶个贤慧的媳妇。有

你这在面前，倒缠煞勿清呢!你还是替我去

死吧!你去死吧!

对于程凤珠的婆婆，读者虽然只闻其声，但透过于宗德对人物声音的描述，也可看到一个竭力维护传统父权制度并为之代言的女性形象。

统观陈绍希与于宗德的叙述，两位女主人公的身份虽然不同，但其人生悲剧都是由传统父权制度造成的。作者们一方面表达了对女性命运的同情，另一方面也凸显了父亲的权威。这正是五四时期男性知识分子为标榜个人自由而鼓吹妇女解放、抨击传统家庭制度的较典型的表达方式。

这类有关女性经历的报告也引起了女星社成员赵景深的注意。身为《新民意报》文学副刊《朝霞》的编辑，赵景深比较关注文本形式与思想表达之间的关系。他尤其重视通过文学作品来研究妇女问题。在他看来，与外国学者的著作、实际的调查和关于个人经历的报告相比，文学作品之中常常蕴含着许多易被忽略却反映女性心理和情感的内容。这是因为：“很有许多人不愿直接表达他们的满意或痛苦，每每借文艺来发挥；又很有许多人想借着文艺的力量来注入他们自己对于妇女问题的见解。”赵景深的分析揭示了文学文本与主体经验表述之间的关系，由此扩大了《女星》对于妇女问题的研究视野。

在为《女星》撰稿的男性作者中，女星社的成员较多。与女性共事的经历使他们对妇女问题的认识多了一些源于生活实际的体会。同时，他们关怀的内容也因个人身份不同而各有侧重。在这些男性之中，谌小岑与邓颖超等人早在学生时代就已熟识，与之共同参加了五四时期天津的学生运动，也是觉悟社的主要成员。在此期间，他与李峙山相知相识，结为伴侣。对谌小岑而言，天津乃故土，也是他和李峙山“共同开始活动的试验场”。参与创办女星社，既寄托了谌小岑的私人情怀，又承载了他通过提倡妇女运动实现社会改革的理想。在他撰写的《妇女运动的途径》一文中，这一理想得到了具体的呈现。

20年代，关于争取女权的方案约有三种：强调发展女子教育、提高女性智识；着重争取女性在法律上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和地位；动员女性直接投身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运动。对于这三种方案，谌小岑虽然承认它们都是实现妇女解放不可缺少的环节，但考虑到现实的政治环境，都难以取得成功。换言之，在军阀政府统治时期，经济、教育、法律等领域的权力都掌握在极少数男性构成的“恶势力”手中。只要军阀政府存在，女子教育、女子参政以及女性的法律权利就无法得到保障。

谌小岑之所以反复强调军阀政府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是因为20年代初天津正处于军阀混战的漩涡之中。直系、皖系、奉系军阀为了控制北京政府的统治权展开激烈角逐，先后发动直皖战争、直奉战争。虽然天津属于直系军阀的势力范围，但是作为北京的门户以及联结南北交通的要冲，更成为其他派系军阀争夺的目标。除了军事上的直接对抗，权力斗争也渐渐渗透到天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各派势力利用报刊媒体争相控制言路就是典型的例证。在强权、特权不断膨胀的刺激下，天津怀有自由、民主理想的男性知识分子便首先从舆论上对军阀政府发起攻击。对希望在天津有一番作为的谌小岑而言，军阀政府也是自己实现社会改革理想需要扫除的主要障碍之一，而妇女运动则被他视为达到理想的一个有效途径。

谌小岑赞成妇女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才能完全解决的观点，但军阀政府的存在使他觉得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离成功还很远。在他看来，阶级觉悟是无产阶级革命者必备的条件，而大多数女性尚无此种觉悟。因此，他主张先以单独的妇女运动培养阶级觉悟：

我很希望有阶级觉悟的女青年，先作一个时

期的单独妇女运动，然后再引导这些受过训练的

妇女参加，既很自然。而将来在革命的前线上奋

斗的妇女们也可较多一些，关于妇女方面的宣传、

组织等，也容易一些。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

现在女子尚有许多切身的问题急待解决，如这些

问题不解决，女子实无加入各种运动的可能。

确切地说，谌小岑提倡的妇女运动实际上是“运动妇女”，即通过训练、教育女性，动员她们加入革命。但他在参加女星社活动的过程中，也意识到与这种理想相比，帮助女性解决其切身问题特别是打破传统礼教对女性的束缚，显得更为迫切：

我们因眼见许多受教育女子，因婚姻问题之

未得正当解决，以致陷入牢笼式的大家庭，日处

于翁姑、大小姑与丈夫威权折磨之下，其身为一

家庭奴隶者太多，对于妇女运动的发展，无形中生

绝人障碍，故本刊对于婚姻问题特别多加议论。

因此，谌小岑所认可的切合实际的妇女运动并没有超越五四时期强调女性人格独立的女权主义。

承担过《女星》发行工作的何雪也认为大多数女性尚未觉悟。因工作关系，何雪比较关注报纸的读者群和影响力，但是调查结果却令人十分失望。何雪发现：《女星》的读者大部分是学界中人，自身已具有较强的理解能力，并不需要编者、作者太费口舌，而大多数女性，包括很多识字女性，却仍然处于蒙昧状态。她们并不了解自身处境，能够以实际行动争取与男性平等地位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因此，仅仅凭借文字的力量还不能使她们觉悟，而需要在社会上活动性较强的女性向她们宣传、解释《女星》的主张。

这些活动性较强的女性又从何而来呢?何雪指出，环境是决定女性活动性的关键因素，从而否定了从生理层面判定女性活动性弱于男性的观点。他注意到影响女性主体意识和行为的因素很多，除了学校教育，家庭结构和生活阅历也不容忽视。在他看来，女星社中的几位女性就具有较强的活动性，劝导其他女性的工作也应该交给她们。只有由女界主导，才能实现真正的妇女运动。虽然有表同情于妇女运动的男性从旁协助，但要收到更明显的效果，尚有赖于女性自身的运动。

从以上男性作者的言说中可以看出，他们依旧迷恋启蒙者的角色，并通过讨论妇女问题来表达个人的社会改革理想。不过，与周围女性相处和共事的经历也使他们拥有了一些独特体验，进而影响他们对女性

角色和性别关系的认知。对实现理想的渴求，一方面促使这些男性不独全力支持女星社中的女性，另一方面，他们也成为女性提升力量的重要助力。两者的结合更加凸显了女星社作为“女界之星”所扮演的唤醒者、拯救者的社会形象。

四、建构男女两性的互动空间

《女星》重视个体经验的办报风格，不仅融入编者、作者的论述和叙事中，也体现在促进编者、作者与读者之间互动的往来书信上，以致赢得了“研究实事，不尚空谈”的赞誉。那些刊登出来的书信，表明读者并不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借助报刊媒体，他们从无声变有声，使个人经验和阅读想象转化为具体文本，从而参与了性别观念的传播和舆论空间的建构。编者、作者、读者围绕恋爱婚姻问题展开的讨论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点。

传统家庭制度伤害的不仅是女性，也包括男性。在男性读者的来信中，反映深受传统包办婚姻束缚之苦者很多，控诉传统家庭制度者也不乏其人。一位叫秉一的读者就从南京致函《女星》，请求编辑帮助自己解决婚姻问题。作者自称早年丧父，因难违母命接受了包办婚姻，中学未毕业就结婚了。妻子未受过教育，因此秉一认为自己应该事事体谅她。但是两人却常常发生争执，以致秉一感到这样的婚姻令自己很难过：

