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蓟县、辽宁义县等地古建筑遗存考察纪略(一)

对蓟县独乐寺、义县奉国寺等古建筑遗存考察与测绘，除本组金磊，刘锦标、陈鹤、刘志雄、殷力欣、温玉清、王林安、傅忠庆、冯新立等人外，还有天津大学建筑学院丁、曹鹏、白成军等三位青年教师及研究生成丽、张宇、何蓓洁、何蓉、李婧、王茹茹、陈筱、伍沙、宋琳、王蕊佳等先后参与其事。

现将自2006年12月27日至2007年4月28日间，本组及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师生对天津蓟县、辽宁义县、兴城、锦州等地古建筑遗存的调查行程与工作记录略述如兹。

纪　行

2006年12月27日，晴、风。晨6时许，本组金磊、刘锦标、陈鹤，刘志雄、殷力欣、温玉清等一行六人驱车启程，沿京沈高速东行，继而转道津蓟高速，约8时许车抵蓟县。蒙蓟县文物保管所李天胜、蔡习军二先生盛意，入独乐寺山门及观音阁进行粗略调查与拍摄(详后)。

南距独乐寺一箭之遥有辽代蓟州白塔，此外，城内尚存鼓楼、鲁班庙等明清遗构。行色匆匆，仅于辽塔逗留片刻，拍摄照片数帧，即离蓟转赴辽宁义县。

沿京沈高速一路东行，经过唐山、山海关、兴城、锦州等关内外重镇。是日下午约5时许，抵达辽宁义县已是冬日薄暮时分。蒙义县文物保管所王飞、刘剑诸先生指引，得以顺利进奉国寺内作简略调查。北地萧瑟，残阳如血，落日余晖之下的奉国寺大雄殿，丹楹绣拱，掣飞焕彩，愈加气势雄伟。若论及现存九座辽代木构建筑，如果说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是建筑技术水准的巅峰之作，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两建筑以其设计严谨、制作精丽见长，而辽宁义县奉国寺大雄殿则以撼人心魄的大体量、大气势雄冠一时。本组金磊先生等原拟于此稍事逗留后即日返京，因深为此千年巨制遗构所震撼与感染，行期延宕至明日(详后)。

行程略作此调整，得以有时间顺道踏访义县城西北约10km处的万佛堂石窟。万佛堂石窟位于义县福山南麓，依山开凿，南临大凌河。始凿于北魏太和年间，虽其遗存窟龛与造像并不多，但因其年代久远且艺术风格与云冈石窟相衔接的渊源关系、以及与同期龙门石窟(中原风格)等有较大的审美趣味上的差异等，在佛教艺术史上占有较为重要和特殊的位置(详后)。

2006年12月28日，晴。晨7时起，关外寒冬，千里冰封，室外气温已降至零下23℃，再入奉国寺内进行详细调查与拍摄。大雄殿内有晨光自东南斜射进来，伴着步履间些许灰尘微微地飘摇，不觉多有静谧冥思之念；缓步于构造精微的大木梁架下，辽代彩塑巨制“过去七佛”妙高庄严，熠熠生辉，本组一行顿忘此时室内气温更寒于室外。

约10时半，简略调查拍摄大雄殿毕，未及停歇，即与义县文保所同仁道别，驱车沿来时路线返京。下午1时许，道经山海关北之兴城。兴城东濒渤海，昔日乃关东之商贸重镇，而今其新城区东移数里，成为继北戴河、大连之后的又一北国海滨消夏胜地，其旧城则为保存较完整的明代城垣，其内尚存文庙、都将军府邸及花园、祖氏兄弟牌坊等史迹(详后)。

2007年1月10～13日，本组殷力欣、温玉清、王林安等三人再赴辽宁义县，并与天津大学建筑学院丁、曹鹏、成丽、张宇等师生在奉国寺汇合。此次仅对奉国寺大雄殿作初步勘测，并与义县文保所接洽探讨春节后详细测绘大雄殿之相关事宜。在此行程中，本组还补充调查义县旧城北门之安泰门、城南八塔子等史迹。

