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树立物证鉴定文化的必要性

摘 要：我国司法鉴定制度建立相对较晚，司法鉴定人也是一个新兴的职业，司法鉴定文化并不会相伴而生，该文为了能够在认知层面树立起鉴定文化的必要性，从鉴定文化缺失的现实状况出发，谈论树立鉴定文化的基础即有限性，最后以四类人的认知为突破口来探索树立鉴定文化的必经之路。

关键词：鉴定文化 有限性 突破 认知

中图分类号：U49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3（c）-0235-02

不可否认地，司法作为社会“平衡器”的作用日益凸显。在求助于公力救济以实现正义的过程中，“打官司就是打证据，打证据就是打鉴定”已经不言而喻，鉴定意见这种具有科学含量与专家判断的证据对于帮助法官认定事实、理清证据关系、明确责任归属、宣判案件结果有重大的影响。所以，在老百姓的心中，物证鉴定、鉴定意见理应具有权威性，理应使诉讼的终结没有疑问，理应使公力救济更有力道，理应在法治的发展中人们渐渐融入并感受着正面的物证鉴定文化。

但是现实不会是理应如此，所以该文就对树立物证鉴定文化的必要性进行探讨。希望在文化氛围的理解中，让司法鉴定制度健康的发展，成为人人认可并尊重的公正司法的左右手。

1 必要性的提起――鉴定文化的缺失

1.1 鉴定文化所为何物

有人会问，鉴定文化是什么呢？我们又需要树立怎样的鉴定文化呢？想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从司法鉴定的本质属性说起。司法鉴定无疑在诉讼活动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重要。“它能够在案件事实认定过程中甄别物证真伪、揭示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的内在联系，补强或者减弱其他证据的证明力，甚至可以澄清人证的证明能力，对其他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方面有很大帮助。”正如汤玛斯.摩伊特在《诉讼技巧》中所说的“诉讼需要这些具有专门知识的鉴定人解释事情如何或为何发生，或者事情如何或为何没有如此发生。”[1]

所以，鉴定本是一项具有正面能量的活动，鉴定文化也应该是一种反映着司法鉴定人的崇高的职业信仰和精神追求，并有一套支撑此精神追求并能调整利益关系、化解矛盾纠纷的规章制度和体制机制，且最终在实践中真真切切的做出维持社会秩序、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提供证据支持、技术保障和技术服务[2]的一种独特的行业文化与观念形式。

1.2 鉴定文化现实状况

这种积极向上的文化才是真正的鉴定文化，所以与鉴定打过交道或正在打交道的人们亦或是即使是对鉴定只有概念上认识的人们应该是认同鉴定文化并坚定相信鉴定文化为公力救济所做的卓越贡献。但是以我国目前的情况看来，我国并不具有这种国人广泛认同的鉴定文化，可以说，我国并未形成鉴定文化。

从一个老生常谈的“黄静案”1说起，其死亡原因做了5次尸检、6次死亡鉴定，而每次的鉴定结果都不尽相同，这不仅仅给审判带来极大的困难，也给当事人、被害人家属带来雪上加霜的心灵创伤，更让社会对“鉴定”打上一个问号。诚然，在此案件中，不谈案情本身，仅是因鉴定体制的松散给诉讼实践又运送了一个更大更难的问题，成为了此案的争执对象。重复鉴定、久鉴不决、虚假鉴定等鉴定机构本身出现的问题严重影响了诉讼的正常秩序，甚至出现了因鉴定问题上访的事件。

换言之，“法院之判决几乎以各鉴定机构之鉴定结果作为认定事实之依据，故鉴定制度设计是否周全，直接影响司法机关之审判品质，并可深刻强化对人民诉讼权利之保障。”[3]可以说我国目前的鉴定现状以及鉴定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审判品质，人们对以鉴定意见为依据的审判结果这种公立救济的最终判决不甚认同，从而引发了各种“缠讼”“”等既耗资源又耗人力的社会现象，这样反过来使得职能部门的司法鉴定失去了应有的权威性，而不断遭到质疑，鉴定文化就无从谈起了。

2 必要性的基础――对鉴定“有限性”文化的认可

司法鉴定体制现阶段的病态现状，以及人们普遍对司法鉴定不正确的认知状况（主要是对其最基本的鉴定常识理解缺位），还有审判检察等司法人员对司法鉴定本身所能做到的鉴定程度及相关结果的过分推崇和过分依赖，不仅阻碍了司法公正及人民权利的维护，而且不利于树立鉴定的正面氛围和文化。

要改变这种大众认知层面对鉴定文化的负面影响，就需要从基础做起，将鉴定文化之所以能够不断建立发展起来的“根本”即“鉴定有限性”旗帜鲜明的表述出来，改变人们的过度崇拜或不良认知，为鉴定文化营造良好的生长空间，直到在专业人员和人民大众心中接受认同并放心的在鉴定文化中诉讼。

从现场发现、找到的物才存在，倘若侦查人员没有发现，“存在”也“不在”，而这其中的发现又与诉讼中的时间紧密联系这是鉴定及鉴定文化存在的基础，也是实用主义有限的发现的存在。之所以这样的“存在”是只能被我们有限的发现，是受到以下因素的想象。