结婚不到一个月，我便感觉到伊的性情是绝

对不能和我相处的。因为伊的父亲是我们当地的

一个财主，家里很有几个钱。可是伊的一举一动，

不免带有几分铜臭，什么“爱情”、“互助”，伊简直

可以说是不懂的。

虽然秉一曾打算离婚，但是由于自己经济困难，无力打官司，所以只能放弃这个念头，而以外出求学的方式逃避婚姻。他也意识到逃婚不是长久之计，但其内心充满了矛盾和挣扎，一方面怕母亲担心，另一方面又觉得回去后难以面对地狱式的生活。接到秉一的来信后，李峙山认为他的问题有解决之法，但并没有立即答复，而是鼓励读者提供意见，以此营造一个开放的讨论空间。为秉一出谋划策的读者以男性居多，他们大多坚决主张秉一离婚，并奉劝秉一回家向母亲、妻子和岳父陈述这种婚姻的弊端。可是也有读者并不赞成秉一马上离婚，而是建议他摈弃自己的成见，本着互助的精神和研究的态度感化、教育她的妻子，直到使他满意。

这些读者都把秉一作为传统婚姻、家庭制度的受害者，而把秉一的妻子视为传统的一部分和需要改造的对象。他们主要是从维护男性利益的立场出发提出解决办法。与之相比，李峙山在综合女星社同人意见的基础上，强调读者应该考虑女性的现实处境：

因为处在现社会的女子，其可恨与不满人意，

并不是伊们本身的罪恶，是社会环境与旧礼教所

给伊们的。假说我们对待伊们，仅就自己的感情

与利益着想，实在很容易陷伊们于极可怜的地位。

在这种地位中，伊们只知道忍受，而不知道反抗或

脱离，实在是一种惨剧。

因此，他们建议秉一在决定离婚前，应该对妻子的个性详加考察，分析她的缺点是天生的还是环境造成的。假如她是受到环境的影响，秉一就应当带她到城镇接受教育，并介绍可以给她当模范的女性朋友来引导她。如果这些都被她拒绝，并且没有忏悔的诚意，再选择离婚。

对于这些提议，长沙读者峻岑不但不赞成，甚至认为女星社同人缺乏勇气。在他看来，秉一妻子的个性属于天性，根本没有考察的必要，离婚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面对峻岑的批评，李峙山予以严词反驳：

我们对于秉一君的婚姻问题，并不是没有勇

气，实因秉一君的妻是未受过教育的女子，不能自

己谋生，很难再找恋爱者的原故。如秉一君的妻

是受完全教育的女子，我们将和你一样的主张。

这一点希望你看清!在现在社会女子的地位非常

可怜，不得不如此顾忌。

同样因婚姻问题向《女星》编辑求助的张华民承认，自己痛苦的根源在于：“这种包办的婚姻，两人丝毫恋爱都没有，将来焉能得美满的结果呢?”他甚至感到一生的希望已绝，不如一死了之。读了张华民的来信，李峙山认为问题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严重，反而是容易解决的。张华民首先应该考虑自己的经济状况。若他尚在求学阶段，在经济上依赖其父母，就宜以和平手段向父母陈述非由恋爱而结婚的缺点，并援引实例说服他们。假如父母思想顽固，就写信给“未婚妻”家，以详细理由声明否认订婚。李峙山特别提醒张华民：

在你说话的措词中，不可有悔及你现在的“未

婚妻”的话，因为伊无论如何没有知识或不配你，

伊本身是不负责任的。你为这件事奋斗的目标当

确定为“否认非恋爱的代办婚姻”，不要存“未婚妻

要什么资格”的观念才好。

由恋爱而结婚，是五四时期较为流行的社会思潮。青年男女往往以此为由拒绝包办婚姻，反抗传统家庭制度。受教育的男性为追求个人自由、标榜个人的现代身份，而对理想中配偶的资格做出种种限定，致使由包办婚姻成为其“未婚妻”的女性处于被选择的境地。在男性写给《女星》的求助信中，其“未婚妻”的声音则被男性表达不满、陈述个人痛苦的声音掩盖了。分析李峙山给这些男性读者的回信，不难发现，她实际上是在努力劝说读者，尤其是男性，修正个人的片面观点，对于这群“沉默”女性的处境予以“了解之同情”。与此同时，她也挑战了男性主导的女权主义论述。不过，有些男性虽然能够同情和理解未婚妻的处境，但对于如何帮助她们改变现状却束手无策。例如，读者周鑫向《女星》反映：

我的未婚妻，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女子，是

一个闺门不出的千金小姐，是一位很不开通的女

子。可是，活计作得很好，晓得三从四德。我家中

的人，常常以此话告诉我，他们很是喜欢这位――

我的未来伴侣啊。

然而周鑫对她没有一点满意之处，因此要求退婚。他的要求遭到双方父母的坚决反对，岳母甚至以逼女儿自杀相威胁。对于其未婚妻内心的痛苦和绝望，读者只能通过周鑫在信中描述的“已经哭了好几天了”、“自杀的器具已经预备好了”来体会。周鑫一方面渴望婚姻自由，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惨剧发生，只能做出让步，希望在未婚妻入学读书、能够自立后，再提出退婚。对此，岳母仍无法接受，而令他陷入痛苦之中，以致萌生自杀的念头。与周鑫的来信相对照，李峙山最关注的则是周鑫未婚妻受教育的问题。她指出周鑫可以用自杀或逃走来向家长示威，借此要求未婚妻入学读书。权宜之计则是他不妨在形式上先将未婚妻娶过来，获得带她出来读书的权力。等她接受教育后，再考虑退婚的问题。

实际上，除了受到传统包办婚姻的束缚，风靡社会的自由恋爱也常常使青年产生困惑。作为被多名男性追求的女性，由于缺乏明确的选择标准往往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女读者马淑贞就因同时被两名男性追求而不知所措：

A某和B某的学问相若无几。A某的品行乖

张，B某则是端正；A某经济充足，B某则非常艰

难。我想，若与A某结婚呢，恐他行为不端，反失

去了人生的幸福；若是与B某结婚呢，恐为经济窘

迫，反于生活上大受打击，故此，犹疑不决。

在答复中，李峙山建议马淑贞以爱情为首要的选择标准：

A某和B某那个爱你深刻些，你便和那个近。

如果A某爱你的程度能为你牺牲一切，能以你的

嗜好为嗜好，换言之就是你能左右他，那末，你和

他接近的结果，就能将他的品行改正到你所希望

的境地。

可以看出，李峙山鼓励马淑贞充分运用婚姻自，从被选择转变为主动选择，以此扭转女性在婚姻之中的被动局面。她所提出的按照女性的要求改变男性的观点，实际上是其调整、重构性别关系的一种理想，彰显了自身的女权意识。

《女星》的公开发行，使编者、作者的言说所包含的与性别有关的信息不断传播，再经由读者的阅读消费及信息回馈，转化为建构性别观念的重要因素。同时，《女星》以关注女性实际处境的立场，在参与建构天津公共舆论空间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五、结语

报刊是女性进入公共空间的重要途径，天津《女星》为女性表达自我以及参与公共议题的讨论提供了渠道，进而挑战了男性在公共领域的话语权。女性通过编辑、撰稿、投书，从被论说者转变为论说的主体，主动表达她们对于性别关系和现代国家的构想。将公共议题与私人经验相结合，这是《女星》所采取的一种独特的表达策略，有助于增强论述的说服力。主动与男性进行对话、协商及合作，则使得女性的话语空间有一定的拓展。

《女星》继承了五四时期的女权主义论述，主张人格独立、社交公开、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以及家庭革命。由于主办者具有女权运动者和报人的双重身份，《女星》不仅能够及时反映其从事女权运动的成果，而且广泛吸收和借鉴各方观点，最与女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相结合。李峙山、邓颖超等女性编者能够对女性的实际处境予以特别关注，并且始将争取女权和男女平等的诉求置于其论述的核心。通过回应各种社会舆论，她们进一步自我赋权，促使女权运动由男性主导逐渐向女性自主转变。

天津集体婚礼篇5

仿佛一夜之间，草根相声演员郭德纲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他在保利剧院创造了返场22次的奇迹，成为相声界的神话。这位给自己定位为“非著名演员”的相声奇才，曾落魄京城，是他的大鼓名角妻子王惠放弃自己的事业，陪他一起走过风风雨雨，一路跋涉向前……