2007年4月6～16日。殷力欣、温玉清、王林安等与天津大学建筑学院三位青年教师丁、曹鹏、白成军，博士研究生成丽、张宇、何蓓洁，硕士研究生何蓉、李婧、王茹茹，本科生陈筱、伍沙、宋琳等十四人，第三次赴辽宁义县奉国寺。此行借助先进的三维激光扫描技术与设备，对奉国寺大雄殿进行全面详细的测绘。值此须说明的是，作为中国高等建筑教育中国建筑史教学研究的重要补充和基础性手段，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各主要高校建筑院系均开设有中国古建筑测绘课程，其任课教师也多主持或参与古建筑测绘与研究工作，并依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研究条件而各有侧重，成为当时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及文化遗产保护引人瞩目的亮点。

此行中，本组殷力欣，温玉清、王林安于4月6日清晨，借在锦州中转之一小时，匆匆踏访锦州广济寺辽塔，摄影数帧。殷力欣、温玉清还于4月10日上午与义县副县长蒋立新女士、义县文保所刘剑先生踏访义县旧城北门城濠、鼓楼及文昌宫等遗址状况。

2007年4月16日，为增编陈明达先生遗著《蓟县独乐寺》出版选配照片事宜，本组刘锦标、陈鹤、殷力欣、温玉清、冯新立等再赴蓟县独乐寺，承蓟县文保所蔡习军先生大力支持，与天津大学建筑学院丁盎、成丽、王蕊佳等师生入观音阁平蔺内部拍摄大木梁架。此行本组还曾补充简略调查蓟县鼓楼、鲁班庙等。

2007年4月20日，本组刘锦标、陈鹤、温玉清、傅忠庆、冯新立第四次赴义县奉国寺拍摄照片，其间有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本科生王蕊佳、陈筱二人参与，补充调查奉国寺大雄殿内梁袱彩画遗存。

2007年4月28日，本组刘锦标、陈鹤、殷力欣等第三次赴蓟县独乐寺，补摄观音阁之平坐、暗层、山门内景等。

重点检查的古建筑遗构和历史街区

1、蓟县独乐寺

蓟县独乐寺现存观音阁及山门两建筑，建于辽统和二年(984年)。在现存辽代建筑中始建时代最早，上距唐亡仅77年，其保留唐代风格较显著，自不待言，且制作精丽，堪称上乘。诚如陈明达先生所言：“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两建筑，按现存古建筑年代排列，名居第七，但若论技术之精湛、艺术之品第，均应推为第一，可以说是现存古建筑中的上上品，最佳的典范。”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与山门，作为中国最为著名的两座古代建筑遗构，素为学界所重视。早在1932年，梁思成先生即发表《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其后以陈明达先生晚年遗著《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的大木制度》等为代表的系列研究成果，也由此奠定了蓟县独乐寺在中国建筑史上极为重要的地位。须说明的是，本组调查蓟县独乐寺之现实目的，主要是为近期增编陈明达先生遗著《蓟县独乐寺》进行相关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故此次本组对蓟县独乐寺的踏访，一则为整理学习先贤著述，二则较为侧重并关注蓟县独乐寺于中国建筑史学史上的特殊价值，更多地是以蓟县独乐寺建筑的研究史来观照中国建筑史学、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的光辉历程。

以独乐寺建筑研究史而言，梁思成先生于1932年4月即赴蓟县独乐寺实地调查测绘，所撰《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一文，不仅是独乐寺建筑研究的开山之作，更以“田野考察”工作方法的引进，标志着中国建筑史学的诞生。梁先生的方法无疑是具有开创意义的，要而言之，是引进西方

