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论语》的传播思想

【摘要】《论语》作为代表儒家思想的经典著作，对我们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解读《论语》，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有大量蕴含着传播思想的言论。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论语》对传播主体的分析重视传播者的自律；传播内容上，注重信息选择的“把门人”意识；传播渠道上，文化典籍是教化传播活动的主要媒体；传播对象上，树立了强烈的受众意识；传播效果上，重视道德在政治中的作用；儒家的传播原则很大程度上是根据“礼”而展开的。探寻《论语》中传播思想的魅力，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传播文化的历史继承，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孔子 《论语》 传播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是认识整个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关键，也是认识传播思想的关键。①传播学者李敬一认为，先秦传播活动的兴盛促进了文化的繁衍，而在先秦文化体系中，又应包括活跃的社会传播催生出来的与之相应的传播思想。②作为儒家思想的表述载体，《论语》涉及了传播的诸多方面，虽然尚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也并非独立的传播理论体系，但其中蕴含的传播思想却不容忽视，它对中国的文化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往的研究重点多在于古代的传播实践，而对于传播思想少有总结。本文立足于传播学的视角，对《论语》的传播思想作简要地分析，以发掘、整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观念。

一、传播主体：重视传播者的自律

就传播主体而言，传播者是借助某种手段或工具、通过发出信息主动作用于他人的人。传播者处于传播过程的首端，对信息的内容、流量和流向以及受传者的反应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③在以人际传播作为传播的主要手段的时期，传者的修养品行对传播的效果有至关重要的制约作用。④《论语》中对传播主体的分析，特别重视传播者的自律，包括修身养德，也包括自我反思。

1、强调修身养德

为了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论语》要求传播者是符合儒家道德标准的仁人君子。《论语・雍也》中提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质彬彬”确立了君子作为传播者的完美形象，“既风度翩翩、温文尔雅，具有文明礼仪之态和理性之美，又真性真情、刚健质朴，体现人性的原始本真”。⑤

《论语》特别强调传播者的道德修养。传播者“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於天下为仁”（《论语・阳货》），就是要做到态度庄重、待人宽厚、讲求信用、办事敏捷、对人慈惠。在传播过程中，包括君主在内的传播者必须加强个人的修养，“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良好的道德是君主的首要素质，以“正”做表率，就能正人，得到人们的信任和支持。《论语・颜渊》中提到 “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能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⑥。

2、注重自我反思

“省”、“思”是对自己行为的反思，是君子修身的重要方法。这是传播学中的内向传播或称自我传播，即个人接受外部信息并在人体内进行信息处理的过程。⑦“儒家思想传统早在几千年前就认识到了自身传播对社会发展的巨大决定作用和影响力，建构了一套完整和谐的自身传播秩序与理想人格体系，指导人在自身传播的过程中完善自我，从而影响其他传播活动，是整个社会朝着‘仁爱’的方向发展。”⑧《论语》中的内省、反思注重个人的自我修养。孔子的弟子曾参提出：“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而不习乎？”（《论语・学而》）指出每天都要对自己的言行反思。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几乎所有的传播，都必须先“思”（修身）。

《论语》对传播者的论述侧重于人格修养，但很明显这里已涉及传播过程中受者的判断和态度了。古代以人际传播为主要方式，传者的修养素质对传播的效果有至关重要的制约作用。

二、传播内容：信息选择的“把关人”意识

传播学的奠基人卢因认为，在群体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的渠道。⑨人们在接受外部信息时，要对信息源进行选择和甄别，传播内容的选择则以伦理道德为准绳。《论语》十分注重传播内容即信息的选择，选择合乎“礼”的信息传播者决定着传播内容即信息的选择，只有合乎“仁”、“礼”的信息才是最可靠的。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⑩就是在“视”、“听”、“言”甚至“动”等信息传播行为、过程中，以“礼”为原则，合“礼”地进行人际传播。“道听途说，德之弃也”（《论语・阳货》）。如果从路上听到传言，没有证实就加以传播，这是不道德的。孔子反对信口开河的“乱言”。有一次子路说：“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孔子大为恼火：“是故恶夫佞者。”⑾在传播过程中，要注意方法，不可以虚伪行事，“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

毫无疑问，孔子充分认识传播内容的重要性,他反对言过其实, 反对巧言令色。孔子主张的传播内容始终以合乎“礼”的道德判断为原则。

三、传播渠道：以文化典籍为主的教化传播媒介

传播渠道又称传播手段，在传播过程中，正确地使用传播手段，不但是必要的, 而且是必须的。在以文字传播媒介为主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是教化传播活动的主要媒体。

