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摆脱衣食困扰后的社会骚动

西方在1500年以后就开始了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化进程，这一进程使它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诸方面均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然而，直到20世纪中期，它们才从整体上解决了社会的温饱问题，其标志就是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

观念变化导致战后西方的社会骚动

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实际上意味着许多原有的观念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各个方面。首先，政府的责任问题。尽管西方国家的现代政府早已建立，且自由市场制度的鼓吹者不希望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但随着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这些争论虽还在继续，在政策层面上却已无疑义。绝大多数人相信，政府必须保证人们起码的文明生存条件，也即我们所说的丰衣足食。其次，人们生活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温饱没有解决之前，人们首先要考虑如何生存。而丰衣足食之后，既然简单的生存已不需要努力去争取，那么就希望提高生活的品质，重新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这种变化很快在战后出生的青年一代中反映出来。第三，隶属于某一特定国家的国籍意识或公民意识增强。享受福利的资格是与某一国家的公民身份挂钩的，因此国籍就不再仅是一个抽象的政治问题，而是与实实在在的福利有关，爱国主义从而有了物质基础。

观念变化导致了新形势下的社会骚动。社会学家费迪南·兹威格认为这一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是新的思维感觉方式，新的精神气质，新的报复和渴望的产生和发展时期”。“有史以来头一遭，人们革命不单为面包，还为蔷薇”。战后出生的青年一代是这种社会骚动的主力军，在免除衣食的困扰后，他们希望有更多的人生选择，不致简单重复老一代人的生活方式。

这种骚动产生的后果不完全是积极的，与丰衣足食相关的是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观念的盛行。青年一代比父辈受到更好的教育，却未曾经历父辈的磨难，尽管衣食无忧，他们对社会、文化、政府乃至现存的一切都不满意。他们在衣着上追求奇装异服，在文化消费上追求感官的刺激，在政治上反抗一切权威，在婚姻和道德方面追求绝对的自由。而对于究竟要达到什么具体的目标，绝大多数人的想法却过于抽象和虚幻。因为他们既要享受现存社会提供的一切物质便利，又要反抗其赖以存在的基础。

这实际上也是近代以来西方知识界的一种传统：那就是始终对现存的政治经济制度持批判态度。即便是美国，其主流文化也不赞赏资本主义。很多美国知识分子高度评价极端个人主义和不受任何限制的个人自由，却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体制本身怀有敌意。然而，这种反对并不表明他们不愿意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基础上生活，他们并不拒绝现存体制带给他们的实际好处。所以，当这些青年人走上社会、建立家庭并独立生活时，他们的反抗似乎也就无疾而终了。

这种大规模的反叛浪潮对西方社会的冲击当然是巨大的。毕竟，青年一代的要求自有其合理的性质，因为他们也面临着新的社会问题：科学和技术中的工具理性以及文化和政治的控制都造成了新形势下的恐怖威胁，核武器和环境污染甚至能造成人类种族的灭绝……如何在一个既十分丰裕、又充满危机的社会中生存，如何平衡环境与资源的关系，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青年人的躁动，的确也反映出社会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困境。

两种制度设计化解危机

如何化解这种危机，是战后西方社会从未遇到过的难题，西方的政治家也并未对此做好准备。然而，过去几百年间西方国家取得的制度进步却在无形中化解了这种危机。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在应对这种骚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战后，西方各国在政治上已将民主扩展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至少在选举的意义上，民主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当然的组成部分。普通劳动群众和工人阶级，无论其实际经济收入如何，都能够通过组成政党或是选举自己满意的候选人来表达政治意愿。因此，西方现代政党的阶级划分越来越模糊，每一个政党都不可能只代表某一特定阶级的利益而忽视其他的利益集团，它能否执政取决于它是否能协调各个主要社会集团的利益以获取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国家机器从而逐渐成为各社会利益集团协调利益冲突的场所。

国家职能重心的变化同样也体现在经济上。自凯恩斯主义出现后，西方各国就再也没有放弃过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新自由主义、货币主义等思潮的出笼，也只是部分地改变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从社会福利政策的角度看，其最大的变化是通过累进所得税以及各种福利政策，使原有的劳动阶级和贫困人口能分享部分社会发展的成果，甚至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也具有某种潜在的发言权（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言人，或是成为某些政党拉票的对象）。这种政治经济民主的扩大，固然也有其弊端，但对缓和社会各集团的矛盾，减轻社会骚动带来的危害，显然起了重要作用。

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扩大，使西方国家得以在制度性的框架中对各种新的社会冲突进行微调。具备这种微调能力，是西方能在新技术革命中占据有利位置的重要因素，对其今后的发展也至关重要。我们可以认为，西方未来的发展将更为平稳，不会再出现1929年那样撼动全局的危机了。

国家正面引导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调控”青年一代在丰衣足食以后的躁动，国家强化正面教育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就把保卫国家和民族利益作为社会教育的第一要务，把国防教育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采取各种手段向国民灌输国家至上、民族的使命感、民主制度不可战胜等思想，激发国民的自豪感和自信心。美国政府认为，仅靠经济的发达、技术的先进来维护国家利益是不够的，必须强化国民的精神，强调每个公民都要树立献身国家、服务国家的观念，不断克服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带来的精神颓靡，克服社会风气的堕落给国家利益造成的危害。肯尼迪的“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应该是这种教育思想的典型产物。有了道德、精神作保证，美国政府再把自然科学、数学和外语当作重点，并把与军事应用相关的体育项目纳入国防教育内容之列，对于与国防教育相关联的学科，如历史、地理、纯自然科学，也尽可能发挥它们的优势，指出学习和研究这些学科对国家安全所具有的现实和潜在意义，以收到预期的效果。这种综合性素质教育非常成功，让衣食无忧的美国青年人认识到：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要享受优质的生活，就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通过能让青年人接受的方式进行一个国家的正面价值教育，是每一个丰裕之后的政府必须要做的事情。

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史上，面对社会发生的激烈变化，政治家们大体上可分为两类：希望加强社会约束的人和希望放松社会约束的人。但事实证明，两种极端的状态都不可取，面对新的社会变化，过分地压制只能适得其反，而放任自流也会贻害无穷。按照社会的主流价值进行积极的引导，往往是一种最佳的选择。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足够的耐性和智慧，也需要制度具有相当的包容度和弹性。富裕的人群与饥饿的人群具有本质的区别，他们并不想毁坏社会的根基，因此，绝大多数的过激行为，不过是一种宣泄而已，当政者不必过分在意。只要社会能保持丰裕的状态，维持一个公平的竞争秩序，贫富的差别不致太大，则所有的麻烦都不难解决。

（作者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

责编/张潇爽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