的科学观以重新认识民族建筑文化的方法。对此，傅熹年院士评价道：“《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所体现出的通过实地调查测绘并与《营造法式》印证，进而探究古代建筑遗构中所包含技术、艺术因素的研究方法，使之成为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引领风气之先的一篇重要论文”此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充分掌握了西方科学方法之后，似乎应该有新的侧重和突破了。恰逢其时，深得刘敦桢、梁思成二先生亲传的陈明达先生已经意识到 在理解西方现代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基础上，使用本民族的历史语言从事建筑历史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故陈先生通过复原辽宋时代的建筑语言，使用“材份、宋尺、标准间广、数字比例、方格网”等传统语言和工具，以缜密的逻辑推演向我们展示古代哲匠设计一个完整建筑组群的过程。陈明达先生关于蓟县独乐寺的专题研究，使其向“重新发现、确立我们本民族建筑学体系”的学术理想又迈进了一步，其遗著《独乐寺观音阁、山门的大木制度》与梁先生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皆各自代表了所处时代的最高水平。

而再从陈明达先生学术生涯来看，其建筑历史研究的第一本专著《应县木塔》基本是沿用梁思成、刘敦桢二先生的学术方法，也如傅熹年先生所言：“这本专著阐明，中国古代建筑从总平面布置到单体建筑的构造，都是按一定法式经过精密设计的，通过精密的测量和缜密的分析，是可以找到它的设计规律的”，而陈先生的第二本专著《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则基本证明了至迟在北宋时期已经存在了完整的以材份为模数的建筑设计方法，再至《独乐寺观音阁、山门的大木制度》，似乎陈先生已经完全融入到古代哲匠的世界，不但解析诸多技术方面的疑难，更要尝试通过技术问题的解析而还原到建筑审美的文化层面。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正是基于陈明达先生对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的深入不懈的研究，以及他在研究中的有所发现，有所进展的自身经历，不仅愈加彰显出独乐寺两座辽代遗构在中国建筑史学史中的特殊贡献，也充分见证了中国建筑史学研究不断地充实和修正，逐步由浅入深的进程。陈明达先生在对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的研究中，发现只有山门和观音阁平坐用材近于旧测数字，观音阁上屋、下屋用材均超过旧测甚多。怎么会产生这样的错误呢?陈先生通过回顾中国建筑史学最初的研究状况入手分析：独乐寺是当时中国营造学社开始实测的第一处宋辽遗构，当时熟悉的是明清时期的建筑实例，对早期遗构缺乏具体的认识，加之当时对于《营造法式》的研究也刚刚起步，对其中材份的概念不甚明确。因而对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两建筑的测绘是建立在对明清建筑的理解上进行的，即以斗口为度量的标准，并且认为同一座房屋的斗口必定是一致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缺陷和疏忽之处。加之独乐寺观音阁本身的现实条件最便于测量平坐，在下檐屋面上、在平坐暗层内，无需脚手架即可精细测量其各个部位。以致用材数据皆来自平坐，而未注意到上屋、下屋用材皆大于平坐。直到后来为制造古建模型，需补充一些详细数据，再去补测时仍未发现这一错误。所以，营造学社早期制造古代建筑模型――独乐寺观音阁的材份数是不正确的，同时当时也还不知道早期木构建筑的柱子有生起的特征。此后随着对材份制虽有了较深的认识，但仍然认为每座房屋所用的拱方断面都恰好是一材，在实测时虽然常常发现拱方的大小有出入，却一概归之于施工的误差和木材年久涨缩所致。因此大多满足于测量若干个数据取用其平均数为标准，并未进行深入的观察。建国以后，首先注意到此类问题的是已故中国文物研究所著名古建筑专家祁英涛先生，在测绘新城开善寺大殿时，发现每朵铺作用材，从下至上逐铺减小，而(韦刃木)高则逐铺增高，使足材高均相等。所以测绘古代建筑实例中用材不一致的现象，不完全是施工误差或木材涨缩的原故，陈先生当时即推测或许是一种有意识的安排。可见最初对独乐寺观音阁测绘的产生的错误，应是在研究由浅入深的过程中产生的，陈先生认为这是必须汲取的经验教训随着认识的提高，对已测量过的实例，应当复测或补测。测量的结果，是研究工作的基本资料，应当不断地充实和修正。也正是基于此，陈明达先生完成了其晚年力作《独乐寺观音阁、山门的大木制度》，虽是作于17年前的旧作，但至今依然代表着中国古代木结构古建筑研究最新进展和最高水平。