2.1 发现的技术、方法有限

物可以被发现、提取、固定、保管直至鉴定意见的作出都与发现所用的技术、方法有关，并与此方面目前的研究成果有关。我们技术方法的发展进步可以解决越来越多的鉴定问题，使得发现率不断提高，但是不得不承认发现的技术方法永远是有限的，发现的实施过程及程序要求也需要不断的适应鉴定的需要来完善。比如从横向的访问到立体的视频、电子信息来获取、存储、利用信息，现场的发现率因技术不断提高，但发现永远是有限的，现场中的足迹、血迹、指纹，尸体中的病理、毒理始终会因技术或人为原因而不被发现。

2.2 发现的条件、环境限制

物证的发现会受到技术设施、设备条件的限制，也会受到物证存在的状况条件的限制（如处于水中、油中的发现提取），还会受到存在的环境条件的限制（如气候、交通或者人的活动的影响），这些都是客观的限制，永远无法回避或忽视其对坚定发现的限制，所以发现的“物”不具备鉴定的条件，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来确定，那也不能成为“证”。

3 有限的可知

发现“物”后，是否可知？能知？也存在有限性问题的探讨。

3.1 作为物证的“物”的范围的有限性

关于可做物证的“物”的范围，至今没有一个严谨的科学定论，而事实上，犯罪现场千变万化，也不能下一个范围的限定，物证鉴定专家一般是从经验出发大概的限制了物证的种类范围及物的数量质量范围。比如形象痕迹即：指纹、相貌、足迹的一部分是不具备鉴定条件的，亦或者笔迹鉴定检材的一个短“1”的出现，数量少也无法做鉴定，更无法做重新鉴定。这些便是科学之不能、客观之不能的有限性可知。

3.2 确定可知与能知对象特性及特征的有限性

无非是用辨认或者鉴定的方法来确定可知与能知的对象的具体特征（量化的描述）及特性（概括描述），即通过对物在运动变化中的相对静止统一的固有规律进行归纳总结。但是倘若鉴定人员无法找出并确定物所蕴含的固有规定性，便不能出鉴定报告，此“物”便不能为“证”。

3.3 对特性、特征确定的程度及层次的客观有限性

鉴定意见分为肯定或否定的确定性意见和可能是或不是的不确定性意见，这便是对物的特性及特征确定的程度及层次的不同所得出的不同意见，无论是确定性的鉴定意见还是不确定性的鉴定意见都应是客观科学的即具有客观科学的态度的结论，不应因结论的不确定性而质疑鉴定意见不科学不严谨。

4 有限的关联

事件或者案件都存在必备的结构要素，哪些人或物在何时何地因为什么原因经历了怎样的犯案过程而最终又造成怎样的结果，这是我们想找出的物的关联，以物质交换理②和信息交换与转移理论为基础，可以从人的记忆，物质、物品、痕迹，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这些反映体中搜寻供述与辩解、证人证言、陈述，物证、书证，视听资料证据和电子数据证据，再通过同一认定理论回到事实本身，最大程度的接近案件事实得出鉴定意见。这当然是最理想的物与其他证的关联模式。

但是由于发现和可知的有限性使得案件形式要素的时间关联、空间关联、方式手法关联和转移物及结果关联常常不会像锁链般展现在我们面前。也就是说在鉴定中信息转移交换直接来源于案件的直接关联，如像鉴定DNA般的唯一性、排他性是比较少的，关联的有限性，促使鉴定人员从各种间接关联中找到物与证的联系，是指互相得到印证形成系统关联。

所以如果我们的民族认知接受这些最基本的鉴定“有限性”文化，那么就为我国的鉴定文化氛围的形成打下坚实的基础。但目前鉴定文化在大众认知层面还存在以下问题有待突破。

5 必要性的探索――鉴定文化在认知层面的突破口

5.1 公众百姓需引导

时下，公力救济诉讼中老百姓会想到用鉴定的方式寻求有利于自己的证据或者明确责任的归属，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至少鉴定的有效性与科学性得到了认可，但是一旦当不利于自己的鉴定意见出现时，重复鉴定的要求便频繁出现，不仅如此更有甚者还会找到鉴定机构大吵大闹“讨回公道”，或采用“缠讼”和“”的私力救济方式来表示对鉴定意见的抗议和不满。这就表明鉴定文化在公众百姓心中的缺失，大众百姓会选择鉴定的方式，但大多是“利己”主义的驱使，一旦鉴定意见不符合预期，便采取各种方式试图改变鉴定意见。

事实上科学客观的鉴定是经得起考验的，无理蛮闹最终会在客观公正的鉴定意见面前偃旗息鼓，鉴定文化也最终会在这股公正客观的力量引导下发芽成长被大众所认可。公众百姓的需要对鉴定有限性的文化的认知，也需要被引导。应“广泛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整合文化资源，突出行业特色，大力推进群众性文化活动的开展，创造健康向上、独具特色的司法鉴定行业文化，以先进、健康、优质的文化形式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活动感染人、熏陶人、影响人”[4]并以鉴定人员在鉴定工作中的实际行动引导大众参与到鉴定文化中来。