郭德纲第一次婚姻来去匆匆。他第一任妻子胡中惠是一名业余演员，在参加天津红桥文化馆举办的相声学员班时，认识了郭德纲，当时郭德纲是文化馆的专业演员。这对情窦初开的男女一见钟情，爱的狂热让他们相识仅仅半年就走进了婚姻。这一年，郭德纲才21岁。

匆促地结婚，为日后情感破裂埋下了伏笔。当生活从新婚的激情回归到柴米油盐的琐碎，双方身上不可容忍的缺点暴露无遗，尤其儿子出生后，抚育孩子的艰辛和经济负担，让这对夫妻的婚姻如履薄冰。勉强维持几年后，郭德纲与胡中惠分手。离婚后，胡中惠远赴日本，儿子由郭德纲父母照顾。

他曾被准岳父岳母赶出家门

那时郭德纲默默无闻，收入很低，离婚的打击和对前途的迷茫让他苦闷不已。1997年，郭德纲去河北保定演出，随团的有红遍天津的大鼓名角王惠。对王惠的鼎鼎大名，郭德纲早就有所耳闻，她师从大鼓泰斗骆玉笙，14岁就举办过个人专场大鼓演出。但郭德纲没想到她竟如此年轻，比自己还小一岁。

虽是名角，但王惠平和朴实，没有一点架子，给郭德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演出转场时，郭德纲热情地帮王惠拎行李箱，照顾她上下车。因为担心王惠晕车，郭德纲每次都让她坐在靠窗户的位置。这些细微的举动令王惠心里暖乎乎的，两人很快熟悉起来。

回到天津，郭德纲与王惠开始了来往，谁有什么演出，都会邀对方捧场。有时王惠去外地演出，也会为郭德纲争取一个名额。活泼开朗的王惠像一缕阳光，将郭德纲心头的苦闷和阴霾驱散，与她在一起，郭德纲感到生活从未有过的美好。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王惠的身影常走进郭德纲的梦乡，把他平静的心湖搅得波光潋滟。他知道，自己已不可救药地爱上了王惠。但他毕竟离过婚，还有个儿子，而王惠的情感世界还是一张白纸，另外，她是天津的名角，他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相声演员，两人条件严重不对等。因此，郭德纲只得把这份感情压在心里。

心中的思念终于冲破理智的藩篱，郭德纲最后还是拨通了王惠的手机，正准备大胆向她表白自己的感情，还未开口，电话那头传来了王惠有气无力的声音：“我在郑州演出，病倒了，不和你多说了。”郭德纲心揪紧了，先前准备好的话变成了：“你等着，我来看你。”

放下电话，郭德纲借了朋友的一辆车，连夜从天津赶往郑州。经过十多个小时长途跋涉后，第二天凌晨5点到达了郑州，赶到医院照顾王惠。还有什么比一个男人连夜从千里之外赶来照顾自己更让人感动？王惠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王惠在医院里住了两天，郭德纲形影不离地守护了两天。两天后，郭德纲与身体康复的王惠一起回到了天津，他鼓足勇气对王惠表白了爱慕之情，并告诉她，他离过婚，有一个儿子。王惠没有说话。

平心而论，在频繁的交往中，郭德纲的热心和才华早已深深地打动了王惠，但她没想到他离过婚，还有孩子。她一个大姑娘可不想一结婚就给别人当后妈。然而，她发现自己又离不开郭德纲，这种两难的抉择让王惠非常痛苦。

郭德纲知道王惠的心结，他把与前妻的相识相恋以及分手的经过原原本本告诉了她。最后，他说了让王惠永远也忘不了的一句话：“我不能保证一辈子给你幸福，但我会一辈子爱你，对你负责。”是啊，离过一次婚又有什么呢？既然他的爱是真诚的，她为什么要拒绝呢？就这样，王惠接受了郭德纲那份炽热的感情。

王惠的父母一直在天津经商，他们坚决反对女儿与郭德纲来往。郭德纲默默无闻不说，还是个“二婚头”，怎么能与自己的女儿在一起？他们苦口婆心地劝王惠斩断与郭德纲的情丝，郭德纲来家里做客，两位老人委婉地要求郭德纲不要“纠缠”王惠，他们之间是没有结果的。

郭德纲明白王家父母的意思，他想用自己的执著打动他们，于是他频繁地去王惠家。渐渐的，王家父母开始对郭德纲不理不睬，给他脸色看。王惠多次与父母沟通：“郭德纲是个好人，对我是真心的。你们不要那样对待他。”但王家父母对女儿的话置若罔闻。

1999年中秋节，郭德纲买了月饼和水果看望王家父母，没坐多久，王家父母就下了逐客令。见郭德纲迟迟没有离开的意思，两位老人不顾女儿面子，连推带搡地把他推出门，并把他带来的礼物扔在门外，警告他以后不要再到他们家里来。

离开王惠的家，郭德纲酸涩的泪水流了一脸。这个自尊心很强的男人很受伤，既然王家父母坚决不接纳自己，自己又何必死皮赖脸维持这段感情？郭德纲不顾王惠的泪眼，忍痛提出分手。1999年底，郭德纲辞去文化馆的工作，带着一颗破碎的心来到北京，他发誓要证明自己，混出个人样儿来给所有人看。

患难女友是他生命里最温暖的依靠

郭德纲8岁就开始跟著名相声演员常宝丰学说相声，14岁成为天津红桥文化馆的专业演员，是个不可多得的相声人才。然而，一踏上北京的土地，他满腹的憧憬变成满腹悲凉。在人才济济的北京，像他这样的相声演员根本没有登台的机会，郭德纲只得委身于天桥一家小茶馆里说相声糊口。

微薄的收入让郭德纲的生存异常艰难，他在郊区大兴租了一间月租金100元的小平房。每天，他要花两个多小时，骑着一辆吱吱呀呀的破自行车去前门的茶馆说相声。深夜茶馆打烊了，他再骑车回来，头发、耳朵、眉毛里都是土。有一天深夜回家，郭德纲的自行车半路上坏了，他没有钱打车，就推着自行车走了4个小时才到家。

生活的窘迫和前途的渺茫，让郭德纲心头涌上一种前所未有的思乡情绪。深夜躺在漆黑的小屋里，王惠不停地在他眼前浮现，他发现自己对王惠还是难以释怀，但他们已经分手了，他不能再回头。黑暗中，酸涩的泪常常流满他的脸……

对于郭德纲辞职去北京漂泊，王惠一直心存愧疚，她明白郭德纲是因为她才满身创伤去北京的。她知道父母反对也是为她好，天下做父母的，谁不希望女儿有个好的归宿？可她怎么放得下郭德纲啊！愧疚交织着思念，让王惠瘦若黄花。

既然已经分手了，就彻底忘了他吧。王惠一次又一次努力把郭德纲的影子从心里剔除出去，可她越是这样，郭德纲的影子越清晰。她知道，这辈子她的命运将与郭德纲连在一起。郭德纲怎么样了？他生活得好吗？

郭德纲的落魄无助王惠远远想象不到。2000年3月，由于老板拖欠工资，郭德纲连房租也交不上，房东敲门来收房租了，他蜷缩在房间的角落里，不敢出声，一直躲到半夜，才翻墙出去找东西吃。可他身无分文，只得把从天津带来的传呼机卖了10元钱，买了一大堆馒头和一瓶二锅头，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

第二天上午，郭德纲茫然地坐在马路边，看着天上的太阳，不知道未来的路在哪里。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走进了他的视线，那不是王惠吗？王惠也看到了郭德纲，两人飞快地迎过去，两双眼睛泪水涟涟。没有言语，这对分别的恋人紧紧拥抱在一起，他们一度中断的情感链条再度连接。

郭德纲带着王惠去了他的小屋。王惠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房间里除了一张床和一张桌子，什么都没有，桌子上放着几个干硬的冷馒头……这一切让王惠心痛如割，她流着泪求郭德纲：“你跟我回天津吧，我不忍心让你在这里受苦。如果我父母再反对，我就把户口簿偷出来和你登记结婚！”