2、义县奉国寺

奉国寺位于义县城内之东北隅，自山门以内，沿中轴线自南至北依次有牌楼、无量殿、大雄殿等主要建筑，除辽代遗构大雄殿外，其余皆为清代重建，并多有关外地方做法之特征，规模却远逊于大雄殿，兹不赘述。

义县奉国寺之具体始建年代尚有待深入考证，学界多以大雄殿内元大德七年(1303年)《大元国大宁路义州重修大奉国寺碑》所记“开泰九年处士焦希创其基”，推断其始建年代为辽开泰九年(1020年)。奉国寺之旧有规模，亦如寺内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大奉国寺庄田记》碑记所载：“义州大奉国寺，七佛殿九间、后法堂九间、正观音阁、东三乘阁、西弥陀阁、四贤圣洞一百二十间、伽蓝堂一座、前山门五间、东斋堂七间、东僧房十间、正方丈三问、正厨房五间、南厨房四间、小厨房两间、井一眼……。法堂后院子十二处……。仓后园子一处……南街长安店一处……。寺西浴房一处、正房三间、平房两间、井一眼。”

宋辽时期古代建筑组群实例，仅有山西大同善化寺、河北正定隆兴寺、山西应县佛宫寺三处尚存原组群形式。前文所述蓟县独乐寺是现存辽代建筑中最早的范例。虽仅余一阁一门，尚谈不上组群，但此一阁一门之距离，仍不失为研究宋辽建筑组群重要的资料。如是观之，奉国寺大雄殿内元碑《大奉国寺庄田记》碑详细记载元末奉国寺之完整规模，颇为弥足珍贵。殆其总体布局于中轴线上设置观音阁、七佛殿、后法堂，中轴线两侧三乘、弥陀二阁之设置，或可以今之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大同善化寺普贤阁、大雄宝殿等辽代遗构与之相互佐证，可能大致推测辽代佛教寺院之总体布局模式。

奉国寺大雄殿曾被梁思成先生誉为“千年国宝、无尚国宝、罕有的宝物”，虽后代多有修葺改建，但学界多公认其大木结构乃为辽开泰九年(1020年)奉国寺初创之时的辽代原构。大殿矗于高约3m的高大台基之上，殿前设有宏敞宽绰的月台，月台东西两端设有钟鼓二亭，形制简略，应为后世增建之作。大雄殿殿身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单檐庑殿，斗拱比例雄大，屋檐高峻，气势非凡。若以《营造法式》的术语，或可对其做出简明确切之描述地盘九间十架椽，四阿屋盖，十架椽屋乳袱对四椽用四柱，用一等材。殿身外转七铺作双抄双下昂，一、三抄偷心，二、四抄计心，重拱造：里转出两跳。由此可见，奉国寺大雄

殿无论其规模与形制，抑或铺作以及用材等地，均已达到现今所知古代遗构的最大极限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物研究所资深古建筑专家杜仙洲先生发表《义县奉国寺大雄殿调查报告》“奉国寺大雄殿木构建筑，千年仍平直挺健，是我国建筑史一项极为光辉的成就。辽代七佛像高大庄严，权衡匀整，柔逸俊秀，神态慈祥，极为壮丽。梁架上飞天面相丰颐美悦，色调鲜明绚丽，是国内极为罕见的辽代建筑彩画实例。”由此可见，奉国寺大雄殿实乃集辽代木构建筑、彩塑佛像、建筑彩画遗存“三位一体”的具有极其重要研究价值的辽代建筑遗构。

(1)“殿堂”、“厅堂”与“奉国寺形式”

