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自由之哲学理念在图书馆的实践

[摘要]作为哲学家和政治家的托马斯・杰斐逊不仅将“知识自由”哲学观点应用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实践中，而且从理论和实践上拓展了图书馆的功能：传播知识、实施教育。他的图书馆领导体制创新、“广泛论”购书理念、“知识民主”哲学理念对美国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知识自由　图书馆　托马斯・杰斐逊

[分类号]G250

1　托马斯・杰斐逊知识自由的哲学思想

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年)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科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起草了伟大的《独立宣言》。美国历史上这一伟大文件充分阐述了杰斐逊一贯倡导的民主和自由思想，包括知识自由的哲学思想。他说：“我们拥有这些真理本身就是证据：所有人生来都是平等的，上帝赋予了他们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对杰斐逊而言，追求幸福的工具就是知识自由。传统、教条和强迫都是与知识自由对立的。他在1779年为弗吉尼亚州议会起草的《实施信仰自由法案》中说，人们应当通过思想的自由竞争为知识自由和真理的确定而进行辩护。他说：“真理是伟大的，如果对它不加干涉的话，他终将会占上风；真理是称职的反对谬误的斗士，足以战胜谬误，并且不怕去斗争，除非人为的干涉解除了真理的天然武装――言论和辩论自由。如果允许人民自由地批驳谬误，谬误也就不再具有什么危险了”。

杰斐逊认为，真理是可以由人通过对智力和理性的自由实践而发现。这当然是他关于自然法观点的基础。杰斐逊相信真理是会被所有拥有理性的人认识的。像其他许多天才自由主义者一样，杰斐逊也认为，真理并不是由人通过探究而创造的，因而服从进一步探究的修正。相反，它是自然界的产物，并且是绝对的，不变的，期待着由人的探究去发现。“这样，现代科学对真理的起源和永久性而言之所以更具有暂时性，就是不言而喻的事了。

托马斯・杰斐逊的知识自由哲学理念在图书馆事业建设和发展中的应用，由美国图书馆史学家詹姆斯・卡华西拉斯解释得最为明确。根据他的理解。知识自由要求图书馆的所有信息资料对所有保护者而言，都是可以使用的，而图书馆馆长必须使资料适用需要易于被接触。这就是说，即使对一个孩子而言，也不能拒绝她接触资料。馆长深知，一些仅仅有利于成年人的资料肯定不适合用于年幼者心灵的。无论如何，让仅仅适用成年人的资料成为拒绝儿童使用的理由，事实上是歧视，是对儿童权利的违背。

2　托马斯・杰斐逊践行知识自由

托马斯・杰斐逊在美国建国初期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所做工作之一是进行图书馆实践活动，倡导建立各种各样的图书馆以及以身作则地向相关图书馆赠书或“卖书”等。

他在1787年出版的《弗吉尼亚纪事》中建议，“应在这次法律修改中提出八项法案，要求开设公共图书馆和画廊，每年拿出一定数量的钱，投入书籍、绘画及雕像的购买上”。他在弗吉尼亚大学创建过程中，亲自提议、设计和监督大学主体工程、中央大厦的建筑，而大学图书馆就是这座大厦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2.1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创建和发展

杰斐逊对美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最突出的贡献表现在对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创建和发展上。这座至今仍旧是世界上最大图书馆――国会图书馆创建于1800年。它完全是根据杰斐逊知识自由的哲学理念创建的。从“知识就是力量”的角度观察，它已成为美国民主和信仰的象征。

国会图书馆的体制当时是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确立的。1802年，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批准了第一个关于这一新文化机构的角色和功能的法律。法律中最突出的内容是关于图书馆馆长的设置及其任命程序，即国会图书馆的馆长应由国会提名，总统任命。

托马斯・杰斐逊对国会图书馆本身的藏书内容――范围的扩大也做出了史无前例的贡献。1814年，在美英战争期间，杰斐逊虽然已经退休，但他惊悉英军攻入首都华盛顿并焚烧国会山，包括焚毁国会图书馆及其3000册藏书之后，立即希望重建国会图书馆，并愿尽个人微薄之力，“卖给”国会6487册个人的优秀藏书。这样，杰斐逊“卖给”国会的图书不仅在数量上是它损失图书数量的两倍，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内容上扩大了图书馆的藏书范围。国会图书馆根据法律规定，其藏书的内容只限于法律、经济和历史著作，而酷爱“百科”图书的杰斐逊“卖给”国会的图书，在内容上不仅有法律、经济和历史著作，而且有建筑、艺术、科学、文学和地理等著作。

托马斯・杰斐逊“卖书”的初衷也是可嘉的。他本人在搜集和购买书籍的过程中，还“不得不购置与掌管国家高级政务的人们责任有关的一切书籍”。在他本人高达九千到一万册的藏书中，涉及美国政治家的各种图书特别多。但他觉得，他的这些书不应继续作为私有财产，国会享有按照其自身给的价格而优先购买的权利。