5.2 媒体视听需负责

现在的某些新闻传媒常常以不负责任的态度来报道事件以博取眼球，抓住一点无限放大、混淆视听，报纸网络等媒介关于鉴定方面的报道大多是传播负面新闻及批驳，而我国全年有多少重大案件是靠鉴定取得的突破却现有宣传，这样无疑会放大鉴定文化缺失时的制度漏洞，将鉴定工作推向一个需要不断认错、改错的尴尬境地，使整个大众视听在对鉴定的价值选择上偏向质疑。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在技术上无论是普通大众还是媒体人都是不精通鉴定知识的，对于有异议的鉴定意见可以申请重新鉴定，但针对判决结果，个别“缠讼者”一味将败诉责任归结给鉴定人、办案人，拿起媒体的力量来对付某些鉴定人或者鉴定机构，当然正确的使用媒体曝光的方式是公民的权利，但是作为媒体人对于报道的真实性和评论的内容的权衡应该有更加负责人的态度，不能枉听一方对于“败诉结果”难以平复的控诉，更应该实地考察、探索发现，运用媒体人的权利，拿出公正鲜明的态度按事实报道，以正视听，促使积极正面的鉴定文化以传媒的方式广泛传播。

5.3 司法人员需自省

还有一个不容小视的问题，就是目前司法办案人员的执法水平和执法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使案件处理不当引发受害人缠讼，而且对鉴定文化的形成产生消极作用。“鉴定意见作为案件证据的一部分，应当和其他证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并没有高出其它证据的任何理由，必须经司法人员严格审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然而，目前司法人员普遍存在一个误区，认为鉴定意见是专门人才依据其专门知识并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专门性问题所作出的客观鉴别和判断，当然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而不进行严格审查，或者根本不审查，不结合其他证据材料，直接将鉴定结论作为定案的依据，导致案件处理不当，引发当事人强烈不满。”[5]

除此之外，司法人员经常试图忽略或者说是不认可鉴定意见中本应正常存在的不确定意见，当拿到不确定意见时，总是已案件不好判为由要求鉴定人员给出确定的结论，即“是或不是”，这就给鉴定活动的依法公正进行带来很大困扰。由司法干扰的鉴定意见当然是不客观不科学的，只能像毒树之果一样埋下“坏因”，假若重新鉴定或者进入二审程序，被不客观的鉴定意见被自然会让鉴定人员惹祸上身，又何谈鉴定文化健康的成长并融入每个人的心中呢？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司法人员应该自省。

5.4 鉴定人员需努力

所谓扫净自家门前雪，欣赏的人儿自会来。鉴定文化至今没有在我国正式形成和鉴定人员自身有很大关联。本文在这里不谈鉴定体制本身还有不完善的缺陷，只说鉴定人员确实还有一条布满荆棘的征程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用实际的行动来见行鉴定文化的感染力。去掉那层神秘的专家色彩，用更贴近大众的论理来描述检验鉴定过程，使结论更容易让当事人双方和司法人员接受；在实际工作中司法鉴定人员应与时俱进，注重培训，定期了解相关法律知识和司法鉴定规则以及新技术的应用，提升鉴定人员的专业能力；除此之外司法鉴定人应严于律己，遵守职业道德，在司法鉴定的过程中，会遇到说情，要求鉴定中给予照顾。作为鉴定人一定要坚守职业道德，不受委托单位、上级领导、熟人说情的干扰，客观公正科学严谨做出符合事实的鉴定结论，是鉴定结论经得起审查，双方当事人对鉴定结论的公正性得到认可，遏制双方当事人因鉴定结论不公而投诉上访[6]。

只有这样，再配合鉴定体制不断的改革完善，我国的鉴定文化会因司法鉴定制度在服务诉讼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中发挥的功能和作用而日益形成，社会大众也最终会认识到鉴定文化的必要性，而从认知方面摒弃民族认知对鉴定文化的劣根性影响，最终成为推动鉴定文化的一份子。

参考文献

[1] 汤玛斯.摩伊特.诉讼技巧[M].蔡秋明，译.台湾：商周出版社，2002.

[2] 李凌云.关于加强司法鉴定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J].中国司法，2009（3）：19-21.

[3] 朱富美.科学鉴定与刑事侦查[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8.

[4] 金兴民，刘一石.司法鉴定文化核心价值初探[J].中国司法鉴定，2011（2）：39.

[5] 徐红星.论“缠讼”案件产生的原因[J].中国法医学会法医临床学学术研讨会，2011（6）：141.

[6] 王萍.高作香.司法鉴定引起投诉的原因及对策[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3）：55.

注释

① 黄静案是2003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湘潭市发生的一起案件。此案的离奇之处在于，多次鉴定结果不同。

② 如汗液会转移到杯子上，而玻璃中的元素却不可能转移到手上。物质交换原理解释了许多物证的形成机理，对具体的检验方法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