关于殿堂、厅堂结构形式，《营造法式》并未详细解说，陈明达先生在其专著《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中，通过《营造法式》卷三十一的大木作制度图样，又结合对现存遗构的实测分析，对中国古代木构建筑主要结构形式诸如“殿堂”、“厅堂”、“余屋”得以逐步明确充实，基本明确了各类结构形式的特征及其内涵。如在《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图样中，有“殿阁地盘分槽”图四幅，又有“殿堂等草架侧样”图四幅，它们是四座形式不同的殿堂的平面和横断面图。又有“厅堂等间缝内用梁柱”图十八幅，卷三十《举折屋舍分数》图中另有一图，共介绍了十九种厅堂屋架结构图，据此得到“殿堂”、“厅堂”两种结构形式原始的基本数据。

“殿堂”结构的基本原则是自下而上，层层叠垒。一般单层房屋自阶基以上，由两层叠成：下一层是屋身(包括墙壁门窗)，上层是铺作及其上的屋盖。多层房屋即在下一层上叠垒铺作，上安平坐柱，平坐柱上又叠垒铺作安上层屋身柱，以上又是铺作平坐柱，铺作上屋屋身柱，反复重叠至铺作屋盖止。这种结构形式，施工较繁难，而适宜规模大的高层建筑，艺术效果强。它宜于向上发展而不便向左右或前后伸展。殿堂结构形式的实物迄今只有十例：即晋祠圣母殿、永寿寺雨花宫，此两例为单槽；独乐寺山门、菩化寺山门，此两例为分心斗底槽佛光寺大殿、独乐寺观音阁、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隆兴寺摩尼殿、应县木塔及苏州玄妙观三清殿等，此六例为金箱斗底槽。而其中的观音阁、应县木塔，又为仅有的两座多层殿阁。

殿堂结构形式具有如下特点：

①结构平面有四种标准形式，即：分心斗底槽、金箱斗底槽、双槽，单槽。“槽”既为结构所决定(槽的四周有铺作构成)，又有严正的艺术形象。槽的基本构造是在进深方向立两柱以铺作相连为横架，逐间延伸至角回转。所以在平面图上表现为两周柱子(有人误与近代套筒结构相混淆)。

②在上述情况下，由横架组成的平面其中心形成一个广大空间，此空间既可以不加设施，使之成为数层相联的高大竖向空间，亦可安梁铺地面版。

③由于以重叠为原则，所以殿堂形式的各层及局部构造层，均须等高。或设计成可以高低错开，但又须互相叠合(实例中这种高低差距仅为一足材)。最主要的结合形式是立柱的上下结合，它有两种既定形式叉柱造、缠柱造。

④由于是水平叠垒，水平构件可以平置于下层之上，可以使上面的樽缝与下面的柱缝错开。所以椽长150份，而下面的间广却可以用375份的特有现象。

⑤殿堂结构使用铺作自六铺作至八铺作。陈明达先生还将“殿堂”形象地称之为“佛光寺形式”，并认为这是一种相当优秀的形式，无论从材份制度、结构布置、铺作应用以至于建筑艺术各方面看，都达到很高的水平。

而“厅堂”结构的基本原则，是在每两间交结的中线上(间缝)树立屋架。此屋架梁宽等于房屋总进深椽数，每两个屋架之间，用樽、襻间、顺脊串、顺身串等连接成间。间数按需要。这种结构形式，施工较简易，便于向两侧延续发展，而不宜于多层房屋。因此，厅堂结构有以下诸多特点

