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议案聚焦经济法律

3月18日，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为标志，各代表团及代表联名提交的共计1050件议案，开始进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处理程序。

记者从全国人大了解到，收到的所有议案中，一半以上与经济事务相关，三分之二涉及对法律的制定、修改和完善，而其中来自企业的代表的呼声最为直接和集中。

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用友公司董事长王文京告诉记者：“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于经营企业，政策的影响没有以前大了，但法律的影响越来越大。”正是竞争压力的加大和规则意识的增强，联手催生了中国企业为了争取更好的生存环境而不约而同发出的呐喊。

企业不能承受之缚

从全国人大已经公布的主要议案资料来看，修改法律的矛头首先指向《公司法》。在多件要求修改《公司法》的议案中，提案人普遍认为，1993年底通过的、自1994年开始实施的《公司法》弊端重重，一些规定已经严重限制了公司型企业的发展。

用友公司董事长王文京在联合了企业界、教育界和党政部门30多名代表签名的议案中，建议修改实收资本制、对外投资与公司净资产比例的限制性规定以及公司股票回购制度等。“提出该议案，是因我在企业实践中经常遇到此类问题，其他企业也有相同感受。”王文京告诉记者。

现行《公司法》对公司设立的要求过高，直接阻碍了民间投资。根据《公司法》第23条，办一个公司最低注册资本也要10万元，再加上第78条对注册资本与实缴资本必须一致的规定，使得依法兴办公司颇为不易。

君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潘跃新律师对降低公司设立门槛、简化程序的建议深表赞同。他说，“公司法设立的高门槛，是当时的立法者认为这样做有利于控制或减少公司的欺诈、违规行为，但是实际上，这些问题，不可能通过高门槛就能控制住，却断送了多少人的创业梦想。这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桎梏。”

《公司法》第12条还规定，公司对外“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50％”。这直接限制了公司特别是民营企业做大做强。

这个50％的限制自然不是凭空而来。有关专家认为，这是由于当初立法者对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多增长心怀恐惧，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事实上这不仅限制了企业的对外投资，也不利于通过资本市场实现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继而完成对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利明教授等30名代表把矛头指向《企业破产法（试行）》。他们认为，破产法在实施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如适用范围太窄，许多内容明显不符合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缺乏对许多基本的、重要的破产规则的规定，主张尽快制定一部适用于不同种类市场经济主体的统一的《破产法》。

在潘跃新看来，这种状况主要是因为整个中国公司法体系在设计上“重生轻死”，也就是说在公司的设立、上市等方面门槛很高，但是公司“出生”以后，一旦出了问题，要重组或退出，这方面的机制就缺乏考虑。“公司法实施时，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才刚刚开始建立，可能当时立法部门根本没有预见到很快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破产。”

除了涉及公司“生死”的大事，对于公司运营中的公平和效率的问题，陆栋、陈章水等代表也就保护小股东权益、董事责任、股东权的司法救济等制度分别提交了议案。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保树强调，《公司法》改革应与全球竞争紧密联系在一起，修改与完善《公司法》，必须要有改革精神，不能只是采用修补的方式，拘泥于个别条文的考量。

作为规范市场经济主体的组织和运营的基本法，《公司法》的完善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很显然，1999年对《公司法》的小修小改也是难孚众望。放开对公司的设立、运行和退出的不必要、不合理的束缚，给企业更多的经营自由，已经成了进一步解放企业生产力、增强企业竞争力的动力和保障。

呼唤平等权利

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议案中，不少代表提出，《公司法》所反映出的对企业的立法取向，仍然没有摆脱改革初期按照所有制性质对企业进行分类的思维惯性。作为一种补充，许多代表提议制定民营企业法，以保障民营企业的合法地位，拓展其生存空间。

苏增福等32名代表在议案中说，民营企业是相对弱势的群体，民营企业的法律地位、合法权益保护，以及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依法纳税等都需要进一步规范。张少康等33名代表提出：为了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建议通过法律规范民营企业的责、权、利，使民营企业真正走上法制化、规范化轨道。苏志刚、罗益锋、袁昌玉、汪定国等代表分别就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制定中小企业风险投资基金法、制定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的设立和使用管理办法、制定企业和企业家维权法等问题领衔提交了议案。

对于民营企业要求以立法改变其弱势地位，清华大学国际经济法教授战宪斌表示支持：“过去，由于历史和制度上的原因，我国约束、管理不同企业的法律有所不同，企业的经济权利实质上也有所差异。这就导致了中国企业之间的‘天生’的不平等，这是与市场经济公正、自由的基本理念相违背的，也是与WTO精神相违背的。”