值得提及的是，托马斯・杰斐逊还为全国各种文化机构，尤其图书馆能够方便从海外采购优秀图书而献计献策，其中1821年向国会呈递《关于书税的备忘录》，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杰斐逊在这份备忘录中，首先阐明了美国从建国之日起至1821年期间对国外进口图书征收关税，尤其高额关税的弊端。事实上，由于对海外进口图书一般要受重税限制，所以“古典作品的有价值的版本，甚至用英文写的学术著作以及用所有活的外国语言写的书籍，在美国都没有印刷。除非忍受重税的负担，是无法从国外获得的。”接着，托马斯・杰斐逊在其“备忘录”中指出了神学院进口图书不纳税的“无用”。最后，托马斯・杰斐逊在其“备忘录”中诚恳的提出了希望和要求。他说：“我国资源方面的30多年的经验证明，这些资源是经得起偿还所有的债务和应付匮乏的，所以允许它的立法机关现在根据公共利益对这些物品实行优惠”。托马斯・杰斐逊这项建议显然是十分有利于图书馆等各类文化机构扩大藏书，尤其来自海外优秀图书数量的。

2.2关于图书馆的功能

如前文所述，杰斐逊之所以如此重视和热爱国家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这与他对图书馆在社会发展中所具有重要功能的深刻认识是密不可分的。根据他的观察和研究，仅就当时美国的图书馆而论，它至少拥有向民众传播知识和实施教育的卓越功能。

2.2.1传播知识　对杰斐逊而言，图书馆作为重要文化机构，其传播知识的功能不但是重要的，而且除学校外，是其他任何文化机构所无法取代的。他在1809年给朋友约翰・威奇关于建立县级图书馆的信中说：“这些图书馆应藏有为数不多的精心选择的书籍，借给本县的人民，并制定规则以保证及时完好的归还。这些书籍应当是可以使他们一般地了解其他国家的历史，特别要了解他们本国的历史……，如果你们的榜样可以导致这样的结果，将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根据托马斯・杰斐逊的认识，图书馆传播知识的功能所涉及的对象当然不仅仅限于狭义的普通民众，它还应当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学生，乃至

拥有大学以上文化水平的人，尤其后者。1790年杰斐逊给青年朋友、大学毕业生约翰・杰斐逊写的信中说：“但是他告诉我你也有意学习法律。在这方面我更有能力帮助你。……学生所必需的就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图书馆以及读书顺序的指导。”杰斐逊在这封信的最后部分中还说：“我要你事先下决心做一名精通业务的律师，不要满足于一知半解，只有高深的知识才能使你高于你的竞争者，并且深化你的成功”。杰斐逊在这里所讲的中心思想是“高深的知识”只能来自于图书馆或类似图书馆的个人藏书室。

2.2.2实施教育　杰斐逊对图书馆的教育功能的论述，可以从他许多的文章中读到。根据杰斐逊的研究，图书馆对普通民众的教育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他在1809年给朋友约翰・威奇的信中也阐述得相当明确，他说：“每一个国家的人民是他们自己权利的安全的唯一保卫者，也是能够被利用去毁掉这些权利的唯一工具。而且，的确，如果他们没有被欺骗，他们是决不会同意这样被利用的。为了避免这样，他们应当受到一定程度的教育。我经常想，没有什么办法比在每个县建立一个小型流动图书馆更能以少数的花费获得更广泛好处的了”。

对于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或从事政治工作或法律工作的人而言，也同样离不开图书馆。对后者而言，杰斐逊全力支持国会图书馆的创建和重建本身就是有力的证明。关于前者的证据，在他遗留的著作中也是随处可见的。他在给一位亲戚、大学毕业生并准备从事律师工作的青年罗布特・斯基普韦斯的信中兴高采烈的宣称：“……在这里你可以利用一个按着更为广泛的计划成立图书馆。彼此相距只有数米远，每一个藏书都对另一个开放。位于中央的泉水是人们傍晚游玩的地方”。从这段描述中，读者不仅可以领略杰斐逊是何等重视图书馆的教育作用，而且还可以体会到他本人对图书馆的挚爱。

在杰斐逊看来，图书馆的教育功能对受教育者而言不是被动的，是主动的，甚至是令人心旷神怡的，这是杰斐逊对图书馆教育功能传统认识的深刻发展。在杰斐逊的政治理论中，他把教育当然包括图书馆所能给予的教育，甚至视为追求幸福的手段。对此，美国著名教育史学家斯蒂芬・托兹和归伊・西尼斯所作的分析是颇为令人信服的。在他们看来，杰斐逊对幸福的理解，包括对知识的追求。他对教育以及图书馆事业建设的关心，从其在弗吉尼亚求学和进行政治工作时就开始了。当时，他写过《传播知识法案》、《威廉・玛丽学院补充法案》和《公共图书馆建立法案》等，这3项立法建议包括了他的教育思想核心――民主精神。

