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达先生的临终与身后

10年前，1997年8月5日下午2时，一个最炎热的夏季的最沉闷的下午，我第三次去北京西城区一家三级甲等医院为我的舅父陈明达先生联系转院治疗。此时，这位83岁的老学者已经在一家区级医院的一间没有空调的病房里接受抢救多日了，那个病房里还躺着另外三个退休老工人，空气之恶浊是我这个没有病的年轻人都难以忍受的。这一次，我是抱着很大的希望的，因为，这天的中午我拿到了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开具的介绍信。

10年了，我仍能不漏一个字地默写那封介绍信：

介绍信

陈明达先生是我国研究古代建筑史方面资深的重要专家，早在20～30年代就投入到这一辛劳而重要的工作中。60多年来，他辛勤调查，伏案钻研，以毕生的精力完全奉献给了保护和研究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事业，并在学术上作出诸多重要贡献。其著述多次获得科研成果奖，在国内外均享有盏誉，是我国在这一领域极少数现存的先辈学者之一。

现在，陈老先生已年逾八旬，身患重病，请求贵院能本着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予以全力救助，并按照其资深教授的正司局级待遇，安排到高干病房接受治疗。

此致

敬礼!

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

一九九七年八月四日

那一天，我第三次叩开那家三级甲等医院的办公室大门，恭恭敬敬递上这纸公函，得到的却是那位气质堪称高雅的女士从鼻孔里挤出来的高傲的冷笑!她两个手指拈着这份公函好像那是从垃圾箱里拣来的，随便瞥上一眼，说：“就这吗?我们见得多了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我们这里只能保证副部级以上，何况所谓教授也顶多不过是局级――还是个‘待遇’!再说，天气这么热，有那么多在职不在职的领导同志在我们院治疗兼消暑，你说你要让我们去动员哪位真正的领导同志为了你的‘局级待遇’提前出院呢?”

接下来的一周，尽管院长、所长们都出面帮忙了，我们也只能争取到那家区级医院为他安排一个单人病房。在移至单人病房的10天后，陈先生溘然长逝。

10年了，作为陈明达先生的亲属和他在中国雕塑史方面的私淑弟子我至今仍然为没能争取到好一些的救治而内疚，自责，我至今想不明白：“一位有突出贡献的学者的生命价值是可以按行政级别来划分的吗?!”

当然，陈先生自己大概是不介意他与普通工人享受同等待遇的，他所关心的，只有他的事业，他身后的事业传承与发展。

记得在1993年秋的一天，我开始在本职工作之余协助陈先生把他生前发表过的除专著以外的零散文章整理汇编一个文集。他说：“我自信自己有一个优点；在工作上有比较清晰的条理，但现在发现有脑力逐渐衰退的征兆，甚至不能完全记得以前都写过什么了。所以，我应该着手将以往的工作做更细致的梳理，总结了――重新审视自己究竟做过些什么、做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有哪些成绩和缺憾。”

那天，他还交给我100元钱，说：“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新译本我只买到了一册，你以后逛书店留意一下，出一本就买一本，我打算把全部34册都买齐。我79岁了，还有信心通读这34卷煌煌巨著，还有信心从中得到新的启发。”

大约在1994年4月，我大致按建筑史论和雕塑史论两个大类将他31篇论文汇编成册，题名为《陈明达古建筑与雕塑史论文集》。我把厚厚的一摞复印文稿呈交给他过目，建议交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他说要仔细考虑一下再说。

一个月以后，他告诉我再补齐两篇看似不重要的文章就可以交出版社了，但必须说明一点：“出版这个集子不是要说我个人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而是它记录了我在研究、思考过程中的错误和局限，这些错误和局限往往是我自己无法认识到的，因为每个阶段的认识水平毕竟有限。我把个人研究工作的得与失客观地公之于众，希望年轻一代人能够在改正前辈错误、突破前人局限，使我们这个学科有新的发展。”

一年之后的1995年4月，这个集子还在出版社排着等候出版的长队的时候，我告诉大舅：“除了又买到的两册之外，没有希望买到新的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了，因为科技出版社的出版计划有变。”

听到这个消息，陈先生有些失望和伤感，希望我能代表他去呼吁一下：“那是一套很有价值的书呀!我们很需要换一个角度、换一个思路认识我们自己呀!”

这一天，他再次重申出版他的文集的目的是“使后学在客观认识前人工作‘得’与‘失’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和成果”。也是在这一天，他说他意识到自己“脑力逐渐衰退的征兆愈发显著了，其实已经无法通读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了”，所以，他要趁着脑筋还清醒，把那些没有写完和没有发表过的文稿以及相关的图纸、照片和书刊资料放在什么地方指给我看，要我日后自己做主去整理，遇到不懂的专业问题，就请天津大学王其亨教授帮忙。那时，他大概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撒手人寰，但肯定预知自己很快就要无力自理了。这次的谈话，差不多是他最后一次跟我谈业务问题，不久，他身患老年痴呆症，彻底丧失了工作能力和部分的生活自理能力直至病逝。

呼吁继续翻译、出版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希望后学能突破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前人的局限，这是陈明达先生留给我的最后遗言。

陈明达先生于1997年8月26日晚10时30分病逝。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在所发的讣告中称他为“我国杰出的建筑历史学家”，是“继梁思成、刘敦桢先生之后在中国建筑史和研究上取得重大成果的杰出学者之一”。该院在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之后不久，于9月5日又破例举行了缅怀其学术成就与学术思想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上，樊康院长称陈明达先生为“一代宗师”，傅熹年院士等希望建筑历史学界将他“淡泊名利，脚踏实地、循序前进，不尚浮夸，力避空论”的学风视为本学科的宝贵精神财富，他的老友莫宗江先生更语重心长地对年轻人说：“你们现在的条件比我们好，一定要把营造学社未竟的事业继承下去”……