王惠的一腔痴情让郭德纲泪水涟涟。但他有着鸿鹄之志，不成功，不会回天津！他紧紧捉住王惠的手：“就这样灰溜溜地回去，所有人都会看不起我。”郭德纲的固执让王惠无可奈何，她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留给了他，含着泪回到了天津。

从此，王惠的心一直在半空中悬着，漂在北京的郭德纲成了她放不下的牵挂。担心郭德纲挨饿受冻，担心他无法维持生活，每隔一段时间，她会汇一笔钱到郭德纲的银行账号上，钱一笔一笔地汇出去，却被郭德纲一次次退了回来。一个大男人，竟沦落到靠女人养活的地步，这还叫什么男人？

那时候相声很不景气，连专业相声演员都鲜有演出，郭德纲所在的茶馆生意更是萧条，最惨的时候，郭德纲辛苦了一晚上，却只得到了5元钱的报酬。人先得活下来，才能谈艺术、谈理想。残酷的现实让郭德纲不得不离开茶馆，他卖服装、做主持人、写剧本、做剧组的场记，甚至还跑过龙套，勉强能生存下来。当初，他是为相声来到北京的，而现在却离相声越来越远，郭德纲不禁悲从心中来。

一转眼来到北京一年多了，虽然离家很近，但郭德纲没有回去看过儿子，对儿子的思念让他夜不成眠。每次和王惠通电话，他都要说到自己的宝贝儿子，细腻的王惠能够体会到郭德纲做父亲的心，常带着礼物去看郭德纲儿子。郭德纲父亲是警察，母亲是小学老师，对儿子能找到王惠这样的好姑娘，他们欣喜不已。

2001年秋天，善解人意的王惠带着郭德纲儿子来北京看他，父子俩紧紧拥抱在一起。这一幕让王惠泪眼迷离，父子俩相距不远，相见却这么难,要是他们结了婚，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就好了。

从相恋到现在，郭德纲一直没有送给王惠一件像样的礼物。这一次，他向朋友借了2000元钱，咬牙给王惠买了一件大衣。谁知王惠并不买账：“你现在条件这么艰苦，还买这么贵重的衣服，我穿着能安心吗？”她不顾郭德纲的反对，毅然把衣服退掉了，把钱给了郭德纲。

王惠又要回天津了，前途的渺茫和情感的孤独，让郭德纲脸上写满了前所未有的忧伤。王惠终于下决心了，郭德纲正处于最艰难的时期，她要来到北京，和他一起奋斗。爱他，就要跟他一起走，哪怕前路荆棘密布，哪怕前方万丈深渊！

草根演员成红星，那是对妻子最好的爱的诠释

2001年10月，王惠瞒着父母，砸了天津市曲艺团的铁饭碗，追随郭德纲来到了北京。能与心爱的人在一起，吃苦也是一种幸福！

自来北京后，生存的压力逼迫郭德纲离相声越走越远，这违背了他闯荡北京的初衷。王惠认真地告诉他：“相声是你的本行，你要想取得真正的成功，就必须坚持下去。”郭德纲不置可否。两人从前门一直走到了王府井，沿途每路过一家茶楼，王惠都要带郭德纲进去看一看：“你看，这里不是有人在说相声吗？也许别人比我们更难，但人家在坚持。”

在一家茶楼里，郭德纲津津有味地听几个小孩子说相声，其中一个孩子问他：“你也学过相声？”一句话，让郭德纲泪流满面。那一刻，他决定重新回到相声本行上来。

就这样，郭德纲在与相声“分手”一年多后，又重新回到茶馆说相声。他在上面说，王惠就在下面默默地听。王惠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幕，一次，郭德纲眉飞色舞地和搭档在台上表演，偌大的茶楼里只有一个观众，而且还不停地打手机。王惠流下了酸涩的泪水。

那段时间，王惠和郭德纲一直在思考一个沉重的问题：相声为什么如此不景气？在大鼓上颇有创新的王惠觉得，除了大气候不好，相声演员表演的段子不吸引观众也是主要原因。她鼓励郭德纲创新，走一条传统相声与现代生活相融合的新路子。王惠放弃自己的大鼓专业，一头扎进相声的海洋里，为郭德纲收集了300多段传统相声段子，郭德纲自己动手改编，融入一些现代元素，然后在家里表演，王惠成为他唯一的观众。不满意的地方，夫妻俩一起修改。

2002年底，郭德纲与几个同行成立了“德云社”曲艺团体，由他和两个同行每天说专场相声。因为没有知名度，来德云社听相声的观众寥寥无几，每天收入少得可怜，而开支很大，入不敷出的残酷现实让郭德纲和同行如坐针毡。很快，德云社快撑不下去了，和郭德纲一样焦急的还有王惠，如果德云社就这样垮了，对郭德纲的打击该是多么大啊！也许他从此将彻底告别相声舞台。

为了支持郭德纲，王惠又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几天后，她悄悄回到天津，首先向父母负荆请罪。对她的辞职，父母一直耿耿于怀。王惠动情地说起了她对郭德纲的牵挂和爱，以及郭德纲对相声的热爱和他艰难的处境，父母被深深地打动了。这些年来，王家父母也一直在了解郭德纲的情况，他们发现这个人善良诚实、有才华，心里早就慢慢接受了他。他们不再反对女儿与郭德纲来往。

王惠与父母商量，她想把自己的夏利车卖掉，资助郭德纲的德云社。父母没有表示反对，对她说：“你也这么大了，自己的事自己拿主意。”很快，王惠卖掉了自己的夏利车，把几万块钱交给了郭德纲。当郭德纲知道这笔钱的来历后，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坚决不肯接受：“你已经帮我太多了，这钱我不能要。”王惠急了：“那这笔钱就当是我日后的嫁妆好了。”女友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郭德纲只有含泪接过钱。

有了这笔钱的支撑，德云社度过了最艰难的阶段，听相声的观众渐渐多了起来。经过4年的艰难历程，他们的爱终于瓜熟蒂落。2003年夏天，他们举行了婚礼。王惠这位红遍天津的名角婚礼再简单不过了，没有鲜花，没有浩浩荡荡的婚车，没有伴娘，一套简陋的筒子楼就是她和郭德纲的新房。但她毫无怨言。

也许新婚大喜给郭德纲带来了好运气。2004年初，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跃文来德云社听相声，发现郭德纲是不可多得的相声人才，便主动提出收他做弟子。在侯跃文的推荐下，郭德纲，这个从民间走出来的草根演员，开始登上大雅之堂。

看着王惠整天为自己忙前忙后，身兼经纪人、司机、票务人员等多种角色，郭德纲不禁感慨万千，妻子为自己付出太多了，她的工作完全可以找人代替，她应该回到艺术的舞台上来。他认真对王惠说：“这么多年来，是我拖累你放弃了大鼓艺术，你不应该丢掉心爱的专业，否则我会难过一辈子。”王惠放弃了那些琐碎的事情，2006年春节后，她正式复出，重新登上久违的舞台。这对艺术伉俪在各自舞台上演绎着精彩人生……

（责任编辑/飞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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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集体婚礼篇6

如果一不是名人二不是大明星，最正式搭配婚纱的新郎礼服该怎么穿？

在美国，新郎白天通常穿深色西装，到了晚上才换上俗称“踢死兔”的礼服（tuxedo）；在英国就讲究得多，在教堂行礼时，除了新郎之外，男傧相和新人的男性直系亲属如父兄等都得穿日间礼服 (morning dress) ；在苏格兰，正统礼服包括了男士们穿的苏格兰裙。

除了西装，领带也是重要的一环，大多数的新郎会穿礼服，配领结。近年比较多花样变化，出现复古风围巾，颜色虽然素净，但花款种类系结方法却是叫人叹为观止。

传统礼服：Black Tie

Tuxedo是最为传统的新郎礼服。除了婚礼上穿着，Tuxedo还是男士们在出席晚上的社交场合和晚宴的着装，一般中上家庭的男生可能都会置一件挂在衣橱里以备收到要求正装的请柬时穿着。在北美洲，通常是指晚宴外套与配对的裤子。