①有各种梁柱配合方式，极便于适应使用需要。在一座房屋中只须控制椽架长度相等，每一间缝均可采用不同梁柱配合形式。

②屋内柱均随举势加高，但每一柱均应位于其上的梁首或梁尾位置，如用中柱，其高只至平梁之下，并仍在柱头用栌斗、拱、(木沓)头承于平梁之下。

③每一屋架视椽数，屋内用一柱至四柱，极少通檐屋内不用柱。屋内用三柱(其一为中柱)或四柱时，其三柱之间或中间两柱之须用顺袱串。

④各缝屋架除以樽逐架连接外，还必须用襻间，并视情况加用顺脊串、顺身串。

⑤用铺作自六铺作至斗口跳。其铺作并外跳用拱、斗，里跳只以华拱头或(木沓)头承梁袱。因山西大同华严寺海会殿(已毁)是此结构形式的典型，陈明达先生亦将其归纳为“海会殿形式”，实例中还有山西五台南禅寺大殿、山西平遥镇国寺大殿、河北新城开善寺大殿、山西大同善化寺普贤阁等。

奉国寺大雄殿之结构形式，陈明达先生曾提出以奉国寺大雄殿最为典型、介于“殿堂”与“厅堂”之间的过渡形式，并将其称之为“奉国寺形式”。此种形式多使用五铺作以上铺作，与典型的“殿堂”结构(“佛光寺形式”)一样，仍然使用内外两周相距两椽的铺作，并使铺作之扶壁拱构成内外两周的框架或箍。但与殿堂形式的区别在于：

①两周铺作不在同一高度上，外低内高。内柱较檐柱大致高出五至七足材，或者更多。外檐铺作不仅与内槽铺作结合紧密，且还须与内柱结合。

②其柱网布置不甚要求前后完全对称。虽基本遵循内外两周之柱网，檐柱亦与殿堂结构形式一致，但内柱仅有三面与檐柱相距两椽，前面内柱向内移，与檐柱相距四椽，因此较难以按照整齐明确的分槽来划分之。

③内周前檐的铺作不在柱头上，而是于四椽袱上以驼峰、内额承托铺作。因此奉国寺大雄殿之全部结构连同内柱在内，皆为相互交错组成整体。与奉国寺大雄殿类似的结构形式，实例还有天津宝坻广济寺三大士殿(已毁)、山西大同善化寺大殿，但年代略晚。

“奉国寺形式”既不能如“佛光寺形式”(殿堂)，按水平方向分为柱网、铺作、屋架等层次，也不能如“海会殿形式”(厅堂)从垂直方向可分为单个的屋架，但其平面布局较为灵活，结构的整体性更强。从表面上看，“奉国寺形式”是“殿堂”形式做法的一种简化，即以略升高内柱的手法，得以简化殿身内的铺作结构，但无论其设计和施工，均更为繁难，似乎需要匠师具有更高的技巧才能应对。

若以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技术史的视角，“奉国寺形式”体现出中国古代木结构技术演变的过渡特征，此种结构形式对其后整体性更强的大木结构体系具有承前启后的独特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金元以降，诸如“佛光寺形式”、“奉国寺形式”等早期大木结构形式，是如何与中原地区乃至江南地区大木结构体系进行交流融汇，从而衍生出新的大木结构技术与方法，并形成全新的体系7而其后《营

造法式》的产生和形成，其间又有多少与之相关的源流和变迁呢?诸如此类，皆给予未来研究更为广阔的深入探析问题的空间。

(2)奉国寺大雄殿所体现出的《营造法式》“以材为祖”的构成精神

奉国寺大雄殿以及其他辽代木构多有表现出与《营造法式》“以材为祖”的模数构成基本精神相一致的特点，或可由此较为明确地分析《营造法式》所未触及或含混不清或不存的平面尺度模数构成法则。