杰斐逊以民主为指导思想倡导广建图书馆，反过来，图书馆又在传播民主思想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杰斐逊的这一哲学理念经由印度两位女学者杰・斯里德维和萨利尼・维雅恩德阐述就更加清晰了。她们说：“负责以杰斐逊的精神把图书馆转变成具有民族意识机构的人就是艾因沃思・斯比福德，他原来是辛辛那提州的一位图书馆销售员和1865―1897年的国会图书馆的馆长……自斯比福德开始，国会图书馆的每位馆长都以杰斐逊的才艺和成就为依托来建设图书馆。每位馆长都以不同的方式来完善它，但没有一位馆长动摇过杰斐逊的信仰：政府的民主形式取决于知识和信息的广泛基础”。换言之，图书馆尤其像美国国会这类图书馆在向国家以及广大民众传播民主思想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3　托马斯・杰斐逊知识自由之哲学思想对美国图书馆事业的深远影响

3.1

图书馆领导体制的创新

美国国会图书馆在美国文明发展中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而它几乎完全是在作为总统的托马斯・杰斐逊的推动下，并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创建的。而图书馆领导体制的确立，尤其馆长的提名和任命，也是世界上独树一帜的，而且直至今日，它的领导体制基本上保持原样，其如前文所述，馆长由国会提名，而由总统任命。通过国家立法体制创建的领导体制的这一图书馆19世纪已成为国家文化机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已成为无与伦比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图书馆，国会图书馆以总和1亿3451万册的馆藏量成为图书馆历史之最，图书馆书架的总长超过800公里。服务范围包括：国会议员，国会工作人员和公众。图书馆为读者提供美国国会的史料、会议记录、宪法等重要资料。

3.2“广泛论”(T.Tnive~a]Jty)购书理念

前文已提及的印度两位女学者斯里德维和维雅思说：“由杰斐逊为国会图书馆提出的采购员则为图书馆功能的扩大提供了基础，杰斐逊的‘广泛性’理念对当今国会图书馆广泛收藏政策而言是合理的”。

不仅如此。杰斐逊这一“广泛性”理念在当时虽然主要是对国会图书馆的收藏图书而言的，但当今它已演变成图书馆的“多样性”(diversity)功能的理念了。前文提及的印度学者斯里德维和维雅思在论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功能十分肯定地说：“国会图书馆功能的多样性是令人惊讶的”。具体而言，它是美国国会进行研究的主要依靠；是美国的版权机构以及世界上使用450种语言、许多研究课题和媒体搜集研究资料的学术中心；是对中学生以上年龄段的每个人开放并拥有22个阅览室的公共机构；是重点由行政和司法部门利用的政府图书馆；了解法律的图书馆；是世界上最大提供书目和产品的单位之一；是受委托保管书报资料和音乐表演中心；是全国获奖诗人之家：全国和全世界展览以及音乐、图书馆和文化活动计划的主办者；是图书馆资料保管和存放中心以及世界最大的地图、地图册、印章和记录乐谱以及影视和电视节目单搜集中心。可见杰斐逊“广泛性”理念对图书馆功能扩大的深刻影响。

3.3“知识民主”的知识理念

前述印度两位学者斯里德维和维雅思的结论性认识颇值得人们重视。她们说：“知识之力量以及知识与民主之间的直接联系已形成分享尽可能广泛藏书和服务的图书馆的哲学”。无论如何，就美国当代图书馆业界而言，对杰斐逊这一思想的接收更是全面和彻底的。美国图书馆联合会1948年制定并于1980年进行补充的《图书馆权力法案》就是有力证据。这一法案开宗明义地宣告：“美国图书馆联合会断言，所有图书馆都是信息和思想论坛。”而它指导服务的基本政策包括：①图书馆的书籍和其他资源应围绕它服务的社区所有人的兴趣，所需信息和启蒙而提供，资料不应因其来源、背景或创造人的观点而被排除；②图书馆应当是提供当前和历史问题表达所有观点的资料和信息，这些资料不应因被政党或学派的非难而被调出或禁止；③图书馆应在履行提供信息和启蒙的职责过程中对审查提出挑战；④图书馆应当与所有关心对自由表达思想和自由接近思想的任何团体的合作；⑤利用图书馆的人的权利不应当因出生地点、年龄、背景或观点而被拒绝或减少；⑥为其服务的公众开辟阅览空间和会议室的图书馆也应当在相同基础上提供如此方便条件，无论要求使用的个人或团体的信仰和派别如何。

当然，这一法案也不是解决读者与图书馆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在有人要求图书馆的资料从流通中被撤掉形势下，事件发生的时刻就会来临了，称职的图书馆馆长既不会惊慌失措，也不会怒发冲冠。就像中国人在海外图书馆中经常看见的那样，倘若图书馆馆长是位拥有关于采购资料的哲学著作的学者，亦或图书馆馆长在指定采购这些资料时是使用过这类哲学著作的专家，它就势必在为图书馆正在流通任何资料辩护上拥有牢固的基础了，两者之间的争执也就迎刃而解了。

4　结语

托马斯・杰斐逊成功地把“知识自由”理念运用于美国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实践之中，并在理论和实践上扩大了作为重要文化机构的图书馆的功能。这两点不仅在当时推动了美国图书馆事业的迅速发展，而且对美国图书馆事业长期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切充分表明了杰斐逊对美国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作的贡献是巨大的。

[作者简介]刘懿，女，1963年生，副研究馆员，2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