不论潮流时尚如何更迭，Tuxedo始终包括了一些必要元素：

1. 外套的披领以罗缎缝制 (不过即使披领，也有分俗称和尚领的shawl collar，尖领的peaked lapels和较现代的普通西装领款的notchd lapels ) ；

2. 裤子的两侧接缝位有单行或双行的绸缎条纹 (传统上单纹配黑领结，双纹裤子就配白领结) ；

3. 里衬黑色背心或腰封；

4. 白衬衫 (一般来说，wing collar配黑色领结，小竖领配白色领结) ；

5. 黑丝领结；

6. 衬衣当是法式袖口的double cuff，用配饰的袖扣；

7. 一定要配上黑色袜子，通常是丝或细羊毛袜；

8. 黑色皮鞋，通常是抛光度高的漆皮牛津鞋或所谓的“法庭鞋”。

晚宴礼服：White Tie

White Tie，顾名思义是白色领结，是比Black Tie更隆重的打扮――新闻说某某要人出席白宫元首国宴之类，或者盛传威廉王子婚宴上谁和谁都赴会的话，通常就是White Tie的打扮。白色领带，直译的话不妨叫全套晚装礼服或者白色领带和尾巴。很明显这里用的“尾巴”是俚语，指的是之前提过的燕尾服，我们的民国时代称为西式大礼服，是西方时尚最正式最高级的男装礼服，而且按传统是傍晚6点后才穿着。以现代的标准，只有在非常正式的社交场合和婚礼晚宴才会穿着出席，是优雅礼仪的一部分，组成男装White Tie的主要组件有燕尾服、 白色领结、 白背心和竖领衬衫。

坊间不少婚礼造型师不懂这些学问，所以会要新郎在光天化日下穿这个，会贻笑大方。

一如黑领结“踢死兔”，正规的晚礼服只有更严格的规定，不是等闲随心可以玩mix and match：

1. 黑色或夜蓝得近乎黑色的燕尾服，披领用罗缎grosgrain，衬里用丝绸；

2. 同款式和面料匹配的裤子，一如前文所言，两侧当有窄条双缎纹；

3. 胸前浆熨挺拔的白棉衬衣；

4. 白衬衣配白竖领，最正宗的是可以拆下来的；

5. 白色低胸背心；

6. 白色领结，不是像幼儿园学生校服那种挂上去的bowtie，而是真正动手系出来的；

7. 黑色男装长丝袜――一定是黑色，白色的只不过是运动袜，不是这种场合穿的，切记切记。考究一点的话，可配袜带；

8. 唯一可对配的皮鞋是“法庭鞋”，也就是英语的court shoes或者pumps。

日间礼服：Morning Dress

White Tie的定义是黄昏6点后才穿的男式晚装，那么相对地在光天白日的时候穿最正式的礼服叫什么？答案是Morning Dress。

早上在教堂行婚礼的时候，新郎穿上正式的Morning Dress在圣坛前等候岳丈挽着身披婚纱的新娘子，无疑是最迷人最帅气的装扮。Morning Dress原是相对地指夏令时间下午5点钟之前，重要的社交场合的着装。二战前英国上下议院的议员，各部大臣都会谨守这种约定俗成的规矩上办公室和开国会。在美国南部，Morning Dress通常是州长在选举后宣誓就职的着装。

与White Tie的晚礼燕尾服略有不同，Morning Dress的前幅和后面下摆略有不同。举个例，燕尾服下摆近脊椎位置应有两颗从来用不上的纽扣，那到底原意是为何？那是十六七世纪时流行的时尚长大衣，爵爷们可扣起下摆，方便骑马而演化出来的痕迹，不是时装设计师手痒痒加上去的无聊饰物。

Morning Dress与晚礼服相对地译作“晨礼服”，通常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 晨礼服长大衣，长度应到双膝，前幅多是只有一颗纽扣，披领是呈尖形的peaked lapels：

2. 鸽灰色马甲，婚礼上切忌穿黑色马甲，因为那是去葬礼才穿的，晨礼服背心应较晚礼服前幅略高，可以是单排或双排纽扣，有翻领；

3.炭灰色条子裤，切忌用皮带，只宜用吊带；

4. 正式的衬衫，衣领可拆，法式double cuff袖口；

5. 除领结外，还可使用ascot tie，一种源于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往Royal Ascot观赛马的新兴资本家佩戴的领带，不过要同时用领带别针，在西式婚礼上颇常见使用；

6. 礼服口袋丝巾；

7. 黑色长袜；

8. 黑色牛津鞋或dress boots；

9. 如有部分仪式在室外时，比如迎亲乘开蓬马车之类，宜戴上丝毛绒高礼帽与麂皮绒手套；

10. 可佩戴襟花。

两周学习婚礼礼仪

婚礼当日新郎的完美着装固然重要，但体现气质与修养的婚礼礼仪同样重要。一个完美的婚礼，或许就因为你不懂细节上的绅士礼仪而断送掉，甚至给别人留下“没有品位”的恶劣印象。

以下细节习惯是绅士们日常生活都必须熟知的，当然，如果平时没那么在意，建议准新郎用两周的时间集中强化，练就完美新郎。

1.加强锻炼

礼服要穿得有形有款，最重要的自然是加强身体锻炼，及早把肥壮肚腩减掉，如果想减少五斤以上，最少要提前两周集中实施 减肥计划，当然，理想的方式是请教专业的健身教练，寻求最佳的锻炼方法。

2.挺直腰背

即使穿上最名贵的礼服，只要一弓起背来，仪态、风度便会大大打折扣。挺起胸膛，调整姿态，有针对性地锻炼肌肉。

3.洁白牙齿

婚礼那天拍照或会见宾客，露出洁白的牙齿和笑容，是非常重要的。

4.适时地修整毛发

在婚前两周找熟悉的发型师理发，让头发有足够的时间长出自然的感觉。一定别在这个重要关头尝试新发型，以免稍有差池，后悔莫及。其他如鼻孔等尴尬部位长出的茂密毛发，要修剪干净。

5.修理指甲

为免影响结婚当天的整体表现，小节也不可忽略。事先把指甲剪短。

6.赶走体臭

选定一支适合自己的止汗剂。尽量于行礼前用漱口水驱除口气。当然，清新爽朗的古龙水最好准备浓度不高过新娘的，不然会令男子汉的形象打折扣。

7.优雅站立

婚礼那天，新郎应站在新娘前方15cm左右，轻曲左臂，让新娘右手挽住自己的臂腕，两人成“八”字形站立。入场时，新郎要挺直腰背、目视前方、步幅中等、速度稍慢，让身边的新娘从容跟随。不要紧挽新娘，以免踩到裙子，也不要离得太远。鞠躬时幅度约15度左右，头向下静止1～2秒。

8.得体致辞

新郎向来宾致谢辞，语气诚恳、态度谦虚。在表达自己对新娘的关爱同时，也要感谢双方父母的养育，证婚人以及其他亲友的厚爱等。

9.敬酒须知

敬酒对新人是一大考验，尤其是新郎。首先得找一个善于周旋的挡酒手（伴郎）；其次安排正副“挡酒手”和挡酒群；第三在喝酒前避免空腹，多吃含油脂的食物和高汤，有解酒功效；第四不要依赖解酒药和茶水，它们更多用于醒酒；第五如果已喝得过量，不妨多喝热汤和开水，以冲淡酒精浓度。