《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强调以材为祖“的重要原则，”凡构屋之制，皆以材为祖，材有八等，度屋之大小因而用之。……凡屋宇之高深，名物之短长曲直举折之势，规矩绳墨之宜，皆以所用材之分，以为制度焉。此实乃是对“以材取份”做出标准规定，同时又规定出允许增减的幅度，此制度更为核心的意义则是针对便于古代营造工程的管理与监督而制订的一种标准化体系，而模数意义上的材份，则是与上述意义直接相关的以标准材枋向与之大小相关的尺度概念的转化。“以材为祖”之“祖”，一则有本源、起源之义，二则有承袭、崇尚、效法之义。前者应体现出相当的原始意味，而后者则是在具体实行过程中的规则、规制的涵义。而今以奉国寺大雄殿“一材为一尺”现象为例，观照“以材为祖”所蕴含的深刻内涵，不仅以具体实例探讨“材”的原始产生及其源流，还可将精确的实测数据还原为“份”，乃至更应还原至“材”，或可得以解析规制意义上“材”的构成精神，以及其对指导中国古代木结构设计及其营造实践的重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几何分割”的理念较为薄弱，似乎也没有建立类似西方“欧氏几何体系”，而是始终强调各种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种建立在形式逻辑基础上的、更多地讲求实际应用的数理体系，其特点是多以算学、或者数字来进行比较、归纳、研究具体的几何问题。与西方的几何理念有所不同，中国古代最擅长使用最明确、最简单、最简捷的数字比。譬如，在中国古代音乐学中所体现出的数理概念，就是采用最简单的整数比，如“三分损一”法，中国古代绘制几何图形也运用数字比表达，如，即称之为“方五斜七”，处处含有黄金分割比的“毕达哥拉斯星”，即称之为“九五顶五九，八五两边分”；而在《营造法式》中也多以用材广厚之间的数字比关系，来表达具体构造方法、工程计算乃至建筑空间的关系，而多不采用几何分割之法。这些或许给出了一些极好的提示，若将实测的建筑尺度还原回归至更为整体和统一的“材”值，以更为宏观的数字比关系去分析古代建筑设计乃至营造技术与艺术的诸多问题，或可加深对于“以材为祖”真正内涵的认知程度。

尚须特别说明的是，本组调查测绘奉国寺大雄殿之时，有幸得到一套陈明达先生晚年对诸多重要古代建筑遗构实例的分析草图手稿，其中包括奉国寺大雄殿分析图，在图中陈先生利用旧有实测数据回归“材”的分析方法，对大雄殿的设计与营造规律进行归纳演算，而不再类似先前采用较为微观的“份”的方法。由此可知，陈先生晚年对于中国古代建筑大木制度“材份制”的研究，已达及了更高的水平和境界，也正是这份极其珍贵的手稿，像一盏指路的明灯，为本组及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师生对奉国寺大雄殿的调查测绘及深入研究指明了前行的方向。

关于奉国寺大雄殿的构成尺度和设计规律，本组将结合分析最新的精测数据，延续和拓展陈明达先生提示的回归“材”的分析方法，这将会呈现出怎样的情形、规律与结论，本组计划在《义县奉国寺大雄殿》中进行深入的探索，在此暂时从略。

(3)“辽尺准唐尺”特征与奉国寺大雄殿大木制度之再分析

奉国寺初创之辽圣宗时期，正是辽代封建化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契丹部族经过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时期的近百年的积累，并在对其周邻国家与部族的战争中，掠取大量降俘人口，以契丹头下制与中原的州县制度相结合而创立的“头下军州”制度，俘户建州，大量匠役涌入，辽藉此获得中原先进文化与技术。关于辽代尺制问题，历史文献之记载多语焉不详。或可如此推测，五代尺制沿袭唐代，辽地原属晚唐、五代所辖，且辽代木构又多出自汉地俘奴役户之手，样式自多承唐风，辽尺当距唐尺相差不远。另有日本建筑史家关野贞及村田治郎等皆在其研究中注意到“辽尺准唐尺”的现象。著名建筑史学家莫宗江先生也注意到此种“宋尺大于唐尺”的现象，对契丹何时开始采用宋尺以及工匠世代相传的用尺习惯可能在辽代“头下军州”制度的匠役俘虏中要保留的时间更长，殆为本组应在以后的研究中注意的关键问题之一。