“教化”即“道德教育”。“中国传统道德思想就是求善的学问，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则是培养‘善人’的学说”。⑿《论语》特别重视文化典籍在教化传播中的作用。先秦儒家认为文化典籍的教化价值相当高，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⒀对于《诗》的教化传播功能，孔子有很深的认识：“小子何莫夫学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⒁

除了通过文化典籍进行教化传播外, 孔子所从事的讲学授徒、周游列国、游说诸侯等活动，都传播了其思想观念。

四、传播对象：树立强烈的受众意识

受众即信息的接受者和反应者，是传播者的作用对象。传播活动要取得良好的效果，传播者必须对受众进行分析，《论语》即表现出强烈的受众意识。

1、“有教无类”的教育传播原则

从教育传播活动的受众看，子曰：“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人人都可以接受教育，没有贫富、地位的差别，许多出身贫贱的子弟都汇聚到他的门下。孔子提出的“有教无类”思想，向平民阶层传播文化，突破了以往受教育的等级界线，从而使中华民族的文化知识得以广泛传播，客观上推动了时代的进步。

2、把握受众心理

传播者要想按预定的方向影响受众，使他们接受教化，必须把握受众心理，研究受众的需求和接受能力。在教育传播活动中，孔子指出要注重个体差异的因材施教的方法。《论语・先进》载，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在这里，孔子观察出学生的天赋不同，作为教育传播者，应该“因材施教”，对不同的教育对象使用不同的方式与内容进行教育。

传播者只有充分了解受众，根据受众的不同情况进行教育传播，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这是孔子讲究实效的教育传播思想。

五、传播效果：重视道德作用

传播效果指受众对接收到的信息的反应或回应，也是受众对传播者的反作用。有目的的传播实践活动都是以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为指向的。

儒家学者特别重视道德在政治中的作用，认为道德与政治应该结合为一体，甚至认为政治中的根本问题是道德问题。孔子最早提出了这种思想。在《论语・颜渊》中，孔子说明了君主道德素质的传播效果：“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是说君子之德如风，小人之德如草，风吹过草，草必然迎风倒伏。

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传播活动，其效果十分明显，就是通过伦理道德来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

六、礼的原则被作为传播的总原则

儒家的传播原则，很大程度上是根据“礼”而展开的。具体来说，有以下两方面。

1、慎言的传播原则

“慎言”是儒家传播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慎言”要求人们在传播实践中，言行要谨慎小心。⒂《论语》中动词“言”，体现出了“慎于言”（《论语・学而》）的思想。孔子认为君子要做到“讷于言而敏于行”。具体说就是“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论语・为政》）；子贡也说：“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论语・子张》），要求君子“慎言”。儒家最有代表性的“慎言”原则体现在鲁定公与孔子关于“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对话中。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丧邦乎？”⒃

2、“正名”的语言传播思想

“正名”从传播角度论，即以正当的规范来制约人与人的信息交流。孔子意识到“正名”的重要，这是稳定社会秩序的根本。在《论语・子路》中，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不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之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君子或者君主只有名分正统、规范，才具有传播的合法性，政治传播才能顺利进行，它是礼乐刑罚的前提。

有学者认为“正名”是一种社会控制手段，就是通过正名来“维护和强化正统的符号系统――礼，以系统所确立的准则规范来统帅符号制造、传递和译解，从而影响人们的思想言行”。⒄

结语

要实现传播学的本土化，建立真正的中国传播学，必须重视研究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并从中发掘可资利用的遗产。《论语》是我国古代思想宝库中一份重要的遗产，它对我国的文化传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其中的传播思想和方式也对我国的社会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探寻《论语》中的传播思想,对于发展传播艺术和增进传播效果的研究,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①陈谦：《中国古代政治传播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33

②李敬一：《中国传播史论》[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238

③⑦⑨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57、73、162

④李敬一：《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150

⑤蔡晓宇，《试论〈论语〉之传播思想特色》[J].《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06（4）：62

⑥⑩⑾⒀⒁⒃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138、123、118、81、185、138

⑧毛峰：《传播学概论》[M].湖北：中南大学出版社，2006：88

⑿王正平：《中国传统道德论探微》[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5

⒂王明伟，《儒家“慎言”传播思想及其当代意义》[J].《青年记者》，2007（11）

⒄龚文庠：《说服学――攻心的学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51

（作者：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0级传播学专业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