10.谢客送礼

要对宾客送礼一视同仁，婚宴结束时，新郎新娘应在门口等谢宾客并送行。 婚礼回礼必不可少，其中尤其不能忘记辛苦的伴郎，一支手表、一条领带都是不错的礼物。

11.承担责任

新郎要在婚礼中充当主角。确定宾客名单，典礼和婚宴的车辆， 蜜月旅行计划等繁累的活，新郎应该主动承担，这也是新郎礼仪的一方面。

Tips：完美婚礼倒推日程表

陆毅 鲍蕾 婚姻是爱情的帆

人说过了三十难持续偶像定位，陆毅显然深有体会。最近他得意的作品不是新电影、电视剧，而是和妻子鲍蕾出版的新书《爱上爱情》，用心情日记和温馨的写真来展露难得一见的明星家庭情感世界。

丝毫不介意家庭对自己形象定位的束缚，一如既往地守候着爱情，并将爱而幸福的感受，融入生活的点点滴滴。

“我觉得大家都爱关注娱乐圈里面的情侣，无论是好的、不好的事。我和鲍蕾在一起这么多年，就想把我们对爱情的看法和我们的生活常态表现出来，给大家看，也告诉大家，生活，其实可以很美。”

说这话的时候，陆毅看着身边的鲍蕾，一脸慈爱，俨然将爱情与亲情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对于我来说爱情非常重要，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我不赞成。两个人在一起这么多年，就会非常了解对方、依赖对方，在改变对方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因此，生活随时随地都会有爱在其中的新鲜感。”

“而在这过程中，爱情变成亲情是必然的。但我觉得不管多么有亲人的感觉，当初两个人爱恋的冲动还是会有。”

所以，两夫妻每一年都会设定旅行计划，并且巧妙地跟工作连接在一起。比如今年年初的泰国之旅，就是跟英国鞋履品牌Clarks合作，一边工作出书，一边享受天伦之乐。在陆毅和鲍蕾看来，泰国的海如此蔚蓝，就连大情人岛、小情人岛这些举世闻名的观光地，都因为与家人的厮守而变得浪漫无比。用陆毅的话说，“算是为聚少离多的爱情生活定时保鲜吧。”

每一次花费大量时间选择目的地、制作旅行计划的过程，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如此让人兴奋。“我和鲍蕾都比较喜欢选择拥有自然风光的地方。去年去法国，在阿尔卑斯山脚下有一个小镇，我们在那玩了很多天，差点想住在那里不回来了。特别舒服，气候早晚特别冷，中午特别热，像人生，冷暖无常。”

在平淡的生活之中寻找恋爱的旅途驿站，陆毅和鲍蕾将婚姻当情的帆，写意般地轻松航行。

《风尚周报》：生活如此平淡，你们演艺圈又有比较多的诱惑，你真的都能保持完全隔离？

陆毅：说到演员这个工作，的确是诱惑比较多一些，但是我是一个比较‘独’的人，独来独往，享受孤独。我把工作和生活分得非常开，拍戏可能从来不会和剧组里面任何一个人联系。确实也有诱惑，常常会看到很多关于这些事情的报道，在身边的朋友身上当然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因为每个人的爱情观不同，同时也看你有没有这样一种信念去拒绝这种东西。

《风尚周报》：你的生活信念是什么？

陆毅：我的信念和爱情观都是受我父母深刻影响的。他们是很完美的一对，平时生活也是平平淡淡的，朝九晚五，但还是很恩爱。我一直都是和父母住在一起的，一直到现在，有了孩子以后，家里就更加需要长辈。我们的大家庭生活非常和谐，而且鲍蕾在家里的时间比我还多，基本上放弃拍戏照顾小孩和家庭。这样的生活是我的梦想，让我安心、满足。

《风尚周报》：结婚纪念日的时候你会买什么礼物送给她？

陆毅：不会是特别花哨或者不实用的东西，我会挑选一些价值比较高、值得收藏的礼物，比如珠宝首饰。

《风尚周报》：你在你的事业巅峰期，还是把婚姻和家庭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是否说明，你是一个理性、知足的人？

天津集体婚礼篇7

婚庆消费新趋势

“一次性消费”受冷落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选购礼服时，将实用性列为重点考虑的内容。在北京多家大型商场的中西式礼服专柜内，礼服在设计款式上兼顾了实用和流行元素，颜色上也不拘泥于单一的红色，个性化的色彩处处显示礼服设计的新气象。一位专柜销售员说，现在的礼服不但婚礼上能穿，平时穿也没问题。礼服实用需求的飙升，预示着婚庆市场“一次性消费时代”的终结。

对此专家表示，生产者在设计上能充分结合实际需求，将会更有效地拓宽婚庆用品市场，带来更可观的经济效益。

个性婚礼更诱人

花园婚礼、海底婚礼、烛光婚礼……在一个追求与众不同的时代，老套的婚礼模式正逐渐失色，婚礼正悄然兴起一股竞争风，比的不是花费最贵，而是创意最好。由此今年诞生的婚庆策划行业也被认为是最有前途的职业之一。

专家告诉记者，这些年婚礼个性化已经成为一个整体发展趋势，新人对婚礼内容、环境、创意的追求越来越丰富多彩，现代个性化婚礼应浪漫而不奢华，传统而不守旧，隆重而不繁杂。

调查显示富裕者

已建新消费模式

据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富裕消费者已经开始建立了新的消费行为模式。

该项调查由万事达卡国际组织和中国国情研究所共同设计，后者负责开展，调查对象为一万五千名年收入一万美元以上的人员，涉及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成都、重庆、武汉、南京、深圳和杭州。

调查表明，中国富裕消费者已经开始建立了新的消费行为模式。据数据显示，年收入超过二万一千美元时，他们开始使用外汇账户和国际信用卡，开始加入高尔夫运动;年收入达到二万二千美元时，开始定期到海外旅游;年收入超过二万八千美元时，开始购买个人住房;达到三万美元时，开始购置轿车。同时，经常性的外出就餐、出国旅游也是这一人群的生活方式，百分之四十每周外出就餐二至三次，百分之十每周外出就餐达五次之多。

大学生消费行为调查

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调查显示当代大学生消费行为呈现下列特点。

大学生消费容易出现潮汐现象，即一个新事物、新品牌在大学生市场会在某一个节点呈现突然的高峰。其根源在于大学生高度一致的群体认同感，使大学生中信息的传递有着高度集中性。如在培训方面，出现过MBA潮、“寄托”潮、考证潮等;在消费品方面，有复读机潮、手机潮、游戏潮等。

由追求独特性消费带来普遍消费。大学生普遍追求独特、新奇、时髦的产品，但与此同时，独特、新奇带来的往往是流行、普及。57.7%的大学生表示“喜欢购买独特风格的产品”，但是只有22.9%的人认为“我的穿着更加时髦”。

实惠仍是大学生考虑的最重要因素。在流行与实用之间，更多大学生选择的是实用。在各类产品的选择标准中，“价格适中”总是大学生首要考虑的因素之一。最受大学生欢迎的三种促销方式是:打折、派送和赠送小礼物。

情感消费成为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大学生每学期用于娱乐、交际、影视的平均费用约为144元，给同学朋友送礼的支出为98元。调查还表明，大学生即便有可能面临收支不平衡的状况，也愿意借款以应对他们认为必要的情感消费。

天津集体婚礼篇8

“新帮办”栏目诞生于2000年8月，从创办至今13年中，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传递社会正能量，从开始的每周一期到现在的每周四期，每期半版，已累计刊发3500余期。13年时间，“新帮办”栏目共筹措各类助学款980万元，资助2万余名寒门学子完成学业梦想；累计募集千万余元助困款，近1300个特困家庭因此改变了命运；组建了一支1.2万余人的志愿者队伍——“新帮办”义工，组织公益活动超过1000次；并为农民工追回拖欠的工资达4000万元……

2006年“新帮办”团队荣获“天津百个优秀青年志愿者服务集体”称号，2008年和2012年“新帮办”栏目两次被评为天津市新闻名专栏；2011年出版的《中国新闻年鉴》详尽介绍了“新帮办”记者深入实际、贴近百姓生活的经验文章。同时，《中国新闻出版报》也专门采访报道了“新帮办”团队十余年如一日坚持公益报道、为百姓排忧解难的事迹。2013年，“新帮办”凭借13年如一日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的持久表现，一举荣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一份公益之举，为何坚守13年？因为“新帮办”坚信，媒体在完成新闻报道的同时，还应积极主动地用我们的话语权承担公民道德引领责任、社会和谐构建责任。