根据辽代建筑所复原的营造尺也表明辽尺承唐之尺制，其尺长以29.5cm左右较为普遍。据此略以奉国寺大雄殿的开间尺度进行构成分析，以及与今之所存日本奈良时代古建筑及中国唐、辽木构建筑上所体现的整数尺度开间的特征，或可揭示或佐证“以材为祖”的源流及其深刻涵义。由佛光寺大殿及奉国寺大雄殿观之，唐辽时代之大型木构建筑，似存在用材尺度取一尺的做法，这或许是当时大型重要营造工程的普遍做法?虽不得而知，然“一尺为一材”乃最为简洁的数字比，此亦是尺度与材份之间最为密切的、其数据既便于记忆又便于操作的一种换算关系。由此或可假设，奉国寺大雄殿整体尺度及所体现出的“以材为祖”现象，当与后世材份的模数制度，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但其相互之间的差异，又显示出各自的特殊性。自唐辽时期“一尺为一材”至《营造法式》时期的“材分八等”的数字比和材份值，其间渊源和变迁是否正契合了“以材为祖”的历史内涵呢?或可再深入推测，建筑整体尺度的“以材为祖”是建立在材与尺度之间的一种极为便捷的统一换算关系之中，或是以历代建筑实践与经验积累所形成的尺度构成规范为法的，材与尺度之间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密切关联的。而其后至《营造法式》时期也多有明显反映，建筑的设计尺度多以丈、尺、寸表示，而与材份规定无直接关联，而“份”的制订与出现或许更多地体现出其应用的特殊性和局限性。正如李诫在《进新修营造法式序》中所言：“……五材并用，百堵皆兴，惟时鸠之工，遂考翠飞之室，而(亚斤)轮之手巧，或失真董役之官才。非兼技不知以材而定分，乃或倍斗而取长，弊积因循，法疏检察，非有治三宫之精识，岂能新一代之成规。”是否由此可以再次假设，“份”的出现也许正是为克服先前《元佑营造法式》只是料状，别无变造用材制度，其间工料太宽，关防无术“之弊端而设置制订的”新一代之成规呢?《营造法式》“份”的意义和价值更多的体现在工程量的“估工算料”之中，对于设计及其营造的核心问题“尺度”，“份”的意义就远不及“材”与真实尺度精确和便捷了。

(4)奉国寺大雄殿“过去七佛”礼佛空间与大木结构之关系

有辽一代，佛教极盛，并对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致金末元初，有“辽以释废，金以儒亡”之说。辽自圣宗朝以后，其佛教进入全盛期，史称圣宗对“道释二教，皆洞其旨，尤留心释典”，而奉国寺大雄殿之始建年代恰在圣宗时期。其时佛教之盛，亦于诸多规模宏大的辽代佛教建筑遗构中有其显著之体现，义县奉国寺与山西大同善化、华严诸寺，即是其中之最典型者。

以奉国寺大雄殿为例，与唐代建筑相比，或可推测辽代建筑的尺度构成发生了相当的变化一是在进深上突破了四间八椽的传统构成规制，出现以十架橡加大进深尺度的构成手法，进深五间十椽成为大型辽代木构的重要特征。二是开间尺度明显加大，突破唐代18尺开间的最大间广限制，心间最大可达24尺(山西大同善化寺大殿)，三是开间尺度构成趋于变化，从心间到梢间的尺度递减变化较唐代显著。究其原因何在?是否与当时的佛教信仰及其仪轨相关?是否跟辽代独特的佛教信仰模式有所关联?因为佛殿内部空间格局应服从于佛教信仰者的具体使用要求。诸如自南北朝至唐末期间乃至宋、辽，佛教主要宗派经典对大型佛殿的“内容”有无具体的、不同的要求7类似“过去七佛”、“三世佛”、“弥勒”等教义要求，其佛像和内部空间布置，是否有一套类似经变的“安排”?是否影响及石窟寺及木构建筑的布局及其结构方法等问题，或可从辽代礼佛空间、建筑形制以及大木构造特征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寻求上述问题之答案，不啻亦为一种研究思路。(未完待续，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