根据目前的法律制度，按照中国企业所有制性质可划分为“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律制度”、“集体所有制企业法律制度”、“私营企业法律制度”、“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三资企业法律制度）等。在现实中，企业形态除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还有私营企业、个体企业、股份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等。如此精细的划分不但增加了管理的难度，还造成了心态上的复杂。潘跃新律师概括道：“现在是谁都觉得不公平，国有企业认为负担太重，民营企业认为和国有企业是不公平的竞争，而外资企业还想要国民待遇。”

显然，这种体制是与WTO精神相违背的，理应得到纠正。战宪斌教授向记者强调，“国家必须通过法律，强有力地保障企业的尊严、自由和平等。”这并不是空洞的呼吁，战宪斌教授认为，这意味着要一视同仁地赋予企业一系列权利，诸如生产、经营决定权，产品、劳务、价格决定权，产品销售权，物资购买权，资产处分权，劳动雇佣权等等，而前提是必须抛弃原有的按照所有制性质划分企业的标准，按照真正的市场规则来对待企业。

姜健、张学东等代表从另一个角度，提出关于制定反垄断法的议案，呼吁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禁止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地区封锁行为，破除地方保护，营造公平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

在当前，国有企业改革仍是一个严峻的政治经济任务，但战宪斌强调，在法律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可以制定一些经济政策作为对法律的补充，但是不能按企业所有制如何来确定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如果国有企业能够成功地实现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它就仍能继续保持其经济上的主力军的地位。而如果想继续通过法律上的倾斜以及政策上的优惠来扶持国企，就可能会构成为WTO所反对与禁止的歧视待遇。“只有对所有企业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一视同仁地给予有力的保障，才能实现现代企业制度所要求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规制”。

要素市场亟待规范

自中国加入WTO以来，证券、银行、保险等金融市场正在缓步开放，随着市场化力度的加大，我国传统的金融法体系已经很不适应当前的经济发展需要，甚至成为障碍，《商业银行法》、《证券法》、《期货交易法》等均有诸多条款为业内人士所诟病。

此次“两会”上，王午鼎、马蔚华等代表分别提交了关于修改《商业银行法》的议案。王午鼎等代表认为，现有《商业银行法》对外资银行的法律地位、义务没有明确规定，不利于商业银行拓展业务，也不利于促进改革、规范开放、维护金融市场秩序、防范金融危机和加强监督等，建议予以修改。

马蔚华则建议取消金融业分业经营制度，实行混业经营制度，取消限制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法律规定。韩平等30名代表认为，金融机构不同于一般的工商企业，市场退出相对复杂，对社会的影响面大，建议制定金融企业市场退出法。左新亚等37名代表则建议制定保护金融债权的法规，主张对恶意违约进行必要的刑事制裁，增强法律威慑力，约束整个社会信用行为。

陕西大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燕、长沙证管办主任杨哓嘉等代表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修改《证券法》的议案。在他们看来，现行《证券法》从立法思想和具体条款上对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行为的监管和处罚不力，致使对投资者的权益保护不力，应当尽快予以修改。

由于近年来在中国资本市场出现的严重的信用危机，多名代表提议，建立中国的信用体系、保护信用秩序，对政府、企业、个人和中介组织的信用进行立法。

郭向东等30名代表在制定企业信用管理法的议案中呼吁：现代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市场化程度越高，客观上对社会信用体系的发育程度的要求也越高。由于我国信用体系发育程度低，信用秩序相当混乱，信用缺失现象大量存在。为加快企业信用体系的建设，增强企业信用观念和信用防范意识，规范企业的市场行为，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和投资环境，建议制定企业信用管理法。纪尽善、袁昌玉等多名代表也分别建议制定个人信用法和社会信用法。

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的服务性的组织，会计师等中介组织的立法也引起了代表的关注。马平等代表建议修改1993年颁布的《注册会计师法》。李晓方等31名代表认为，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改革的深入和发展，政府职能转变为社会职能后，中介组织作为社会职能的承担者而迅速崛起，并具有显著的市场经济特征，按照我们对WTO的承诺，各种中介组织不能是政府惟―指定的机构，要许可有条件的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中介组织，因此有必要制定中介组织法。

战宪斌教授向记者强调，在加WTO以后，银行、证券、保险这些金融行业应当逐步开放。此外，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不动产市场和信息市场等基本要素市场的建设，也应当尽快地运用法律来规范和调节，才能开成一个真正的、在法制规范下的市场。

就1050件议案如何处理的问题，全国人大秘书处联络局副局长李伯均告诉记者，其中的338件已经交给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案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议案的意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其他的712件已经转为建议、批评和意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交由有关机关、组织研究处理，并负责答复代表。

根据以往的惯例，在今年10月至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将就其中一部分议案的处理做出审议，并在明年的“两会”上答复代表。

李伯均告诉记者，不是所有的议案都能进入立法程序，是否上升为法律要看有无必要性、可能性，以及立法的时机是否成熟，但他肯定了这些议案的积极意义：“它们不仅反映了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更反映了想把问题的解决纳入法治轨道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