数字作证 实说“新帮办”

以市民的人生诉求为出发点，以市民的生存状态为关注点，以市民的视角表现人文关怀。从2000年“新帮办”栏目创立以来，全体成员一直不懈努力，辛勤耕耘这个给百姓分忧的公益栏目，坚持“用百姓话，说百姓事”，全角度、多方面进行公益报道，生动鲜活地反映了记者在基层蹲点采访的所见所闻。

打造出多个深入百姓心中的品牌。在助学方面，“新帮办”推出的“给梦想插上翅膀”和“爱心行”等活动，早已成为天津市民与贫困学生结成帮扶对子的桥梁，“爱心行”足迹遍布津沽大地16个区县，以贫困中小学生为帮扶对象；“给梦想插上翅膀”在助燃梦想的道路上，成功帮助数千名困难高考学子实现了大学梦。两项活动累计筹措助学款980万元，帮助学生2万多名，每年都会有多名学生在“新帮办”的资助下走进清华、北大等高等学府。

“追讨热线”已成为天津劳动监察部门掌握劳动权益投诉情况的一个重要窗口。从2002年开始，配合劳动监察部门为农民工追回4000万元拖欠工资。

“寻亲访友”不仅在天津叫响，更成为异地他乡的游子寻亲觅友、认祖归宗的桥梁。通过“新帮办”记者的努力，漂泊在外一年多的哑女刘艳红回到了黑龙江省伊兰县的家中团聚；美国养母琳达，在天津终于为患白血病的中国女孩凯丽找到适配的造血干细胞。2013年2月，“新帮办”与宝贝回家公益网站合作，为走失了26年的湖南小伙刘海彬找到亲人，让这个失散了26年的儿子重回母亲的怀抱。

助学活动给贫困孩子的梦想插上翅膀。在这里我想详细介绍一下“给梦想插上翅膀”栏目。毕竟对于每一个历经12年寒窗苦读，经历高考的孩子来说，迈进大学校门都无异于人生的一道分水岭，对于家境贫寒的学子来说更是如此。此栏目创办于2002年，是专为帮助即将走入大学校门的学子们设立的，与天津市16个区县的教育部门联合。每年高考结束时，由各中学报名推荐品学兼优但又家庭贫困的学生，由“新帮办”联合爱心企业为他们担负进入大学第一学年的学费，帮助孩子们完成大学梦想。

天津47中的张逸群就是其中一名受助学子。2010年10月，身患皮肤癌的母亲在与父亲去北京治病的途中遭遇车祸，双双遇难，同时离去的还有张逸群的小姨。巨大的灾难没有击倒这个坚强的孩子，在高考前的8个月时间里，他说自己根本就没有时间悲伤，因为他得安慰照顾同时失去两个女儿的姥姥，要挑起这个面临塌陷的家庭的大梁，他还要完成父母的遗愿，替他们实现大学梦想。功夫不负有心人，2011年7月，张逸群以671分的高分最终被北京大学医学院录取，且本硕连读。但是，为母亲治病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父亲的去世又让家里少了唯一的经济支柱，靠亲戚朋友的资助，他和姥姥的一日三餐可以解决，但入学需要缴纳的费用却让他犯了难。通过“新帮办”的报道，热心的天津市民认识了张逸群，并为他的执著与坚强所感动，那一年的助学活动中，张逸群收到了4万余元的助学款，但这个孩子只留了一半钱，他给姥姥留下了生活费，为自己缴了第一学年的学费和住宿费。剩下的2万元，他又交回给“新帮办”记者，帮助了同届考上大学的另外两名贫困生。

还有一个男生名叫王浩，他是2006年得到“新帮办”资助考入吉林大学的，那一年在高考填报志愿的当天，他的父亲突发心脏病去世，是“新帮办”的读者帮助他完成了4年大学学业。如今，这个小伙子已经是杭州吉利汽车公司总部的一名研发工程师。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一个月，王浩就将他刚刚拿到的工资全部捐给了“新帮办”，说是要回报社会对他的帮助，也要实现自己当年传递爱心的承诺。而且这样的回报王浩坚持了4年，从工作那年开始，每年资助一名高考生成了他的人生目标，王浩说这种资助他将一直坚持到老。

寒来暑往，春种秋收。

2012年9月，“新帮办”栏目隆重推出“播种太阳”——“新帮办”栏目“助学十年”回顾总结暨开启新十年助学行动盛典，将“新帮办”助学活动的十年发展历程，做了一次生动而全面的回顾。那时，“给梦想插上翅膀”活动已经成功帮助11396名特困高考学子实现了读书梦，其中152名学生考入清华、北大等全国重点大学。参与助学活动的读者有3000多人，捐款总额达525万元。

2012年“播种太阳”盛典临近尾声时，100余名历年受助学子的笑脸定格于大屏幕上，“我给予，所以我快乐”8个大字呼之欲出时，现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或许嘉宾和观众只是感动于受助者的自强和捐助者的无私，而“新帮办”团体却深深地领悟到了一种力量——感动的力量、奉献的力量、传承的力量。我们深深感动于领导的关爱、读者的陪伴、志愿者的奉献、企业的支援。其实，“新帮办”的每个成员都坚信，助人也是一种经历，这个过程会让我们更加坚强，也懂得了受助后要更加乐于施助。

时间作证 13年的坚守

帮助是一种坚持，帮助亦是一种合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新帮办”的报道与救助范围，也在点与面上悄然发生着变化，从最初“一对一”的帮助到后来针对特殊人群的专项关注，不变的却是13年来，“新帮办”一直坚守在困难群体中间。

但是，任何帮助仅仅靠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坚持与合作是帮助之本，这其中包含记者之间的合作，更包含与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合作。

从2010年起，“新帮办”与天津站合作，春节前夕启动“新帮办基金”，为数十名困难农民工免费提供一张回家的火车票；与天津市妇联、残联等部门合作举办“鹊桥相会”活动，为残疾青年、单亲妈妈等特殊群体举办专场相亲会；组建了“新帮办义工服务中心”“新帮办临终关怀志愿者服务基地”“新帮办自闭症儿童康复之家”等多个专业性公益团体。到2013年，“新帮办”志愿者人数已突破万人，其中海归医生、博士生导师等高端人才的加盟更是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专业性的志愿服务。

张帅是天津特别出名的一个女孩，2000年，14岁的漂亮女孩在学校门口被自己的婶婶用硝酸烧伤。瞬间的灾难改变了女孩的一生。抢救，整整进行了一年；植皮等手术，大大小小经历了数十次。仅《每日新报》为这个女孩募集到的救助款就达到83万元。但是再多的钱也不能挽回已经造成的伤害，再热切的帮助也不能换回张帅美丽的容颜。当时红透半边天的靳羽西女士被“新帮办”记者一次又一次的劝说打动，亲自到病床边给张帅打气，并为她捐款。这次相见给了张帅重生的勇气，女孩勇敢地接受了现实。

下定决心需要勇气，面对未来需要更大的勇气。

张帅住院的一年时间里，抢救室门外的楼道成了记者的宿舍；重回课堂，拉着张帅的手走进教室的是“新帮办”记者；每一次心理疏导，等在诊室门外的除了张帅的母亲，还有倒班出现的记者；高考考场上，张帅牢记着记者阿姨的嘱托，冷静、平和，凭借这份淡定，她最终如愿考进天津商业大学；大学期间，张帅做了“新帮办”志愿者；毕业之后，又成为一家网络公司的程序员，而这份工作也是“新帮办”帮助介绍推荐的。整整13年，从灾难降临到浴火重生，“新帮办”始终不离左右，陪在她的身边。这期间，连张帅的父亲都忍不住逃离了，但“新帮办”却一直守候着她，虽然记者换了一拨又一拨，但是关爱却从没有间断。大致计算一下，13年来直接参与过张帅事件进程报道的编辑记者共有17人，而这17人，无论今天是否还在“新帮办”，他们与张帅结下的深厚情谊始终未曾改变。