所有这些， 多少使我个人没能照顾好陈先生晚年的内疚得到了慰籍也促使我下决心克服专业知识不足等困难，承担起了整理陈明达遗稿的重任。令我更欣慰的是，10年来，早已有许多志同道合的新老朋友共襄其事，弥补了我个人专业水平的不足，使单纯的个案性文献整理上升为建筑史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陈明达先生生前，撰写和编著了五部专著：《应县木塔》、《巩县石窟寺》、《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中国美术全集・巩县天龙山安阳石窟雕刻》、《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技术(战国北宋)》；另有散论三十余篇发表在《文物参考资料》、《文物》、《考古》、《建筑学报》、《人民日报》等学刊上。而在这身后的10年间：

1．1998年12月，汇集30余篇散

论的《陈明达古建筑与雕塑史论》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其中《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技术(南宋－明清)》是殷力欣在王其亨先生的指导下整理的遗稿，《从(营造学社>谈起》是王其亨先生提供的谈话录音。

2．1999年9月，王其亨先生记录的陈明达授课笔记《关于的研究》刊载于清华大学《建筑史论文集》第11辑。从此，在张复合教授的支持下，陈先生遗稿陆续在该丛书刊载。

3．2000年4月，陈明达《读札记》及《营造法式研究札记(选录)》(王其亨，殷力欣整理)刊载于清华大学《建筑史论文集》第12辑。

4．2001年4月，陈明达《周代城市规划杂记》(殷力欣整理)刊载于清华大学《建筑史论文集》第14辑。

5．2001年10月、2002年6月陈明达《独乐寺观音阁、山门的大木作制度》(殷力欣整理)分期刊载于清华大学《建筑史论文集》第15、16辑。

6．2003年5月、2003年7月，陈明达《崖墓建筑》(殷力欣整理)分期刊载于清华大学《建筑史论文集》第17、18辑。

7．2006年8月，陈明迭《营造法式研究札记(续一)》(殷力欣、丁、温玉清等整理)刊载于清华大学《建筑史》第18辑。

8．陈明达《营造法式研究札记(续二)》(殷力欣、丁、温玉清等整理)、《中国建筑史学史(提纲)》(殷力欣整理)即将刊载于清华大学《建筑史》第19辑。

上述遗稿约20万字，展示了陈先生自1942～1995年的涉猎广博而以《营造法式》为核心的60年学术历程。

也就是在此期间，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在王其亨教授的指导下，以认真、谨严的科学态度将陈明达遗稿《营造法式辞解》的整理工作持续了8年；中国文物研究所把校订《陈明达手抄、批注本》的工作列为该所建筑史学的研究课题，并与天津大学、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等单位形成合作，将文本研究与古建筑实例考察重新结合一体。

三

在今年8月，陈明达所撰长篇论文《独乐寺观音阁、山门的大木制度》按20世纪60年代《应县木塔》的体例增编为汇集60年测绘成果的图文并茂的专著《蓟县独乐寺》经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天津大学等三家支持，由天津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从陈先生学术生涯看，他的建筑历史研究的第一本专著《应县木塔》是具有开创意义的，正如傅熹年院士所言：“这本专著阐明，中国古代建筑从总平面布置到单体建筑的构造，都是按一定法式经过精密设计的，通过精密的测量和缜密的分析，是可以找到它的设计规律的”；第二本专著《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基本证明了至迟在北宋时期已经存在了完整的以材份为模数的建筑设计方法；而到了这本《蓟县独乐寺》专著，似乎陈先生已经完全进入到了古代建筑师的世界，不但解析着一个个技术方面的疑难，更要通过技术问题的解析还原到审美的文化的层面，遂追素出若干条中国建筑在结构力学、建筑美学等方面的独到建树。

至此，陈明达学术思想研究在他本人去世10周年的今天，已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近日来，《建筑创作》杂志社的主编委托我编辑一组对陈明达先生逝世10周年的纪念文章。照惯例，我约请了刘叙杰、陈耀东等与陈先生相熟相知的前辈学人赐稿，也按照陈先生希望后学尽快超越前人的遗愿，约请了周学鹰、温玉清、丁等与陈先生素不相识的青年才俊。

南京大学历史系周学鹰先生很快寄来了他的读书笔记，只谈学术问题而毫无应酬客套性的文字，我想，这是很符合陈先生心愿的；中国文物研究所温玉清、天津大学丁矗二位都早在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即参与了《营造法式研究札记》、《营造法式辞解》的整理工作，目前已逐渐成为整理、研究工作的骨干力量了，但却都忙于手头的工作(包括《蓟县独乐寺》的三校、《营造法式辞解》的配图等)而无暇分身，这同样体现了“不尚浮夸，力避空论”陈先生遗风。天津大学建筑学院98-06各级研究生中有十多位同学参与过陈明达遗稿整理工作而我没能一一记住他们的姓名，这里，谨向他们表达我深深的谢意!

就在本文即将完稿之际，我很意外地接到了有一年多未通音讯的李华东博士的电话，说他今天上午读书的时候忽然想起了今年8月是陈先生10年忌辰，就写下了几句感言寄给我看。这真是一个令我感动的意外，我想我应该说服《建筑创作》的编者额外再给他留一版面。

作者：殷力欣，中国文物研究所　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