贵在坚守、贵在创新、贵在不断完善提升帮扶成效，这是“新帮办”栏目内容越做越深，涉及领域越来越广，报道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影响力越来越大的重要原因。

制度作证 践行“规范化”

创立基金，走帮扶社会化和规范化之路。2010年末，“新帮办”在全国媒体中开先河，与社会公益机构和爱心企业联合，首期注资10万元，成立“新帮办基金”，对社会公益事业、亟待救助的急难市民给予先期资助。目前基金已经接受社会各界捐款超过60万元，发放捐助款45万余元。

大胆借力新媒体，启动报网联动，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传播影响力。2012年2月，“新帮办”启动报网联动机制，和腾讯网、天津网实现资源共享、新闻联动，与聚耐网合作开展“团聚爱心”活动，网友每点击一次活动页面，“新帮办基金”就可以收到网站捐助的0.1元爱心款。2013年创立“新帮办爱心商城”，在网上、报纸版面上、微信朋友圈中分别举办爱心义卖活动。

爱心（新）商城是“新帮办”栏目的又一创举。2013年初，在《每日新报》周末版、淘宝网上，商城同时开张。商城的销售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定项捐助，贫困受助人的作品，商城负责推介代卖，所得款项直接归受助人所有。

32岁的渐冰人王佳是一个自强自立的姑娘，当年考取了天津大学，就是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入学读书。王佳有一定的绘画基础，她便在白色的书包和钱包上作画，卖掉换取母女两人的生活费和治疗费。“新帮办”在2008年第一次报道了王佳的故事，并为王佳举办了几次义卖活动。后来随着病情的发展，王佳的手臂活动范围越来越小，已经不适合作画了，于是记者帮她联系了老师，学习粘手机壳，并在商城成立之后，将王佳的手机壳作为主推商品，每一分收入都直接划入王佳的私人账户。2013年11月22日，在“新帮办”参与策划的一次公益拍卖活动中，王佳的3件作品拍卖成功，获得善款7900元。

此外，商城还有另一种销售形式，就是读者和爱心企业捐助的物品进行义卖之后，收入全部划入“新帮办基金”，再由“新帮办”统一用来进行社会救助。

2013年5月，爱心商城为四川芦山地震灾区的孩子举办了一次公益拍卖活动征集来霍春阳、慕凌飞、孙奇峰等知名书画家的作品；天津籍奥运会冠军佟文、王皓，天津女排姑娘的作训服、比赛服，天津籍明星李小萌等人的演出服等物品，共拍卖了24万余元。这些款项通过慈善协会送到了芦山，为灾区孩子们重建学校。

自2013年10月开始，爱心商城通过微信的朋友圈，加大了宣传力度，吸引来更多的爱心关注与捐助。

活动作证 行动传递爱

举办活动，汇聚社会之力传播人间大爱。在活动中办报，是《每日新报》深入读者的成功举措之一，一次又一次丰富多彩的大型活动，让报纸品牌深入民心，“新帮办”更是其中最主要的推动者和助力者。

13年时间里，“新帮办”成功举办了“典藏情缘——非典一线医护人员集体婚礼”“给滦河源头添点绿——种植多伦读者林”“带着孩子来相亲——单亲妈妈相亲会”“酒泉观看神五升空”“幸福计划——满足100个贫困家庭的100个幸福愿望”等数十次大型公益活动，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果。

1982年1月10日，天津市为696对青年人举办了第一届集体婚礼，当时的天津市副市长李瑞环同志亲自为青年们主婚。移风易俗，勤俭办婚礼的主题，很好地刹住了当年“不买罗马表甭打算结婚”的攀比之风。3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小青年已经满头白发，他们中的不少人都做了爷爷奶奶、姥爷姥姥。

30年相伴相守，30年不离不弃，30年的鸡毛蒜皮都沉淀成一杯杯佳酿，让人饮了便可拼却一醉。

2012年1月8日，“新帮办”为当年696对中的100对夫妻举办了珍珠婚庆典，“再爱30年”是我们为这次庆典取的名字。追忆平凡、追忆琐碎、追忆爱情到亲情的转变……寻找100套适合已经发福的老妈妈穿着的婚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天津市几乎所有的婚纱影楼都出动了，大家将最好最宽松的婚纱都贡献了出来，为见证30年的爱情提供最切合实际的帮助。

《婚礼进行曲》奏响的时候、华发满头的丈夫亲吻怀中相守30年的妻子的时候，100条光灿灿的珍珠项链闪烁在老人们颈间的时候，现场不少年轻人都落泪了。在离婚率不断上升的今天，在闪婚闪离不断冲击着人们思维的今天，这场庆典将一个“爱”字植入到了年轻人的心中，让80后、90后们看到了坚实的爱情，感受到了平淡日子里似美酒般醇厚的幸福。

李瑞环同志专门为这次活动倾情题字：“人间自有真情在！”

口碑作证 提升自己奉献社会

“新帮办”，用我们手中的笔，在全社会范围内掀起了无数热点。2012年春天，“爱心教室”将全套的电教设备和先进的教学理念，连同天津人民的爱心，一起散播到新疆、等地偏远的山村；2012年盛夏，“幸福计划”让100个城市贫困家庭实现了最急切的心愿，露出了最灿烂的笑脸；而“新报读者林”，更是将绿色的环保防线，植入到京津沙尘的源头，将环保的理念植入到每个读者的心中……

我们都知道，记者的主要工作就是采访与新闻写作。但是“新帮办”记者却不尽然，他们除了新闻采写之外，还有一项更为艰苦的工作——操办，而且是每一次都不一样的五花八门的操办。

2012年盛夏，“新帮办”与爱心企业联合主办了一项公益活动——“幸福计划”，满足100个贫困家庭的100个幸福愿望，记录下100个幸福瞬间。有家爱心企业出资10万元，平均一个家庭1000元的幸福基金，你有需要，我来满足。当时一共有4名记者参与了这项工作的具体执行和操作。100家需要，就有100次采买，而且读者的需求各不相同。那几天，记者跑完电器城逛家具市场，找完家庭教师又联系养老机构，洗衣机冰箱的价格如数家珍，中介服务机构的电话倒背如流。

最初，“幸福计划”活动是与各区县民政部门合作的，但活动举办一段时间之后，记者发现了一个细节，有些贫困家庭并不像工作人员介绍的那样确实需要救助，甚至其中还有一些街道干部的亲属。于是帮助之余的走访调查又加大了这次救助的工作量。一位家里摆放着十几件瓷器的求助者索要的洗衣机被记者抬了回来；给一位在养老院居住的老人送去需要的半导体之后，记者又把自家闲置的彩电搬了过去；拒绝了要为自己新封装的阳台安装空调的求助者的要求……

历时两个月的活动结束之后，天津市大街小巷悬挂着本次公益活动中拍到的100张幸福笑脸。那一个个幸福瞬间扮靓了城市，只有“新帮办”记者知道，那背后是有汗水在流淌的。

在这样一次次深入基层，和普通百姓心贴心、面对面的采访以及活动中，一批80后、85后的年轻记者迅速成长起来，他们开始清楚，身为记者不仅仅要用笔写新闻，更要用脚去跑新闻，用心去感受新闻，相互扶持，和无数爱心读者一起，用行动延续时光记忆，留住城市足迹。我们坚信这是媒体的责任，也是每一个新闻人的责任。

一次次真心实意的帮办，感动了我们这个城市每一位有爱心的人——一双双热情的援手、一颗颗温暖的爱心，通过“新帮办”把奇迹一步步变为现实。寒风凛冽时，有人的地方总会有暖流。“新帮办”工作室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与平台，使这些火苗汇聚，然后摩擦出温暖。

（作者单位：天津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